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委楼里的编委们
山西日报社宿舍大院历史上有栋苏式建筑的四层楼房，人们习惯称为编委楼，是当年宿舍大院唯一的一栋楼房。现在，这栋楼早就没有踪影了。一栋被拆掉的老楼房，没有留下一砖一瓦，甚至我没有找到一张完整的图片。岁月流逝，编委楼许多往事淡漠了，许多发小见面不相识了。可是父辈们的音容笑貌却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特别是他们走完人生之路，带着微笑或者遗憾飘然而去之后，这种感觉就愈加明显。他们的故事让我回味无穷，他们的身影渐远渐高，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让我向往，我试图走进几位逝去编委们的精神世界，去探寻一番他们的人生之路。
年少老成的老毛
50年代初，《山西日报》社盖起了机关和宿舍大院，约有300亩，占地面积之大，居全国省报之首。多年后，大院形成了它独有的文化，而报社大院文化的培养者，首功应该是居住在编委楼里的编委们。
中国，历来就是个官本位的国度，人与人之间称呼职务，表示着等级观念。而《山西日报》社大院却没有这个习惯。这是一方净土，人们见面都是称呼老张老李或者小张小李，对领导更是如此。那时，报社的主要领导是史纪言、毛联珏、吴象，人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是称呼他们老史、老毛，老吴象，其实那时老史40出头，老毛老吴也才20多岁。加个“老”字是对他们的尊称。
史纪言早年是太行《新华日报》总编，新中国成立后是《山西日报》第一任总编。1951年他先后担任省委宣传部当副部长、省委常委兼秘书长，但是一直兼任报社总编辑。他在1942年反扫荡期间右腿受伤致残，但是，他却喜欢骑自行车跑省委上班，他高大粗壮的身体把自行车外胎压得瘪瘪的。有时，自行车上驮着他的大儿子宽量。宽量，大概就是宽宏大量的意思。那时，报社的实际一把手是毛联珏。毛联珏是10级干部，但是才20多岁，人们都敢和毛联珏开玩笑，有的故意叫错他的名字，叫他毛联玉，甚至有些人就叫他16岁时在根据地《胜利报》工作时的绰号：“毛儿”。报社不称呼职务的风气，本身就是沿袭了革命根据地的优良传统，可以说，报社就是根据地的延伸。从根据地出来的老毛和其他编委在报社也一直倡导不称官道衔，他们希望报社内部模糊等级观念，互相尊重，人人平等，像个温暖如春的家庭。
50年代，报社的工作人员都在食堂吃饭，毛联珏也不例外。到开饭时间，编辑部人员、行政后勤人员、印刷厂工人等几百号人同时涌进食堂，自然就得排长队买饭。毛联珏和普通的干部、工人一样，规规矩矩，排在队伍中间。他没有插队的举动，别人也没有让他先买的意思。按照当时的规定，他可以吃小灶，可是他不让开小灶。经过再三说服，他才勉强同意每天早饭炊事员给他另作一碗鸡蛋汤。那时候的《山西日报》有一股起绰号之风，比如贾春太的绰号是尼赫鲁，还有的人叫二孔明，冯厅长，小买卖，王掌柜等等，食堂就成了人们互称绰号、互开玩笑的主要场所。有一个记者的绰号叫“软柿子”，毛联珏时常拿“软柿子”开玩笑，“软柿子”也回敬他几句。看到此情此景，外面来办事的人谁能相信他是一位10级干部、报社的一把手。
《山西日报》社的人员，大致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从山上下来的，有原来的《人民日报》、《太行日报》、《冀中导报》、《晋察冀日报》、《太岳日报》、《晋绥日报》、《晋中日报》合并过来的编采人员；二是从城里来的，即入城后接管的阎伪《复兴日报》、《国民日报》、《阵中日报》和中央通讯社太原分社等新闻单位留用人员；三是从社会上招考的知识青年和分配来的大中专学生以及从基层调来的编辑记者。这些人在年龄、出身、社会经历、文化程度、业务知识、个人爱好等方面均有差异，但毛联珏都能一视同仁，以诚相待，没有亲此疏彼。他常说：《山西日报》的干部班子很厚实，可以说汇集了华北新闻队伍的精华，来自五湖四海，兵强马壮，人才济济，一定要把他们团结起来，共同办好报纸。
毛联珏在报社工作的12年，是报社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除了他的以个人思想作风言传身教之外，更主要的是他建立了一套发扬民主、行之有效的制度，这就是报社历史上的一年一度的民主大会制度。报社机关民主大会是从1952年开始建立的，一年开一次，一次20天左右。主要任务是动员全社职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总结过去的工作，部署今后任务，讨论改进工作方案，为进一步办好报纸共同努力。长期的熏陶，使报社的民主风气很浓厚，为了报纸的一块版面，为了一篇文章，甚至为了一个标题，人人都敢和领导辩论、争执。
