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兹特里特《致我充满柔情的亲爱丈夫》

安妮·布雷兹特里特(1612-1672)美国早期女诗人。诗集《新近在美洲出现的第十位缪斯》(1650)是新大陆诗人的第一部诗集。

致我充满柔情的亲爱丈夫

倘有两人是一体，准你我无疑。

如有谁深受妻爱，那人就是你；

假若谁因为丈夫而感到幸福，

就来同我比一比，要是她不服。

我视你的爱情高于整座金矿，

高于那东方的全部财富宝藏。

我对你的爱，江河也没法浇熄——

只有你的爱才能跟我的相抵。

可要回报你的爱我毫无办法，

只能求上苍给你多涪的报答。

愿你我的爱在世时永远忠贞——

去世后愿我们因此得到永生。

黄 杲 炘 / 译

诗的“离物”性，具有更为广泛的寄托、反讽与寓意性。摩尔诗中个性化的艺术品对象仍然保持鲜活的形象，但是这种纸鹦鹉则多少带有艺术变形的特点，其审美中也更多是对社会现实的讽寓。当然，实际上这些艺术由于传播手段的局限，可能并非原汁原味的中国作品，但在20世纪初期到中期，这种艺术给美国受众带来“东方主义”的新奇与异域感。所以在摩尔的诗中其意象也显得波谲云诡，思理幽深，很有玄学诗的意味。《蓝虫》（Tell Me, Tell Me，1966收入诗集《告诉我 、告诉我》）是一首有感于朋友拍摄的照片的诗，并由照片中的蓝虫引起意象之间的转换与并置关系：“柔软的虫子，/……/我不知道你因何而得名，/并且也无意于追究/没有什么比那些乱问的讨厌鬼更烦人/他们总是说“我们要介入”并且/就是如此行事。/我猜测，我想。/我喜欢那个好似鸟巢的面孔。/……/如同“古代中国曲调的回旋，三个手指/拨动十三根丝弦的独奏”/这就是那黄河漩涡的精妙。(218-219)这种从物象到哲理的联系，完全不同于英国玄言诗“把截然不同的意象联系起来”，将一对即将分离的恋人看作圆规的双脚之类。而从蓝虫到中国音乐再到杂技表演，正符合中国的“诗乐同源”的原则。关键并不是从语言到音乐的跨界，而是通过综合美学的本质性转化。当然其中也有一种历史语境与物象等，中国古代音乐在美国的接受是间接的，是通过对唐诗关于音乐的描绘，所以引诗中的三指拨动的十三弦琴是中国音乐意象，仍然可以看出这种历史联系。

诗文书画相通，从文字到图象的视觉再到音乐与造型艺术。这是中国美学的文学与艺术相通的典型观念。摩尔的诗在美国现代诗歌中并不是成就最高的，但她以中国传统美学观念来创作现代诗则远远超过其他同时代诗人。特别是诗中所插入的“空中飞人李秀山”这种“中国极为天真的人”，在美国现代诗歌中非常少见，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味道。对空中飞人的意象摩尔是情有独钟，早期诗作《高空作业者》中的“the steeple-Jack”已经表现出这种兴趣。从先前对空中作业的惊叹发展到以后对空中飞人绝技的艺术审美表达，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中的“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之类的场面描写。摩尔诗中所引用的“中国曲调”十三弦演奏也是中国古代乐器，该乐器可能是十三弦古筝。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十三弦”竟然于数百年后重见于异域诗人摩尔的诗中。同时，摩尔对中国文化的赞美实属一种勇气，这对当时美国长期存在的“排华”倾向，对来势汹汹的抵制中国文化的倾向，都显示出一种不盲目追随时流的独特立场。然而摩尔并不孤单，从庞德、斯特文斯到后来的斯奈德等人的诗歌共同形成了一种时代大潮。而摩尔是其中最早也是最坚定地赞赏中国诗歌与艺术审美的当之无愧的中坚力量。

众所周知，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唐代诗人王昌龄在其《诗格》中曾指出：“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王昌龄 88-89）这里王昌龄所说的“三境”其实就是指诗歌意象的三个层次，其中显然意境为最高。简单地说，诗歌的意境是诗人的主体意念和情思与物境相契合所形成的一种“现实级”的符号结构。法国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也曾将心理符号分为三个级别：想象级、符号级与现实级，其中前两个相当于想象与象征的“意象”，而现实级则相当于“意境”。对于现实级，拉康是这样来定义的：“人们经常说的现实级是一种反复出现的对现实所指，……即使其有所改变，但还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现它。”(Lacan,342) 其实拉康的说法与王昌龄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主张从人类的想象来解释和描绘现实，从文本中再现“历史化”即存在的现实。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对拉康现实级的解释则是“它已经发生了”。(Jameson 387)其实也是强调，它不是一般的想象与意象，而是主体历史意象的现实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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