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沙娜：这就是人生
上个月，国家博物馆《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珍藏展》迎来一位耄耋老人。老人在一幅题为《病中妻子》的油画前伫立良久。画面上，一瘦弱女子斜靠枕头，两颊绯红，神情忧郁。望着熟悉的画中人，老人眼眶湿润。画中人正是老人的母亲。她不曾想过，历经八十载风雨，母女竟以此种方式“重逢”。
1.踩在巨人肩膀，父亲致力敦煌保护
老人是图案艺术大师常沙娜先生，而作画者正是她父亲，“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先生。由《病中的妻子》，常沙娜先生又想起父亲画于巴黎的另一幅作品《画家家庭》。“他用考究的蓝绿色调和细腻的笔法，真切地描绘出静谧祥和的家庭气氛。画面突出了妈妈穿着中式旗袍的东方妇女形象，也表现了他自己作为成功的青年画家手握画具，踌躇满志的神情；而倚在妈妈怀抱中的我，受宠之态更被满怀爱意的爸爸刻画得惟妙惟肖……”
图说：画展上，常沙娜和父亲的《病中妻子》不期而遇
与常沙娜先生闲聊，她老人家话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便是“感恩”二字。在她看来，无论是父亲常书鸿，还是她自己，都是踩在巨人肩膀之上，才有所成就。
的确，常书鸿先生当年致力于敦煌艺术保护与研究，首先得到于右任先生支持。于右任先生曾亲赴敦煌千佛洞考察，对斯坦因与伯希劫掠敦煌文物行径悲愤不已：“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者知不知？”
当得知常书鸿先生有志“敦煌学”研究，他欣喜若狂，嘱咐年轻的常书鸿：保护敦煌，从清除积沙开始；研究敦煌，则从临摹壁画和塑像开始。常书鸿抵达敦煌，便按照于右任先生的建议着手工作，直至晚年。然而，敦煌保护与研究路途漫漫，困难重重，敦煌艺术研究所无端遭到裁撤。常书鸿不禁悲从中来：“……我向北端的石窟群望去，‘层楼洞天’依稀可辨，那是多么熟悉的壁画和彩塑，在那里蕴藏着多么珍贵的艺术啊！我一来到千佛洞，就感到自己的生命似乎已经与它们融化在一起了。我离不开它们……”常先生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当时凄凉悲壮的心情。
于是，他前往重庆艰难奔波，终于感动傅斯年先生。孟真先生毅然决定调拨经费和人员，提供图书设备，并配置一辆十轮大卡车。“我们还购置了一台小发电机和照相机、胶卷以及绘图用的纸张、画笔、颜料等。这辆十轮大卡车，满载着我复兴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希望和新招收的人员、材料开往敦煌。”
时隔七十余年，我们仍能从常书鸿先生文字中感受到他当时的兴奋与满足。
2.得徐悲鸿照料，追随恩师林徽因
而对于常沙娜自己，徐悲鸿、梁思成、林徽因等，则是她人生轨迹不可或缺的“贵人”。常书鸿与徐悲鸿乃莫逆之交，并在巴黎与徐氏弟子吕斯百、王临乙过往甚密。筹办敦煌艺术研究所时，常书鸿曾在重庆举办画展以募集资金。徐悲鸿欣然作序，鼎力襄助：“常先生留学巴黎近十年，师新古典主义大师劳朗斯先生，归国之前，曾集合所作，展览于巴黎……常先生工作既勤，作品亦随时随地为人争致，难以集合。兹将有西北之行。故以最新之作，各类油绘人物风景之属，凡四十余幅问世，类皆精品。抗战以还，陪都人士，雅增文物之好。常先生此展，必将一新耳目也。”
而沙娜先生赴美留学前，父亲曾有意将她托付给徐悲鸿先生。受老友嘱托，悲鸿先生不敢有丝毫怠慢，郑重其事地连修数函，告知相关入学细节。他给常沙娜信中写道：“你愿意来到我们的学校，我感觉到非常骄傲。你可好好地完成你的临摹作品，到九月随着你的伟大的爸爸来北平补考入学。”
据说，徐悲鸿先生特意关照在教室里预留一个画架，以待常沙娜随时前来插班学习。只是，常沙娜后来赴美留学，美院读书之事才被暂时耽搁。其实学成归国后，常沙娜仍执意去美院继续深造。
可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出现，令其人生之路再度逆转。上世纪五十年代，常书鸿先生于故宫午门筹办《敦煌文物展览》，嘱咐常沙娜陪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参观。梁先生从未踏足敦煌，但凭伯希和《敦煌图录》，照样写出敦煌研究宏文。当年常书鸿执意赴敦煌，梁思成的鼓励至关重要。听说敦煌壁画摹本集中展览，梁林二位先生岂肯错过。林徽因受肺结核困扰，连行走都异常艰难，却仍兴致不减。当闻知常沙娜自幼跟随父亲临摹敦煌壁画时，林徽因盛情邀请常沙娜到她身边工作，协助她从事景泰蓝图案设计。