老毛会工作，也会生活。在工作之余，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他跳舞唱歌，打球弈棋，他的乒乓球打的很好，他还是个戏迷、影迷。在他的身体力行下，整个50年代，《山西日报》社的文体活动异常活跃。报社成立了篮球队、排球队、乒乓球队、歌咏队、舞蹈队、戏剧队、乐队，机关定期放电影、办舞会、搞演出、打比赛，职工们或在俱乐部轻歌曼舞，或在球场龙争虎斗，或在戏台上粉墨亮相，大院里到处欢声笑语，热气腾腾。其中，篮球队、排球队连续多年打遍省直机关无敌手，乒乓球队一直位列三甲。毛联珏一直是省直机关乒乓球单打冠军，在50年代的省直机关范围内，还没人能把他打下案来。陈墨章20多岁时，疏于运动，老气横秋，业余时间只是看书，老毛几次笑着批评他“不像话，不像话，年轻人嘛，怎么像个小老头？”以后，他就盯上了陈墨章，只要有活动便来动员，有时甚至强迫他参加。
1957年，省委抽调一批理论水平高和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优秀领导干部到一些重点县担任实际领导，毛联珏被派到刘胡兰的故乡文水县担任文水县委第一书记。他到职的第一天，便和机关干部一起去食堂排队买饭。食堂管理员奉命要给他开小灶，可是被他拒绝了，就是这件小事却在文水县的干部群众中引起极大反响，大家绝口称赞。
毛联珏从上任的第一天起，这里所有的干部开口闭口都喊“毛书记”，他听了很不舒服，县委机关一名16岁的通讯员兼公务员叫王成福，工作勤快，待人热忱，他喊“毛书记”喊得最勤。老毛三番五次和他说：“你以后不要叫我毛书记”，他说：“你本来就是毛书记，不让叫毛书记让我叫什么？”老毛说：“你就叫我老毛或者叫老毛同志”。以后，王成福一喊“毛”字，老毛就笑着打断他问：“又毛什么？”成福无可奈何地叫了老毛同志，久而久之，成福改口了，县委机关干部也跟着改口了，慢慢地全县干部群众，都亲切地称他老毛或者老毛同志，从毛书记到老毛，这一称呼的改变，毛联珏感到干部、农民和自己的感情近了一层，深了一层。
文水县地势平坦，但那时却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县级机关也没配备汽车，全县大小干部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每个人自己买的自行车，人们都管它叫“铁驴”。年复一年，寒来暑往，春去冬来，全县干部骑着“铁驴”奔波于广阔的农村和山庄。老毛热爱农村，更热爱农民，他经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每次下乡，几个人都是自行车驮着行李被褥，在坎坷不平的乡村公路和田间小道上，歪歪扭扭地骑着。老毛缺乏山路骑车锻炼，骑得较慢，行李被褥只好请通讯员成福骑车驮着，这是老毛唯一行使过的特权。
1958年，老毛调任省委副秘书长，报社职工恋恋不舍地送走了他。1964年他调到中共中央华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粉碎“四人帮”后，他和苏振华为组长的中央工作组重组上海市委，他担任上海市委常委兼秘书长，后来回到北京，担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到了北京后，他住在木樨地，每逢晚上出去到东郊体育场看他喜欢的比赛，都是骑着自行车往返几十里，从不用公车。他每天上下班，从市委机关到木樨地，中转几趟公交车，回到家，已经是一点钟，饭后也不午休，便匆匆乘公交车上班去了。凡是有《山西日报》社的人来京找他，他都是热情接待，问长问短，就连印刷厂老工人的情况，他都要详细打听一番。许多老工人来京城看病，但凡找到他，他都要亲自出面，帮助寻医找药。
老话说，京官难做，果然如此。从上海回到北京市委，出现了一些对毛联珏的谣言：一会说他文革期间带队抄过吴晗家，一会说他带队抄了邓拓的字画，纯属子虚乌有。事情澄清后，流言蜚语仍然不断，最终他一个儿子的事情成了一些人整老毛的把柄。他儿子是我的发小，在婚恋方面的一些事情被媒体大肆渲染，什么”衙内犯法与民同罪“等等，一度时期，成为北京市民街谈巷议的话题。此事株连到老毛，他被调到国务院担任副秘书长。60岁时，他被罢官；61岁时，接到处分通知，但是他拒绝签字，他40天不出家门，心情极度郁闷；62岁时，被通知离休。而且都是在春节期间、他的生日期间。工作了一辈子，突然没报纸、没文件看了，没会议开了，情绪低落的他开始独自一人逛公园，饿了随便吃点早点，然后接着逛，有时和人闲聊，有时捡些老树根，带回家试学根雕，有时去古旧市场、花卉市场，有时候还捡石头带回家欣赏。这样的生活没维持多久，他就被查出肝癌，住进北京医院。63岁时，1985年2月22日，他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他去世后，《山西日报》社的许多人说，老毛如果不离开山西，不离开报社，也许不会有此结果。毛联珏去世后，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写诗悼念：“邃尔遭不幸，坎坷后半生。知者皆惋惜，痛煞老报人。往事昭日月，后人自有评。身去名不灭，沙尽始见金……”
毛联珏生前曾多次说过：“革命战争时在太行山，生活最艰苦，精神最愉快！”家人遵循他的遗愿，将他的骨灰撒在山西太行山上，那是一片葱葱绿绿长满松柏的山，因为老毛喜欢松柏。
冷面热心的刘山
