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与反思】治理三十周年特刊｜中国治理的转型：实用主义和增量调整

类别：治理

吉年第一发！最近复旦大学敬乂嘉教授在顶级英文期刊《治理》上发表了题为《中国治理的转型：实用主义和增量调整》的有关“治理三十周年”特刊的论文。这是《治理》杂志刚推出的一个专题特刊，敬敬乂嘉教授是唯一的亚洲学者，同期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Guy Peters and Jon Pierre等知名学者。（I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Governance: Pragmatism and Governance，Vol. 30(1) 37–41, 2017, DOI:10.1111/gove.12231）

文章指出，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体系方面的改革十分成功，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迅速从体量较小的计划经济体制卓有成效地转变为当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上最强大的制造能力和大约130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

经济上的成功将中国引领到了国际政治和全球治理的舞台中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AIIB）和一带一路倡议等大型项目更是不断强化这一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承诺，到2020年将创造一个更加富有、更加繁荣的社会（小康社会）——其实现将在邓小平提出这个想法仅仅四十年后。与此同时，1978年以后的中国也遇到了空前复杂的治理挑战，诸如经济不平等、社会两极化、城乡差距、环境污染和退化以及腐败问题。伴随着人口超过13亿、国内多样性和不平等以及过度的快速多变等情况，中国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制定和实施国家政策。多种力量，诸如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发展理念和全球合作，都必须加以适应、协调有序进行。政治科学和公共管理的学者，需要认真探究中国是如何克服这些复杂困境并避免成为一个失败国家。

本文认为，在中国，1978年之后，治理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产生了重大的变化。尽管对治理的主要关注都来自西方，但是不得不说中国的典型变化需要更为深入的研究和见解。中国的经验提供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案例，这些经验被总结为北京共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华盛顿共识。中国模式结合强大国家和混合经济，中国已经放弃一种受意识形态驱使的治理方法。另一个主要区别是：中国的转型采取的是考虑具体国情的“第二最佳”（second best）的策略（Rodrik，2008）。中国的治理变化不是由于理论的驱动，更多的是增量学习和调整。回首过往，中国的成就来源于适应和反应性的微调。

1978年以后的中国治理转型：

本文讨论了中国治理转型，主要是通过中共使命、组织和功能的自我调节、以及其他政府和非政府主体的关联等方面进行讨论，分为权力体制转型、政治－行政关系、国家－社会关系三部分。

实用主义和渐进主义的力量：

通过以上分析，文章指出：中国的治理实践中最著名的成就就是其治理机制，相对其他转型政权而言，中国利用不断学习和自我调节，避免了灾难性的革命和冲突。务实的“第二最佳”策略嵌入在治理改革的特征中，没有任何现成理论方面的组成要件。

从长周期的视角看待中国治理：

最后，文章提醒我们虽然中国治理取得不少的成效，但仍要从全球视野要理解它。在西方民主国家的话语体系中，治理得到诸如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坚固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影响，与之不同，政党主导的中国采取了更为务实的策略，将通常理解的这两个系统进行有趣的反转。自从中国放弃从西方输入意识形态，一个现代版的“强大且灵活的国家”回归了。

结论是：渐进改革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创造了奇迹，显示出来中国转型制度的灵活性。结合学习型政党权威、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努力和增量实验，中国可能继续以最好的方式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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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参考文献：

Bell, Daniel. 2015. The China Model: 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Jing, Yijia, Yangyang Cui, and Danyao Li. 2015. “The Politics of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in China.” Policy and Society 34: 49–61.

Jing, Yijia, and Qianwei Zhu. 2012. “Civil Service Reform in China: An Unfinished Task of Value Balancing.” Review of Public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 32 (2): 134–148.

Przeworski, Adam. 2013. “Party-State? Parties, States and Market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Rodrik, Dani. 2008. “Second-Best Institu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 (2): 10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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