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经济研究院报告 | 中国经济预测:2018-2020年GDP年均增长率为6.1%【走出去智库】
临近岁末,我们再度站在盘点过去、展望未来的门槛上。2019年中国经济的走势如何?持续的贸易战在来年将如何作用于中国经济?在全球贸易走弱的趋势下,中国国内市场需求将给经济带来哪些影响?这些问题不仅是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关注的焦点,也和每个人的日常密切相关。
走出去智库(CGGT)合作伙伴——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近日推出中国经济预测报告,在这份报告中,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亚太区经济研究主管高路易(Louis Kuijs)、高级经济分析师何天婕指出:逐步的宽松政策应该可以支持中国经济增长在2019年二季度走出低谷,但长期经济增长趋势仍将放缓。与美国的贸易冲突是近期经济增长的主要阻力。
根据该报告,2019年中国GDP的增长率为6.1%,未来10年中国经济的增速将远低于过去10年,其中2018-2022年的年均增长率将为5.8%,2023-2027年的年均增长率为4.7%。
走出去智库(CGGT)今日获授权刊发这份预测报告的主要内容,供关注中国经济未来走势的读者阅读分享。
要点
1、在2019年第二季度前后,逐步放宽的政策将帮助GDP增长走出低谷,但下行风险仍然存在。宽松政策要对实体经济发挥作用仍然需要时间。
2、中国政府要实现2020年GDP翻番意味着2017-2020年年均GDP增长率至少达到6.5%,由于2018年的增长可能达到6.6%,中国现在“只”需要2019-2020年年均增长6.2%,即可实现该目标。尽管如此,挑战仍然存在,包括持续的贸易阻力,房地产业放缓以及重工业产能过剩问题。
3、未来10年中国经济将受到以下因素影响:
-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失去竞争优势的同时,中国将向“价值链”上游移动。
-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人均GDP为美国的28%(按市场汇率计算为14.5%),仍处于相对早期、较为容易追赶的阶段。
正文
高路易(Louis Kuijs)
牛津经济研究院亚太区经济研究主管
何天婕
牛津经济研究院高级经济分析师
● 在贸易局势紧张和市场情绪低迷之际,由于出口疲软和投资增长放缓,今年11月份中国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随着下行压力的增加,我们预计政府将采取进一步措施支持经济。最近中美贸易战停火将带来积极的影响,我们预计宽松政策的总体影响将足以帮助经济增长在2019年第二季度前后走出低谷。但贸易战停火正在经受考验,中美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意味着中国经济前景将面临阻碍和风险。
● 在全球贸易势头放缓的形势下,11月份中国出口增长显著放慢。11月整体投资增长也有所减弱,但房地产投资有所回升。同时,家庭消费略有改善。总体而言,高库存进一步拖累工业增长,11月工业附加值增长放缓至5.4%,突显出未来几个月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
● 12月初中美两国元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会晤,推迟加征关税,中美恢复对话与谈判,这些对中国的出口和商业信心都具有积极的影响。因此,我们将今年和2019年的GDP增长预测分别稍稍提高至6.6%和6.1%,而此前分别为6.5%和6.0%。但是,应美国要求华为首席财务官在加拿大被捕后,贸易战停火开始经受到紧张局势的考验。两国元首都同意努力推动贸易谈判进展。此外,中国已经开始再次购买美国大豆,即将降低美国汽车的关税,并且显然正在考虑修改其“中国制造2025”的一些目标。但中美间潜在的紧张关系将继续存在,并且会笼罩着商业活动和情绪。
1、经济增长面临持续下行压力
由于出口疲软,投资增长放缓以及库存积压,11月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不过,房地产投资的回升和家庭消费的适度改善部分抵消了经济放缓。与此同时,尽管金融和货币政策宽松(包括提高流动性),金融监管放松和基础设施投资增加,信贷增长继续令人失望。
影响信贷增长主要因素包括:新的资产管理规则限制了影子银行的信贷;银行保持谨慎;由于市场情绪低迷,企业信贷需求依然较弱;基础设施投资似乎仍然受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规则的制约。因此,宽松政策要对实体经济发挥作用仍然需要时间。
2、需要更多宽松政策
