乐见岛专稿|身体孱弱的“东亚病夫”耻辱史已经翻篇,但是第一精神病大国的帽子如何甩掉?
作者简介
郭巍青,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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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不仅要关注狭义的精神病人,更重要的是,要为所有个人争取更有意义的社群生活,促进精神卫生。这意味着要用法律资源、行政资源、经济资源、技术资源去支持个人和家庭,扩展结社自由,找到合意的社群,建立相互之间的价值分享和情感支持的关系。身体健康,精神舒展,自由自在,才是真正的目标。
精神卫生:一种宽泛的定义
世界卫生组织将每年的10月10日定为“世界精神卫生日”。依据世卫组织的定义,精神卫生是指一种健康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每个人都能够认识到自身潜力,能够适应正常的生活压力,能够有成效地工作,并能够为其居住的社区做出贡献。为了好记,我按照政府喜欢的语言方式,将它概括为“四个能够”。
这定义很宽泛。它把精神卫生看作是健康的一部分,又把“健康状态”理解为个人与生活、工作、社区的关系。这样一来,我们关注精神卫生问题,就不仅仅是关注精神病人这个特殊群体,而是关注所有人,关注我们自己。因为每个人都追求健康,包括精神上的健康。在这里,宽泛的定义起到了一种广泛动员的作用。
此外,宽泛的定义还告诉我们两件事。
第一,我们日常谈到健康与卫生的时候,潜意识里想到的主要是身体上的问题。然而,精神上的健康与卫生问题是同样重要的,甚至可能更重要。
第二,我们需要识别和消除环境中影响身体健康的因素,比如要控制污染。同样道理,环境中有哪些因素影响我们的精神健康和卫生呢?过去可能重视不够;而设立“精神卫生日”的意义,就是促使大家重视。为了保持精神卫生,我们需要识别和抵御风险,同时需要有医疗资源、法律资源和行政资源予以支持。
顺便还说明一下,世界卫生组织,以及世界精神卫生联盟等等,都是全球性的组织。其宗旨是对人类面对的重大问题形成全球性的治理架构。这样的治理架构既不是国家也不是政府,但是他们有三种做事的方式,实际上就是三种“权力”和“政策工具”——
第一是制定标准,即提供一个普遍的、科学的认识准则和行为准则。例如这里讲的关于精神卫生的定义。
第二是传播信息,例如提供关于某种疾病的流行状况、危害性以及应对方案,有点像天气预报。
第三是在最好的情况下,形成全球协调的“规制”(regulation)。举例来说,动员和协调各国的科学家和实验室追踪某种流行病(如非典、埃博拉等),找出解决方案。又比如,划定疫区、发布旅游警告等等,促成相应的态度和行动。
中国加入了很多这类国际组织,可以说,我们既生活在国家之中,也生活在这样那样的全球治理规则和框架之下。这是当代社会中个人所面对的复杂处境。后面会简单分析,社会环境的复杂性是对于精神卫生的威胁因素之一。但我们都必须积极面对生活。怎样使全球的、国家的、社会的资源成为合力,支持和保护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卫生,将会是越来越重要的问题。
身体健康与精神健康
从历史来看,中国这个老大国家转向现代化,需要很大的动力。一方面,这动力来源于国家战败的耻辱感,另一方面,还来源于我们对自己身体的羞耻感。我们的身体被描绘成孱弱的“东亚病夫”,还拖个长辫子,还吸鸦片,诸如此类。自己的身体不行,放大为中国人的身体不行,是很大的耻辱。争取进步,洗刷耻辱,就成了内在的动力。
到了今天,不论什么立场都承认,中国人的身体改造已经大获成功。这有两个标志,第一是人均预期寿命很高,第二是以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为标志,中国人在竞技体育比赛中拿的奖牌非常多。在日常新闻中,新一代游泳运动员的颜值、身材、腹肌和洪荒之力,成了人民的骄傲。我们也拥有了“自己的身材”,在社交媒体上成了传遍全球的符号,谁还能说“东亚病夫“呢?这一页,确实翻篇了。
当然问题还很多。比如举国之力培养的尖子不代表大众体育的普及,地区差异、阶级差异仍然很大等等。但这相对来说是次级问题了。就整体的、长期的、平均的数据来看,完全可以说中国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现在居于世界前列,第一方阵,不必脸红。
但是,身体方面的卫生和健康改善了之后,会是什么情况?
