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孝苹丨旅日琴僧东皋心越（下）
编者按：
17至19世纪，中国学界对古琴艺术在日本的流传情况知之甚微，直到1914年周庆云刊刻的《琴书存目》面世，才使琴僧东皋自谱扶桑的事迹浮出水面。通过谢孝苹的研究，虽然日本学者浅野斧山已于1911年编著《东皋全集》行世，但真正使国人知晓东皋、宣传东皋是荷兰外交官高罗佩。中国学界对东皋的认识则是从汪孟舒与查阜西开始，他们主要研究东皋琴系及其生平事迹，之后王迪的研究转向了东皋传谱。她将铃木龙传本《东皋琴谱》15曲琴歌，全部打谱，其中《子夜吴歌》广受好评。另外，日本曾多次举行集会纪念东皋，可见东皋在日本的影响极为深远。
三
17至19世纪二三百年间，中国古琴音乐在东瀛广为流传的情况，我国知识界竟一无所知。至于琴僧东皋东渡扶桑宣扬中国古琴文化的彪炳业绩，更属茫然。中日两国虽盈盈一衣带水之隔，在古琴文化上的相互交流的情况，却似蓬山万里之隔。直到1914年，鸟程周庆云刊刻《琴书存目》，始著录“东皋心越”之名。《琴书存目》卷六钞本《和文注琴谱》跋云：“是编无卷数，前后无序跋，凡三十七曲，日本东皋越杜多撰，或称东皋心越，或称三一山人，或称懒衲，或称圣湖野樵，或称皋坞山樵。自谱扶桑操二则，一曰熙春操，一曰思亲引，……未署甲子仲冬越子注血铭。余操皆录我国唐宋人所谱而加以订正，复按字译以和音。每谱前有桂川家藏印记。”
周庆云的《琴书存目》虽未能详考东皋心越里闬及生平事迹，但究属第一个透露湮没了二三百年古琴音乐的重要讯息。中国人知有东皋心越，实自《琴书存目》始，周庆云的蕃通之功应予肯定。
详尽向世人介绍并宣传东皋心越事迹的则是本世纪30年代荷兰国驻日本东京使馆外交官员高罗佩先生（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
自周梦坡著书揭示《和文注琴谱》及其撰者“东皋越杜多”以来，日本学者浅野斧山虽已在1911年编著《东皋全集》行世，惟中国知识界很少人知道有此书。中日两国琴坛仍处在互不往来的隔绝状态中，又经历了十多个春秋，到了1935年，远在西方万里外的欧洲荷兰国，有一位风华正茂的年青学者，方自莱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高罗佩先生，被派到日本东京任荷使馆秘书。这位喜爱东方文化的年轻学者，到了东京初步接触到光辉灿烂的东方文明，一时为如此历史悠久和博大精深的知识海洋，惊叹钦敬不已。不久又在东京上野图书馆尽读下世不久的日本古琴家、考古学家和文物鉴赏家今泉雄作生前藏书，浏览东皋心越文物遗存；高罗佩发现所谓东洋文明的母体是在中国。尽管当时多数日本人醉心于西洋现代文明的倾倒和引进，而高罗佩却潜心于东方文化特别是汉文化的深入研究。当时国人言中日文化交流史者，皆知有鉴真，而不知有东皋；皆知有朱舜水，而不知有蒋兴铸。当他了解到15世纪东渡日本的禅僧东皋心越，对日本文化艺术的复兴，所起巨大推动作用时，他不遗余力宣传和介绍东皋和尚的丰伟业绩。1937年高罗佩撰“Chinese Music and its introductioninto Japan”（《中国雅琴及其东传日本》）一文，推毂东皋和尚在日本传授古琴的功绩。文刊《武藤教授在职三十年纪念论文集》中。1940年，在东京上智大学出版的高罗佩撰“The Lore of Chinese Lute”（《琴道》），附录部分有专门章节论述中国古琴在日本的流传，而主要内容则介绍东皋和尚在东瀛所从事的古琴事业的开拓。1944年在重庆刊出的《明末义僧东皋禅师集刊》，是高罗佩全面介绍东皋和尚的专著，不仅论述琴学的流传，而且涉及晚明历史的辛秘，材料最为丰富翔实。高罗佩是最早弘扬中国琴僧东皋事迹的西方汉学家，他是东皋心越的异代知己。