尽管之前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由于下行压力增加,我们预计政府将进一步采取措施以支持经济增长。这可能包括进一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额外支持基础设施以及进一步削减税收和社会保障缴款。
由于政府并不希望“过度”放宽,也不希望破坏遏制信贷增长后所获得的成果,因此政策放宽的程度将受到限制。12月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表明整体立场不会发生变化。我们仍然预计,在2019年第二季度前后,逐步放宽的政策将帮助GDP增长走出低谷,但下行风险仍然存在。
影响我们短期预测的主要因素包括:
(1)与美国的贸易冲突仍然是关键阻力
虽然推迟加征关税具有积极影响,但由于双方就分歧之处可达成协议的空间相当狭窄,贸易战停火仍然较为脆弱。同时,科技行业出现了新的紧张局势。此外,关税和进一步加征关税的威胁将更广泛地影响出口、对制造业的投资和商业信心。
(2)国内需求疲软
由于市场情绪有所缓和以及对棚户区改造计划的支持力度下降,我们预计房地产活动将进一步降温。在这种背景下,尽管消费受到抑制,但其增长还是会超过投资并进一步支持服务业的增长。
(3)宏观政策放松以减轻经济放缓
我们预计随着下行压力上升,中国将采取进一步措施支持经济增长。虽然宽松政策是逐步增量的并且将依赖经济数据,但我们预计累积影响将足够帮助中国经济增长在2019年第二季度左右走出低谷。
(4)消失的经常账户盈余将影响市场观点
2019年经常账户盈余下降至收支平衡并不是外汇市场和国际收支的分水岭时刻,但这将影响市场关于金融稳定和人民币的观点,对资本账户开放的政策举措也将受到影响。
3、再平衡中逐步放缓
由于投资和工业活动放缓,我们预计至2020年GDP增长将保持减缓状态。但我们预测消费将保持健康发展,服务业将得以增长。总体而言,我们预计2018-2020年GDP增长率平均水平可达6.1%。
中国政府希望2017-2020年年均GDP增长率至少达到6.5%,以达到2010年设定的目标——到2020年将GDP和人均收入翻一番。由于2018年的增长可能达到6.6%,中国现在“只”需要2019-2020年年均增长6.2%,即可实现该目标。
尽管如此,挑战仍然存在,包括持续的贸易阻力,房地产业放缓以及重工业产能过剩。此外,由于政府持续关注增长,因此权衡之下可能会在改革计划上有所妥协。实际上,政府在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在内的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仍然有些缩手缩脚。但是,继续实施供给侧改革对于实现中期强劲的有机增长至关重要。
(1)城镇化和改革
政府的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60%的城镇化率(2015年为55%),1亿左右农民落户城镇。但是,如果希望农民可以完全像城市居民一样消费和行为,就需要更好的获得公共服务的渠道。这需要进一步改革政府间财政体系。
(2)削减产能过剩
政府在削减煤炭开采和钢铁产能过剩方面取得了进展。但需要进一步缩减产能,包括将改革工作扩展到水泥、玻璃、电解铝和航运等其他行业。
1、整体风险评估
中国的整体经济风险评分为4.6,属于居中水平,在164个国家中排名53。该排名远低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平均风险评分。
尽管2017年和2018年上半年经济实现了较为强劲的增长,但随着全球贸易增长达到顶峰,国内需求势头继续疲软,经济增长开始进入放缓通道。持续的中美贸易冲突仍然是中国出口前景的关键阻碍。与此同时,尽管金融和货币政策稍有放宽,但今年信贷增长明显放缓,突显了2019年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
2、未来需要关注的几个方面
(1)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升级
今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继续扩大,过去12个月总额达4100亿美元,而2016年1月至12月的逆差为3470亿美元。特朗普政府专注于减少赤字,贸易冲突可能会进一步升级,从而对中国、美国和全球经济产生重大经济影响。
(2)金融失衡增加
非金融企业债务已上升至GDP的164%,其中重工业占比非常高。虽然在控制信贷增长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对产能过剩的重工业企业的贷款导致贷款质量严重恶化。尽管我们认为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风险仍然较低,但信贷增长重回升势最终可能导致更明显的财政压力,并增加市场动荡的风险。与此同时,在可持续的基础上抑制信贷增长的举措将意味着GDP增长虽然具有可持续性但会更加缓慢。
(3)外汇市场再度面临压力