首先,身体健康的问题永无止境,但是越来越从前端问题转变为后端问题。我们的母婴死亡率已经大大降低,更多的问题来自于长寿,如癌症和各种老年病。
其次,人们一般地不再担心疾病的治疗。经济负担当然是一个问题,不过通常这意味着我们知道医生有更好的办法,只是更昂贵。人们越来越担心漫长的而且越来越长的生命中,到底会发生什么,以及如何有尊严地离去。
很多时候,这不是身病,或不仅仅是身病,而是心病,是一种弥漫而挥之不去的焦虑。三、四十年前,买保险是个很前卫的概念。今天,无数家庭买保险,成就了无比庞大的支柱型行业。精算专家和普通人互相竞赛着计算,这一生到底有多少风险啊?
最后,我们从社交媒体上就会看到一个长长的连续集或光谱,其中充满了心理和情感上的各种负面因素。从轻微的烦闷与低落,到孤僻、郁闷、恐慌、沉迷、上瘾、焦虑、暴躁等等,再到有临床症状的精神病,再到极端的反社会的变态犯罪……
可以用新近一则新闻来具体说明一下。一位男子抱怨邻居家的狗吠总是干扰他睡眠,多次交涉未果,便拿刀子进入邻居家里捅人,造成三死一伤的悲剧。
这些问题,有些可以从专业的精神病学或心理学的角度去分析,有些可以从文化的、法律的、社会的、甚至政治的角度去讨论。而依据开头讲的关于“精神卫生”的定义,也可以把它们都纳入“精神卫生”的概念下来讨论。凡是不利于“四个能够”的,都是不利于“精神卫生”的。这也是宽泛定义的一种作用:划定一个广阔的问题领域。
我的一位朋友不久前去一个非洲国家,当了几个月的志愿者。她告诉我,在贫民区里,孩子们赤着脚在空地上踢足球。那不是真的足球,是捆扎成一坨的废布条,好歹像个球。不过,孩子们很快乐。另外她没怎么见过或听说癌症、高血压、抑郁症之类的问题。原因很简单,就是寿命不够长,营养不够好。
比较起来,我们在寿命、营养、健康等方面当然更好,但是不是更快乐,这却难说。也许中国到了这样一个转折阶段,身体健康之后,精神健康问题渐渐凸显而成更重要的问题。
对于贫民区来说,改善一下饮用水的卫生,就能显著改善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包括降低母婴死亡率。那么从精神卫生这个视角来看,我们需要改善什么?
五花八门的诊断
现代化的发展有一个信仰,就是相信通过经济发展和改善卫生,我们就能战胜五大恶魔,分别为贫困、疾病、愚昧、肮脏与懒散。今天来看,除了贫困一项尚有争议,其他的似乎都实现了。其中“疾病”一项,更多地是指那些令人短寿的身体疾病。人类在这个方面的进步之大,使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说,随着生命技术和计算技术的结合,人类在21世纪将进入“长生不死、化身为神”的新阶段。
五大恶魔中的“疾病”主要指身体不健康、不强壮,隐含的意思就是精神病不是个问题。然而,有一派理论叫做“批判理论”,在这一派的理论家们看来,精神问题(广义上包括心理与情感问题)才是真正的大问题。不仅如此,精神健康方面出问题,根源在于我们身处的社会,也就是我们一手造成的现代化发展。
其中比较为人所知的是法国学者福柯。他认为,所谓癫狂状态本是一种自然状态,但现代医学的发展给“癫狂”贴上“不正常”的标签,从而区分出专业意义上的精神病。有了精神病做对照,我们就可以把自己定义为“正常”,并且拥有对病人加以区隔和治疗的权力。这是一个癫狂与文明互相生产对方的过程,也等于说,精神病是现代文明制造出来的一个问题。
如果要问,客观上是不是有精神病这个东西呢?一个被看作是“自闭症”的孩子,可能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据说爱因斯坦曾经智力发育迟缓,那怎么分别正常与不正常呢?这里还真没有完全统一的“科学回答”。
但是,有很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等等相信,大量经验材料证明,急剧的发展与变动,对个人的精神、心理、情感、文化认同等等带来了巨大的扰动,它带来一系列“精神上”的问题,例如广泛的焦虑感。而这些问题是前现代社会没有的,或者不显著的。
这方面的理论和研究堪称汗牛充栋,没法概括。我只能根据自己的有限理解(可能错误),介绍几点。重点集中于最近几十年来的技术发展和全球化背景。
第一个叫做“时间打败空间”。工业革命的进程,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显著特征是一切事情“加速”。哪怕远在天边的人,通过网络,也可以瞬间联通。这个事情的意义是,空间障碍瓦解,本地社群关系亦随之瓦解。
从大的方面看,高速流动的资本重构城市和乡村,改变大地和天空的景观,我们的家园和邻里街坊全都打散、流动、重组,这已经是整整一代人的日常经验。从小的方面看,两个人在同一间房里,互不沟通,只顾在手机上与更远的人对话;看着手机过马路被撞或者掉到池塘里……诸如此类,都是“时间打败空间”。
