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与反思】依恋还是束缚？——环境正义视角下绿色空间可获得性对居住时间的影响

类别：城市治理　

主题

绿色空间作为城市中居民休闲娱乐的场所具有是否易获得性等一系列的特点，但也正因为这些特点使得拥有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居民享有不平衡的绿色空间发展的机会。最近，波兰的Edyta Łaszkiewicz, Jakub Kronenberg和Szymon Marcinczak等三位学者合作撰文，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了城市绿色空间的地理位置以及测量了其绿色空间的可获得性，说明绿色空间的可获得性程度体现了不同居民空间发展机会之间的不平等。

（文献来源：Attached to or bound to a place The impact of green space availability on residential duration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perspective.pdf, Ecosystem Services，online first, Oct. 2017：1-9, DOI:10.1016/j.ecoser.2017.10.002）。

导言

“有特权的人可以行走，或飞走；剩下人则只能停留在原地”。Bauman(1998)认为在不利的情况下，高收入人群可以利用他们的特权而离开，但贫困群体则会因为难以流动而继续饱受痛苦。尽管这涉及到了全球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但是社会经济的不平等让居民与其居住地之间有着更为深刻的影响和联系。那些具有经济特权的居民可以改变一个不适宜居住的地方，从而保障他们的生活环境；但弱势群体只能被迫留在生存条件恶劣的地区，难以逃离。所以说，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居民可能会因此被束缚，而非主动依恋于一个地方。

在环境正义的背景下，已有许多文献阐述了绿色空间的环境正义问题，但是很少有涉及到居民社会经济的差别与他们居住持续时间之间的联系的文献。居住时间与居民对居住场所的依恋相关（如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知等），所以居民居住持续时间体现的出的不平等可能也会进一步丰富绿色空间的环境正义的讨论。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为了评估城市绿色空间可获得性对居民住宅持续时间的影响。我们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模型，将波兰罗兹市的860个居民的居住质量数据与绿色空间可获得性指标相结合，以研究绿色空间可获得性对三个层次的社会经济群体的居住时间有何影响。

环境正义视角下居住时间、场所依恋和绿色空间可获得性之间的关系

1　从居住时间到场所依恋

时间与居民的个人体验、归属感和对居住地的依恋程度有关。一般来说，牢固的积极的联系会提高在一个地方停留的可能性，而那些不甚满意的情绪则会让居民容易离开生活的地方。但是对于那些想要离开却没有能力离开居住地的居民来说却不行不通的。所以我们要考虑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当他们对居住地出现不同情绪时做出的选择。

2　场所依恋与绿色空间可获得性

场所依恋是指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个人的偏好和特定地点的属性。绿色空间作为影响场所依恋的因素之一，已有许多文献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证实。但是场所依恋作为一种主观因素，并不能很客观地得到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本文采用可测量的居住持续时间来进行度量。

3　环境正义

作者将绿色空间可获得性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组合并分解为两种关系，虽然最终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都是长期居住者，但是经济地位高的人群表现出对居住地的依恋，而经济水平较低的人群则似乎被“束缚”在原地。所以如果说社区的绿色空间对于没有经济特权的居民的居住时间的影响是负面的，而对社会经济条件较好的居民来说是有益的，低于这种反差关系我们就可以认为绿色空间存在环境不正义。

研究方法

1　案例：波兰罗兹市

罗兹市是波兰第三大人口密度城市，有70万居民。近年来罗兹市人口在不断减少且人群逐渐中产阶级化。低收入和失业的居民集中在城市的中心地带，而高收入的居民则在外区形成集群。罗兹市的面积为293平方公里，其中60.4%是绿色空间（2015），它的绿色空间分布不均（图2），特别在城区和郊外的差距更为明显。所以我们将主要研究图2中的中心城区，这样可以让我们更专注于一个相对均匀的空间，有助于我们研究环境正义问题。

