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满江红·建康史帅致道席上赋》

南宋是一个懦弱没有骨气的朝代，面对北方强敌金国咄咄逼人的攻势，采取了妥协退让的软弱政策，虽然抗敌的呼声此起彼伏，然朝政大权为投降派所把持，主战派无大的作为。辛弃疾抗金的主张始终是坚定的，旗帜是鲜明的，然而时时受到牵制和排挤，所以他在许多词作中，都表达自已势单力薄、没有知己的感慨。对于那些抗金的仁人志士，辛弃疾都表达了由衷的赞美和敬佩之心。驻守建康的军政长官史正志曾向宋高宗上《恢复要览》五篇，主张出兵北伐，恢复中原，因而深受当抗金派的赞赏，辛弃疾对他钦佩有加，于乾道四年（1168）在史正志举行的筵席上给他写了这首词。

译文:

像大鹏振翅高飞扶摇直上，笑傲人间缺乏治国的栋梁。又飞向宫廷那庄严的朝堂，在玉石台阶上岿然屹立威武轩昂。如同衣袖里藏着五色彩石的女娲，将来要把补天救国的重任担当。如今且暂时回到这名城建康，谈笑间守护着天堑长江，让清澈碧绿的江水平静流淌。

建康真是个美丽繁华的地方，您这位文坛领袖声名远扬。宴会上唱起动人的乐曲，红牙板的节拍清脆响亮。我盼望着酒筵上能传来好消息，朝廷已定了抗战的主张。但料想执政的大臣们依然在梦乡，他们着迷的不过是青溪画舫笛声悠扬。如今我真的要和钟山相约，从此后常伴它共度时光。

这首词采用众多的神话传说和典故，赋作品以光怪陆离的奇幻性，加强了情感内容的密度与深度。词的上阕，作者以庄子在《逍遥游》中所构造的那只“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的神奇鹏鸟来比拟史氏。这不仅写出了史氏的超群才性，而且使全词笼罩在雄奇放逸的浪漫主义的抒情氛围里。一句“笑人世、苍然无物”，写得峭拔警迈，足见史氏的非凡才华和怀抱以及作者对他的推重。接着写这只讪笑人世苍茫的大鹏，飞回天宫深处，像高山一样收翅伫立在玉阶天门之上。这一对庄子的大鹏形象所做的改造，不仅显示出作者的非凡想象力，而且更是点明了史氏在天子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之后作者再次运用女娲补天的神话，赋予史氏以补天之神的奇特形象。这个形象，应该是大鹏与女娲的嫁接。这并不是忘乎所以的肉麻吹捧，而是作者趋近自己抗金目标的必然兴会。它实际上是希望抗战派得到重用，收复中原故土以“补”好宋朝已经缺了的西北“半边天”。上阕最后一大句，由神话转入现实，写史氏充任江防前线长官，使万里长江波澜不惊，江南形势得以安定。其中“谈笑”一词，极写史氏护江的举重若轻，暗示其才能比之维护长江安宁所需更大。在这里的语气中，还带着前文借用神话时的豪逸味道。

词的下阕，在结构和用墨上都与《水调歌头·寿赵漕介庵》略异。其用意在写史氏不仅有上文所写的军事才能，而且还是个文才风流的“文章伯”。这样文才武略兼备的人才，作者自然对他期待高而切。于是，下文再一次转入抒情，希望史氏受到天子的进一步重用，入朝主政。然而，从一“看”字，表明这只是一种期待。就像下文的期待他入朝为相、进入“黄阁”主持政事一样，都是采用虚拟的语气。而在“料想”和“依然”的语气跌宕之间，不能不说作者对史氏境遇怀着深深的惋惜。下文中的“端的”一词，在抒情上显得曲折而凝重。这使人们觉得上阕中掷地有声的“袖里珍奇……他年要补”一句，也带有了几分不得已的情味。况且，词的末段一般是作者情意的归结处。这样的结尾，使史氏的现实处境和作者的梦想景象形成对照，就使这首词表面上看起来风流俊赏，雄奇放逸，但骨子里却包含着对抗战派不得重用的幽愤与叹息。这样，在总体抒情风格上，本词就兼有了豪迈和深隐的特性。

赠人之作能写到如此境界，将自己的理想抱负与热情充实在其中，使词中不仅有人有“我”，而且又以既豪且郁的风格出之，使读者得到更多面的美感体验。那么，即使不谈它在语言上的五色迷离，警峭奇拔，本词也已堪称宋代同类词作中的上品。