总编辑刘山是在报社做领导时间最长的一个，许多人说他是个冷面领导，甚至有些年轻人给他起了个绰号：“老阴天”。他内向，说话少，报社流传着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刘山不说话”。其实他是个外冷内热的优秀领导干部。许多人都说，那时的报社大院就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大学校、党性修养的大熔炉、和睦相处的大家庭。
当然，说刘山冷面，也不无道理。刘山是个文化人，但是孩子们的名字都不是他起的，而是他夫人赵玉梅医院的一位同事起的。孩子们的奶名小米、二米、小闺女，都是赵玉梅随意叫出来的。刘山去世后，他的女儿小闺女（奶名）回忆说，她们兄妹三人，除了她在家敢和她爸爸多说几句，或者对他提一些小的要求外，她的哥哥和弟弟从来不敢在她爸爸面前多说几句。有时候他们有事，也是通过小闺女这个“传话筒”进行转达，这种严肃的父子关系和宽松的父女关系在她家延续了很多年。直到刘山身患重病在家休息，才向儿女们表露心肠。有一天，他把三个孩子叫到病床前，内疚地对他们说：“爸爸不是不关心你们，更不是不喜欢你们，实在是一门心思忙工作，没有顾上更多的关爱你们，你们能理解爸爸吗？”等了多年，刘山才向儿女们说出了这句掏心窝子的话，顿时，三个孩子泪流满面。
其实，那个时候报社大院的父辈们，像刘山一样的人很多，都是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少操心儿女们的事情，家庭也基本上是严父慈母型。
刘山在家里和孩子们说话很少，有时候说几句话，也是“标题新闻”。他给孩子们常说的三句话就是;“学会吃苦，要堂堂正正做人；学会吃亏，要诚诚实实待人；学会做事，要认认真真做事。”
对自己的儿女冷，对报社这个大家庭的成员，刘山却充满了一腔热忱。他常说一句话：“群众的利益无小事”。老报人们给我讲过许多刘山的故事。1968年国庆，年轻记者杨宗夫妻二人到刘山家串门，刘山得知他家老二杨东杰才出生7个月，立即和夫人赵玉梅悄悄商量，翻出箱底，找出他家孩子的几身新衣服送给他，过了几天，又把一辆半新不旧的小推车送给杨宗。在那个缺钱缺布票的年代，那真是雪中送炭。几十年后，杨宗给他的儿子、北大毕业的青年企业家杨东杰讲起往事，他为之感动不已。作为对家乡人民的回报，杨东杰给永济县捐款25万元，盖了一所希望小学。
编辑韩秋云和刘山接触不多，那时他家住平房，孩子出生后，家里温度低，着凉生了病，房管部门就把他家临时安排到编委楼西单元一层的一间水暖管道用的房间居住，和刘山成了隔壁邻居。房间是暖和了，但是没有自来水管。生活用水每天得到排房中的水管上去提。刘山知道后，多次告诉韩秋云就近到他家提水。就这样，半年多时间，韩秋云天天到刘山家取水，刘山一家大小从没嫌过麻烦。韩秋云的妻子生病住院，家里扔下5个月的孩子，刘山夫人赵玉梅就主动接到他家照顾。
60年代初期，由于天灾人祸，全国人民的肚子吃不饱了，报社的许多编辑、记者瘦弱了、浮肿了、病倒了，可是报纸还得照常出版。有些同志为了生活所迫，托人从农村购买食品，有的通讯员借送稿之际，给代买了一些食品。而这在当时属于不正之风，是不允许的。刘山考虑，既不能上纲上线，严肃批判，又不能坐视不理。于是决定让报社行政人员想尽办法解决采购，尽最大可能地解决了职工的肚子问题。
李德凡当年是报社印刷厂排字车间的小工人，有一天，他的大哥因为家庭破裂，突然得了精神病，需要送往太原精神病医院。可是那时没有出租车，公交车也不通那里。实在没有办法了，他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刘山，刘山一听，立刻让司机梁柏生出车，把病人送到了精神病医院住院。第二天，刘山又主动询问他：住院了没有？以后有急事就来找他。李德凡大哥住了10个月医院，病痊愈回到学校上班，李德凡和他哥哥提了些东西到刘山家感谢，被刘山严厉批评了一通：“职工家里有事，领导都应该帮忙，你见谁往我家里送过礼，怎么你连这个也不懂？”
刘山曾在省广播电台当领导半年，单位给他配备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用来每天早晨收听电台的自办节目，那时候半导体很稀缺。刘山调离时就把半导体交了回去。电台办公室工作人员说，你留下做个纪念吧，他回答，公家的东西我不能要，要听广播，有家里的大收音机就行。
有一次，省邮电管理局局长派人给他送来一本精装集邮纪念册，扉页上写着刘山的名字，刘山拿到手后，左看右看，对秘书王灿然说，这东西好像是有价证券，还可以当邮票使用，白拿人家的不好吧？王灿然说，这是纪念品，是集邮。刘山说，那就分开送给报社集邮的同志。结果，一套完整的集邮册，编号都连接着，被刘山拆开送人了，也被集邮的人当成笑话传开。
1976年的春天，编委宿舍楼前有一堆灰渣垃圾堆放了很久，刘山看在眼里。有一个星期天，他碰到编辑赵文生，让文生从报社找来一辆小平车，两个人铲了一下午，打扫得干干净净。刘山对文生说，，我们这个星期天过得有意义，帮大家搬掉了一堆障碍物，这下出门走路就顺当了。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前半期，是《山西日报》最为辉煌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报纸办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独有特色，别具一格，权威性高，指导性强，读者面广。因而，领导满意，群众欢迎，受到省内外称赞，更获得毛主席赞扬，被誉为“红旗报”。吴象和刘山的点子多，功不可没。他的一句名言就是：“报纸靠劳模，劳模靠报纸”。他在报社内部曾提出口号：“人人当部主任，人人当总编辑”，“当保险编辑、放心记者”。那时报纸的典型报道特别多，抓问题的报道特别多，优秀作品特别多。
