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不作，不食 ▏第九章 无镜亦无尘《禅的行囊》

黄梅 五祖寺

第八章 不作，不食 ▏第九章 无镜亦无尘《禅的行囊》

第八章 不作，不食

出门在外，没个跟班的确实麻烦。临睡前洗好的衣服一觉醒来还是湿 的。这让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身处气候潮湿的长江流域。背包旅行讲究的是轻装前进，所以我只带了两套衣服，一套每天换洗，另一套绝不轻易动用，以备不时之需。现在这点小状况还算不得什么，没到启用应急装备的程度。我决定穿上湿衣服回到床上，用体温把它们一件件烘干，同时通过写日记来打发时间，分散注意力。

写完三祖寺的现状，袜子干了；与宽容方丈的谈话烘干了T恤；最后， 在裤子阶段，我翻开了宽容在韩国僧侣代表团到来之前送给我的那本《信心铭》。书中所收的三种评注都相当精彩，很值得翻译。我开始憧憬出版商找上门来的情景，仿佛看到了书稿预付款，信用卡账单终于可以还清了……做起白日梦来时间过得很快，不一会儿工夫，裤子就干到只有我自己知道它还湿着的程度。打扫房间的服务员将会奇怪地发现床单是湿的，但她不会在意的，反正床单也要换了。或许她们会认为是鬼干的。

退房之后，我出了旅馆，上了一辆机动三轮。我想尽快赶到长途车站， 因为据酒店的前台说，从潜山去黄梅的长途车每天只有一班。已经十点了，我开始担心是否还能赶上那班车，可到了车站，才发现发车时间是下午一点钟——照理来说运气还算不错，但我一点没觉得。早知如此， 蛮好再多睡会儿，让衣服再干透些的，而日记也可以不必写得这么匆 忙。事已至此，抱怨无济于事，但我可不想在车站傻等三个钟头，必须另想办法。在中国，当主流的交通工具出了问题时，你通常总是能找到一种非主流的替代工具。我调头向外面走去。

把我送来车站的三轮车夫还在。我问他有没有路过潜山去黄梅的班车。他回答说，长途车现在都走高速公路了，所以不会有过路车从城里经 过，但是由此向南五公里，高速路边的篱笆有个缺口，当地人都从那儿上高速。很好，我们也这么办。十分钟以后，三轮车夫在高速公路边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把我扔下。就像他说的那样，有人用钢丝钳在篱笆上弄了个缺口。我把背包从篱笆上扔了过去，身体挤进缺口，艰难爬上路堤。路堤极陡，多亏了忠心耿耿的手杖，我安全抵达路堤顶端。是谁说的来着，“君子不携美酒、手杖，不游也”？而我是宁舍美酒不舍手杖的。

爬上路肩，高速公路上死气沉沉，老半天看不见一辆车经过，也许是因为这条高速公路刚开通，知道的人还不多。十分钟之后，一辆大巴驶过，欢欣之余我连忙招手，司机也礼貌地挥手致意，但完全没有停车的意思。又来了一辆，司机遥遥招手，依旧弃我而去。下一辆还是。终于，一辆去长沙的大巴停了下来。车门开了，售票员问我去哪儿，我说“黄梅”，车门重新关上，扬长而去。此去长沙尚有五百公里之遥，途中将经过黄梅，但路程只有一百公里多点。售票员显然觉得拉上我不划算。就在我开始体会到搭车客的绝望之时，又一辆大巴停下了。它去武汉——武汉在西面二百公里之外，这笔买卖就显得划算多了，售票员热情地说：三十块，并招呼我赶快上车。车上居然还有一个座位空着。

长途车继续风驰电掣，但是十公里之后又慢了下来。因为修桥，向西方向的道路变窄到只剩下一条车道。经过正在施工的立交桥时，三个在路边等车的人突然从阴影里走了出来，向我们招手。司机赶紧一个急刹把车停下，等跟在后面的卡车反应过来，已经没时间踩刹车了，卡车司机猛打方向盘冲进了工地，接连撞翻一串隔离墩才停下。三名乘客上车的时候，只见卡车司机从驾驶室里跳下，挥舞着一根轮胎撬棍冲了过来。长途车司机赶紧关门，猛踩油门绝尘而去，从此我们再没见过那辆卡车。

一小时以后，黄梅出口到了，我提醒售票员放我下车。他说不急，到前面下更好，如果我在黄梅出口下车，要步行很久才能到收费站，然后再走更长一段路才能找到当地的交通工具进城。更好的方案是在两公里外的黄梅服务区下车。他显然对此地很熟。

在服务区，人们下了车，鱼贯进入卫生间。售票员让我往回走到刚才经过的岔路口去搭车。到了他说的那个地方，我发现路堤底部的篱笆上同样有一个缺口。应该有人编一本高速公路缺口指南，我心想。翻越护栏的时候，我的手滑了一下，差点把自己撕成两半。这本指南上需要增加一则警告。戴双手套会是个好主意。靠，为什么不把钢丝钳也带上？站在原地喘了一会儿（一边琢磨，人的脑袋和肺到底是怎么交流的？）， 我小心翼翼爬下路堤，挤出篱笆，深一脚浅一脚地穿过稻田和鱼塘，终于再次回到公路。一分钟以后，我上了辆面的，它沿途不停地拉客，直到挤得连门也打不开。好在面的开得飞快。十分钟之后，我们进了县城。

黄梅是那种不再有中心可言的城市，至少一个外来者根本无法找到它的市中心。它在五个方向上同时发展。就算是本地人，也常常搞不清楚哪条路通向哪儿。我换了几辆三轮，终于找到了搭乘“摩的”的地方。去四祖寺的路程只有十公里，往西走旧公路，转眼即到。

四个男人站在路边，旁边停着他们的摩的。带人上山是他们的生计。我问其中的一个，到庙里去要多少钱。他看了看他的同伙，然后说十五块。我还价：四块。他最终同意降到八块，但这仍然是去年价格的两倍，而我并不着急。时不时地，我会拒绝接受这样的待遇：仅仅因为我是外国人，就得付出双倍代价。我站在原地琢磨了一会儿自己为什么要跟五十美分较劲，就在这时，一辆卡车从公路上拐了过来，停在路边一家干货店门口装货。我走过去和司机搭讪。他拉了一车农产品和罐头正要去庙里。他说：上车。

路况不错。它让我回想起1999年和山人大卫第一次来四祖寺的情形，那次的经历几乎让我从此放弃陆上旅行。这条路在当时到处是泥泞和深深的沟坎，深到根本不该在上面开车，步行是唯一合理的选择，而且我们也愿意步行，可我们当时的司机是五祖寺的监院，他刚刚搞到驾照和一辆崭新的越野车。不到十公里的山路开了一个钟头。

此一时彼一时也。轻松行驶了十五分钟之后，司机把我放在四祖寺的山门外。跟弥勒佛和四大天王打过招呼，我爬上了通往寺院客堂的台阶。知客已经在等我。跟着他来到寺院最后面的云水楼，一名负责接待的女居士交给我两只装满开水的暖瓶，把我安排在一个三人间里。我选了中间的那张床。午睡之后，在洒满阳光的浴室里，我享用了下午咖啡和背包里最后一块南瓜饼。凭窗远眺，外面是双峰山松竹掩映的青翠山坡。

一块南瓜饼显然不够。我走出山门，下了台阶，走过庙前的古代廊桥， 到兜售香烛和零食的小商店里去找南瓜饼。南瓜饼没找到，却发现了一本旧版的四祖寺简介。晚饭时间还早，坐在廊桥里的长凳上，我翻开小册子读了几页。

