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见岛专稿|放牛班的真实春天——交响乐怎样为贫儿插上天使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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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乐见岛专栏作者  王洪波（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新闻总监）

本文共计6200字，预计阅读12分钟。

  编者按：  音乐救助体系创造出一个独特的社区，使之生活在其中的人，承认自己是相互依赖的，每个人对他人负责，其他人对自己负责，在共同的协作中创造美，同时打开一个广阔的精神世界，让那些生活在贫困中，缺乏自尊和自我认同的孩子，重获新生。

“音乐挽救了我。”杜达梅尔曾在一次访问中说，“小时候，犯罪、毒品和绝望每天就在身边上演，罪恶离你那么近，是音乐给我们出路，让我们远离这一切。不同人生轨迹之间，也许就像差一把小提琴的距离。”

视频为委内瑞拉音乐救助体系幼儿成长进程，视频共计12M，建议WIFF观看。

音乐，特别是以交响乐为代表的西方古典音乐，一向被认为是一种殿堂音乐。虽然也有草坪、森林音乐会这样一种消夏和休闲的音乐会形式，但从来没有人认为交响乐是一种下里巴人的游戏。因为消夏和休闲音乐会，不过是殿堂音乐偶尔把地点搬到了草坪和森林，它在本质上还是殿堂的。

但是，2017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位指挥家，36岁的古斯塔夫·杜达梅尔。他的出现，颠覆了人们对古典音乐只能产生和生长于殿堂的传统认识。

图为古斯塔夫·杜达梅尔（Gustavo Dudamel）

杜达梅尔（1981-01-26）是一位80后艺术家， 2004年在国际马勒交响乐指挥大赛一举夺冠，2007年应邀出任瑞典哥德堡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2009年受聘为美国洛杉矶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直到2017年登上全球瞩目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指挥台，被称为是“改写21世纪音乐历史的人”。

所谓“改写历史”，并非仅仅是他个人的这一连串奇迹，而是他赖以成长的——在一个并没有古典音乐传统与历史的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实行的 “音乐救助体系（El Sistema）”。

  音乐界   的甘地

什么？“音乐救助体系”，而不是“音乐教育体系”？是的，音乐教育体系在西方早已成型，轮不到古典音乐基础薄弱、甚至上基本上没有古典音乐传统的委内瑞拉。为什么是救助体系呢？最直接的证据是，负责推动这一体系建设的并非委内瑞拉的文化部门或教育部门，而是社会福利部门。

音乐救助体系的理念来源于何塞·安东尼奥·阿布雷乌，他是一位指挥家、钢琴演奏家、教育家、经济学家、政治家，曾任前委内瑞拉文化部长、查韦斯掌权时代的国家经济规划委员会主席等，但所有这些头衔都不如他作为委内瑞拉“音乐救助体系”推动者更具有世界性影响。

图为何塞·安东尼奥·阿布雷乌（JoséAntonioAbreu Anselmi）

为此，他曾经先后两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各个国家音乐学院、联合国相关组织所授予他的荣誉头衔更是不计其数。他甚至被称为音乐界的甘地，这也许是最适合他的桂冠。

阿布雷乌（1939.5.7-2018.3.24）自小接受音乐教育，且多元发展。在首都加拉加斯音乐学院就读期间，他不仅主修钢琴和作曲，还在一所天主教大学主修石油经济学，之后又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做博士研究。

但音乐始终是他的最爱。1975年2月12日，阿布雷乌博士在一间地下车库里组建了他的第一个管弦乐团，并开始排练。几天前，他得到一笔捐赠，是50个乐谱架，可供100个乐手使用。没想到，当天只有11个孩子到场。他在回忆往昔时说：“我可以放弃，但我决定接受挑战。那晚，我对孩子们说，我会让这支乐团变成世界上最好的管弦乐团之一。”

委内瑞拉和El Sistema之旅

阿布雷乌博士没有食言，经过多年的努力，不仅在委内瑞拉建立了多支优秀的、享有世界声誉的儿童和青年管弦乐团，还成就了一个庞大的，坚持了四十几年的“音乐救助体系”。这一体系，至今已经有35万多人从中受益，这在仅仅有3000多万人口的委内瑞拉来讲，占了不小的比例。

杜达梅尔是其中的佼佼者。除去杜达梅尔，委内瑞拉已经为世界贡献了五六位具有国际水准的指挥家，以及多位在世界各地著名交响乐团担当重要席位的音乐家。

更重要的是，委内瑞拉由于这个“音乐救助体系”的存在，日常活跃着400多支儿童（7-16岁）管弦乐团和青年（16-20岁）交响乐团，注册会员超过35万人，这些成员中的8成来自贫民窟等社会边缘阶层。

