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执着（二）

1946年初，根据形势的发展，太行区决定停办太行干校，在此基础上创办一所师范学校，地址选在长治，任命原太行干校学生队主任李慰为副校长。李校长带着原太行干校仅有的几名教师准备迁移，临行找父亲谈话：肯定他学习、工作、革命的热情；鼓励他光有滿腔热情是不够的，仍需要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磨炼；告慰他相信组织，继续接受党的考验吧。父亲感动、振奋，依旧怀揣理想信念，追随党的需要，跟着李校长由河北涉县来到了山西长治，同时提请组织上重新核查他的“历史问题”。

长治师范学校初建，只有李校长一位领导，几位分別来自山西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数理化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教师。父亲虽沒有上过正规大学，但国文底子不薄，也是最年轻的，于是兼任教务员，编写教学管理制度，制定招生计划、课程设置、教学计划，组织大家编写印制教材，同时还要抽时间自学马列、毛泽东有关论述、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忙得不亦乐乎。4月迎来晋东南各地考生入校，三个师范班、三个中学班共计二百五十多名学生，父亲担任国文、历史课程教师。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30万人向中原解放区(武汉和江西九江以北的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围攻；共产党中原部队6万人分路向西突围，晋冀鲁豫等地部队分布外围援助；国共全面内战爆发。就兵力、物力而言，当时国民党占绝对优势，共产党仗打得艰难但顽强，并急需兵力、物力补充。此时中共中央已基于老解放区农民土地现状于5月发布了“五四”指示，将“减租减息”政策变革为“耕者有其田”，并于6月率先在老区“放手发动群众”中进行，随及晋冀鲁豫等根据地进入了土地革命运动。之后随着战争的持续，土地革命便不可避免地与战争的需要紧密联系，前期也出现了过激行为，后期被纠左。土改过程中一般的做法是工作组入村，划分阶级成份，访贫问苦，揪斗清算，分配果实。最终取得了广大农民保家卫国，踊跃参军和交公粮的实效，国共兵力大小强弱状况也大为改观。

此时长治时不时遭到国民党飞机偷袭轰炸，父亲与学校教师们一边坚持教学，一边组织学生们躲避空袭，一边下乡宣传土改政策。此间学校一名左权籍教师(家父地主)被召回本村参加土改，几天后传来消息死于非命，此后类似事件其他地方也有发生。紧接着麻田村两次派人前来长治要带父亲回村参加土改，被李校长已外派工作组为由挡住，并以他对土改初期发生问题的了解和他的人品胆识，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保护着父亲。父亲身在其中也是高度紧张，感动之余却也难以抑制内心的恐惧。此时父母亲结婚已5年，离多聚少，上半年祖母过世母亲才来长治团聚，此刻初怀孕仍在补习备考中，假如真有不测发生，父亲也确实难以放下。

1947年初，太行区决定将长治师范三个中学班学生转出，并接收太行八中和豫北中学等选送的学生，在此基础上创办太行区工业职业学校，为太行区培养工矿企业干部。学校由李慰任校长，为避之国民党空袭，决定分批将学生暂迁距长治约20公里的壶关县城周边村组织教学，父亲和部分教师随之由师范学校转入工职学校，忙着往返长治与壶关间搬迁。此时麻田村又派人来长治，通知父亲回村参加土改。父亲在壶关，接到通知后想，目前国之大事是战事，解放区重中之重是土改支前，自己还是应该面对现实，自觉接受党的考验，于是鼓足勇气，独自一人回到了麻田村。

还好此时村里土改工作已进行到后期分配果实阶段，有惊无险。父亲将祖父之前捐出田产、房产确认签字，并将现留有的零星自耕地和祖传院交公。离开时在村边漳河水旁，双腿下蹲双手掬水洗把脸，顿时感到了一身的轻松，自我感觉按着党的指示做事，向着党的组织靠近。对于在土改阶级成份划分中，祖父被划为地主，父亲依然抱着家庭出身不能选择，走什么道路自己选择，重在政治表现的认识。回校后犹如注入一股新的活力，又一头扎入工作，并第二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1947年6月，晋冀鲁豫主力強渡黄河，进击中原，刘邓大军在鲁西南战役中击溃国民党军6万人，就此拉开了共产党主导的人民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

1948年初，新的中原解放区创建，新老解放区军民都在为人民战争的战略进攻向战略决战准备着。此时太行区着眼于未来新中国经济建设所需专门人才，决定将在河北涉县的太行会计学校迁至长治与工职学校合并，合并后的学校为太行财经学校，下设工业、会计两部，校长仍是李慰。父亲在学校类別、规模扩大基础上，又新任政治经济学常识课，在继续兼任教学管理工作的同时，还兼做学生工作(组织学生编剧、编报、演出，宣传党的政策、报导战争动态等)，同时在《太行教育》、《太行文艺》等刊物上发表《太行财经学校的语文教学》、《谈谈学生写日记》、《试析阮章竞、冈夫的诗作》等文论。出于他实际担负工作的性质吧，虽然无职位不是党员，却常参加学校领导层会议研究工作，尽管很忙也累，但感觉到组织对自己的信任，內心充滿了暖意。此间，他也几次专程去左权县公安局，要求重新核查本人的“历史问题”。

1949年初，共产党解放军自济南战役始，历经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打得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4月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在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击溃沿江防御的国民党军，4月23日南京解放。4月24日解放军浴血奋战6个月之久的太原战役结束，5月大同和平接收，自此山西境內全部解放，8月山西省建制恢复，9月山西省政府正式成立，进驻了太原原督军府。在解放军继续向东南、中南、西南、西北地区进军中，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正式宣告成立。