于是，常沙娜决意放弃求学之路，追随林徽因，设计出景泰蓝和平鸽大盘，以及以敦煌隋代藻井图案及和平鸽图案为主体元素的头巾。她还常常应邀参加林徽因有名的“太太客厅”：“两位先生的家庭生活是英国式的，下午四点多钟，张奚若、金岳霖、钱伟长、王逊等先生都喜欢到他们家吃下午茶……他们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彼此间无拘无束，一边喝茶一边聊天。在那么多随意的谈话中，他们从来不议论这个人那个人，只是议论一些事，有什么看法，就敞开了说，谈国家建设，谈抗美援朝，谈教学，也谈哲学，文学艺术，谈古论今，其中首都北京的城市规划是谈得最多的话题。”
彼时林徽因沉疴不起，但饶有兴趣地参与谈话。在常沙娜记忆中，林先生“躺在那里，靠在一个大枕头上，滔滔不绝地说话，一激动脸上就泛起红晕，明显是累了。梁先生太了解她了，过了一会儿就走过来看看，关切地说：‘你又激动了！休息休息。’林先生也只能无奈地靠在大枕头上休息一会儿。”
3.母亲致歉，一失足成千古恨
虽然常沙娜先生成长历程中获诸多师长与父亲的疼爱，但母爱的缺失终究是她永远的痛。常书鸿先生与结发妻子原本是表兄妹关系，妻子也常以“四哥”称呼丈夫。夫妻俩先后赴巴黎留学，一个学习绘画，一个学习雕塑。琴瑟和鸣，相濡以沫。从仅存的几张旧照中，可以看到夫妇俩相互依偎，妻子面容姣好，身材苗条，头发呈波浪状，一顶帽子总是斜戴在头上。丈夫的手搭在妻子肩上，妻子则搂住丈夫的腰，女儿沙娜手捧鲜花，站立前面，凝视远方，一派祥和甜美气氛。
沙娜先生回忆：“妈妈漂亮，打扮入时，非常爱我，而且非常能干，会织好看的毛衣，我穿的衣服都是她做的。妈妈在雕塑系学得很不错，还拿到了奖学金……”所以，当听说丈夫决意放弃巴黎优渥生活，到飞沙走石的茫茫戈壁，夫妻间龃龉不断。经友人从中协调，妻子终究还是勉强同意返国。
起初，妻子也为敦煌壁画和雕塑的瑰丽所折服，全心投入壁画临摹工作。渐渐地，敦煌生活的刻板和孤独令他俩冲突四起。恰好此时有个浙江籍退役军官不经意间闯入他们的生活。此人巧言令色，骗得常先生信任，承担起研究所后勤工作；同时又善于察言观色，很快摸清常先生夫妇矛盾症结所在，故以甜言蜜语俘获常夫人芳心。常夫人个性单纯幼稚，经不起死缠烂打，竟一时冲动，抛下一双儿女，与那个军官不辞而别。从学生董希文口中得知原委，常书鸿先生心急如焚，策马扬鞭，紧追百里却仍未找回爱妻，昏倒在地，幸亏被人及时救起，得以脱离险境。“在子女的哭叫声中，我开始默默地承受这意想不到的打击。在苦不成寐的长夜里，铁马声声，如泣如诉，更勾起了我万千思绪。回想回国后几年来的坎坷风雨，回想妻子这几年跟我一起遭受的痛苦，在怨恨之后，又感到自己心头袭来的一阵自我谴责……”常书鸿先生曾痛苦地反思自己的婚姻悲剧。
母亲离开后，常沙娜与父亲相依为命。她倾心照顾父亲，也绝口不提母亲，似乎母亲的形象渐行渐远。直到1962年，常沙娜才在杭州与母亲重逢，其间相隔近二十年。但不知为何，那天母女相见，两人异常克制，竟没流一滴眼泪。常沙娜先生只记得母亲连连致歉，并说:“现在我也很苦，一失足成千古恨。”原来，那个退役军官病死在监狱。母亲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改嫁一体力劳动者，彼此完全没有共同语言。即便如此，老太太还不得不以帮佣维持一日三餐。从那时起，常沙娜先生瞒着父亲每月寄钱给母亲，直至老人家过世。但母女俩却再也没有机会相见。
沙娜先生至今仍保存母亲的六封信，“……母亲信里的字很差很差，和记忆中妈妈的字完全不一样了，看了心里很难受。”一位留学巴黎的中国女雕塑家，一念之间，居然沦落为给人帮佣的老妈子。她留给世人的作品只有一尊女儿的雕像和一尊吕斯百雕像，还有那些字迹潦草歪斜的家书。说起母亲的遭遇，常沙娜先生总会用法语说：“C'estlavie”（这就是人生）！
常书鸿先生晚年给女儿写信：“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也应该把敦煌的东西渗透一下了。”而常沙娜先生也始终从敦煌艺术中汲取创作灵感，因为无论身处何地，她眼前总闪现敦煌壁画与雕塑的壮美，耳边总响起那似有似无、若有若无的叮当铃声。常书鸿先生说，那是莫高窟九层楼的风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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