“文革”开始，因为吴象已经调走，刘山首当其冲，被打成头号走资派，造反派非要逼他承认《山西日报》是黑旗报，刘山咬着牙不承认，为此受了不少折磨。关牛棚、坐飞机、戴高帽、皮带抽、被监督劳动改造。“文革”结束后，他不计前嫌，对整过他的人，都做了合适的安排，该提拔的提拔。编辑任谷威问过他：“我那时嗓门大，喊口号，你是什么感觉？”他说：“群众运动有些过头难免，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我对报社每个人的本质心里是有底的”。老工人李书麟在50年代作为全国劳模，两次被毛主席接见，文革时两派都拉他入伙，多次参加过批斗刘山。文革后，李书麟主动向刘山检讨，刘山劝他放下包袱，又说：你又没胡来！”李书麟听了深受感动。有两个打他最凶的青年工人找到他道歉，刘山热情接待了他们，非常诚恳地对他们说，赔礼道歉、检查错误就不必了，我是文革的受害者，你们也是受害者中，咱们都要继续学习，接收教训，希望你们在报社安心工作。这就是刘山的胸怀。
刘山的胸怀还体现在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念旧，他对调离报社的人都有感情。报社是个培养人才的大学校，许多人调离报社后到各单位做了领导干部，调出去的人多。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许多人因为下放插队流落全省各地或者其它原因，离开了报社，后来愿意归队，刘山总是双手欢迎，大开绿灯，所以，调走的人再回来的也多。放在今天来看这个问题，真的不可思议，许多人一旦离开原单位，就终生回不去了。刘山到各地下乡，总要想法找到过去的老报人，了解他们的生活困难。他跟随省委书记王谦到运城，他担心报社在运城的老人们进不了招待所，因为招待所戒备森严，他就从招待所出来，一直找到了报社老人住的小平房探望。
1966年3月，《山西日报》支援西藏一人，编辑阎振华被派到《西藏日报》工作，临行前，刘山对他说，你的小孩户口留在太原，你啥时候身体不适应就再回来，咱们报社都欢迎。阎振华在《西藏日报》工作了14年后，刘山已经重病卧床，他去看望刘山，提出回《山西日报》的想法，刘山丝毫未加思索地回答：“原来答应过，没问题，回来吧”。编辑傅业下放到《雁北报》工作，偶尔在太原碰到刘山，随便念叨了几句。刘山就派人到雁北，把他要回了《山西日报》。记者王宪斌和李相桂的妻子都在临汾从事医务工作，为了让两人安心工作，刘山在编委会上决定，帮助把他俩的妻子调到太原省第二人民医院，不到三个月，两人的妻子就临时到省第二人民医院上了班，但是正式调动手续一时办不来。编委会决定，工资由报社发，人在医院上班，报社一直发了一年半工资，医院才给正式办了手续。这件事在现在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以刘山为首的编委会就这样做了，为这样的领导编辑们能不拼命干工作吗？编辑马万程一直在《山西青年报》工作，解放初，《山西青年报》算是《山西日报》的“山西青年”专刊。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连降3级，被发配临汾，1979年8月平反时，已经57岁。当他向刘山提出想调回《山西日报》社时，刘山只说了四个字：研究研究”。12月份，马万程接到调令，他发现办完手续，刘山就病休了。马万程说：“好险，再晚一步，我的后半生命运就要改写了”。中央山西干部学习班结束后，编辑柴沛霖等5人和刘山一起被分配到省广播电台。几个月后，刘山被调回报社，柴沛霖对他说：你不能把我们几个撂下，一走了之。刘山说，你们是革命的种子，播种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开花。三个月后，他们几人调回报社，柴沛霖去感谢刘山，谁想到刘山却板起面孔说：“这不是关照，这是革命需要！”1970年编辑杨君瑞被下放到柳林插队，《山西日报》下调令让他回来上夜班，他一听上夜班就拒绝回报社，改调省农科院编辑院刊。在农科院工作了一段时间，杨君瑞又提出回报社，刘山一口答应说：杨君瑞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什么时候欢迎。很快他就被再次调回报社。
就是这样一位心中装着全社干部工人和家属的好总编，一辈子谨言慎行，一身清白，十年动乱中经受住了考验，可是，却在文革结束后的清查运动中，在他56岁时，无端陷进一场纠纷，并在省委不能左右的情况下，受到了党内处分。内向的刘山因此抑郁成疾，沉疴九载，1988年7月9日，65岁时抱恨而终。
从1949年4月到1988年7月，刘山在《山西日报》大院整整生活了40年。
浪漫活跃的陈铿