虽然外汇市场的压力在2017年和2018年早些时候大幅缓解,但最近在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压力重新出现。在情绪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外汇市场的持续压力可能促使中国政府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来支持人民币。
(4)改革进程缓慢或发生扭曲
几个重要领域的改革需要取得进展,如国有企业(包括平衡国有企业与其他公司之间的竞争环境,加强预算约束)、户籍制度、公共财政和金融体系。风险在于提高生产率的改革进展太慢,无法避免趋势增长过程中出现更为严重的放缓。
3、关键性的全球风险
(1)贸易战
如果特朗普总统要推行更加剧烈的保护主义措施,发动对整个亚洲的贸易战,全球需求将受到严重打击。中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使其在贸易战中更加脆弱——到2019年,GDP增速有可能放缓至5.2%。
(2)各国政策支持全球经济好转
在这种情境下,发达经济体推迟政策利率正常化,中国进一步采取宽松政策,贸易战争担忧消退。中国将从更积极的全球贸易环境以及改善的商业和消费者情绪中受益。
未来10年中国经济增长将比过去10年缓慢很多。为了避免金融危机的风险,中国经济必须摆脱信贷推动的投资增长模式。由于现在投资回报率较低,预计资本存量对未来经济增长贡献将大大降低。同时,由于从2016年起工作年龄人口便逐渐减少,因此劳动力供给的贡献可忽略不计。
我们还认为,未来10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将比本世纪头10年时的超高速度(约4%)显著放缓。但是,持续的、渐进性改革应该能够进一步提高生产力。
未来10年也将受到以下因素影响:
-转向更高附加价值的行业: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失去竞争优势的同时,中国将向“价值链”上游移动。
-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人均GDP为美国的28%(按市场汇率计算为14.5%),仍处于相对早期、较为容易追赶的阶段。
(译者:陆倩雯。内容以英文为准。如需牛津经济研究院更多报告资讯或者数据库信息,请给CGGT微信公众号发送联系信息。)
作者简介
高路易(Louis Kuijs)
现任牛津经济研究院亚洲区经济研究主管,常驻香港。主要负责亚洲地区宏观经济研究与预测,带领并管理区内的经济研究团队。加入牛津经济研究院之前,Louis曾在多家公营和私营金融机构担任要职,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并曾在苏格兰皇家银行驻香港大中华区出任首席经济学家。在供职於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期间,他创立并主写中国经济季度报告,广受好评。Louis还在世界银行有关“十一五”规划中期评估工作专案中担任主要负责人。Kuijs先生是著名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专家,他定期为各大国际媒体,包括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彭博社,CNBC供稿。
何天婕
现任牛津经济研究院高级经济分析师,常驻香港。主要负责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与预测。
机构简介
牛津经济研究院最早起源于牛津大学商学院,于1981年成立,总部设在英国牛津,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独立咨询机构之一,提供覆盖200多个国家,120多个行业,3,000多个城市的宏观经济研究报告,经济预测与分析工具。
我们在伦敦,纽约和新加坡设有区域中心。办事处覆盖全球22个办事处,包括贝尔法斯特,芝加哥,杜拜,米兰,巴黎,旧金山,华盛顿和香港。团队拥有350名员工,包括200名专业经济分析师,行业专家和商业编辑,具备全面的研究技术与领先思维能力,专注于计量模型,情景框架,经济影响分析,市场调查,案例分析,专家讨论和网站分析。此外,我们还拥有一个聚集500多个经济学家,分析师和撰稿人的全球网络,为经济研究提供专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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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rian Cooper|CEO and Chief Economist
牛津经济研究院首席执行官兼首席经济学家
Adrian Cooper(阿德里安•库珀) 现任牛津经济研究院首席执行官兼首席经济学家,主要负责监督所有牛津经济学院的全球经济预测分析和咨询项目,带领并管理全球20个办事处的200名经济分析师团队。 Adrian负责领导牛津经济学院的咨询项目,其中包括了欧洲,美国,非洲和亚洲政府部门的政策咨询,行业预测和分析,投资建议等等。 在亚洲Adrian也会为领先的企业和政府机构就全球和地区宏观经济发展提供咨询建议。
