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入死第十二讲 ⑥《丹道法诀十二讲》第一章
南宋 佚名 吕洞宾渡海图 波士顿艺术博物馆
编者按：胡孚琛教授，男，1945年12月生于河北省吴桥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学术专长是道家与道教文化，现从事中国哲学研究。1980年，胡孚琛教授接受钱学森院士关于调研佛、道二教的修持法诀，为人体科学作贡献的嘱托，破涉江湖、遍际山林、亲赴康藏、出入禅密，历时30年。终于完成了丹道、禅宗、密宗的调研任务，于2009年9月将80万字的《丹道法决十二讲》（三卷书）交到钱老手上。转载此文，仅供参考，不代表公众号观点。
出生入死第十二讲 ⑥《丹道法诀十二讲》第一章
第六节人 与社会历史同步
人是社会化的动物，人的特质是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同步的，社会性是人的根本特征。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都是在群体中形成的，都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产物，是人和人之间的信息交换才产生了语言，才产生了文化，才形成了社会，才创造了历史，才塑造了人。人离开社会，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都会发生变异，甚至向野兽退化，出现“老妪化虎"那样的现象。《鲁滨孙飘流记》是靠人类的“社会性”信念才能回归社会；高道和高僧的闭关修炼是靠心灵向内的深层次提升和元意识同人类社会历史的联接，这都不能使人类脱离开社会属性。
在地球上，社会化的动物不仅人类-一种。蜜蜂和蚂蚁也是社会化动物，它们的每个群体都可大致看作-一个统-一的生命体。最接近人的大概是灵长类的猴群和黑猩猩的群体，人们从中可以看到有如人类社会的某些特征。过去生物学家往往把动物乃至人的某些特性归之于生物学的本能和遗传基因密码的先天预定，例如猫有捕鼠的本能，妇女哺养幼儿是由于遗传的母性等。然而人类学的研究证明，猫捕鼠和妇女哺养幼儿都是后天学习的行为。人类学家不仅发现了一些由男性哺育幼儿的部族，现在的宠物猫不会捕鼠亦是人所共知的。猴群不仅具有初步的学习本领，而且有以发声传递情绪进行简单信息联络的方式。
社会性动物的生存优势是，某些复杂的生活技巧虽然无法靠遗传基因的编码留传下来，却可以靠社会历史一代接一代的学习过程保存和发展开来。1999年我在河南省济源市王屋山道教圣地考察时，听管山老人讲述那里猴群的内幕。猴群的猴王占有几个王妃，并优先享用好的食品，所有猴子都对它俯首帖耳，但却有着每四年一届全体竞选猴王的制度，使我意识到MZ竞选制度应该是有自然生态社会的内在规律作根据的，因而也是天然合理的。我由此推导出人类社会是由体力社会到神力社会，再到德力社会，依次经权力社会、财力社会、智力社会，最后仍回归德力社会的社会动力学理论。
最初的德力社会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无阶级、无压迫、无特权的共产制民主社会，也是道学文化发轫奠基的原始社会。最终的道德社会则是无军队、无国界、天下大同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道学文化普及世界的理想社会。近百年来世界列强不断以武力和财力相争，各国政治家亦费尽合纵连横之策问鼎全球霸主地位，殊不知世界潮流是“在德不在鼎"，全球道德社会的实现是必然的历史规律。有关人的社会性理论，是马克思哲学关于人的学说的基石，现代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社会人类学家如涂尔干（Emile Durkheim）、布迪厄（Perre Bourdieu）等更有不少论述，读者可以参考前人的著述加深理解，这里不再复述这些观点。
我们知道，每个人一出生，就落在某-一个民族的家庭中，就被编织在整个社会历史的网络中。这就决定了人的社会性，而社会又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进化的，因之每个人都是一种社会历史的存在。这正如19世纪末德国生命哲学家狄尔泰（Wilheim Dilthey）所发现的，每个人仅是社会历史纵横交叉相互关联之网的结点，无数个人聚成生命之网络，汇成生命历史的巨流，人的生命真谛只能到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去寻找，历史的意义就在生命的创造活动之中。由此可知，社会环境是与自然环境同等重要的因素，社会环境同样塑造了人，决定了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并成为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西方的文化观念看来，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理所当然地和别人有分别的界限。然而我们却很难把一一个 人的属性和他的前辈人、同辈人严格区分，也难以将一个人的思想、行为甚至生理属性和其历史、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划出界线。我们只能发现，每个人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和他的前辈、后辈、同辈相互渗透，都和社会的自然生态、人文生态相互渗透。