廊桥是当地的著名景观，建于1350年。它横跨于一条瀑布之上，瀑布催动着一架水车。过去，僧人在此用水车为他们收获的稻谷脱壳，但如今一切已成陈迹。寺庙失去了作为庙产的农田，也因而失去了赖以支持数百名僧侣生计的手段。劳作——这正是禅得以生存的根本。

从没有人解释过，禅为何曾经如此繁荣，以至于成了中国佛教的同义 词。多数人相信这是历史或者意识形态力量作用的结果。但这么多年以来，在我踏访了中国几乎所有与禅之滥觞相关的古迹之后，我的结论是，地理因素对禅的崛起贡献最大，超过其他所有因素。

最具决定性的地理因素，就在此刻我坐的长凳对面。禅的意义，直到它的实践者开始在田间劳作方始显现。他们耕种的山间谷地，地势平缓而水源充足，且有群山环抱。在长江流域，这样的山谷到处都是，与干旱贫瘠的北方恰成对照。

除了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以及禅宗大师慧眼独具的开拓意识，长江流域还远离苛政和暴君，远离游牧民族的侵扰。这里是流放之地，那些不听话的诗人和忠臣们经常被皇帝驱赶到这一带。所有这些因素都对禅宗的勃兴有所帮助。但根本的驱动来自禅宗四祖道信所开创的道路：以自给自足的集体劳作作为禅修之道。

当人们想到禅，通常会想到那些外在的特征：不知所云的谈话，出人意表的行为，或者极简主义的艺术形式。但这只是从表面看禅。如果深入其中，从心灵中去看，禅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在集体的互助中，远比个人独自实践更为可行。独处是重要的，尤其是当你在集体中修行之时，但禅的真正力量正来源于那种集体互助式的精神修炼方法。禅宗在中国佛教的诸多宗派中脱颖而出，无论信徒人数还是影响力都一时无两，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其他宗派是由意识形态驱动的，而禅宗由生活驱动。它的信条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如今，中国的禅宗寺院正在慢慢地重新回到这条最初令它们得以存在的道路上去。但并不是所有的禅寺都有能力这样做——即便是四祖寺这样的大丛林，也还没有收回它曾赖以生存的全部土地。

四祖寺坐落在适于耕作的山间谷地

想到禅与食物的关系，我意识到该回庙里去了。当然，我并没有为盘中餐付出劳动，但是在寺院里作客也是有条件的。我从来路返回，在大殿外遇到了四祖寺的监院明基。他向我招招手，示意我随他去见方丈。

1989年，我曾向净慧方丈打听中国隐士的踪迹，从那以后，我们成了法友。

净慧还是一名年轻的比丘时，就做了虚云老和尚的侍者。从那时起，佛教在中国逐渐恢复其影响力，而净慧也逐渐卷入到佛教政治中去。与其他宗教不同的是，佛教在中国历史上通常被认为是一股维持社会稳定的力量。政府喜欢佛教徒。他们平和，劝人向善，而寺院基本上是今日中国仅存的互助组织。

除了担任过据我所知至少四座寺庙的方丈，净慧还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他通常不会远离北京，而现在，我惊讶地看到他出现在四祖寺的客堂里，和两名女居士说着话。他看到我时没有起身，也令我有些惊讶——以往相见时，他常常跳起来抓住我的手不放。方丈与访客的谈话结束之后，我走过去在他身旁的椅子里坐下。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你，我说。净慧告诉我，一个星期之后，他将在寺里主持一场水陆法会，许多细节都必须由他亲自过问。

水陆法会是所有佛教仪式之母，1500年前由梁武帝开创。武帝是个在积累福报方面善于创新的人，他请高僧宝志——宝志正是三祖寺的开山祖师——编排出一套高明的法事，好让法界之内的一切众生都能感受到解脱的力量。水陆法会的名字也由此而来——“水”和“陆”暗示着法事的效力无远弗届。水陆法会不是一场，而是一系列法事，它需要一百名僧侣和数百甚至上千名居士共同参与，在七个坛场齐声诵念佛经如《法华 经》、《楞严经》、《无量寿经》和《华严经》等。水陆法会连开七天，每天从凌晨持续到深夜。如此法会必定耗费惊人，因此少有寺院会轻易尝试。法会中我最喜欢的部分，其实也是唯一的部分，是在法会即将结束，纸人纸马被付之一炬，浩浩荡荡开赴冥界拯救众生的那个时刻。

净慧说，法会是专为黄梅地区的信众举行的。四祖寺不久前刚刚重修完毕并招募了僧人，所以法会其实相当于四祖寺的亮相演出，它旨在告诉住在附近的人们：如果想要为来世积累福报，去四祖寺是个不错的选择。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是寺庙的首要功能，就这一功能而言，寺庙间也有高下之分，人们似乎认为有的寺庙与来世保持着更为良好的关系。不管怎样，水陆法会在吸引眼球方面的功效是无可替代的——前提是寺庙不要因此而破产。

净慧问到我的来意，我告诉他，我正在收集禅宗早期祖师们的材料。我问他是否有空接受我的采访，他对这个提议不太感兴趣。关于禅，他想说的都已经说完了，他说，我可以自己去读《楞伽师资记》。他还让侍者送给我一本书，内容是他历年冬天来四祖寺打禅七时的开示，其中有些内容谈到四祖道信和他的禅法，也许对我有用。他看起来很疲倦，健康状况也不佳。年龄的增长和身居高位的压力看来都加重了他的糖尿病。

谈话之间，斋板响了。净慧站起身，邀我一起用斋。我注意到他的步伐比从前慢了许多，一面依靠侍者的搀扶，一面还要拄着手杖才能行动。我和明基走在净慧身后，可以听见他在叹息，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过得去那七天的法会。

这正是僧侣生活中令我望而却步的那一部分。我曾不止一次想要跟红尘世界说再见，但我真正喜欢的僧侣生活是它的精神层面，而一想到那无穷无尽的仪式，我就从白日梦里醒了过来。我知道，仪式包含在一切文化之中，我也知道它有不可思议的效力。仪式还让参与其中的人共同形成或者强化彼此间的集体认同。人们都这么说。可是，大概是因为业障未消，我还是更愿意站在佛堂之外，俨然是修行界的托尼欧·克洛格（Tonio Kröger，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同名小说主人公，一名游离于现实之外的艺术家。——译者注）。清风明月才是我心之所向，时不时来块儿南瓜饼就更好了。我总在想，佛陀当年举行过什么样的仪式？我不记得自己读到过任何这方面的记载。佛祖饭前难道也念供养词吗？

我以为净慧会带我们到斋堂或者供访客使用的小餐厅用饭，可他把我们领到了厨房的后门。厨房里支起一张可以坐下十二个人的饭桌，所有人都围着它坐了下来，净慧和他的侍者，明基，另外几位年长的僧人和几名住在寺院里的居士，还有我。

没有人念诵供养词。大家一坐下就开始动筷子。吃到一半，净慧突然停下，开始抱怨美国人。我想他很少有机会如此直接地表达自己对美国人的意见。在外国人面前，他通常需要保持礼貌，这是由他的地位以及中国人的礼节所决定的。但我是他的朋友，从他的角度看，我还是他的消息来源和使者，负责将他的意见转达给我的同胞和我们那个满脑子错误思想的领袖（指美国第四十三任总统乔治·沃克·布什，任期2001－2009年。——译者注）。美国人把事情弄反了，他说。美国人只注意外表而不是内在。他们充满攻击性，随时准备发动战争。