陈铿早年是个战地记者，一生充满传奇浪漫色彩。他风度翩翩，气宇轩昂，是个热爱事业和热爱生活的非常活跃的人物。他和妻子吴坚志趣相投，是一对摄影夫妻，勘称山西的徐肖斌侯波，那个年代中央领导到山西视察的照片都是由他们夫妻拍摄。
陈铿和吴坚有三个漂亮的女儿，他们经常给孩子们讲他俩的革命故事。他俩是1938年一起去延安的。陈铿家境贫寒，13岁出外在照相馆学徒，在社会交往中，陈铿接触到许多进步书籍。后来陈铿带领30多人奔赴延安，路上遇到国民党的阻挠，在林伯渠的解救下，才顺利到达革命圣地延安。陈铿毕业于延安华北联合大学文学院，做过剧社的演员、导演、社长，创作并演出了许多活报剧、话剧、歌剧及戏曲。1944年陈铿被指派陪同进入解放区的外国记者团爱泼斯坦一行和美军观察组，在汾阳县境内观战八路军攻打协和堡据点，全歼守敌。随后，陈铿执笔参与创作四幕话剧《大战协和堡》，话剧演出后，根据地人民受到很大鼓舞。吴坚告诉孩子们，陈铿当年在《白毛女》话剧和歌剧中出演黄世仁的大管家穆仁智，孩子们奇怪为什么演个大坏蛋？吴坚说穆仁智的戏份最多，比扮黄世仁要难演得多。吴坚讲到陈铿的演戏常常开心地笑出泪花。
陈铿的女儿们手头留有一张父亲1942年秋、在抗大二分校晋察冀驻地出演著名剧作家曹禺版话剧《雷雨》的剧照，那次在敌后首次演出曹禺话剧《雷雨》引起了轰动。陈铿在照片背面记录了那次演出人员的去向。崔嵬的夫人何延出演繁漪，上世纪60年代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教务长。陈铿的女儿中学毕业想从艺，还到北京讨教过何延阿姨的指导。饰演二少爷的雷征天和王济民都在晋察冀鳌鱼山的战斗中牺牲了。有调停处工作经历、解放后写作并导演电影《停战以后》剧本的辛毅叔叔在文革浩劫中故去了。
1947年，陈铿走上了新闻工作岗位。解放太原时作为新华社晋中分社随军记者，随突击队登城，打进伪绥署活捉守城主将孙楚、王靖国等，随后参加军管会新闻接管工作。到了《山西日报》后，陈铿多次以记者身份出访。1952年、1953年陈铿两次参加赴朝慰问团，文字报道及摄影作品经新华总社发往全国报刊，遴选百余幅制作百余套发往各地。陈铿是个很浪漫的人，他把从战场带回的炮弹壳摆放在家里，插几束什锦花，很是别致。 1954年陈铿领导筹组《山西图片社》，成为全国最早图片社之一。他创建了《山西画报》杂志，还担任首届山西省摄影家协会主席，吴坚担任协会秘书长。可以说，陈铿是山西摄影事业的开拓者。
1964年，《山西日报》副总编辑陈铿调到新组建的山西省外事办公室任副主任兼省对外友协副会长（正厅级），负责主持外办的全面工作（分管副省长兼任主任、会长）。任命书的签发人是周恩来总理，这个“委任状”一直摆放在陈铿家的书柜里，一直摆放到2008年吴坚去世。1965年，陈铿参加中国政府代表团、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古巴；1966年率山西省文化代表团出访苏联和东欧（波兰、东德等国）。他是山西对外开放的先行者。
吴坚原是南京教会学校“汇文女中”的高中生，靠缫丝和帮人带孩子的所得读书。1937年南京沦陷时，吴坚随年龄大的同学北上逃难到西安，躲过了南京大屠杀，在火车上偶遇让座的陈铿，陈铿向吴坚介绍说延安有一所不要学费的大学，从此吴坚就追随着陈铿，参加了革命。1939年吴坚转入延安女子大学学习。入夏后，“女大”部分学员连同“陕公”、“鲁艺”、“联大"近万人，编为八路军青年纵队开赴敌后战场。后来吴坚调入晋察冀抗大二分校文工团，1942年随团在华北联合大学文学院学习，曾在晋察冀太行一军分区、晋绥八军分区、吕梁党委以及《晋中日报》做编辑等工作。太原解放后成为《山西日报》的记者。后来担任《山西图片社》领导。
陈铿吴坚的许多摄影作品，是载入中国的摄影史的。1951年陈铿拍摄的《汾河雄风入画来》，反映汾河风光和有历史特色的放木排活动，获省新闻金奖；1952、1953年赴朝鲜慰问团时，陈铿拍摄的表现高炮阵地的战士利用战斗空隙学习文化的摄影作品，刊登在“解放军画报”上；陈铿拍摄的摄影作品《欢迎最可爱的人》，表现了省城人民夹道欢迎志愿军归国汇报代表团的动人场面，在专业刊物《摄影网》评为最佳新闻照片；1958年陈铿拍摄《刘少奇同志在太原》“同重机女徒工交谈”的照片被选作权威摄影刊物《中国摄影》、《新闻摄影》封面，后选入《刘少奇同志光辉生平影展》；拍摄的《董必武同志在山西农村》入选《第一届老摄影家作品展览》，在全国巡回展出。所拍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陈毅、贺龙、聂荣臻、罗荣桓、罗瑞卿、谢觉哉、吴玉章、郭沫若等照片广为新闻媒体、摄影画册、地方史志选用或个人珍藏。