逻辑学家金岳霖先生说：“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一个人同时也是一个动物和一个客体，这是千真万确的。作为一个动物，人是不同于某些客体的：作为人，他又不同于某些动物，作为自我，他又不同于他人。但如果他认识到被认为是自我的东西是渗透于其他的人、其他的动物和其他的客体的时候，他就不会因为自己的特殊自我而异常兴奋。这一认识会引导他看到他自已与世界及其世界中的每一事物都是紧密相连的，他会因此而获得普遍同情。这样，他不会歧视其他的客体，因为他自己就是它们中的一-员。而且在这种生存的民主状态之中，他获取多少，也就给予多少。他不会对其他的动物表示不满，因为像他--样，这些动物也只不过是根据各自不同的本性来发挥自己的作用。他也同样不会谴责某些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动物性本能，因为他作为一一个人并不能使自已完全不考虑发挥实现其动物本性的作用。”
（《道、自然与人》）道学“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观点，就是对人类本性最准确的描述。那些煽动“人种歧视"、“族群分裂”、“国家争霸”、“种族战争”的政客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也是野蛮和愚昧的。因之我们创立新道学文化，就是否定自我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英雄史观，从而倡导中华-家，人类-家，并以宇宙为家，救苍生于水火，挽世界于末劫，消弭人类自我毁灭的命运，这才是道学的精神。
人和社会、自然、文化是一个多元互动的系统，社会和文化相互包容，人本来就是由它们组成的社会之网的网结。为了研究方便，我们不妨把每个国家的社会结构譬作分内外三层的球体，处在球体核心部分的蛋黄是其文化结构：中间层次的蛋白是其经济结构：外层的蛋壳是其政治结构。社会结构中文化、经济、政治三个层次组成--个互动的系统，它们之间必须具备足够的动力且相互适应人类社会才能和谐发展。社会结构是--种强制性的力量，它将某种既定的社会规则强加于每个人，它迫使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中都充当一个角色。人的角色结构也可分三个层次，处在核心层次的是人的本能角色，这种核心的本能角色是由每个人的天赋、性格及文化教育决定的，处在中间层次的是人的习惯角色，是由人谋生的经济地位及从事的职业训练决定的：外层是人的社会角色，取决于人的社会身份、个人思想和政治态度。
显然，人既是社会文化的载体，又是社会经济的动力，还是社会政治的参与者，同时也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社会的决定要素是其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人的角色和社会制度不适应就会发生冲突，好的社会制度可以把坏人变成好人，坏的社会制度则将好人逼成坏人。在一一个国家中，青少年的道德水准、家庭的稳定程度、社会人才的文化水准及其使用率、中产阶级家庭的比率、农民的生活水准、社会犯罪率、政府官员的清廉程度、政府对国民意愿的表达程度、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程度等，都是鉴别和测量社会制度的基本指标。
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了人类最初的原始社会，认为人类社会是由血缘氏族公社为源头的，并认为这种原初的母系氏族公社是一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古代社会的考察实际上是其共产主义学说的基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要害。我在对老子、庄子、列子、文子为代表的道学文化的多年研究和思考中，发现中国古老的道学文化恰恰就是世界上唯--遗存下来的先民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文化，而那时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最初的道德社会。天下万事万物皆产生于道并最终回归于道，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也必然从原初的道德社会出发最后在更高层次上回归世界大同的道德社会。
我的《道学通论》（增订版）和有关《21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的系列论文发表后，有的学者提示我，西方人类学家早已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社会进化的学说提出反证，国内学术界也大都放弃了母系社会是原始共产主义的说法。因为从全球现有原始民族的人类学调查看，并没发现纯粹由女人掌权的社会，事实上的部族酋长大多是男人。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在《文化人类学》中说：“原始共产主义’的理论是没有什么根据的，这一理论认为人类普遍经历过-一个完全没有私人财产的文化发展阶段。群队社会有许多物品是由个人有效地控制着（‘所有'）的，特别是使用自己制造的物品。即使在最平均主义的社会，其成员一般也认为武器、衣服、容器、饰物、工具和其他‘个人财物'，若未经所有者’许可是不可拿走或使用的。”