我没打算为美国人辩护，美国的政策也并非无懈可击。我对净慧说，我们都投了票，结果那个战争贩子赢了，这是没办法的事。不过也许下届大选，我们就能把那杂种赶走。至于把事情弄反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并非每个美国人都弄反了，接着我又补充说，美国人的“业”和中国人的是不同的。我觉得最好就此打住。幸运的是，净慧没有追问下去，他把话题转向了飞机：它是地狱的化现；还有原子弹，它比飞机更地狱得多。最后，他用筷子指了指盘子里的炒南瓜。南瓜凉了，他说。多亏南瓜凉了，我得救了。饭后回到房间，明基来邀我参加晚间的禅修，他说会派人过来领我去新建成的禅堂。引路人始终没有出现，天色已晚，寺院里的夜间照明降至最低限度，我不可能凭自己的本事摸到禅堂，却也并不为此感到遗憾。如此充实的一天之后，我很愿意早点上床。

我没想到自己如此疲劳，睡了十二小时之后依然不愿醒来。清晨，我强迫自己下了床，喝过咖啡，睡意依然浓重。为了清醒一下，我决定出门走走。今天没什么计划，但我知道总会有事发生。

在大殿外，我遇到了宏用法师。在北京时，我曾应邀为她门下的比丘尼讲过一次般若。她是来给水陆法会帮忙的，昨晚刚到。法会开始之前， 她和随行的另外五名比丘尼打算借用寺院的越野车去拜访老祖寺。车上还有一个空位，宏用邀我同行。为了避免与后座的比丘尼同乘，我上了副驾驶位，她们无疑很为此感激我。倒不是因为我能让她们产生还俗的念头，而是因此避免了不必要的尴尬。

这是辆新车——一定来自某个富有的施主。我不记得是什么牌子的了， 可能是国产货。车很体面，甚至配备了导航系统。但是过了黄梅县城， 再向西北驶入乡间，导航系统就失灵了。我们从水稻田组成的未知世界中一路驶来，驶过苦竹村，驶向郁郁葱葱的大别山脉南坡。在二十七公里处，路旁竖着块牌子，宣布前方是未来的山区度假胜地“挪步园”，车在这里拐上一条土路，又开了三公里。土路的终点是处工地，俯瞰着一座半干的水库。此处也是一片山间谷地，只是地势比四祖寺更高。

老祖寺到了。眼下这里仅有的建筑是一座石头房子，两个负责看守工地的僧人住在里面。工地上堆放着各种建筑材料，中间耸立着一辆推土机和一台挖掘机，看起来很是壮观。

僧人和工头陪着我们四下参观。他们反复强调此处优良的风水：寺庙背靠一座翠竹掩映的小山，朝向东面的水库，这座水库在五月底之前将被春雨填满，届时就可欣赏到日月从水中升起的美景。待建的寺庙能容纳五十到一百名僧人。年底之前，寺院的僧舍、厨房、斋堂、大殿、法堂和禅堂都将竣工。这一切的花费，包括一支三十人的建筑队的人工费用，都由净慧的一名施主负责。

老祖寺是为那些不愿意被人打扰清修的僧侣所建，不过这倒不是说四祖寺有多让人心烦意乱。老祖寺的格局是以禅宗丛林的清规制度为依据的，在这里，僧侣的生活将完全由劳作和禅修组成。僧人的劳作在过去主要包括种植水稻和蔬菜，还有砍柴和挑水。不过现在有了电、天然气和自来水，砍和挑自然失去了意义；而在这个海拔八百多米的山谷里， 每年的无霜期只有四个月，水稻是没戏了，能种的蔬菜也很有限。

老祖寺的僧人们打算种茶——有机茶。茶叶将成为他们的生计来源。这个简单而完美的主意令人赞叹。本地气候对于高山乌龙再合适不过，但我怀疑僧人们可能会选择绿茶，因为生产绿茶更加简单：把茶叶摘下来，弄干，炒好，就可以卖了。我甚至想好了广告词：“老祖茶，杯中禅。”黄梅地区的采茶山歌名气很大，中国最著名的戏曲之一——黄梅戏就脱胎于黄梅采茶歌。也许老祖寺的僧人们还能为中国戏曲事业再立新功，催生出一种新的佛教曲艺。除了茶叶之外，他们还打算种植中草药。这又是一个好主意。僧人们说，当地政府已经同意批给他们二百四十亩土地，而他们正在争取让政府多给六十亩。有了三百亩地，养活一百到二百僧人就不在话下了。

四处看过之后，僧人把我们让进石头房子，拉出几条长凳，围着一张桌子坐下。僧人准备茶水和点心去了，工头陪着我们说话。他说，老祖寺的开山祖师是印度高僧千岁宝掌和尚。公元三、四世纪时，宝掌曾在此生活过数百年。黄梅地区有很深的道教传统，活到几百岁对于本地人来说似乎不算什么。道教修行者在过去的许多世纪里不断来到此地修行， 工头说，晚上有时能看到山顶的夜空中出现奇异的光芒，并且一年之中能看到不止一次。那并不是北极光，它们一般出现在南面，类似五台山和其他佛教名山上经常出现的、光芒如同火球一般明亮的佛光。通常，这种奇观会持续一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有一次，它连续照耀夜空三个晚上才告熄灭。

这里毫无疑问是风水宝地，不过我们必须离开了。回到四祖寺，刚好赶上午饭。净慧设在厨房里的餐桌上多了一群来自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学者。他们是来邀请净慧到学校里举办讲座的，净慧的“生活禅”现在很受欢迎。

外地僧尼在参观刚刚开工的老祖寺工地

但净慧正为另一件事操心，他想要重新编纂一部汉文大藏经。这件事他已经考虑很久了。1924年到1934年间在日本编成的那部《大正藏》错误太多，而台湾佛光山正在编纂的《佛光大藏经》还遥遥无期，相比之下，大陆方面现在条件更为成熟，可以又快又好地完成此事。我后来得知，净慧此前一直在资助武汉大学哲学系对大藏经般若部进行重新整理。般若类佛经是与禅宗密切相关的佛典，这项工程现在已经接近尾声，因此净慧劝说学者们再接再厉，把大藏经的其余部分也承担下来。

既然他们在谈正事，我吃完饭就先告辞回了房间。小睡之后，我决定出去走走。山门外一座俯瞰整个寺院的小山岗上，矗立着禅宗四祖道信的真身塔——毗卢塔，上山的土路过去一下雨就泥泞不堪，如今已被新修的石阶代替。我拾级向岭上走去。

公元651年，四祖道信圆寂，留下不坏肉身，置于塔中。三祖僧璨也是如此，不过他的真身塔比道信的要大上许多。僧璨和道信的肉身最终都没能留下来。过去，道信的肉身曾经被人从塔中取出，用在向龙王求雨的仪式上。再后来，它的遭遇有两种说法：其一是明正德十四年（1519 年），四祖肉身突然举火自焚；而另一种则说它回到了道信的故乡，随后被人火化。总之，道信的遗蜕如今下落不明。

道信的老家在长江边的武穴，距离黄梅四十公里。也许是因为异乎寻常的早慧，他七岁时就出家做了沙弥。除此之外，道信的早年生活后人所知甚少。592年，在他十二岁时，道信游访天柱山，向僧璨求法，很快便成为其门下大弟子。九年之后，年仅二十一岁的道信被僧璨传以衣钵法嗣，成为禅宗四祖。僧璨自己离开天柱山，去了华南的罗浮山。