1951年在镇反运动中，吴坚采访公审杀害刘胡兰烈士的凶手大会，她抢拍到的照片——《母亲的愤怒控诉》，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瞬间，曾被香港《大公报》转载，于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时被授予“世纪佳作奖”的殊荣。孩子们曾听到母亲谈这次的拍摄过程，她感慨地说，那次全国各大报纸都有记者来采访。自己没有合适的拍摄位置，那时年轻，只好踩在主席台的边角，后跟使点劲就会踩空掉下去。那次众多抢拍的记者中，只有吴坚的拍摄是成功的。因为她事先预料到天气的变化和时间会较晚，光照可能较差，特别准备了高感光度的胶卷以备现场抢拍，所以有关的报道均采用吴坚的拍摄照片。吴坚的杰作《周总理在大寨》入选山西省妇联《三八节画册》；《时刻准备着》入选《全国首届女摄影工作者作品展览》；《郭沫若题词》、《胡文秀和戎冠秀在一起》、《胡耀邦和青年在一起》、《钱学森观看发射场》、《狼牙山五壮士之一宋学义》等作品参选《山西摄影展览》，多部作品参加巡回展出。吴坚给孩子们讲过她参加的大同煤矿的一次瓦斯爆炸采访，看到满山遍野的家属穿戴着白色的孝服，白花花的一片山，加上失去亲人的嚎啕哭喊，吴坚从头到尾都是流着泪水拍摄的。平陆县61个阶级兄弟中毒事件，她也是买了火车票赶去采访。陈铿吴坚用自己手中的相机，忠实地记录了那个年代。
在编委楼里，陈铿吴坚家里保存着许多“宝贝”， 有陈铿在128开的小本子上记载的蝇头小楷的战争年代日记；有他俩的128开本的小字典；有吴坚在安吴堡（那时都称安吴堡是小延安）参加《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的会员证；有八路军褪了色的红布领章；有陈铿在解放太原后参加军管会新闻接管组的徽牌；有陈铿保存的一把“勃朗宁”小手枪，外带5颗子弹（文革前已上缴）。孩子们在假期经常翻看父母的这些宝贝。当然陈铿家里最多的是相册，里面有许多他们为三个女儿拍摄的照片，如白皙漂亮的陈七一穿着妈妈的一件驼色条纹大襟袄，举枪作瞄准状的倩影，“美人”与小手枪形成极大反差，像个飒爽英姿的“女土匪”。相册留给陈铿三个女儿无数美好的回忆和对父母深深地感激。
孩子们曾经说陈铿是个裱糊匠。在编委楼里，陈铿经常自制《山西日报》合订本。他把一个月的报纸整理成一本，一年的12本再合起来装订为一册，每年一册，因为太重不好挪动，就放在了孩子们睡觉的床肚底下，时不时还取出来修补。陈铿教给女儿们用几股细线搓成粗线绳，像绕大8字一样把报纸装订起来，最后加牛皮纸作封面封底。用旧了的辞典脱页了，陈铿也会用针线如此这般操作，自己打浆子将书脊抹湿，用布粘好。直到陈铿的女儿们做了母亲，还在沿用父亲的办法修补书籍，装订修补孩子们的书籍、杂志、报纸。
1960年困难时期，陈铿家刚搬上楼，还没有吃饭的桌子，全家人就端着碗站在门厅里吃饭，饭菜也不够吃。陈铿边吃东西边打趣讲故事，说坐着吃饱站起来正好，站着吃饱就吃撑了，蹲着吃就可以节约粮食，看人家村子里的老乡喜欢蹲在墙根边晒太阳边吃饭，就说明这个道理。仨姐妹哈哈一通乐。站着试试、蹲着试试，还真是感觉不一样。当时报社食堂时兴用豆子换豆腐，陈小妹总是在大食堂门口，蹭到美术部的俞洁阿姨那里讨要阿姨不吃的豆腐渣。到现在她还常回忆起豆腐渣的“美味”。
陈铿女儿们小时候，陈铿就在寄卖委托行给她们买了小孩用的冰鞋，然后带她们去海子边的冰面上学习滑冰。青年路游泳场建好后，陈铿学会了游泳，然后就带女儿们去玩水。他还抓来一只青蛙放在家里浴盆里，让孩子们仔细观察青蛙的蹬腿动作。在陈家女儿们的带领下，报社的一帮孩子都跟着学会了游泳，毛联珏家的毛小茅是男孩子中的游泳健将。陈七一初二、陈小吴小学六年级时，陈铿让孩子们休学一年，送她们去了省游泳集训队，在四川重庆和成都训练了一年。1960年夏天姐妹俩参加了首届全国水上青少年运动会的游泳比赛，陈小吴打破了全省记录，并且保持了15年。
1966年文革开始，陈铿被戴上“里通海外”的特务的帽子，抓进了监狱，和家人失去了联系，家从编委楼东单元搬到了西单元，住房面积缩小了。
一年多的时间，陈家女儿们奔走于军区、公安和省外办等处，就是找不到父亲的下落。等到父亲重新被软禁在省外办时，她们才找到，才知道父亲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一段时间，陈小妹在每天晚上夜深人静时，偷偷地用自行车将父亲带回编委楼家里，一大早趁着天没有亮，再偷偷地把父亲送回单位。陈铿常对女儿们说；“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句话后来成了她们姐妹们在心头不解时互相安慰的常用语。
时光一晃，陈铿离休了，但是他显得更忙了。他组织成立了山西老年摄影学会，并担任会长，为解放军某部举办“军地两用”人才摄影培训班，在山西老年大学开设摄影学习班。与京剧爱好者筹建山西老年京戏艺术团，排练了十余出传统剧目到工厂、企业、科研单位演出。陈铿还在多部电视连续剧中扮演角色：《唐王登基》中饰演李珲；《寸土》中饰演刘思源；《临汾攻坚战》中饰演日本顾问木村；《水》中饰演老教授；《红军东征》中饰演伪汾阳县长。在每个剧组，他都是年龄最大的演员，也是资历最老的演员。客串的角色为陈铿的晚年带来愉悦与欢乐。
上世纪80年代，在电视电台教英语热期间，粗通俄语的陈铿也很“时髦”地开始学习英语。陈琳版的外语书上写满了汉语拼音、英语音标、以及汉字注释。床头堆满了英语磁带。晚年时陈铿脑梗、心梗轮番发作，脑梗后说话不利索，陈铿就用简单的英语和女儿们对话。
2000年10月7日，83岁的陈铿因为脑梗，带着对事业、生活的无限眷恋，带着对妻子和三个女儿的无限眷恋，与世长辞。8年之后，90岁的吴坚因心脏病辞世。
执着坚守的马明
