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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与反思】利益相关者:社会企业如何处理使命漂移

周一帆 治理学术 2019-09-13

                


类别:非营利组织 


过去二十年来,社会企业越来越吸引学者和实践者的兴趣,他们代表着一种新颖创新的方式来解决贫困,社会排斥和环境破坏等复杂的社会问题,同时保持经济自主的条件下,通过市场竞争而不是捐赠或公共资金来维持可持续发展。Tommaso Ramus 和Antonino Vaccaro两位学者合作,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Stakeholders Matter: How Social Enterprises Address Mission Drift,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online first September 17: 1-16, 2014, DOI 10.1007/s10551-014-2353-y)。


论文指出,在社会企业中,社会价值创造是运作的核心,因为这些企业采用市场化的组织形式,以创造社会的积极变化,,因此处于传统的“商业”和“慈善”模式之间的交汇处。


研究问题:

鉴于社会企业的特点,其在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方面可以非常成功,因为它们将传统商业模式的效率和资源与慈善机构的使命感相结合。然而,将这两种模式维持在有目的的紧张和均衡中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许多研究人员对社会企业的有效性和长期可持续性表示了担忧和疑虑。特别是社会企业对市场表现的关注可能威胁到他们履行社会使命的承诺,使这些组织面临使命漂移,也就是抛弃社会关注利益牟利活动。这种偏差可能导致内部紧张,缺乏关键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最终危及社会企业的生存。因此,一个不断增长的小规模研究调查了社会企业可以采取的策略和管理手段,以防止使命漂移,提高效率和竞争力,同时保持其社会承诺。尽管以前的研究有其优点,但是仍然缺乏对从原来使命中脱离出来的社会企业如何重新找到财务和社会绩效之间的预期均衡的综合理解(Battilana和Lee 2014)。本文需要实证研究,分析哪些因素可能解释成功和不成功的策略来重新平衡使命漂移。


研究方法:

通过对两个意大利社会企业--Alpha and Beta的归纳比较案例研究,本文展示了利益相关者如何与社会会计相结合,能够成功地支持社会企业重新平衡财富和社会价值创造之间的定位。WISEs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企业类型,将产品和服务商业化,追求面向社会的使命,为边缘化的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如低收入移民,酒精和物质成瘾者,前犯人和身体和心理上的人疾病。选定的WISE以牺牲边缘化工人福利为代价的优先次序,以客户需求为重点,经历了任务漂移。在这两种情况下,战略的转变都是由于对意大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发生的公开招标竞争加剧的反应。WISEs颁布了不同的重新定位策略:Alpha选择参与对话和行动的外部利益相关者,而Beta决定通过基于社会会计的内部流程来平衡其战略定位,而没有任何外部合作伙伴的重大参与。


这种抽样策略使我们能够(i)限制外部变量造成的结果变化,如社会政治背景,任务漂移的性质或WISE财务资源的来源和(ii )通过审查例子—利益相关者参与与自主过程—对任务漂移的反应来提高外部效应。这项研究依赖于我们在5年调查期间建立的广泛的数据库(从2007年到2012年)。 数据库涵盖Alpha和Beta的历史,约为7年(2004 -2011年),它基于档案和面试数据。总的来说,我们收集了60次采访 - 所有录音和录音 - 持续了30到90分钟。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几个人多次受访。 我们共访问了16位内部组织举报人,共访问了44次访谈,共有11位外部参与者进行了16次访谈。


研究结果

研究表明,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有助于社会企业的内部行为者合理化并体现以前被放弃的亲社会价值观,而社会会计通过向外部受众展示社会企业重新引入的社会承诺来加强这一实施过程。相反,仅针对社会会计的战略,没有外部利益相关者的重大参与,就没有成功地平衡使命漂移,因为它们没有激活内部重新引入和实施亲社会价值观和目标的必要过程。


研究贡献

首先,本文的工作对调查社会企业运作的研究流程提供了有用的见解。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会计本身在平衡使命漂移方面无效,但可以补充和加强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实际上这是实现社会企业解决使命漂移的主要机制。


其次,本文的第二个贡献在于摆脱原有使命的社会企业应该通过其价值观,技能和能力的一致性与以前放弃的面向社会的目标来确定其合作伙伴。


最后,本文的研究表明,由于社会会计,风险投资在利益相关者网络中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 实际上,通过评估和报告通过利益相关者参与所取得的成果,一个组织可以获得它所需要的,使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网络中并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补充了对以前研究提出的风险与其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的静态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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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参考文献:

Battilana, J., & Lee, M. (2014). Advancing research on hybrid organizing—Insights from the study of social enterpris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8(1), 397–441.

Bozzolan, S., Cho, C. H., & Michelon, G. (2013). Impression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audiences: The Fiat group case.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doi:10.1007/s10551-013-1991-9.

Epstein, M. J., Rejc Buhovac, A., & Yuthas, K. (2014). Managing social, environmental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simultaneously. Long Range Planning. doi:10.1016/j.lrp.2012.11.001.

Pache, A. C., & Santos, F. (2013). Inside the hybrid organization: Selective coupling as a response to competing institutional logic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6, 972–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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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0551-014-2353-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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