这是一首作于他人宴席、并表示歌颂他人之意的赠人词，但却不与一股的应酬赞美、缺乏主旨的词相同。词人以饱酣的笔墨，充沛的热情，向当时驻守建康的军事行政长官史正志表达词人的赞颂之情，并通过这一情感的表达，展露词人力主抗金复土的政治怀抱。词写得豪迈而深沉，其主旨、基调、笔法和结构，都与《水调歌头·寿赵漕介庵》相近似，但又能显示独特的神采，体现出”复”中的“不复”。

此词采用神奇的神话传说和众多的典故，赋予作品以光怪陆离的奇幻性，和情感内容的密度与深度。词的上片，词人以奇情异想的笔调，歌颂史正志的高才独出、志向奇壮。词一上来，就以庄子在《逍遥游》中所构造的那只“背若泰山，冀若垂天之云”的神奇鹏鸟来比拟史正志。这就不仅写出了史正志的超群才性，而且使全词笼罩在雄奇放逸的浪漫主义的抒情氛围里。一句“笑人世、苍然无物”，写得峭拔警迈，足见史正志的非凡才华和怀抱，以及词人对史正志的推重。接下去，顺承上文，写这只讪笑人世苍茫的大鹏，飞回天宫深处，像高山一样，收翅伫立在玉阶天门之上。这一对庄子的大鹏形象所作的延伸，不仅显不出词人的非凡想像力，也表明词人这一时期对于“天宫”实即朝廷的深加留意。而且，因为这里的大鹏和“九重”、“玉阶”之类都是采用了暗喻的修辞手法，若从大鹏这一形象的内涵上来看，大鹏更是点明了被任命为行宫留守和江防前线的军事长官的史正志，在天子心目中的重要地位。运用大鹏的形象作比拟之后，词人再次运用女娲补天的神话，赋予史正志以补天之神的奇持形象。这个形象，应该是大鹏与女娲的嫁接。这并不是忘乎所以的肉麻吹捧，而是趋近词人的抗金目标的必然兴会。它实际上是希望抗战派得到重用，可以收复中原故土，“补”也表明了宋朝已经缺了西北的“半边天”。这是词人此时心恒系之的热血之念，所有的飞腾幻想。奇情壮采，都因为这样的怀抱而变得沉甸甸的，富有很深的思想意义。上片最后一大句，在语气上还承接着上文，“且归来”是对“又还向九重”、志在补天的鹏鸟的转写，但是在境界上，却由神话转入现实，写史正志充任江防前线的长官，使万里长江波澜不惊，江南形势得以安定。其中“谈笑”一词。极写史正志护江的举重若轻，暗示着其才能，比维护长江安宁所需要的更大。在这里的语气中，还带着前文借用神话时的豪逸味道。

词的下片，才始着墨于题中的宴席描写，但并不渲染其热闹与豪华，这在结构和用墨上，都与《水调歌头·寿赵漕介庵》略异。其用意在写史正志不仅有上文所写的“补天”才能，还是个文采风流的“文章伯”。“金缕”一词，是为词人对史正志文才的推许作映证。当然，这样的推许，实际上是受到天子手谕史正志表示嘉许的信息激发出的。接韵一个“看”字，就写出了孝宗手谕即“日边消息”给史正志带来的入阁希望，和词人对于这一消息的同样重视。词人在《千秋岁·金陵寿史帅致道时有版筑役》一词中，曾说过史正志“从今尽是中书考”这样的话，与这里意思相同，而此处表达得则更委婉。“料想”一韵，不写其今日欣喜之情，反而写史正志日后入朝为相、主持政事以后，还会对今日秦淮河上的游赏恋恋于怀，写其于位高校重之时的平常心和风流态，这就深得措意深隐之妙，写出了大人物的情怀儒雅而风流。结韵更是曲笔传倩，既然史正志入朝主政后依然怀念秦淮河上的清游雅集。词人对钟山山水的感情是如此亲厚，自然今日就要与钟山相约，相约成为老朋友了。那么在钟山秦淮边结识的同僚，也是词人的老朋友。词人真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了。

俄罗斯古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早期封建国家的形成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反映出当时俄罗斯社会的发展阶段和各种社会关系的状态。与此相关，古代文学按照俄罗斯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一直都被分为以下四个时期：基辅罗斯时期的文学（11世纪中期—12世纪30年代）、封建割据时期的文学（12世纪40年代—13世纪上半期）、蒙古人统治时期及中央集权国家形成时期的文学（13世纪下半期—15世纪末）、中央集权国家时期的文学（16—17世纪）。