马明曾担任报社副总编辑，后来调到新华社山西分社任主要领导。历史上报社和分社分分合合，曾经共处一个大院，报社修建编委宿舍楼时，马明跑太钢联系盘条钢材，所以，马明也理所当然地在编委楼居住多年。1986年2月马明离休，曾被中组部评为全国离休干部先进个人，中组部批准享受中央国家机关正部长级医疗待遇。
晚年，马明出版了他的30万字的长篇回忆录，题字送我一本雅正。 雅正谈不上，却让我时时掩卷沉思：一个富家子弟的革命之路，走的那么艰难，那么曲折，但更不乏精彩之处。
马明出生于山西孝义一个大户人家，父亲是东盘粮村三个富户之一，拥有农工商三类产业。他的父亲是个爱国民主人士，是个进步乡绅，一是把6个孩子全部送到远近的新型学校读书，一是在抗日战争初期支持6个孩子全部出去参加革命工作，马明于1936年9月17岁时，在读书的汾阳教会学校铭义中学入党，从此投身革命。他先是在决死第三总队第二中队当政治工作员，参加了许多抗击日寇的战斗，在战斗中他左臂负伤。1939年12月，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相持阶段。就在这时，蒋介石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也紧跟蒋介石的后尘，由“联共抗日”变为“联日反共”，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山西“12月事变”，勾结日伪军，妄图消灭共产党领导下的山西新军决死队和“牺盟会”。决死第三总队中包括马明在内的150多名政工人员和共产党员被逮捕。马明被关在监狱长达四个月，期间，许多共产党人被枪杀了。“12月事变”成为中国共产党和阎锡山分道扬镳的分水岭。
四个月后，马明被以“未查明共党身份”释放（事变前，党员身份保密)。从阎锡山12月政变后的晋城监狱中出来，马明开始北上寻找党组织。然而，北上的路已被堵死，中央军、晋绥军、民团等，层层设卡，盘查行人，捉拿共产党。路上，他巧遇原决死第八总队前线剧团的青年演员们，被大伙推选为剧团团长。为了便于活动，他们暂居反共情绪不太积极的晋绥军第47师，成了师里的直属单位。可是，47师被中央军排挤的没了地盘，只好转移到河南北部。有一天，47师参谋处突然给每人发了一张参加国民党的登记表，要求集体参加，马明也被迫填了表，但是，在他心中留下一些阴影。后来，47师参加了对日军的中条山会战，最终。国民党军队节节溃退。马明和剧团也被卷进了会战漩涡。后来，随着47师的剩余部队，他们撤退到垣曲和阳城两县交界的历山原始森林地带，在原始森林里过着野人的生活。
部队走出中条山后，辗转到了吕梁山区的乡宁县，离马明的家乡孝义越来越近了。他干脆和47师不辞而别，以阎军47师前线剧团团长的公开身份，身着军装，携带军人通行证，闯过许多关卡。
从1940年3月到1941年8月，历时16个月，穿越中央军、日军、晋绥军三个占领区，跋涉太行山、王屋山、中条山、太岳山、吕梁山，迂回曲折，徒步行走3000多里，马明终于到达家乡孝义，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经过考察，1942年1月，党组织恢复了马明的组织关系，党龄从1936年算起。
由于有一段在阎军47师的“合法”经历，党组织要求马明在家乡做隐蔽工作，，也就是情报工作。马明先是参加阎军的“战训班”，担任教官，后又打入国民党党政总队情报机关，曾被任命为第15分队少校分队长。
根据党组织的命令，马明于1944年又从第15分队不辞而别，撤回到共产党领导的沁源抗日根据地，被调到新华社吕梁分社，参加了晋西南战役、汾孝战役、晋中战役等。后来作为解放太原的战地记者，随军进入太原。
1949年4月26日，新华社山西分社成立，和《山西日报》是一套机构两块牌子，报社社长史纪言兼任分社社长。1950年2月，分社单独分设。1958年4月，分社下放地方，山西省委又把分社和《山西日报》合并，一直延续到1960年底，马明担任了《山西日报》社副总编辑。
在新华分社和报社工作期间，马明人生的一大亮点就是，他和许多劳模结了缘。其中，最著名的劳模就是李顺达。
1951年春节前夕，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动员全国农村开展爱国生产运动，马明决定采访1938年入党、1944年和1946年在太行区两次群英会上被评为一等劳模的李顺达，他想，如果李顺达的互助组能带头响应全国农村工作会的号召，肯定是条好新闻。