El Sistema培训中心的学生  

在查韦斯时代，委内瑞拉政府每年斥资6000万美元推广“音乐救助体系”。据相关统计，政府每投资1美元的经济回报是1.6美元。因此，即使政党轮替，也不会影响到它。如今，这一体系每年接受来自美洲银行数百万美元的赞助，同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也将它放在官网上，扶持其运作。全球已有40多个国家学习和借鉴这一方法。

  “音乐挽救了我”   被音乐改变的人生

阿布雷乌博士相信，儿童一旦开始学习乐器，他的人生轨迹就会改变，因为音乐会为他打开一个广阔的精神世界，足以让他克服贫穷。他引用特蕾莎修女的理念，认为“贫穷最悲惨的一面，就是让人缺乏自尊和自我认同，感觉自己什么都不是。”

委内瑞拉青少年在“音乐救助体系”的帮助下参加音乐课程学习。

但是乐团提供了一个小的社会模型，它让在乐团或合唱团里 的孩子们看到自己的各种可能性，并且这个可能性还会影响到家长，这个孩子自此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贫困家庭的模范。

“音乐救助体系”不从高深的音乐理论入手，而是直接将乐器交到孩子手中，让他们自组乐团相互磨炼。在委内瑞拉，2岁大的孩子就可以开始接触音乐，逐渐熟悉音乐语言，4岁开始学习乐器，等到他们长大到六七岁就可以在乐队里演出了。

说到直接将乐器交到孩子手中，也并不是那么简单。这样他们会不珍惜的。最初并不让孩子碰真的乐器，因为乐器毕竟是珍贵且易于毁坏的。他们先是带孩子们游戏，并教孩子自己剪裁、黏贴、制作这些乐器的纸质代用品，培养孩子熟悉乐器的每一个部件，然后带着他们组成虚拟的乐队，让孩子们在“假的乐器”上“演奏”。

El Sistema 纸乐团

通过一系列智力开发、乐器零部件认知、肢体协调训练与聆听辨别的课程，建立孩子们对乐团与每样乐器的基本概念，为下一阶段拿到真正的乐器训练做好充分的准备。甚至得到这一个纸乐器，也有一个简单而有趣的授予仪式。

在这一过程中，孩子学到的不仅仅是乐器和音乐常识，更多的是对音乐忠诚度的建立。在经历了授予仪式后，孩子们会把手上的乐器模型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吃睡在一起，每天擦拭它，一个人寂寞的时候会和它聊天说话，就像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最初的训练是纸乐团，老师们会将乐器的特性以及乐团日常管理的行为规范编成朗朗上口的儿歌教授给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将以做游戏的方式，从点滴的日常行为，如一个演奏家的坐姿、站姿、该如何鞠躬、如何上下台、如何拿乐器以及演奏姿势等等方面进行学习。

不仅如此，一些超越了乐团概念的社会行为规范也将潜移默化地养成。比如按时参加乐团“排练”、迟到或有事不能来要给老师请假、听从指挥与老师的意见、当别人说话或“演奏”时要静静地听完再发表意见、用恰当而礼貌的语言表述自己的想法、把内心的感受分享给其他人、爱音乐爱你的团队、学会坚持不怕劳累等等。

“音乐救助体系”的音乐教育者认为，只有先做到这些并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孩子们才被允许拿上真实的乐器走进真正的儿童乐团。这培养了孩子们熟悉乐队的组织形式和表演礼仪，以及对一件真实乐器的渴望。正式授予乐器的时候会有一个隆重的仪式，所以等到一件真的乐器到手，孩子会倍加珍惜，甚至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

正在学习中的孩子

“音乐救助体系”的教学也别有特色，鼓励团队学习，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教学模式。教室里，老师与学生们用同样的桌子，大孩子会带领小孩子一起学，水平高的孩子可以成为初学者的老师。

这就把音乐的教学还原到一种儿童游戏的状态，同伴之间的学习是最重要的学习。水平较高的孩子在培训初学者的时候，既是自己的巩固练习，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变相奖励和鼓励。

我们做游戏时候都知道，很多玩法都是跟小伙伴学的，而不是跟父母或老师学的。而且这种学习几乎没有任何负担。这似乎解答了为什么许多国家千千万万的小琴童在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痛苦中放弃了音乐的学习，而委内瑞拉的孩子们以音乐为乐，坚持下去就会容易得多。

同时，音乐还是伟大的调和剂，指挥棒一开启，乐手人人平等。有过乐团经验的人一定会赞同，共同演奏音乐，就是把人们彼此拉近的一个最好的方式，而且过程还相当有趣。其实，只要稍稍观察一下中国的广场舞或公园街头自发的娱乐休闲式演奏和演唱，看到其中的那种陶醉和默契，你就会明白这个道理。