一年之后，道信也离开了天柱山。他渡过长江，沿赣江一路上溯，至吉安东山寺受具足戒。道信在吉安期间，突遇叛军包围吉安城，他登上城头，念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七日，终令贼兵四散，挽救了城市。想来道信应该是个富于魅力的人物，他的一举一动似乎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吉安人对他的法力感恩戴德，于是在城外山上为他建了座寺庙。后来，一群九江的居士将他邀至庐山，住持大林寺。再后来，又有一群居士请他回到家乡修庙弘法，于是他回到武穴，在附近的梅川修了一座小庙。之后的公元624年，道信偶然来到黄梅，一见到双峰山的形势，他立刻意识到这里才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弘法道场。四祖寺由此诞生，互助的劳作方式也由此进入禅宗的基因。

在此之前的禅宗祖师——初祖达摩、二祖慧可和三祖僧璨——都过着居无定所的修行生活，从一处云游至另一处，间中偶尔开坛说法。若是在某处长期定居，他们要么与弟子一起结庐隐修，要么就在寺院里依靠他人的施舍生活。道信改变了这一切。他开创了第一座自给自足的寺院，令僧侣可以完全围绕禅修和劳作生活而不受他扰——不过还要再过一百五十年，才有百丈怀海禅师为这种互助修行的生活方式制定出详细的规则。道信开创的方式从一开始就吸引了众多追随者，到他圆寂时，四祖寺里居住的僧人超过了五百名。

道信的声誉远播至长江流域之外的地方。当朝皇帝曾三次诏令他赴京讲法，但他无意取悦统治者，婉言拒绝了皇家的邀请。皇帝很生气，命令使者传话说，如果人不能来，就把头带来。当皇家使者向道信宣明圣意，他坦然引颈于前。使者回到京城，虽然没有带去道信的头，但是向皇帝禀明了道信不惜献头的意愿。皇帝由衷感叹，反而由此愈加敬仰，于是封了四祖“国师”的头衔。

尽管道信从未去过帝京长安和洛阳，但他至少去过一次南京。许多早期的禅宗文献里都提到，一日道信来到梁武帝故都，发现城南牛头山上空有异象，于是前去探访，结果在悬崖下发现一位入定的僧人。他问僧人在干什么，僧人答曰：“观心。”

道信又问：“观是何人？心是何物？”

僧人无言以对，于是连忙起身行礼。当他得知提问者的身份后，便请道信指教。四祖向他传授了成佛之道：

湖北黄梅双峰山，四祖真身毗卢塔

“夫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源。一切戒门、定门、慧 门，神通变化，悉自具足，不离汝心；一切烦恼业障，本来空寂；一切因果，皆如梦幻。无三界可出，无菩提可求。人与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虚旷，绝思绝虑。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无阙少，与佛何殊？更无别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观行，亦莫澄心，莫起贪瞋，莫怀愁虑，荡荡无碍，任意纵横，不作诸善，不作诸恶，行住坐卧，触目遇缘，总是

佛之妙用，快乐无忧，故名为佛。”

师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 祖曰：“非心不问佛，问佛非不心。”

师曰：“既不许作观行，于境起心时，如何对治？”

祖曰：“境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心若不强名，妄情从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偏知。汝但随心自在，无复对治，即名常住法身，无有变异。吾受璨大师顿教法门，今付于汝，汝今谛受吾言。”

这僧人名叫法融（594－657），日后也成为禅宗开山立派的祖师。因为居住在牛头山，他创立的禅宗门派被称为牛头禅。而当道信为自己选择衣钵传人的时候，他选了另一名僧人。

毗卢塔所在的位置，据说就是当年道信将衣钵传给五祖弘忍之处。我来到塔前，向这包含着诸多事件与记忆的胜迹躬身行礼。正是这些将过去与现在联结一处、融为一体的地点，使我的朝圣之旅成为可能。

天色清朗，这是个朝圣的好日子。从佛法在人间传承的纪念地向山上望去，我突然心动。双峰山的顶峰看上去近在眼前。

从小山上下来，我朝着峰顶的方向走去。脚下是条车迹罕至的公路，散步相当合适，不过没走多远它就拐了个大弯，蜿蜒下山去了。于是我拐上一条小路，绕过山坡上错落分布的稻田，在地头散落的农舍间穿行爬升着。从一条小路拐向另一条，然后再拐上另一条，大方向似乎没错， 但一头水牛突然出现在前方。小路太窄，而水牛绝不让路；路两侧的杂草太高，从旁边绕过水牛绝不可能。无奈之下，我只能掉头回去，在一个缺口处披荆斩棘试图突围。等我意识到所谓的缺口只是个假象时，已然迟了。我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一人多高的茂草，完全迷失了方向。

既然要去山顶，往上走应该没错。我一边盘算着，一边继续挣扎前进。每次停下喘气时，内心便激烈斗争：是否应该回去看看？也许水牛已经走开了？越往上走，回头就越不现实。我已经不太可能找到回去的路了。山坡上的野草茂密至极，奋力向前时，几乎要靠身体挤出一条路 来，而脚下又连连打滑，几无立足之地。我开始想念我的手杖，并深深后悔没有三思而后行。好在没过多久，草丛终于到了尽头，一条真正的小路出现在眼前，并指向峰顶的方向。

可惜好景不长。小径很快折而向东，并开始在山上盘旋。几个“之”字形拐弯之后，路边出现了一座茅篷。在此隐居的女主人穿着传统的深蓝色道袍，头发扎成一个顶髻，手拿一把干柴正要进茅篷生火，看见我，便招呼我进屋歇脚。光线昏暗的小屋里，一名农夫坐在灶前的小板凳上， 见我进来，又拉出一只板凳给我。我坐下长出了一口气，顿时觉得精疲力尽。

尽管生活简朴，但隐士从不缺少礼数。我渴得嗓子冒烟，几乎说不出话来，但我也根本不必说话。刚一坐下，女隐士就递过来一碗热糖水。全中国的隐士都把热糖水作为正式场合的特供饮料。我端起碗立刻干了。她告诉我，她跟一位道士一起住在这里，道士下山采办生活用品去了。她是黄梅本地人，他们俩在山上已经生活了十四年。

我实在太累，只想知道屋旁的小路到底能否通向山顶。女隐士的回答是肯定的，不过她说，这条路要先通到后山，然后才会拐上一条上山的岔路，走到峰顶大概需要一个钟头，也许两个。她为我的空碗加满热糖水，我端起碗立刻又干了。再来一碗也没问题，但我决定上路了。谢过隐士的款待，我回到小路上继续前进。又到了一处能看到峰顶的地方， 我心里已经明白，没有时间绕到山后登顶了，从这里向着山顶直线爬升是我最后的选择。

我再一次陷入了草丛和灌木丛中，挣扎出来之后，前面还有一道又一道必须翻越的崖壁。我不断地停下喘气，不断地后悔没带手杖和登山手套。我愚蠢地坚持着。坚持大概是我最大的优点了。这个优点让我在半个小时之内跌跌撞撞地到达了双峰山的顶峰。一到山顶，我立刻瘫倒在一块平坦的岩石上。我想我再也爬不起来了。

山顶由两堆相距大约三十米的巨石构成，双峰山便得名于此。我在寺院门口买的那本小册子上说，曾经有个年轻姑娘在好色的地主及其党羽追赶之下，逃到了山顶，正巧吕洞宾和铁拐李在天上路过，吕洞宾路见不平，拿过铁拐李的拐杖一顿敲打，结果了地主及其恶势力的狗命，而山顶也被殃及，砸出一个豁口——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双峰山因此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破额山。

费了如此周折爬上双峰山，也是想看看不远处的冯茂山。东北方向十五公里外，就是禅宗五祖道场所在的冯茂山。书里说两山可以相望，但我来的不是时候。云雾正在眼前弥漫，冯茂山踪影不见。我坐在地上继续喘着粗气，风声从耳边掠过。突然，连串雷声在云间翻滚而来，像是有冷空气前锋降临。我不敢多做停留，赶紧拿出GPS，记下读数：双峰山顶海拔大约六百米，比四祖寺所在地高出五百米。原路返回过于冒险，我决定从女隐士提到的后山小路下山。