建国初期，老区人事调动频频，不少人随军南下，我的大姑夫被派往了南京，母亲的两个堂兄弟分別被派往了济南、福州等地。父亲三民校的同学中也有被派往河南、河北、太原等地工作的。此时，李慰又经任太行革命学校秘书长等职后被调回太原出任9月刚成立的山西省行政干部学校(后省委党校)副校长(后任省委党校校长)。李校长还是非常赞赏父亲的革命热情，忘我的工作精神，认真钻研学问的态度，于是与长治商调父亲来山西省行政干部学校任教。也就在此时，太行三地委出具了关于父亲“历史问题”的函：该同志1943年后历史清白。这道函对于父亲的“历史问题”无任何的澄清，让父亲是无可奈何也无能为力。

1950年初，父亲回到阔別了14年的太原。此时的太原经过战争，城墙城门鼓楼双塔等处都不同程度受到了创伤，父亲凭借着儿时记忆找到了城中心，被柳巷、帽儿巷、钟楼街、鼓楼街围绕其中的民房群中的五拐巷11号院，即祖父原置办的院子。所幸这里一片民房均完好无損，祖父将房产托管给房客太原正大饭店的帐房先生已去逝，他的太太还住在这里，依然代管着房产，院子里的老租户看到父亲都非常感慨也很热情。之后父亲便去山西省政府(原督军府)人事部门办理调动手续，同时去政府大院看望已调入省政府办公厅任政策研究室主任的原长治财经学校同事吴光裕。

吴主任正在紧锣密鼓跟随省政府秘书长任晓峰，为3月即将召开的山西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准备材料，且正为几个材料通不过急得抓耳挠腮。见到父亲，高兴之余忙请父亲先帮忙修改几天材料。父亲则一头扎进材料堆中，吃往全在办公厅办公室，也忘了还准备去医院看胃病之事，以至于后患胃溃疡。之后，领导们对修改后的材料很是滿意，任秘书长对吴主任说，让此人随行参加会议，以后就留在办公厅工作，李校长那里我打招呼吧。就这样，3月底，父亲正式在办公厅政策研究室上了班，任研究员。

此时的太原市、山西省如同已解放的各省市，正是百废待兴时，父亲亲眼目睹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实践共产主义中创建了民主协商制政权，发自内心的感到共产党的伟大，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更加自觉自愿地为党工作，并向组织上汇报了自己的思想、家庭情况和所谓的“历史问题”。任晓峰秘书长与父亲谈话说：家属(母亲当时已由长治财经学校毕业分配在长治粮食局工作)组织上对口联系山西省粮食局(厅)工作，家搬来后可暂住招待所再行安排宿舍；现在新中国已成立，建设新中国需要人才，出身不由自己选择，走什么道路由自己选择；放下思想包袱，相信组织，继续经受党的考验吧。父亲依然感动、振奋，在参与筹备省府政务会议，草拟政府工作计划与总结报告，下乡调研等工作中，又第三次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并提请组织上重新核查他的“历史问题”。

1950年后半年，母亲被调到山西省粮食局(厅)工作。她带着我的姥姥、哥哥，搭乘一辆拉粮马车，车上几卷铺盖、几包衣服和书是全部的家当，由长治出太行山，一路颠簸到太谷时马惊，为护姥姥和哥哥，母亲从车上掉下戳破了脸，就这样进了太原城。父亲为了不给组织上增加负担，便将一家人安置在了五拐巷11号院，与代管房产的张太太、原房客陈先生(税务局留用人员)挤住在三进小院三间北房中，同时将一进、二进院东西共12间瓦房无偿捐公。

至此，父母亲均在省直机关工作。除了下乡出差外，每天父亲出五拐巷北口，经鼓楼街西行，或北拐北司街或北拐帽儿巷去省政府上班；母亲出五拐巷西口，或穿小水巷经柳巷北行，或北拐大水巷经鼓楼街西行，再西穿一人(依仁)巷，经天地坛去新民中正街粮食局(厅)上班；姥姥在家中操持家务。后来干部由供给制改薪级制时，父亲定为行政15级干部，我的哥哥上柳巷小学，大姐二姐住康乐幼儿园，三姐在家跟着姥姥，到1954年我出生后，家中请了保姆帮助姥姥料理家务，每天到喂奶时间便抱着我去母亲单位(粮食局迁至桥头街)吃奶，一家人平稳度日，却也其乐融融。

1955年，为巩固新中国政权，建国以来已历经镇反、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给反动势力予以了毀灭性打击，社会秩序安定，国民经济经过恢复已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期。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隐敝在暗处的反动势力的破坏行为，加之党内“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胡风反党集团”等事件的发生，7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肃反运动，进一步挖掘隐藏在机关、企业、学校等的反革命分子。此时吴主任、任秘书长已先后调离山西去北京任职。

肃反运动开始后，办公厅做为省政府的核心要害部门，随即指向家庭出身于地富、历史有问题、非共产党员干部，认为他们可能会成为潜在的不安全因素而进行严格的审查甄别。父亲三条均沾边被审查是无话可说，也就在此刻，他才意识到，事实上綠于血统的地主成份或出身，在贯穿此后中国社会各阶段的阶级斗争中是被排斥的，此标签一贴，就犹如背上放置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包袱。尽管他从1941年参加革命工作至今，14年来对中国共产党及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尽心尽力，但所谓的“历史问题”一直得不到澄清，多年积极要求进步却未能加入党组织，最终审查的结果是不宜继续留在政府办公厅工作。

30岁的父亲，依然火热的心在彷徨，再次感到茫然，甚至有些沮丧，12年前的疑是非是问题如两腿沙袋依然在缚，此刻背上又觉包袱沉重，却也只能负重前行，未来又是个未知数。(未完)

直接点击以下文字链接，阅读推荐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