古代俄罗斯文学在内容、形式和体裁方面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由于在古罗斯时期保藏和抄写文献的是修道院里的神职人员，因此绝大多数流传至今的文学作品都带有宗教性质，虽说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世俗内容的作品，但大都失传，保留下来的基本上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第二，因为俄罗斯当时尚未使用印刷技术，文献皆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而抄写文献的往往是具有较高修养和文化水平的修士，在抄写过程中他们常常根据实际需要和时代要求及趣味加入一些个人对文本的理解，因此同一文本经不同抄写人之手会产生文本的变异，形成多个版本。如，古代俄罗斯文学的经典《往年故事》、《伊戈尔远征记》等就有多个版本；第三，古代俄罗斯社会没有所谓作者的著作权，因此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基本上没有作者的名字，只有极少数手抄稿中出现过像“瘦弱的约翰”、“卑微的格奥尔基”或“罪孽深重的马特维”等字样的留名，而这一切与宗教传统对个人所持的态度有着直接的关系；第四，古代文学作品常常是应运而生的，基本上是为一定时期的社会目的服务的，它们往往与哲学思考、道德伦理观念和宗教信仰等联系在一起，颂扬祖先的丰功伟绩和祖国的伟大及美丽是其主要内容，充满了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激情，有着浓厚的政论色彩，故此纯文学作品不多。一方面，它们与教会文献和公文杂糅在一起；另一方面，它们与口头民间创作密不可分，因此很难用纯粹的文学艺术标准来衡量其价值；第五，纪实性也是古代俄罗斯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它基本上不允许虚构而严格地遵循事实，其主人公都是重要的历史人物，比如公国的首领、国家的统治者、圣徒等。不过，这种纪实性具有典型的时代特点，直接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和价值观念：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发展都被看成是在神灵的旨意下、受神灵支配进行的；第六，就艺术方法来说，象征性、历史性、恪守宗教礼仪或礼节是其根本原则，而这些特性同样与古代人的宗教世界观密切相关。与古希腊人的认识一样，古代俄罗斯人也认为世界分为显现的外在世界和高级的精神世界，显现的外在世界是暂时的、过渡性的，是人的眼睛可以看到的低级的物质世界；与之相对的是永恒的、不朽的、人的肉眼看不到的高级的精神世界。古代俄罗斯人认为，种种反映上天旨意的象征和符号皆隐藏在大自然、历史事件和人自身之中，词语也具有多义性，它不仅有直意，也有转义，因此在古代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具有象征性的对比和隐喻比比皆是；古代俄罗斯人相信《圣经》中记述的每一个事件皆取自真实的现实生活，因此作家创作时大都会遵循《圣经》传统，表现人类社会中善与恶的较量，文学作品也常常建构在善与恶、美德与瑕疵、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对照之基础上。善的推动力量是上帝，而恶行的幕后策划者是魔鬼，但值得注意的是，古代俄罗斯人从未漠视人自身的作用，认为人有选择行善和作恶的自由，人应当为自身的恶行负责，这种观念在19世纪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得到了最集中和鲜明的再现；由于古代俄罗斯人相信人的社会地位是由上天预先决定的，所以他们承认等级观念，认为人应当守秩序、礼仪和礼节，这一点决定了文学作品的主人公皆为大公、统治者、军队统帅和圣徒等所谓“大人物”，并且在具体叙述时严格遵守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第七，古代俄罗斯文学尚未形成当代意义上的文学体裁，有的只是创作时必须遵循的规范和原则。宗教文学根据严格的等级性划分为以下级别：其一是《圣经》文本；其二是阐释《圣经》文本和宗教节日的文学，如伊拉里昂都主教的《法与恩惠说》；其三是讲述宗教圣徒、苦行僧、柱头僧、圣愚等言行的使徒行传。此外，介于宗教文学和世俗文学之间的是具有原创性质的大公行传，顾名思义，它是讲述在历史上有突出作为的大公故事的，比如《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行传》，《鲍利斯和格列勃的传说》，在表现形式上它借鉴了诸如编年故事、勇士故事等世俗文学的因素，属于这一类的作品还有表现信徒朝拜圣地的游记和讲述圣像历史的故事。世俗文学体裁相对灵活一些，其中糅合了口头民间文学、公文和宗教文学等多种因素。表现抵御外敌、批判各公国内讧的历史故事在世俗文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像莫诺马赫的《家训》、丹尼尔·扎多奇尼克的《祈祷》这样的作品，因其具有很高的文学成就并对后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在世俗文学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综观世俗文学可以看出，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了现代小说，其中不乏对主人公内心世界及其心理变化的关注，注重情节和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也出现了虚构人物，为后来真正意义上的小说、诗歌、戏剧、讽刺文学等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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