小路难以辨认，可见山顶少有人来。它从松林中穿过，时时隐没在遍地的松针之下，好在总还是会再次浮现出来，并终于变宽成为一条像样的山路。我又遇到一处隐士的居所，比上山时遇到的那座更结实些。几分钟之后，又遇到一座。前一座茅篷锁着，而这座正冒着炊烟，它甚至还有个名字：纯阳宫。我想找人确认一下有没有走错路，便喊了一嗓子：“有人在家吗？”一会儿工夫，门口出现了一名道士和一位道姑。我向他们询问下山的路，他们的回答我一个字也没听懂。我反复又问了几次，终于彻底投降。我微笑着，他们也微笑着。我继续无知地上路了。

从纯阳宫往下，土路变成了令人振奋的石头台阶，这意味着附近的山林常有香客来往。但是再往下走，石阶又消失了。岔路不断出现，没过多久，我又彻底迷失了方向。山中云雾缭绕，难辨东西，头顶有滚滚雷声预示着暴风雨即将来临，催我赶路。

双峰山中隐居的道人

小径终于正式变成一条车辆可以通行的山路。我遇见一名砍柴的农夫， 大概有七十岁，推着一辆装柴草的小车，手推车的年纪看起来比他还要大。农夫用手一指说，四祖寺在西边。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又翻过两道山梁和一道山谷，一小时之后，我终于看见了四祖寺铺着黄色琉璃瓦的屋顶，这着实令人欣慰。走进山门，走过胖弥勒和他身旁的保镖，僧人们正从大殿里鱼贯而出。晚课刚刚结束，我正好赶上晚饭。

净慧看起来比昨天慈祥了些，但我没有向他透露下午的探险经历。用过晚饭，洗好衣服又洗过澡，我早早上了床。在山顶遭遇的滚雷此时终于酿成暴雨，几乎下了整晚。雷声使我久久不能成寐，天快亮的时候，雨总算停了，鸟儿们听上去也很欣慰。出了点太阳，但昨晚刚洗的衣服仍然湿得能拧出水来。上路三个星期之后，终于要动用我的备用服装了。

寺院里一切如常。所有人都在准备水陆法会。院子里有比丘尼诵经的声音传来，僧人们正在大殿里安装音响设备。我走到大殿外，碰到监院明基。他请我去喝茶。

明基今年三十五岁，来自中国东北的工业区。学佛之前，他在一座发电厂工作。1995年，他第一次听到净慧讲法，第二年就不顾家人反对出家当了和尚。净慧曾跟我说过，明基进了禅堂就不愿意出来。2003年，净慧从本焕禅师手里接掌四祖寺的时候，他把明基从蒲团上揪了下来，带到这里做了监院。

明基说，本焕禅师本来打算重修五祖寺，但是负责宗教事务的地方官员劝他去修四祖寺，因为那时五祖寺还有香火，而四祖寺已经空空如也。那是1994年，从那一年开始，本焕就到处化缘，准备重修这座禅宗历史上极其重要的寺院。

本焕居住在中国最为富庶的珠江三角洲一带，他在那里为四祖寺筹集到四千万元人民币。工程完工之后，本焕把寺院交给了净慧。这是禅宗的传统。净慧本人也是化缘的高手。他用同样的手法重修了赵州柏林寺，等到寺院开始运转，就交给了自己的弟子明海。

重修后的四祖寺焕然一新，有一半还空着。我来访的时候，寺院里只有大约五十名僧人和十几名居士，不过这样的规模对于禅宗丛林来说也已经够了。四祖寺每年有三次禅七：冬季禅七一次，持续四个星期；春季两次，各三个星期。未来他们还打算在夏天再增加一次三个星期的禅七。此外，明基还告诉我，他的师父净慧正在附近筹建一处尼众道场。据他说，黄梅城外靠近大别山南麓的这些山岭，是历史上高僧大德和修道大师辈出的地方，共有九位佛教宗师在此开悟，另有十三名道教仙人由此飞升。

他建议我去附近的观音崖看看，那儿的道观里住着三名道士，他们以医术闻名，擅长使用各种符咒和方剂，而最著名的手段则是使用药草枝条鞭打病人而产生奇效。从四祖寺步行去道观只有一小时的路程，明基说他可以找人陪我去。我拒绝了他的好意，因为积雨云还在天上徘徊，而我已经没有衣服可换。我决定留在寺院里写日记。

晚饭后，明基再次邀请我去禅堂打坐，他保证这次一定会有人来为我引路。尽管打坐会让我的膝盖疼痛不已，我仍然热爱参与这项活动。在禅宗寺院，禅堂是日常生活的核心，且是寺院中最隐秘的所在。大多数寺院的禅堂并不向居士开放，但净慧开示的禅法却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俗众的，所以他住持的寺院中总会为居士留出禅修场所，有时候是僧俗都在一处，有时是分开修行，有的还为女居士专门开辟了禅堂。

踏进禅堂的大门，我立刻加入了大约四十名僧人组成的“跑香”轨道。每人都按照自己的节奏和路线，以禅堂中央的释迦牟尼像为中心按顺时针方向行走着，上了年纪的僧侣偏好海王星和天王星的运行方式，年轻僧人则像水星和金星一般呼啸而过，我在木星和土星之间的某个地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7:15，维那（禅堂的执事）走进门来，敲响座位旁的钟板，所有人都闻声停在原地。他开口说了些什么，我一个字也没听懂。早有人告诉过我，维那的方言极其难懂，大多数时候没人能听懂他在说什么，所以我也并不为此感到十分难过。对于禅堂这样一个将语言和过耳的风声等量齐观的地方来说，这反倒很恰当。维那讲完之后，众人走到围绕着禅堂布置的长凳边，找到自己的坐垫，敷座而坐。

长凳大约有一米宽，上面铺了一层毯子。毯子上放着坐垫，用来垫高臀部以方便双腿盘坐。坐好之后，僧人们又在两膝上盖了一条小毯子—— 关节炎是禅堂工作者的职业病，毯子是必要的保护措施。

晚间坐禅的第一支香就此开始，并持续了一小时，这比我的膝盖所能忍受的上限长了十五分钟。维那敲响手中的引磬，宣布这一支香坐完，又用他那风入松林一般的口音说了五分钟，然后再次敲响钟板。每个人都站起身，把毯子和坐垫归置好，转身走向禅堂中央，重新开始了“释迦牟尼太阳系”的运转；当血液逐渐流回双腿，下半身恢复了知觉，人们便一个个地脱离了轨道，向禅堂外面走去。愿意继续打坐的人可以留下，再坐一节。确实有不少僧人留下继续打坐，其他人都离开了，包括我。

回到房间，我迅速上了床，却又一次辗转难眠。这次不是因为雷声，而是因为对面的两个房间里住进了一群华中师大的教授。我不太确定他们在做什么，只知道他们的动静很大。直到巡夜的僧人来过，敲了开大静的钟板，对面仍然继续着喧嚣，就像在开学术会议一般。我在床上忍了一个小时，终于，十点钟的时候，我穿上衣服出了门。

我惊讶地在走廊里发现了恒章居士。他正在教授们的房间外徘徊。恒章是四祖寺出版的双月刊《正觉》的主编，他的房间也在这一层，大多数时间这里只有他一个人住。也许他觉得自己应该对这一区域里发生的一切负起责任，但又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眼下的局面。他不知道该不该对教授们说点什么。