实际上我并非没有读过现代人类学家的有关论述，也从未在自己的论文中照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因为在学术研究中，学者们的独立思考是一一个民族最珍贵的品质。如果一个国家本民族的知识分子只会按前人的成说人云亦云，每个人的思想都被权威的教条死死束缚住，则这个国家的民族智慧将被窒息，其学术界将成为--片荒漠，因之限制学术自由等于扼杀学术的生命。
爱因斯坦说：“我所理解的学术自由，--个人有探求真理以及发表和讲授他认为正确的东西的权利。这种权利也包含着一种义务，一个人不应当隐瞒他已认识到是正确的东西的任何部分。显然，对学术自由的任何限制都会抑制知识的传播，从而也会妨碍合理的判断和合理的行动。”（《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323页）爱因斯坦的观点也就是陈寅恪先生终生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恰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最欠缺的。在学术研究中，知识分子不违心地隐瞒真理也是判定社会制度合法性的指标，能独立思考和敢讲真话是每个知识分子的本分。
我对人类最初的原始社会是母系氏族公社的判断是完全由自已独立思考的结果，母系氏族公社实际上可以视为“原始共产主义”，也即是我所谓原初的道德社会。首先，母系氏族公社不等于母权社会，其特征是每个氏族成员（毋论男性或女性）皆以母子的血缘联系在--起的。《列子•汤问》描述我国氏族公社时期的先民“长幼侪居，不君不臣，男女杂游，不媒不娉"。人类的婚姻无疑最初是群婚制，而群婚制必然造成“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后果，那么母系氏族公社在人类历史上出现就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的村落（包括少数民族的“寨"或“洞"）多冠以父系的姓氏，但究其初始形态应是氏族血亲的定居点。《春秋.公羊传》云：“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伏羲之母覆巨人迹而生伏羲，神农之母感神龙首而生神农，黄帝母附宝感电光而有孕等皆是有其母无其父的。《说文•女部》云：“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春秋传》日，天子因生以赐姓。”古代的大姓如姜、姬、赢、妫、嫪、娥、姒、姚、妘、媒等皆从女，可知皆为母系氏族的姓，“姓”字本身也是母氏族制的遗存。在母系氏族公社里，男子少时从母性，长大后到别的氏族结婚，又分别从妻的姓。黄帝氏族为姬姓，神农氏族为姜姓，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同姓者二人，即有二人至同--氏族结婚。
母系氏族公社实行氏族外婚制，“娶妻避其同姓”，仅在不同氏族之间发生婚姻。由人类学的调查资料可知，母系氏族原始公社的制度，在全世界都是普遍的，印第安人中的易洛魁族、安大略的休伦人、亚马逊地区的蒙德鲁库人、姜普利人、阿尔贝加人等都存在母系氏族的特征。至于母权社会，也非绝对没有。《后汉书•乌桓传》记载的乌框，“计谋从用妇人”，《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冉驮夷，‘贵妇人，党母族"。《北史》记载的女国，“其国世以女为王，姓苏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夫号日金聚，不知政事。国内丈夫唯以征伐为务”，“其俗妇人轻丈夫，而性不妒忌”。《新唐书•西城传》载东女国，“以女为君，居康延川”，“王号宾就，官日高霸离，犹言宰相也。官在外者，率男子为之。凡号令，女官自内传，男官受而行。”“俗轻男子，女贵者咸有侍男，被发，以青涂面，惟务战与耕而已。子从母姓。”足见母系氏族社会乃至母权社会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是存在过的。
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民俗调查资料，发现广西瑶族的“坐妹"、海南岛黎族“合亩制"地区的“放寮".苗族男女的“跳花”和“跳月"等，皆带有母系氏族群婚的遗俗。特别是云南永宁纳西族的“走婚制”，是至今遗存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婚姻和家庭的活标本。纳西族的母系家庭以老祖母为长辈，所生子女皆是和她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相互之间不得通婚。家庭中的男女皆可到别的家庭寻找自己的“阿注”（异性朋友）过偶居生活，但因“阿注”关系可随意断绝，所生子女实际上“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其子女由母系家庭的母亲和舅舅抚养。家庭是社会组织的细胞，它既是社会上最基本的经济单位，又是支撑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还是教育后代子女的保障。
现代社会随着父权的衰落、妇女的解放和人性的自由，一夫一妻制的核心家庭出现了根本性的动摇和崩溃的趋势。男女性别比例失衡，不但不会导致一妻多夫的社会自动调节，反而更会加剧一-夫多妻和淫乱现象，促使核心家庭很快解体。相比之下，从母居的家庭是最稳定的家庭，母系社会是最和平、矛盾最少的社会。古代先民的母系氏族公社的特征并非指不允许氏族成员保存必要的私人生活用品，而是其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氏族酋长和成员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不享受任何特权，因之称为“原始共产主义”并不为过。母系氏族社会是一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其最高权力机关是议事会，氏族里男女成员在议事会里的地位是平等的，因之母系氏族公社是高度民主的公民社会，也是原初的道德社会。