你知道杜达梅尔是多大开始登上指挥台的吗？12岁！因为某一次指挥老师迟到了，大家又都想马上开始排练，于是12岁的小提琴手兼团长杜达梅尔就被乐手们半开玩笑地推到了指挥台上。

“我脑子里就想象着魔法师的动作和曾经的玩偶乐队，摆好姿势，闭上眼睛，魔术就这样开始了。”杜达梅尔这样回忆他的首次登台。

“他做的很棒，就像一位富有经验的指挥家。”杜达梅尔的指挥天赋由此被迟到的老师所发现，5个月后，被任命为乐团指挥助理。

据他的祖母回忆，从学校回家吃午饭时，杜达梅尔喜欢将玩具士兵排列成乐团的模样，还做了一个小盒子当指挥台，用留声机播放音乐。临走，他会提醒祖母不要在他去上课时弄乱了“乐团”，他回来时还要继续指挥“它们”。

种子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埋下的，但幸运的是无论是他的祖母还是老师，都没有把这棵嫩芽掐掉，源于游戏的动力往往是十分强大的，有时候甚至是伟大。

“音乐挽救了我。”杜达梅尔曾在一次访问中说，“小时候，犯罪、毒品和绝望每天就在身边上演，罪恶离你那么近，是音乐给我们出路，让我们远离这一切。不同人生轨迹之间，也许就像差一把小提琴的距离。”

委内瑞拉千千万万儿童的命运因为音乐而发生了改变。

委内瑞拉现在的经济可以说是一团糟，但委内瑞拉在西方世界最代表资产阶级的艺术行当——古典音乐的从业者和观众心目中却很受尊重。杜达梅尔本人早在2007年，他26岁的时候就在瑞士卢塞恩音乐节上，第一次指挥了著名的维也纳爱乐乐团。

除去杜达梅尔之外，其他“音乐救助体系”培养的音乐家还有阿尔斯特管弦乐团指挥拉斐尔·帕亚里，图森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何塞·路易·戈梅兹，柏林爱乐倍大提琴手艾迪克森·鲁伊斯等，他们都是在阿布雷乌博士的关注下从一张白纸开始学习音乐的。

“音乐救助体系”在普及的基础上，也形成了金字塔形的全国音乐人才结构，400多支交响乐团、35万多会员，他们中的优异者或音乐天才有资格被挑选进入两大顶尖职业乐团——西蒙·玻利瓦尔青年交响乐团与卡拉卡斯青年交响乐团。

西蒙·玻利瓦尔青年交响乐团

这两支乐团处于金字塔的顶端，不仅在委内瑞拉令人羡慕，还通过英国著名经纪公司Askonas Holt的国际化运作进入了世界顶级乐团序列，名满全球，国际巡演邀约不断，演出报酬也完全可以比肩任何一个西方老牌的交响乐团。在许多国家，委内瑞拉也往往被称赞为音乐教育的奇迹与典范。

关于委内瑞拉的“音乐救助体系”，至少有两部书完整地向西方作过介绍，一部是《他们为生命演奏》（下图左），另一部是《改变生命——古斯塔夫·杜达梅尔、“音乐救助体系”和音乐的转化力量》（下图右）。

  音乐救助体系：  中国也可以

委内瑞拉音乐救助体系是指以音乐教育为手段，对学龄前儿童、待就业青少年，特别是国内贫困地区的儿童进行音乐职业培养与就业指导的国家政策。从这一官方对“体系”的定义与描述中我们便可看出，“音乐教育”是被当作国家社会救助政策的一部分，而非单纯意义上的“音乐教育”。

音乐，被官方放在同社会保险、社会工作、甚至是难民救助的水与食物同等重要的位置。换句话说，就是把音乐教育从教育职能转向了民政和福利职能，这是委内瑞拉“体系”与其他任何国家之前的音乐教育体系完全不同的关键。

学习中的孩子

在阿布雷乌的倡导与推行下，“音乐救助体系”的音乐人才培养计划已成为全球争相效仿的模板。特别是在标志性人物杜达梅尔执掌洛杉矶爱乐乐团以后，“体系”模式更是横扫美国音乐教育界：

以洛杉矶青少年乐团为基点，今天“体系”已在圣安东尼奥、纽约、波士顿、新泽西、费城、芝加哥、辛辛那提、迈阿密、匹兹堡、亚特兰大等数十个城市落地生根，全国共有34个州的100多个中小学与艺术中心引入了“音乐救助体系”音乐教育，并建立了ELSistema USA的大区域组织。