从他身旁走过的时候，恒章拽住了我的左臂，试图阻止我的鲁莽，但我的右手逃出他的掌握，成功伸向那扇正在闹事的房门。几声重重的砸门之后，屋里立刻一片死寂。过了几秒钟，门开了，露出一名教授。我贴着他的身体径直走进烟雾缭绕的房间，对正在开会的人们宣布，这儿是寺院，连这里的鸟儿都知道太阳下山之后就不应该再叫了。屋里的人们目瞪口呆。我转身离开，回了自己的房间。在我身后，我听到恒章走进教授们的房间，大概是去为我的粗鲁道歉。但毫无疑问，我解决了他的难题，他很高兴。宁静重新笼罩了四祖寺。

我知道自己是没法马上入睡了，于是拿出净慧的书来读。他对四祖道信的论述从《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展开。道信在这本书里说，他的教法是以《楞伽经》和《文殊说般若经》为基础的。《楞伽经》教导心的重要性高于一切（“诸佛心第一”）；而《文殊说般若经》则说心应当专于一行而修习（“一行三昧”）。禅的理论和实践就来源于此。

为了阐释他的法门，道信引用《大品经》说：

“无所念者，是名念佛”。何等名无所念？即念佛心，名无所念。离心无别有佛，离佛无别有心。念佛即是念心，求心即是求佛。

今晚的功课到此结束。

第九章 无镜亦无尘

我在清晨醒来。寺院里一片静谧，教授们大概还在梦乡之中。衣服差不多干了，我穿戴完毕，打点好行囊，去向主人告别。下一站是东北方向的五祖寺，距此地直线距离只有十五公里。我轻叩明基的房门，他已经在等我了，不过说再见还为时过早——他正好也要去五祖寺，我们可以一起上路。

明基需要时间收拾东西，我趁此机会去向净慧辞行。他看起来好些了， 脸上多了些活力。刚来的那天本来有件事要向他打听，不巧被开饭的斋板打断，现在旧事重提，我问他是否知道在哪儿可以找到禅宗的尼众寺院。我知道中国有很多尼众道场，其中也有一部分是修禅宗的，但我好奇的是它们是否能靠互助劳作养活自己。净慧给了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寺院的名字和电话号码。这个尼众寺院在南昌附近，离我要去的地方并不太远。老和尚再一次帮助了我。我谢过他，又祝愿他下周的水陆法会圆满成功，便告辞了。

四祖寺的停车场上，三个年轻和尚和两名中年女居士已经在等着了。他们是来参加水陆法会的，趁法会还没开始，也想顺便去拜访五祖寺。几分钟以后，明基出现了，我们跟着他钻进寺院的越野车。明基和司机坐在前排，三个和尚坐后排，我和两名女居士坐中间。

车子开下山，很快到了黄梅。这次，我们没有驶向西北方向的苦竹村和未来的山区度假胜地挪步园，而是往正北方向进入了GPS导航系统中的另一片空白区域。身边的女居士和我攀谈起来。她是从北京飞来这里参加法会的，她问我在这儿干吗。我告诉她，我在为一本关于禅的书收集素材，之前我写过一本关于中国隐士传统的书，现在这本可以算是续篇。她又问我那本书的名字。我说，中译本的标题是《空谷幽兰》。她听到这个名字，立刻抓住我的手不肯松开。她告诉我，这是她最喜欢的书之一。我本以为她不过是出于礼貌作此表示，不料她立刻开始复述书里的两段访问，而且几乎一字不差。我觉得自己应该为得到赏识而感激涕零，可同时又觉得这一切很不真实。有时候，我会觉得写完东西拿去出版是个错误的决定。对我而言，每次写作都是享受的过程，然而一旦出版，感觉上就好像它已经不再属于我了。这就好比你有一好朋友，突然死了……这事比较复杂。

从黄梅到五祖村的路程是八公里，从五祖村到五祖寺五公里。刚过五祖村，山路立刻变陡，路的一侧就是悬崖，前方的山峰消失在云雾之中， 能见度不超过十米，仅仅能够让司机分辨出路边的岩石和松树。然而司机只是稍微减了减速，丝毫没有停车的意思，同车的几位看起来也毫不在乎。幸好对面一直没有来车。

当寺庙的院墙终于出现时，司机按了下喇叭，一个僧人打开了侧门。越野车开进寺院，停在一片玫瑰花圃旁，明基下了车，跟众人约好一个小时之后集合回去。大家纷纷散开，各自进大殿参观朝拜，明基引着我去见五祖寺的监院惟道。我本想拜访一下方丈，但明基说方丈这两天不在。

方丈的法号是见忍。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还是监院。那是1999年，我和山人大卫结伴而行。那也是大卫的第一次中国大陆之行。之前他拿着一张有效期两个月的旅游签证在台湾待了十三年，刚刚被驱逐。他打破了我的另一个朋友鲍勃·本森保持的最长签证超期纪录——七年。他们都不愿意去应付签证延期和申请居留许可所必须面对的官僚程序。对于鲍勃和大卫还有我自己这样的人来说，台湾是个理想的避世之地，一旦来了就难以离开。

有人曾经向一位西藏上师请教获得证悟的方便法门。他给出的答案是： 离开你自己的国家。做一个外国人可以使你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文化中习以为常或引以为傲的东西，并选择一些新鲜的、不那么消磨意志的事物来搭建自己的生活。我选择了中国古诗和佛经，乌龙茶，还有午睡——都是些明显无害的东西。

我还跟大卫一起选择了台北市北面的七星山。我住在靠近山顶的南坡， 一个叫竹子湖的地方。我在的时候，湖水早已被抽干，湖床里是一片白菜和马蹄莲的海洋。从我租住的农舍向窗外看去，整个台北盆地一览无余，到了晚上，台北市的万家灯火在眼前展开，就如一扇珠宝店的橱 窗。蒋介石的避暑山庄就在我的住处下方一箭之地以外。此地海拔八百多米，夏天是台湾北部唯一的避暑地，冬天则是唯一会下雪的地方。每到下雪的日子，有生意眼光的计程车司机就会开车上山，在发动机罩和车顶堆上尽可能多的雪，然后开回城里，在台北火车站前出售这种闪闪发亮的稀罕事物。那个时候，大多数台湾人从来没有见过雪。现在他们早已成群结队地去阿尔卑斯滑雪了。

住在山上的好处不仅仅是气候宜人。七星山是座火山，当地的农民拼凑了一条管道，把山顶附近的一个火山喷气孔和我住处附近的一家简易澡堂连接起来。在冬季，我一天要去澡堂洗上两三次，以此犒劳我那因为打字而冻得僵硬的手指。一次沐浴通常可以暖和几个小时，足够翻译一首寒山的禅诗，或者一首石屋禅师的偈颂。澡堂从不关门。躺在烛光摇曳、水汽氤氲的浴池里，你无论如何也无法设想自己有朝一日会回美国去。不幸的是，澡堂如今已经不在了——因为违章营业被关闭——这片土地现如今成了阳明山国家公园的一部分，当地的农民把他们的房子和棚屋改造成餐馆，向那些来自平原的观光客招徕生意。

大卫住在七星山背阴的那一面。他的房东是个种植兰花的园丁，平时住在台北市里，贩卖兰花的同时享受城市生活。大卫以替房东照看房子为条件，换取了免费居住的权利。从他的住处四望，目力所及之处再没有别的人家，这正合他的意。大卫是个隐士，他在山中采摘野菜野果为食，每次进城，则要在超市门口的垃圾箱里大肆搜刮。偶尔他会在城里给人做指压按摩或者教英语赚点钱。除此之外，他基本上靠天吃饭。

