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简易注销，能否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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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法案例【2024】478

■平阴法院：公司简易注销，能否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吗？

宋某与A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法院判决，A公司应偿还宋某借款30万元。2014年，该案立案执行，平阴法院经过多次查询均未发现A公司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遂依法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宋某得知A公司已于2020年2月11日办理注销登记，但其并未接到A公司有关债权清偿的任何通知。宋某认为A公司股东姜某等四人存在通过恶意注销公司逃避债务的情形，遂向平阴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追加A公司股东姜某等四人为被执行人，共同承担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在于是否可以追加股东作为被执行人。A公司注销时，明知有生效法律文书尚未履行完毕，而向登记机关承诺申请注销登记前未发生债权债务，导致公司债务因公司注销不能得到清偿。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申请人宋某申请追加A公司股东姜某等四人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三强三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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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法院：诉前巧斡旋，十起案件“一揽子”化解

2023年，威海某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劳务公司）从威海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筑公司）处承包了某大厦建设工程，雇佣赵某等10名工人进行其中的砖体工程施工。砖体项目完工后，劳务公司以建筑公司未结算工程款为由，通过出具欠条的形式对赵某等人共计5万元的劳务费进行了确认。之后，工人们多次向劳务公司索要劳务费，均遭推脱、拒绝。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10名工人一纸诉状将建筑公司、劳务公司诉至法院。为及时解决农民工的燃眉之急，诉讼服务中心第一时间启动“优先调解、快速处理”绿色通道，快速将10起案件统一转入速裁团队诉前调解小组。调解过程中，调解员耐心倾听双方诉求，安抚大家的情绪，引导理性沟通，并根据双方实际适时提出调解建议，“10起案件总标的不大，是否可以由建筑公司以项目保障金代替劳务公司支付工人劳务费？”调解员设身处地站在当事人角度释法说理、陈述利弊，最终双方一致认可了该方案，当庭达成调解协议。

■聊城中院：东昌府区人民法院首例“执转破”案件圆满终结，“执破融合”迈出重要一步

近日，东昌府区法院审结了首例“执转破”案件，该案仅用时两个月便审理终结了案涉企业的破产程序，同时使数个执行案件顺利结案。该案的顺利终结，为深入推进“执破融合”，适用简易快审程序树立了典范，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在“执破融合”工作机制下，法院执行部门与破产审判部门密切协作，实现信息共享，资源互通。执行部门在执行过程中，发现符合破产条件的企业，按照法定流程征询申请执行人和被申请执行人的意见，对于符合条件的案件依法及时移送破产审查。破产审判部门提前介入，指导管理人开展工作，实现执行和破产协同推进办案，快速解决涉案企业债权债务关系。“执破融合”工作机制为实现案件快速审理、快速兑现权利人权益、推动“失能”市场主体依法退出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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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铁路运输法院：做实“四个一”工作机制 全方位推进行政争议实质化解

     近年来，济南铁路运输法院牢固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理念，坚持“四个一”工作机制，将“实质化解争议”融入行政审判全过程，“柔”性解纷，取得良好成效。2024年上半年，行政案件上诉率同比下降33.24%。 

鲁法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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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法案例【2024】479

■菏泽中院：不服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2024年3月1日，刘某驾驶的小型轿车与赵某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赵某受伤，车辆受损。事故发生后，某交通警察大队接警后前往现场处理，之后向刘某、赵某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某对此次事故负有全部责任。刘某认为赵某在驾驶中存在违反交通法规行为，且在驾驶时没有注意观察来往车辆，自己不应当对事故负全部责任。2024年4月，刘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某交通警察大队撤销《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并重新作出处理。

法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据此，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虽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职权作出，但并不直接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并非具体行政行为，故刘某请求某交通警察大队撤销《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案件受案范围，裁定不予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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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法案例【2024】480

■沂南法院：分期还款未按约履行，能否要求全额还款？

2019年，原告赵某承揽了被告王某的外墙保温施工工程。赵某依约履行施工义务，工程完工后，王某向赵某出具一张欠条，确认案涉保温工程施工费为66000元，并承诺于2023年年底前向赵某支付施工费30000元，于2024年底前付清剩余施工费36000元。案涉欠条约定王某分两期向赵某支付66000元施工费，2023年年底，双方约定的首期30000元施工费到期后，王某并未依约履行，玩起了“躲猫猫”下落不明，无法联系。2024年5月，赵某将王某诉至法院，要求王某向其支付全部施工费66000元。

本案中，案件的主要争议是赵某能否向王某主张全部施工费66000元。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欠条约定王某分两期向赵某支付66000元施工费，王某并未依约履行到期债务，且现在又下落不明，无法联系，即王某以其行为明确表示不履行案涉债务，王某的行为已经构成到期违约和预期违约，故虽案涉欠条约定的第二期施工费尚未到期，赵某依法有权要求王某支付全部施工费，法院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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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马聪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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