而在加拿大、韩国、日本、德国、瑞士、法国、葡萄牙也都有以委内瑞拉“体系”为蓝本建立的青少年音乐教育计划。

在英国，“体系”的变体“In Harmony”计划在教育部与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的财政支持下已推行了8年，参与计划者涵盖了绝大部分英国交响乐团与地方剧院，每年有大批的英国音乐教育者被送往委内瑞拉考察学习，更多的委内瑞拉音乐人才与教师开始在两国政策的支持下走出国门，在英国推广“体系”。

如果谈到文化和制度的输出，委内瑞拉这一在许多方面并不为西方社会所称许的国家，竟然向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输入了“音乐救助体系”。这一点堪称奇迹。看起来文化与制度的输出，吸引力才是不二的法则。

图为阿布雷乌先生和洛杉矶爱乐乐团

也曾经有人指责“音乐救助体系”是委内瑞拉独裁统治者查韦斯的一个面子和形象工程，但是随着委内瑞拉的动荡以及查韦斯倒台多年，而这一体系却一直坚持不衰，并走向全世界，这一说法不攻自破。

那么这一制度对中国有哪些启发呢？

首先，音乐是一项权利，青少年具有欣赏、表达和参与“美”的权利和能力。通过引导与学习，这些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和对世界的态度。通过“音乐救助体系”可以让音乐文化更加普惠于大众，尤其是从小、从贫困人口抓起，更具有非凡意义。

音乐使得大量生长于委内瑞拉贫民窟的孩子接触了更高尚的生活方式，使得他们得以远离犯罪，远离贫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人生境界一下子开阔了起来。

贫困地区的孩子接受音乐教育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引入“音乐救助体系”，意义十分重大，它可以帮助社会底层在高考、体育、参军等已经不多的改变命运的机会中增加更加开阔的平台，而且音乐作为一种职业生涯，远比体育、参军等要长久得多。

同时，这与目前的富裕家庭自我投入进行音乐教育的体系并行不悖，只不过是给贫困的孩子增加了更多的机会。

其次，这一体系中“伙伴教育”的方法，不仅可以大量节约教师的成本，还可以激发孩子学习音乐的热情。“伙伴教育”符合儿童心理和儿童学习各种知识的规律，尤其是音乐，本身就带有很强的游戏感，适合孩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广泛开展“同伴教育”。

在委内瑞拉金字塔形的“音乐救助体系”中，高级别乐团的学生，有义务担任初级别乐团学生的老师。同时，在一个儿童乐团内部，这种教育方法创造了一个相对平等的“伙伴教育”空间，在某一技术难点上，做得好的孩子可以现场演示并帮助老师手把手教给他身边的同学。

这不仅解决了庞大“体系”下教育资源特别是教师的短缺以及青年音乐家的职业去向问题，也避免了今天中国多数孩子学习音乐教师与学生一对一教学成本的高昂与浪费。同时，在音乐教育和音乐人才的成长中，伙伴之间的互相学习、竞争、帮助、交流，其实是不可或缺的。

一起练习音乐的孩子

第三，“音乐救助体系”对于孩子们的社会成长帮助巨大。“同伴教育”教学过程中留给了学生相对自由与民主的实践与交流空间，学生互相帮助互相配合，乐团的合作理念得到了更有效地强化。他们在这一体系中除了学习音乐以外，还自然而然的学会了协作、承诺、交流、同情等团队精神和行为准则。

这些行为准则不仅仅是对于乐团和演奏者的日常要求，也与一个文明社会对公民素质与行为的基本要求十分一致。这一点，对于未来即使不从事音乐工作，而拓展其他职业的青年也帮助巨大。

正是由于“体系”中每一个学生从小受到的教与学相结合、自我管理、民主协商、彼此合作等方面的训练，无数青少年成长为社会的人，他们勇于和善于表现自己，懂得如何在维护自身权利的同时尊重别人权利，形成互利共生的良性社会关系。

许多孩子表示，他们在音乐中学习到的太多了。所以当我们看到这几年脱颖而出的诸如杜达梅尔、狄艾格·马索斯等委内瑞拉籍青年音乐家，不仅音乐水平出色，而且能说会道、具有丰富教学经验，能在世界各地给观众上大师班，受到粉丝们的拥戴与喜爱，就丝毫不会感觉奇怪了。

2009年，瑞典皇家音乐学院把宝拉音乐奖颁发给“音乐救助体系”的创始人和推动者阿布雷乌博士，获奖理由是：基于他的远见，通过古典音乐帮助委内瑞拉儿童脱离贫穷，使他们生活得更丰富，提升了传统价值和相互尊重的精神。他的成就告诉我们，只要把音乐落实到生活中去，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就会让儿童、父母和政治家看到未来的希望。

所以，人们称“音乐救助体系”是伟大而感人的音乐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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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编辑：何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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