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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与反思】中国NGO的风险识别与发展策略

Hans 治理学术 2019-09-13


类别:非营利组织


近些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文献和数据表明中国的NGO在稳步扩张,许多的研究分析了中国的NGO如何改变自身的机会结构,以更好地实现某些类型的NGO得以在中国的权威结构制约下成长。很多文献也指出了NGO领导技能和寻找机会的能力之重要性,这些通常与某种具体的服务提供有关,同时还要适应政治限制的环境。但是很少有研究关注这样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NGO是如何发展,或者在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中,NGO的组织领导者如何为组织的继续发展导航的(Hildebrandt 2013)。为此,最近挪威学者Hans Jørgen Gåsemyr就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文章发表在中国研究类旗舰期刊《中国季刊》上。Navigation, Circumvention and Brokerage: The Tricks of the Trade of Developing NGOs in China,Vol 229:86-106, 2017, DOI: 


文章指出,中国的NGO很难直接用Salamon,Sokolowski和List(2004,9-10-10)等对西方国家NGO的经典定义来界定,Salamon等对NGO的定义为以自己的身份经营运作的组织,它不直接隶属于国家或政府,可以相对自由地设定自己的优先事项,拥有自己的预算,并以自愿参与为基础。当然中国的NGO的定义仍然可以此为基础,但不包括直接隶属于国家机构如党政机关的非政府组织。


本研究建立在150多次访谈的基础上,主要是在2007年,2008年以及2012年至2015年之间进行的,访谈对象包括来自中国的NGO、政府机构、官方行业协会、国际组织和学术界等等领域。文章涉及38家中国NGO的发展状况。抽样建立在作者对在1996年至2013年期间在中国发展起来的与艾滋病有关的NGO的组织发展的判断基础上,获得了大量的资料来源。最终文章选定了38个NGO进行定性评估,其中包括访谈、实地访问和参与式观察。他们分布于12个不同省市级,覆盖所有在中国涉及艾滋病相关问题和区域的组织,这些地方是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广东、河南、河北、云南、重庆、四川、黑龙江和辽宁。


这些组织包括了早期成立的艾滋病有关的NGO,比如1994年万延海建立的爱知组织, 后来改名为爱知行,发展成为该领域的领头羊。1998年张北川创办的讨论健康主题与同性恋文化方面的杂志《朋友》。同一年,对艾滋病阳性人员进行支持的群体在北京医院成立。但是由于严格的双重管理与控制并行的注册体系,中国的NGO要在民政部门注册成为正式的“社会组织”不仅要等待很长时间,而且由于难以找到业务主管单位,也难以找到正式的挂靠或半正式的托管机构,所以许多是在工商部门进行注册。尽管非常重要,但艾滋病有关这些组织难度就更大,所以有的并未注册。不过有趣的是,有许多艾滋病有关的NGO能够取得快速发展,那么这些中国“发展中NGO”是如何做到的呢?研究发现,它们通常采取了以下有效的交易策略:确认、规避与经纪。


研究表明,中国的NGO面临着强大的管控压力和限制, 但它们在一些领域仍然承担着重要角色。本文研究并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参与艾滋病项目的NGO能够取得相对快速的发展并充满活力。研究阐释了在中国威权主义的背景下, NGO领导者如何学会通过辨别机会和风险、规避正式限制, 并设法以务实的且主要是非正式的安排使他们的组织取得进步和发展。本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对中国NGO发展的研究和新制度主义理论, 而且建立了一个基于组织形式和活动研究NGO的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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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参考文献:

Gåsemyr, Hans Jørgen. 2015. “Twenty years of mobilising around AIDS in China: the main actors and influences behind organisational growth.” Asian Studies Review 39(4), 609–627.


Hasmath, Reza, and Jennifer Y.J. Hsu. 2014. “Isomorphic pressures,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state–NGO collaboration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220, 936–954.

Hildebrandt, Timothy. 2013.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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