时不时地，警察会上门来找他签证的麻烦，威胁要驱逐他。但大卫一目了然的隐士生活每每令警察不好意思真的这么做，最后总是劝说他去领一张新签证，然后便告辞了事。终于有一天，新警察局长上任，他听说了大卫的故事，并决定拿他开刀扬名立万，这次大卫真的被驱逐了。在离开之前，大卫和警察局长见了面，结果局长盛情邀请他共进晚餐，并对不得不驱逐他深表遗憾，但为时已晚，已经不可能收回成命。于是局长给大卫出主意：只要改个名字，领一本新护照，就可以重新回台湾了。不过大卫离开之后再也没有回来。

他被驱逐的时候，我正要来中国大陆，于是邀他同行。我们一起去香港申请签证，并抽空在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做了场讲座，向我的前同行们介绍了我们即将开始的禅之旅。我将这次旅行称为“五十天，五十禅师”之旅。走到五祖寺的时候，我们差不多已经拜访了二十个禅宗大德的故地。

我们就是在那时认识见忍的。那次我们相谈甚欢，告别的时候他给我留了手机号码，这让我惊讶不已。手机在1999年的中国还是个新鲜事物，全国大概只有四千万用户。更让我惊讶的是，他说需要钱的时候随时给他打电话，他可以把钱汇到中国的任何地方。他之所以这么说，大概是因为我们当时看上去很缺钱。在我的中国经历中，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有人做出如此许诺。我期待着再次见到见忍。倒不是因为缺钱。

见忍去了武汉。他是整个湖北名气最大的和尚昌明禅师的弟子。昌明住在武汉，他如今年事已高，许多事情要依赖见忍替他完成。1994年，昌明被请去住持五祖寺，他让见忍做了监院。那时见忍只有二十八岁，皈依佛门不过四年时间。七年之后，昌明又把五祖寺方丈的位置传给了见忍。全中国的寺院和尼姑庵如今都在进行类似的交接——老一辈的大师指定年轻有为的接班人执掌局面，以便做到“与时俱进”。

明基带我去见监院。他对五祖寺的格局了如指掌，我跟着他穿过迷宫般的长廊——上次来时，我就在寺里迷了路——来到监院惟道的办公室兼卧室。惟道已经在等我们了，他看上去比三十五岁的明基还要年轻。作为一名僧人，他显得有点胖，不过因为长得一脸天真，胖点反倒很合适。一笑起来，他的眼睛便消失了。他很爱笑。

明基来访的目的是为水陆法会招募更多的僧人。我们一坐下，惟道就拿出他的手机忙活起来，给附近的寺庙打了一圈电话。他确实擅长此道。明基担任四祖寺监院只有三年时间，他在当地的人脉远不及惟道，并且缺乏惟道的坦率风格。在电话里，惟道言简意赅，一个字都不浪费。他特别说明要和尚而不是尼姑，而且最好是皮肤比较白净的。我能理解对和尚的偏好，中国文化里的男权色彩依然明显。至于对皮肤的要求，我猜是因为白皮肤能给人精于修行的印象，如果皮肤黝黑，容易让人觉得是因为整天从事户外劳作。

公元671年，还未成为禅宗六祖的惠能自岭南跋涉而来，拜在五祖弘忍的门下。五祖寺正是他当年获得禅宗衣钵的地方。惠能自幼家贫，长年在山中砍柴，因而皮肤黝黑，当他出现在五祖寺时，甚至被讥为“獠”。如果惠能今天在此，他大概不会被选中参加水陆法会。当然，法会注重的是形象，不是觉悟。

惟道忙着打电话的时候，明基给我们沏了茶。喝完第四杯，惟道已经组织好两打皮肤白净的和尚，如果需要，他还能找来更多。明基抬腕看了看表，说他该回去了。我陪他出去，一直走到惟道住处门外的玉兰树下，就此别过。然后，我在树旁的长凳上坐下，等着惟道打完另一通电话。白色的玉兰花瓣落了满地，香气馥郁得令人晕眩，不由想起台湾海明寺里的玉兰树。搬到竹子湖之前，我在海明寺住过一段时间，玉兰花盛开的时节，香气有时浓到我不得不把窗户关上。

眼下，没有窗户可关，我等着惟道来救我。他把我带到云水堂，交给石女士。石女士递给我两只装满热水的暖瓶，安排我住进一个五人间。还没来得及挑选床铺，外面已经响起午饭的斋板。斋堂供应标准的寺院素斋：豆腐、香菇、豆芽、白菜，甚至还有一点辣椒。外加一个馒头，人人都能吃饱。

回到房间，我选了靠窗的床铺躺下午睡。刚要进入梦乡，外面来了一群香客。从房间的窗户可以俯瞰山脚下从五祖村附近开始的上山小路。大多数人乘车而来，但这群香客为了积累功德，决定步行上山。可能是想吸引神佛的注意，也可能是为了驱散盘踞在周围的凶神恶煞，他们点燃了几串长长的鞭炮宣告自己的来临，鞭炮声响彻山谷，也驱散了我的睡意。我只好告别午睡，出门向山中行去。

黄梅冯茂山，五祖寺庭前落英缤纷

与禅宗五祖有关的遗迹在寺院附近的山中俯拾皆是。弘忍终其一生都生活在这一带，其中的五十年就居住在双峰山和冯茂山。公元601年，他出生于黄梅城外。624年，当道信在双峰山创建了中国第一所禅修中心时，弘忍成为这座寺院最早的僧侣。他在那里一直生活到651年道信圆寂。

在他之前，承继衣钵的禅宗大师全都遵循另立门户的传统。菩提达摩、慧可、僧璨和道信都在得传法嗣之后便离开祖庭。弘忍则一直守在道信的身边直到他圆寂，这再一次说明，禅宗的传统正在从个人修行向互助修行转变。禅逐渐变成一种驻留式的修行方式，并且因此广为流行。道信圆寂时，居住在四祖寺的僧侣达到五百人以上，而弘忍圆寂时，五祖寺的常住僧侣超过了千人。

弘忍为道信修建了毗卢塔，随后又在双峰山继续生活了三年——这是中国传统规定的为双亲和师长守孝的时间长度。守孝结束后，他决定另建一所禅修中心。因为是黄梅本地人，弘忍对周围地形相当熟稔，他选择的新道场离道信的寺庙只有半日脚程，周围的地理环境也与四祖道场类似，便于开展互助劳作式的修行。

四祖寺只是后人对四祖道场的称呼。道信自己把他的寺庙称为“幽居 寺”——这里不仅僻远幽静，而且适于自给自足的生活。弘忍在冯茂山下选中的道场也有类似的特征。这里当初属于一个叫冯茂的人，冯先生听说弘忍的打算之后，就把这座山送给了他。弘忍为自己的道场取名禅定寺。

此后的两百年间，我们看到禅宗的发展之路上一再重现这样的情景：各代开山祖师尽量选择僻远的高山谷地作为修行道场，其中水源丰沛，有足够的农田可以养活成百上千名僧侣。禅宗历史上重要的祖师几乎都以这种方式创建道场。

这种为禅修精心选择特定生态环境的做法始于道信在双峰山的试验，到了冯茂山则被确立为禅宗的传统。由于冯茂山在双峰山之东，因此也被称做东山，弘忍在此发展出的禅法也因此被称为“东山法门”。禅定寺开山之后不到六年，当朝皇帝就听到了消息。他宣召弘忍入宫讲法。但是道信与弘忍所传的禅法并不是什么可以向外行宣讲的课程，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弘忍拒绝了皇帝的邀请。