还有两天就春节，街上过年的气氛浓郁，又下起了漫天大雪，太原到平顺西沟260多公里，需要两天半时间。马明决定到西沟过年。可是长途汽车票卖完了，正好汽运公司的一辆大卡车可以把他捎到长治。经过10个小时的颠簸，当晚10点马明到达长治，可是第二天到平顺已经没有任何机动车了，距离平顺西沟还有100公里。地委行政处的同志给马明找来一头骡子，马明乐了，战争年代他常骑马，骑骡子更不在话下。马明骑着骡子，冒着大雪，一路上翻山越岭，当晚除夕夜9点多时，他终于赶到了西沟村，这时，他已经成为一个雪人，手脚都冻僵了。李顺达和村民热情地接待了他。初一的早晨，李顺达带着马明给全村人挨家挨户拜年，参加了村民举行的团拜会。晚上，李顺达生旺火炉，在他家的窑洞里召开了互助组会议，决定率先向全国农村发起开展爱国丰产竞赛运动的倡议。马明向总社发了新闻后，《人民日报》做了突出报道，没想到，一个月内，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寄来的响应信和应战书，像雪片一样飞到了西沟村，据统计，全国有1681位劳模和1938个互助组响应了李顺达互助组的倡议，于是，全国农村的爱国丰产竞赛运动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西沟村的李顺达互助组一下子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以后的日子里，马明把西沟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多次往返，成了常客，并且写了许多关于西沟的报道。他只要去了就住在李顺达的西房，李顺达吃什么他吃什么，真正实现了同吃同住。1972年，马明的二女儿马义华下乡插队，马明毫不犹豫地让她去了西沟，他的太行情缘有了新的传承。
1955年9月，由马明执笔，写出了题为《勤俭办社，建设山区》的调查报告，被收入毛主席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毛主席亲笔写下了313个字的编者按。编者按最后说：“这个合作社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自然条件较差的地方能够大量增产，为什么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不能够更加大量增产呢？”。毛主席的这313个字的编者按，至今，西沟人一直把它放在西沟最醒目、最重要的位置展示着。
2002年，马明主编的《太行劲松——全国著名劳模李顺达》一书正式出版。马明认为，哪个时代都需要劳模，劳模精神是不可缺少的时代精神。
1966年，“文革”开始，马明被戴上“走资派”和“叛徒”的帽子。他实在想不通，自己曾经被捕的历史问题，党组织早就做了结论，现在全部被推翻，硬说他是叛徒。造反派走遍大半个中国，调查马明的问题，调查的结果和当年组织上的结论一致，但是造反派还是不依不饶：“其他被捕的人被杀害了，为什么你能活下来？”1970年，马明被发配到新华社永济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马明又成了被清查的对象。
在苦闷的日子里，马明时常想起战争年代的艰苦日子，也越来越想念那些英年早逝的战友。终于有一天，他在家坐不住了，跳上火车，向晋城驶去。
到晋城下车后，他直奔离县城40华里的大阳镇大南沟村，找到了当年关押他们60多人的一栋小二楼。经当年的村民指点，马明在一块坡地上找到七具当年村民们埋在这里的烈士遗骨。后来马明又跑到阳城，几经周折，马明又在一处山坡上，找到另外24位烈士的埋藏地。在埋藏地，马明一头跪下，用手使劲刨着，结果刨出一个头盖骨，他看着头盖骨放声大哭。回到家里，他把烈士的头盖骨，摆放在书架上，每天都要看几眼。为了弄清楚烈士名单，马明奔走于省档案馆和省公安厅，走访曾被关押和释放的人员10余人，甚至还找到了当年的叛徒。做这一切时，马明还戴着“走资派”和“叛徒”的帽子。
31位烈士的遗骨找到了，却散落在原牺牲地。彻底平反后的马明给山西省委写了一封请示报告，建议将烈士遗骨就近迁入阳城太岳烈士陵园，并建议召开迁葬追悼纪念大会。山西省委很快做出决定，对“12月事变”牺牲的同志，追认为烈士，并将遗骨迁入太岳烈士陵园。1979年“12月事变”40周年时山西省委在太岳烈士陵园隆重举行了纪念大会，省委副书记主持仪式，陵墓前竖起了“12月事变”殉难烈士纪念碑，参加纪念大会的有2000多人。接下来的10年中，马明开始寻找在山西牺牲的120位新闻烈士的足迹，撰写烈士的事迹。2000年4月，由马明主编的《热血铸丰碑——缅怀血洒三晋大地的新闻英烈》一书正式出版。从寻找烈士遗骨到寻找烈士足迹，马明断续用了20年时间。
寻找的同时，也是对马明心灵的洗涤。那段日子，马明觉得每天在和那些不朽的灵魂对话。那些英烈的生命停止在那个年轻的时间，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敬仰，甚至连遗骨都还散埋着。他们牺牲了生命，难道他们的信仰就随着生命的逝去也被无情地消逝掉么？现在的人，如何解读“信仰”二字？
2015年5月初，我听说马明的小儿子、山西经济日报副社长马正主编出版了一本《辙印》的评论集《坚守信念》。闻之后，我即到马明家索取。马明坐在椅子上，已经不能行走。一听到我父亲的名字，顿时激动起来，竖着大拇指说：你父亲是大好人。马明老伴告诉我，马明现在容易激动，尤其是见到故人或者故人的后代。我和马明聊了一会，97岁的马明再次签名赠书给我，只是记不得康字的笔画了。
回到家里，我一口气把30篇评论文章读完，更加深了对《辙印》一书的理解。
离开马明家半个月后，2015年5月19日，马明走完他人生的路程，享年97岁。当我去他家吊唁时，看到那个烈士的头盖骨还静静地搁置在书架上。
直接点击以下文字链接，阅读推荐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