▲郑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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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河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长期专注于智能制造领域,积极探索国外先进技术与中国转型升级的结合模式。国内某上市公司原总裁,熟悉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擅长国际化布局和国际业务开拓。
▲ 吕立山(Robert Lewis)
走出去智库首席专家
中伦律师事务所高级国际顾问
国务院国资委外国法律专家顾问
主要执业领域为跨境公司和商业交易法律事务,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清洁能源、公司并购、项目融资、电信、高科技交易和战略伙伴安排等业务领域有丰富的经验。
吕立山律师的代表业绩包括但不限于如下:
-为中国大型承包商拟在拉丁美洲投资的水电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代理著名中国国家石油公司的子公司,一家地质勘察公司,就其拟收购一家在全世界25个国家有经营机构的某外国石油服务技术公司提供法律服务;
-为数家中国公司在罗马尼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投资新能源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代理著名的中国矿业贸易公司,就其收购美国铝冶炼厂以及投标牙买加铝土矿和冶炼经营机构提供法律服务;
-代理著名的中国铝冶炼厂,就其拟在印度某铝土矿合营公司进行投资提供法律服务;
-代理著名中国电力投资公司,就其拟于俄罗斯政府拥有的电力投资公司进行合营提供法律服务;
-代理著名中国石油公司,就美国、欧盟和联合国对伊朗制裁过程中牵涉到的该公司在伊朗的投资经营事务提供法律服务;
-代理著名中国家电和电子产品制造商,就其在欧洲的投资项目和交易提供法律服务;
-代理著名中国家电制造商,就其在美国的产品召回提供法律服务;
-代理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就其在印度的投资结构提供法律服务。
▲ 蒲凌尘
走出去智库(CGGT)特邀专家
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讲座教授
蒲凌尘,走出去智库(CGGT)特邀专家,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讲座教授。在业内被称为“中国反倾销第一律师”。在世贸法律、反倾销法、保障措施法、反补贴法、海关法、普惠制、竞争法、投资法领域具有突出的专业能力。曾被商务部聘为“WTO多哈回合反倾销反补贴规则谈判技术顾问小组”顾问。曾任北京律师协会WTO与反倾销专业委员会主任,比利时鲁汶大学法学院、比利时安特卫普政法学院、武汉大学WTO学院客座教授。
在近30年的法律实践中,承办逾百起案件。在WTO争端案件中,代理中国政府参与多起WTO争端解决案(中国诉欧盟皮鞋案,中国诉欧盟禽肉案;参与越南诉美国暖水虾案,阿根廷诉美国动植物措施案,印尼古巴诉澳大利亚烟草平装案,阿根廷诉欧盟生物柴油案);在应诉反补贴调查案件中,代理中国政府和企业应诉欧盟、美国、加拿大、埃及、南非等调查;在贸易救济案件中,代理企业和行业协会应诉行业损害调查,以及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调查以及各类的复审调查程序,涉及欧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印度、土耳其、印尼、越南、马来西亚、俄白哈、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法院诉讼案件中,协助代理中国企业上诉欧盟一审法院、高等法院,并获得了数案胜诉。
承办多起商务部的研究课题,发表《世贸DSB专家组就倾销幅度“归零”做出的裁定对欧盟和其他国家的反倾销立法和实践的影响》 、《中国企业应诉欧盟反倾销市场经济地位的“误区”》、《中国企业如何应诉反倾销调查》 等专业文章,代表作《应诉欧共体反倾销律师业务》(40万字)得到学院、律师界的好评。
近年所获荣誉:
WWL Thought leaders 2018贸易法领域唯一一名中国律师;
2018国际知名法律评级机构《法律500强》WTO/国际贸易领域领先律师;
WWL Tade and Customs2017 领袖律师;
2016年度《名人录》最佳“思想领袖律师”亚太地区入选3名律师之一;
连续六年被钱伯斯评为第一等级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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