有人问弘忍，为什么学佛不在城邑聚落，要在山居，他回答说：

大厦之材，本出幽谷，不向人间有也，以远离人故，不被刀斧损斫，一一长成大物，后乃堪为栋梁之用。故知栖神幽谷，远避嚣尘，养性山 中，长辞俗事，目前无物，心自安宁，从此道树花开，禅林果出也。

（引自《楞伽师资记》）

正是这种对道场的选择使互助劳作成为可能，而互助劳作则让修行者将心灵修炼从禅堂扩展到了日常生活的所有领域，随时随地，无论做什么都可以修行。道信将其称为“守一”，弘忍则表述为“守心”。他们教导弟子，当在一切所做所说所想之中守住本心，最终达到所做所说所想之间不再有差别的境界。

除了散见于各处的一些语录片段，弘忍唯一传世的教法是《最上乘论》，它的开篇写道：

夫修道之本体，须识当身心本来清净，不生不灭，无有分别，自性圆满。清净之心，此是本师。乃胜念十方诸佛。

问曰：何知自心，本来清净？答曰：《十地经》云：众生身中，有金刚佛性，犹如日轮，体明圆满，广大无边，只为五阴黑云之所覆，如瓶内灯光，不能照辉。譬如世间云雾，八方俱起，天下阴暗。日岂烂也，何故无光？光元不坏，只为云雾所覆，一切众生清净之心，亦复如是，只为攀缘、妄念、烦恼、诸见黑云所覆。但能凝然守心，妄念不生，涅槃法自然显现。故知自心，本来清净。

公元672年，到了要为自己选定衣钵传人的时候，弘忍让他的弟子们每人作一首偈颂来展示自己对佛法的理解。弘忍的大弟子是一个名叫神秀的和尚，他是北方人，十七年前为追随弘忍来到东山。然而他的偈颂在后世成了误解佛法的反面教材：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 莫使惹尘埃。

惠能是另一名追随弘忍的外地人。他来自遥远的岭南，此时刚刚进入禅定寺不到九个月。惠能听说了神秀的大作，于是也作了一首来回应他：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这名皮肤黝黑的新来者真正理解了弘忍所说的“本来清净”，而神秀却没有。于是，弘忍将法嗣传给了来自岭南、目不识丁的“獠”惠能。

晚饭后，我在寺院里闲逛。我走进惠能曾经舂米的碓房，他用过的石臼还保留着，仿佛其人只是刚刚离开，到门外去喘口气。我在碓房撞见了惟道，他请我到他房里喝茶。惟道身上有一种全中国的寺庙监院共通的气质：处变不惊，随时准备做任何事情。他还沏得一手好茶。

五祖寺碓房，据说六祖惠能曾在此舂米数月

惟道是1975年生人，他的家乡在武汉西北不远的应城。年轻时，惟道开始对佛教发生兴趣，他的第一位师父是家乡附近山里的一名隐士。师父教了他几年佛经和打坐的功夫，便把他送到五祖寺受戒。惟道就此在五祖寺住了下来。他告诉我，他的父母至今仍不能原谅他出家的决定。时代在变，但在他的家乡小城，变化来得没那么快。

“文革”期间，尽管五祖寺并没有遭到毁灭，但所有的僧人都被勒令离开。直到1979年，政府重新肯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第二年僧人们才被允许返回寺院。但回来的僧人并不多。1994年，当昌明被邀请住持五祖寺，并开始重修寺院的时候，寺里只有七八名僧人。也是在这一年，本焕开始重修四祖寺。

五祖寺的僧人数量如今已经达到七十人，并有望很快达到两倍于此的规模，但是五祖寺目前还没有恢复为一座禅宗寺院。它正朝着那个方向发展。有六名僧人居住在禅堂中，其他僧人则参加每天早晚两次的坐禅。每年冬季有一次为期三个月的禅七。但不是所有的僧人都修禅。有一些僧人是修净土的，他们在一间大殿里念诵阿弥陀佛的名号。五祖寺还有待于建立自己的“风格”。不过惟道告诉我说，寺院里正在修建一座更大的禅堂，将来五祖寺的主要修行将是禅宗。

他说，见忍方丈还打算选一个僻静的地点修建几座茅篷，专供那些不喜喧闹的僧人修行。这些茅篷离禅定寺的原址很近，靠近冯茂山的山顶。

由于山顶附近空间有限，九世纪时，禅定寺被移至半山腰，也就是它现在的位置。这次移动使得寺院的施主与香客来往禅定寺更为方便，而更重要的是，它也使僧人们能够更为方便地管理自己逐渐增加的土地。随着寺院知名度的增加，朝廷开始向它颁赐土地作为庙产。公元763年， 唐代宗将冯茂山山脚下的两千多亩土地赐给禅定寺，在这之前，禅定寺还耕种着山后一处二百亩的菜田。后世的皇帝和富人继续不断为寺院添置庙产，以至于到了宋代，五祖寺拥有的土地面积已经超过三万亩，其中还不包括林地。这片广大的土地多数分布在寺院周围半径五十公里的范围之内。这片土地并不由僧人自己耕种，而是租给农民。

如此广袤的土地必定产出巨额收入，我不禁想知道这笔钱会对那些从事互助劳作的禅修者产生怎样的影响。他们会如何使用这笔钱？会不会用它来周济穷人？还是用在修庙上？可以肯定的是，僧侣中一定也有人想过这些问题。既然可以不劳作，干吗还要劳作呢？同样可以肯定的是， 今天的僧人中间也一定有人在想这个问题。

几杯茶过后，惟道带我去看一座围绕五祖真身塔所建的大殿。弘忍的真身塔初建于他圆寂之前的674年，它原本也在冯茂山上的禅定寺原址，后来随着庙里的其他建筑一起被搬下了山。塔外的大殿被毁坏过若干次，又重建过若干次，佛座上的弘忍像是1938年重修时的泥塑复制品。弘忍的肉身去向不明。根据记载，它可能已经毁于大火。不过惟道告诉我，五祖肉身还在，它被藏在了真身塔下面的地宫里。至少前任监院是这么说的。

弘忍对禅宗的影响难以估量。他的弟子们创建了禅宗的南北二宗，并进入宫廷传法。他们是禅林结出的第一批硕果，他们把禅传播到了整个中国。也因此，历朝历代从各地赶来向弘忍致敬的人不绝于途。诗人白居易（772－846）也是其中之一（几天以前，我刚刚在洛阳见过他的后人）。公元815年，白居易因为直言进谏触怒了皇帝，被贬谪到与黄梅隔江相望的九江。期间，他曾到五祖寺一游，并写下一首短诗《东山寺》：

直上青霄望八都， 白云影里月轮孤。

茫茫宇宙人无数， 几个男儿是丈夫。

大丈夫弘忍和他培育出的互助劳作传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吸引他们的不是某种意识形态，不是某种苦行方法，也不是什么神秘神奇的东西。吸引人们的只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我怀疑，那些络绎而来的朝拜者心中虽然装着《金刚经》关于“不住于相”的教诲，但脑际更回响着老子的箴言。至少我自己清楚听到了《道德经》的倒数第二章：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道信和弘忍并没有开创这一切。但他们为“道”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集体平台。我点燃几支香，在佛前顶礼三宝，然后谢过惟道的盛情款待。天色已晚，我回到房间，写过日记，便在雨声中安然入眠。半夜，我听到一只夜莺的鸣唱。几个小时之后，值夜僧人敲响了破晓的钟板，司晨的公鸡立刻在山下响应。天亮之后，该继续上路了。惟道已经为我安排了寺院的越野车，它将把我一直送到扬子江边。不必着急，我心满意足地对自己说，然后翻了个身，继续沉入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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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赫巴巴的故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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