根据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的研究，现阶段的人类社会都是由国家政权控制的阶级社会，“阶级等级最重要的特点是，一-些团体真正掌握权力，而其他的集团却没有权力。”实际上，国民只要观察公共权力和社会财富流向哪些人，这些人是凭劳动还是凭特权掠夺到这些职权和财富，就可以认清统治阶级的性质了。国家一经产生，国与国之间就会产生尖锐的利害关系，每个国家的统治者都尽力模糊和愚弄国民的阶级意识，都竭力掩盖自己的特权并把自己装扮成全民利益的代表，采取各种手段控制国民的思想，要求全民都和统治集团保持一致。
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的社会综合素质是和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平行发展的，流入体制上层的社会角色对国民起着巨大的示范作用。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民众舆论会形成一-种集体意识乃至时代潮流，少数人的先知先觉或个别人的特立独行并左右不了整个社会的历史进程。我国历史上道学人物早就提出过“无君论”，但君权至上的封建制度仍异常牢固：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知识界不乏保护传统文化的呼声，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仍然难逃-一次次浩劫。这说明个人的先知先觉只能为历史埋下变革的种子，而不能改变当下的社会历史。
社会历史的进程取决于人的社会性，取决于社会的集体意识，取决于当代人的整体觉悟水平，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取决于时代的风潮。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可以凭借权力意志和政治经济制度-时改变社会历史进程，但终究难以阻挡人民觉悟的时代风潮，因之孙中山先生讲“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马文•哈里斯发现大多数美国人根本不知道美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真正作用，虽然西方议会民主的统治阶级维持法律和秩序多半是通过思想控制，而较少通过人身威胁，但是他们归根到底也要用枪支和监狱去保护他们的特权。
马文•哈里斯揭露了美国社会在三权分立的议会民主宪政体制下阶级压迫的隐蔽性，使穷人不能发迹为富人归罪于个人的社会综合素质低下，如懒惰、愚蠢、机会选择错失和无能力等，他尖锐地指出：“问题的实质是，贫穷应归因于穷人们无法控制的因素。即使他们比在他们之上的人更加努力地工作，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注定还是穷人。”四马文•哈里斯还认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农民都是最低下的阶级。识别一个国家的阶级压迫和剥削状况，只要考察农民就够了，农民是显示特权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晴雨表，也是最能体验整个社会有没有公正原则的阶级，农民可以凭自己的感受对社会的公正性作出判断。在社会结构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次中，政治体制是决定整个社会结构面貌的根本要素。没有政治体制的变革，光靠经济体制的革新并无法提升社会的道德水平和国民的社会综合素质。
人类的进化是一个缓慢的历史过程，它在400年前突然进入快车道后没有留给我们多少时间适应这个人口稠密的世界。在自然环境上，我们脱离了原始森林和山河阔野，集中到只有办公室、电脑、汽车和快餐店的城市里。在社会环境上，我们陷入了一个缺少体力劳动和空闲时间，整日为争名夺利勾心斗角的社会群体之中，人的行为被迫服从前人留下来的社会规范。这样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本来都不属于我们，但随着近400年来全球化运动的加速，许多本来毫无联系的民族和国家交织在一起，现代化的进程缩短了人类之间的距离，现代人相互依赖、急剧变化的社会关系使中国古人那种田园诗般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全球人口已达65亿，人口压力必然也会使社会结构、自然生态、人文生态相应改变，经济结构也会趋向一体化，这必然加速人类社会结构的一-体化。现在国与国之间的人口流动日益加剧，互联网将各自的信息瞬间传遍全球，整个人类实际上已形成一个大社会。在21世纪，人类开始融为一体，妄图长期奴役某个民族的特权集团将愈感心劳日拙，全球-一体化的浪潮势不可挡，人类社会的进化必然更要加速，天下大同的道德社会不再遥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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