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柯:如何超越悲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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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柯
如何超越悲悼
云也退
会有一天,影院们口立起一个类似安检门一样的机器,观众经过此门,业已记录在大脑皮层上的、关于即将观看的影片的信息将被擦除:他进入一种局部的无知状态。他落座,眼前的人物与画面都是第一次看到,他从零开始了解一个故事……直到离开影院,他之前的记忆才会恢复,就像把寄存的瓶装水取回手中。
会有这一天的——以今天的人对逼真“体验”之无止境的追求,这种神奇的技术早晚会出现。它会是郭柯想要的吗?观众走进《二十二》的放映现场时大脑里所带的那些东西,那些来自媒体的描绘、也来自个人印象和成见的东西,是他的大敌。纪录片,尤其是一部像《二十二》这样的纪录片,是最抵触这些“前知识”的:慰安妇是一个近乎“国人至此,脱帽致哀”的题材,而老龄,又是顶顶无趣的人生阶段。
顶着这样的身份,老太太在片中的每一句叙说,都像是为自己尚有一看的价值而辩解。冷酷的投资人是这个时代的上帝:观众凭什么来观看老年慰安妇?他们能得到什么回报?他们的结论是,这部片子必须拍得痛彻心扉!必须让人飙泪!——悲悼的眼泪是最大的价值。你郭柯既然要拍,就得考虑卖。
好在郭柯有自己的坚持。
先看到人,她们的皱纹,她们佝偻的身子,嗫嚅的嘴巴,她们作为老年人的行为特征——不断重复同一个动作,等等,然后,随着影片的推进,才慢慢了解到老人们难以启齿的过去,在她们的背影里多看出一层涵义,在听到她们“不提了,不提了”的口头语时,心中升起共情。
这才是我们认知世界和他人的正常顺序,也是郭柯所希望的,而不是倒过来,像在药铺抓药一样,先问明白性能、疗效、服用禁忌,再买回去自己吃。尽管他必须向媒体妥协,没有媒体,没有那些排片、做海报、勾星评分的人,《二十二》想流入舆论的信息池都困难,但他又没有妥协:片子结束于雪地中的葬礼——连一个预示着希望、新生、未来的画面,一种抚慰人心的刻意,都没有。
但最终,影片还是产生了一种抚慰的力量,它似乎在说,你看,就连有过如此可怕经历的女人,如今也终于活到平静的晚年了……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返璞归真”,不是从轰轰烈烈走向平静,而是从莫大的羞耻中上路,坚持走到最后。她们用寂静的、私人的力量来抵抗观众“前知识”中储存的那些大是非、大荣辱,为此,郭柯弃绝了一切“卖”的手段,如煽情的音乐、历史影像等等:老人把自己交给了他们的镜头,他得对得起她们所牺牲的隐私。
得为郭柯庆幸,为他在票房上的意外斩获。坚持的东西有了回报,对那些尚存一丝朴素理想的电影人,则是一种安慰。就连人们扭曲已久的“为了嘲讽看电影”的习惯,似乎都被纠正了,而眼泪则出人意料地让位于间或发生的会心一笑。二十二位慰安妇,在拍竣时还剩八名,但郭柯的片子帮助人们超越了过于基本的、预期之中的悲悼。数字不重要,你我也都会死,可是你已如阿尔贝·加缪曾说的那样,从他人身上“看到了正确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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