最早和高罗佩结识的中国人是三十年代中期中国驻日本大使许世英和大使馆参事王芃生。结识了高罗佩自然也就“结识”了二百余年前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作出不朽贡献的东渡琴僧东皋心越。最早结识高罗佩的古琴家应是随王芃生东渡的鲁籍琴人夏莲居（蕖园）先生。以上情况，在许世英与王芃生于1943年各自为《明末义僧东皋禅师集刊》一书写的《序》中有所反映。1936年，高罗佩来到北京，师从古琴家叶诗梦研习安弦操缦。1937年再度来到北京时，叶诗梦已不幸逝世。从高氏所藏钞本琴谱获知，当时与高氏交往的北方琴人有汪孟舒、宋绮堂等人，汪、宋也都是叶诗梦门下士。汪孟舒先生后来在研究东皋琴学方面多所发凡，可能与他早年在叶氏门中与高罗佩相过从有关。1943年，高罗佩调任荷兰国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来到中国陪都重庆。高氏与中国古琴家查阜西、徐元白、徐文镜、裴铁侠、胡莹堂、徐芝荪等人相识，并参加了“天风琴社”的活动。1944年7月高罗佩编著的《明末义僧东皋禅师集刊》在重庆出版发行。自此，东渡琴僧东皋心越的光辉业绩，不仅在古琴界，同时也在知识界广为传播。中国古琴曾在邻国日本长期流传，成为古琴家们的热门话题，而琴僧东皋心越则上升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中国知识界认识东皋，经历了二十世纪前半叶漫长而迟缓的过程。中国知识界熟悉东皋和研究东皋，至二十世纪后半叶方始起步。在五十年代初期，为研究东皋琴学作前驱的，则是两位古琴界的前辈：汪孟舒先生和查阜西先生。
汪孟舒先生早年学琴于古琴家叶诗梦门下，与荷兰高罗佩有同门受业之谊。他撰有《乐圃琴史校》《乌丝栏指法集释》等琴学研究专著。1953年汪氏著《编年考存琴书简表》，首次将《东皋琴学东传系略》列入表中。此文原发表于高罗佩用英文写作的《琴道》的附录部分，后译成汉文编入《明末义僧东皋禅师集刊》第四卷，是研究东皋琴学的第一手资料。1951年汪先生撰《东皋禅师琴谱考》一文。此文是为查阜西先生迻录北京图书馆藏铃木龙辑《东皋琴谱》所作之跋。汪氏在文中说：“明末东泉禅师浮海渡日，刊传琴谱，考有两种。”汪氏认为，“东皋禅师门人杉浦琴川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梓《东皋琴谱》三卷行世。《琴书存目》末所载桂川家藏《和文注琴谱》抄本，当即早刊三卷本原稿，而铃木龙后刻本即选自桂川谱中刻之。”现在中日两国交往频繁。人们所了解东皋传谱情况，比前人为多。据作者所知，仅东京日比谷图书馆藏弃东皋琴谱，有十种之多。汪氏是在筚路蓝缕的情况下开展对东皋琴学的研究的。人们十分钦敬汪氏作为开拓一门学科研究的先驱所作的贡献。
和汪氏同时开展东皋琴学研究的是前辈古琴家查阜西先生。查先生曾任《琴曲集成》总纂，主持编撰《存见古琴曲谱辑览》《存见古琴指法谱字辑览》《历代琴人传》等琴学钜著，为奠定古琴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四十年代在重庆时查氏即与高罗佩交往，手抄许多曲谱以赠高罗佩。高氏在查阜西、徐元白诸琴家指引下，进一步参研指法，琴艺大进。查先生当时虽已浏览高著《明末义僧东皋禅师集刊》一书，对东皋情况有所了解，但在四海扰攘，居无宁处的战争环境中，无法开展琴学研究，直到五十年代中期，查阜西先生始克专心一志于中国古琴学的发掘与整理。1955年10月6日，查先生写在摹抄的铃木龙作序的《东皋琴谱》卷后曰：“1953年许君伯衡为了抄录北图诸谱，适胡惟德氏后人以家藏旧籍捐献于政府，此书宛热在焉，亟为请得馆当局之许可为之摹抄，又多一传琴史料矣。1955年迭函吴君振平查阅周庆云氏旧藏诸谱，则《琴书存目》著录之《和文注琴谱》钞本亦宛然俱在，周藏虽钞本，实东皋之完璧也。五五、十、六日。”
查阜西先生编撰、1958年出版的《存见古琴曲谱辑览》，分别辑录周庆云藏《和文注琴谱》及铃木龙选编的“东皋琴谱”，详记其内容曲目。惟周庆云藏谱本书：“是编年卷数”，而查辑则厘为四卷。周庆云：“是编凡三十七曲”。而查辑共三十九曲。何以有此微小差异，尚未得其解。
1961年三月十五日查氏撰《清代著录琴家师承渊源》（《溲勃集》第三册，未刊稿）述及东皋《和文注琴谱》，已无分卷记载，但著家琴曲仍为三十九曲。在论及《思亲引》时，周氏原文为“《思韵引》为追慕其亲之作，音韵缠绵，发于至性，末署甲子仲冬越子泣血铭。”而查引《思亲引》下署云“岁甲子仲冬望越子泣血铭”，衍“岁”“望”二字。疑查氏所据，别是一本。查氏后来在《清代琴曲集成提要》手稿中，将上述《清代著录琴家师承渊源》文稿又作了若干补充。东皋琴系重要琴人均补进生卒年日的记载，使读者的观感一新。