第二个叫做无穷无尽的连接与风险。相对固定的空间和相对有限的联系,会增加人的安全感,方便人从容地做出理性决策。但是,所谓沟通无极限,而且时间压缩到以秒为计算单位的时候,风险就加大了。股市就是如此。
而一个人在饭局上说了几句话(有限空间),被传播之后,瞬间放大(时间打败空间),加入了各种理解,可能会变成大祸。这在社交网络上已经变成了普遍的经验。但是控制传播或者吃饭不说话,要么根本不可能,要么成本极高。这就成了每个人都会面对的风险与困局。
第三个叫做失控与无力感。从决策的角度看,相互连接意味着相互影响,再加上时间因素,无力控制的感觉是必然的。人越来越难以规划稳定的、可预期的职业生涯,只能是拼命抓住眼前的一切。但什么有用什么没用,没人能给确切答案,因为没有人能控制住所有的影响因素。
第四,综合以上,导致生活失去意义。而生活变得荒谬,会引发歇斯底里。
这样概括比较简单粗暴,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这类分析往往理论概念很深刻,逻辑很漂亮,智力上很有挑战,却开不出处方。如果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那么生活就是失重的,变成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确实有人因此走向对生活、对生命、对建制的“大拒绝”或者“大放弃”。
但是有人开出处方了。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迪顿(Angus Deaton)在与他人合作的研究中证明:全球范围的资本流动与产业转移,导致美国工人岗位丧失,导致社区、家庭、职业生涯与生活价值的崩溃,导致“非癌性疼痛”增加,最终导致止痛药滥用、吸毒、犯罪和自杀。锈带州的形成,就是一个时间打败空间的故事。
极右翼理论家班农据此主张,要把产业带回美国,重建高薪工作岗位,重建社区价值和家庭价值,扭转精神上的崩溃现象。班农的这个主张,现在成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即贸易战。
这里不讨论贸易战。只想指出,假如我们相信迪顿的研究,假如我们相信班农的宣称出于真诚(不论对错),那么就会从特朗普的政策中看出一个隐含的目标,就是精神卫生。如果这个推论是对的,那么就可以理解,一时的贸易损失,相对不重要。
结社自由才是出路
儿童心理学家指出,婴儿逐渐明白,妈妈走开,还会回来,从这里,婴儿开始形成信任感和安全感。这关键性的一步如果顺利,对其日后健康人格的形成非常重要。英国著名学者安东尼·吉登斯也说过,每天早晨出门上班,熟悉的小店总在街角,这会带来安全感和信任感。
简单说,熟悉的空间格局,亲密的家庭和社群关系,对于人的情绪稳定有重要作用。现代社会快速地、甚至粗暴地打碎了这些东西,可能要付出巨大代价。
互联网技术的先锋人物扎克伯格反思过这个问题。他决心要聚集最聪明的算法专家,帮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容易地找到或者建立“有意义的社群”。扎克伯格甚至要修改公司章程,将这一点作为“脸谱网”的公司使命。
这一切与精神卫生有什么关联吗?关联在于,通过“有意义的社群”,可以在眼花缭乱的变动社会中,帮助人们建立亲密感、意义感、责任感和对生活的掌控感。如果把负面的情感体验看作是流行病,那么社群是一种治愈系,它缩小被流行病感染的人群基数,最终降低出现极端行为和犯罪行为的概率。
于是,古老的自由结社的权利,现在需要注入更加新鲜而积极的内涵。换句话说,孤独而无力的个人是没有尊严的,也是精神病征的起源。精神卫生日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不仅要关注狭义的精神病人,要为他们争取权利和资源,这些都很重要,而且还远远没有做好。
但更重要的是,要为所有个人争取更有意义的社群生活,促进精神卫生。这意味着要用法律资源、行政资源、经济资源、技术资源去支持个人和家庭,扩展结社自由,找到合意的社群,建立相互之间的价值分享和情感支持的关系。身体健康,精神舒展,自由自在,才是真正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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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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