2　数据和模型

作者使用问卷收集了860户居民的数据，占全市人口的1%，并按实际比例采用分层抽样进行分析。

然后使用回归模型来验证绿色空间可获得性和空间依恋程度之间的关系。因变量为居民居住持续时间（基于居民年龄来测量），自变量为个人特征（性别，年龄等），建筑特征（建筑年代，对建筑物的感知等）和位置特征。三个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的数据利用模型进行分析，其中高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由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组成，而中等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包括那些蓝领工人(无论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如何)，或者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最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由其他个体(非劳动者)组成。

研究结果

1　初步分析

首先采用简单的折线图来展示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的绿色空间可获得性和平均居住时间之间的关系（图3）。其中低和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居民之间的差异在统计学上有显著的意义，即当与绿色空间距离不断拉大时，较低经济水平的居民居住时间是呈上升趋势，而高经济水平的居住时间反而是呈下降趋势。

2　回归分析

在上一步的基础上，对全部的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从而验证空间依恋（居住时间）与绿色空间可获得性之间的关系。回归的结果所示，如预期一样个人变量、建筑变量和位置变量三个因素影响着居住时间。然而它们的影响在三个社会经济水平中又有所不同。其中抚养小孩变量对三个经济水平的居住时间都有着负面的影响；绿色空间可获得性与低经济水平的居住时间负相关系数很多，表明，绿色空间越是不佳，他们居住的时间越长，因为也许越是居住的不好，他们越没有能力来改善居住的环境和地方。结果还表明，邻近的学校只会对高收入居民的居住时间产生积极影响，而体育设施便利则不会影响任何一个群体的居住时间。

讨论与总结

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中，绿色空间可获得性对居住时间的影响是不同的。根据对居住时间和居住地依恋关系的分析，罗兹市城区中心的绿色空间分布可能是不均匀的。对于那些不那么有经济水平的居民来说，结果显示居住持续时间和绿色空间可获得性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而绿色空间可获得性也许并不会影响较富裕居民居住的时间，因此可能不会影响他们对于一个地方的依恋程度。

1　环境正义

本文通过居民居住时间与绿色空间可获得性之间的关系来探讨环境正义问题，根据本文的案例结果来看，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居民经济水平之间是不同的。尤其是富裕水平和不富裕居民之间的对比，当绿色空间的可获得性发生变化时，前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而进行选择，而后者只能被“束缚”在原地，进而离绿色空间越来越远。这些发现有助于今后对于环境正义问题的探讨及其不正义后的结果。

2　生态系统服务

作者使用问卷收集了居住时间的不均等导致了环境不公平，进而也体现了社区居民不能平等地进入文化生态服务。在本文中作者认为短暂的有限的居住时间导致该居住地的文化生态系统开发不均衡，造成更大的环境不公。这一发现有助于更好的城市规划和管理绿色空间。

3　当地空间规划

本研究强调了对低收入水平居民，为他们平衡绿色空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首先最为基础的是要增加城市绿化空间，其次是改善绿色空间的可获得性以此加强低水平居民的绿色发展机会。

4　研究局限

但是本文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作者只对罗兹市的主要绿色空间进行的分析，忽略了其他较小的、非正式的、分散的绿色空间；其次作者也忽略了绿色空间的其他特征，如休闲设备和安全等级等；最后作者也没有考虑到分析的绿色空间有没有其他的可获得性问题。作者认为接下来有关部门需要加强对低水平居住者的关注，提高他们接近绿色空间的途径，提高住宅质量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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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参考文献文附参考文献附参考文献

Adams, H., 2016. Why populations persist: mobility, place attachment and climate change. Popul. Environ. 37, 429–448. https://doi.org/10.1007/s11111-015-02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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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uelovski, I., Connolly, J.J., Masip, L., Pearsall, H., 2017. Assessing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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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0405946_Attached_to_or_bound_to_a_place_The_impact_of_green_space_availability_on_residential_duration_The_environmental_justice_perspective

原文链接（阅读原文　点击左下角）：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212041617302139

凤凰网一点资讯：

http://www.yidianzixun.com/channel/m408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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