现在人们知道，周庆云《琴书存目》著录的《和文注琴谱》尚非如查氏所说的“完璧”。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岸边成雄先生在《东皋禅师与古琴音乐》（载《东皋心越特别陈列》，茨城县历史馆，1983）文中提到最完善的《东皋琴谱》是“心越订音”“宝永七年正职重校”三卷本。“正职”是东皋嫡传弟子杉浦琴川之名“宝永七年”为公元1710年，清康熙四十九年。这部《东皋琴谱》上册收《高山》以下6曲。中册收《思贤操》以下26曲。下册收《雁落平沙》以下15曲。合计47曲。此本在日本或易得，在中国尚未发现。
查阜西先生在《清代琴曲集成提要》文稿最后写到：“右表材料自下列各书摘出，石井廉《谈琴》、香亭迂人《七弦琴之传来》、井上竹逸《随见笔录》。编者1958年访小畑松三于上津，承出示《谈琴》……嗣又蒙林谦三先生寄致其余二种，乃得窥见日本琴学。”云云。“小畑松三”是东皋传承琴系最后一位古琴家。“林谦三”是日本研究音乐史专门家。日本友人在帮助中国琴家了解和研究东皋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种学术上的交流，正方兴未艾，是十分可喜的现象。
近期以来，我国学者研究东皋琴学又有了新的突破。从过去研究东皋琴系及其生平事迹的基础上进入研究东皋传谱审音定律的艺术实践。这里特别要提及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古琴家王迪女士（已故古琴家管平湖先生门人），已将铃木龙传本《东皋琴谱》十五曲琴歌，全部完成打谱的工作。“打谱”是对前人传谱的诠释和再创作。不经过打谱，前人美好的音乐语言，仍然不能在冷冷七条弦上重现。经过王迪女士整理定谱的东皋琴歌《子夜吴歌》一曲，最为缠绵委婉，将李白创作此词的不平心态，表现得极为丰满有致。《子夜吴歌》曾多次在音乐集会上公开演出，得到广大音乐爱好者的欢迎。相信将会有更多的东皋传曲在中日两国乐坛上和人们相见。
四
东皋以其不屈服于异族统治的决心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一生经历了异于常人的嵚崎曲折的道路，最后却在邻邦传播中华文化，创建了不朽的业绩，长期以来得到广大日本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日本人民多次举行集会纪念东皋。例如，天保十五年（1844）九月二十五日，东皋琴系五传弟子雪堂（1781—1853，名痴仙，即僧鸟海）在大阪网岛宅举行“东皋心越逝世一百五十周年琴会”。会上雪堂弹奏了相传为东皋心越擅弹的《渔樵问答》。雪堂的门生四十余人相继弹琴。这是大阪地区举行的一次纪念东皋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琴会。大正十五年（1926）十一月四日在大阪天满西寺町寒山寺举行“东皋心越祭”。这是在大阪举行的最后一次琴会。会上小畑松坡弹奏《思亲引》和《熙春操》。永田听泉弹《醉翁操》。小畑松云弹《幽涧泉》。鸟居兼弹《安排曲》。和田五风弹《秋风词》。鸟居兼师从小畑松坡，和田五风师从永田听泉。最近的一次纪念东皋的活动是1982年2月16日到3月25日，在日本水户市茨城县立历史馆举行的“东皋心越特别陈列”形式的东皋遗存文物展览。日本音乐史学家岸边成雄先生特撰文介绍东皋在日本传授中国琴学不朽业绩。作者有幸得到主持这次展览的茨城县历史馆馆长市村正二先生于1982年3月19日寄赠展览的文字和图版资料，弥足珍贵。最近尚有一事可以向世人宣告的，我国学者陈智超先生整理注释的《旅日高僧东皋心越诗文集》，不久即将出版问世。东皋心越的高大形象，在中日两国人民心目中永在。
原载《音乐研究》199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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