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游戏”——《出走与逃亡》之二
作者简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国际著名设计教育家，知名设计评论家，艺术策展人
“饥饿游戏”
——《出走与逃亡》之二
苏丹
陈文令作品《红色记忆·秋凉》，2000年
•饥饿
我出生于现代中国最为动荡的年代，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物质匮乏的结果就需要通过供给的限量来解决，以此维持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布票、粮票、肉票等货币以外的票证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它们是货币在不同领域流通的“护照”。
我少年时代的记忆总是难以摆脱“饥饿”的阴影，这里指的“饥饿”是那种因美食的匮乏而剩余的欲望。日常生活里粗粮、清汤寡水的少许细粮是饭食的主体，尤其在多产杂粮的山西。玉米面、高粱面、红薯粉是主要的供应，不多的白面是留在节假日里享用的，更不用说大米了。由于我的父亲是来自长江以南的地方，可以享受每月6斤的糙米供应。副食中鸡、鱼、肉、蛋和虾蟹就更少了，只有在春节、国庆这样重要的节日里才可以有基本够用的配给，同时还要必须面对那恐怖的长队。秩序失控的时候那种拥挤简直就是橄榄球场上的肉搏，一群身强力壮者拼了命一样堆挤在一个不大的洞口处，把攥紧钞票的手伸进去，抢购从白面馒头到冷冻带鱼等一切生活中本不应该成为紧缺的东西。调味品中、别说食用油、香油，就是酱油都经常停供，代之以黑乎乎、粘稠的黑酱。
全国通用粮票
地方通用粮票（昆明、广东）
油票、肉票及其他生活用品兑换票据
山西粗粮多，但最让人倒胃口的就是无休无止的玉米面，尽管家长们想着办法去改变着它的做法，如：窝头、玉米面饼、玉米面糊糊、玉米面发糕；有时还会在其中参杂一些其它成分以改变其粗糙的口感，如：和土豆丝混在一起蒸熟的“拨烂子”，造型简朴的窝头上点缀几粒红枣既改变了色彩，又调剂了口感；高粱面的口感略好一些，此外它的塑性较强，可以创造出多种食用的造型产生丰富的吃法，如：红面搓鱼鱼、红面剔八姑、红面搓蝌蚪儿等；白面在配额中所占比例很小，总是不够吃。单调的面食生活让我们对甜品、鸡蛋和肉食产生了无限的渴望。那个时候孩子们遇到细粮或肉食的时候饭量多是惊人的，加上每一个家庭孩子又多，所以就必须采取社会和家庭双重控制。但限量解决了社会整体的稳定却无助于驱赶个体的饥饿，相反限量会极大刺激进食的欲望然后分泌出更多的饥饿感。
饥饿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然生理反应，对于孩子们来说“饿”是实实在在的从肠胃到嗅觉、味觉再到意识系统的觉察，是大道理解决不了的痛苦。阅历浅薄的孩童无法理解和追究社会限量供应的缘由，当天真烂漫的我们发现是敬爱的家长们在直接控制食品的用量时，很多人也就自然产生了“偷吃”的念头。小时候犯的错误、挨揍的原因多数和“偷吃”有关，甚至说“偷吃”的历史就是很多孩子的成长历程，由此引发的花样百出体罚就是刻骨铭心的教育方式。
•香油
我也不例外，幼时成长的岁月中时不时会用“偷吃”的方法暂时安抚一下愤怒的肠胃。今天回想起来没什么负罪感，反而会感谢自己当年的偷吃行为，否则后来一定会承担营养不良所带来的长久伤害。
我偷吃的食谱较为广泛，从白糖到红糖，从水果糖到水果，当然还有肉丸子、猪肝、咸鸭蛋等，这不仅反映了体内匮乏太多的营养种类，个别的“偷吃”还和好奇心有一些关联。比如偷喝香油就是一次经典案例。
穷困潦倒的时候，香油是一种神奇的迷幻剂，它依靠弥散的扑面而去的香气可以瞬间唤醒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拉近人们和食物的距离。很小的时候，我就一直密切关注父母使用香油的方式，用料极普通的一锅汤面，极平常的一盘凉菜因为几滴香油都会光芒万丈。而且我还注意到父母使用香油时的那种谨小慎微的动作，那种惜墨如金的表情。家长把那小小的一瓶香油搁在高高的壁橱里，拉开了它和我能力的距离。但不想仰视之后更加重了自己对它的迷恋，我简直觉得那小瓶里的东西真是太神奇了。我一直幻想，这种闻一下都令人心旷神怡的东西若来一大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呢？
无法抗拒那种好奇心的驱使，终于有一天父母上班之后，我成为一个留守儿童时这机会终于来了。我一个人把那只沉重的木凳拖到厨房，踩着它登上桌子，然后打开了壁橱的门扇。那瓶觊觎已久的香油就在那里高傲地挺立着，按奈一下激动无比的心情才把它夺在手中，然后找来一只巨大的搪瓷缸子，将香油咕嘟咕嘟猛倒一气。
相信人类历史上如此的第一大口香油应该是我喝的，接下来、同样是神奇无比的事情发生了：我无法接受闻起来香满人间的东西倒入嘴中寡然无味的事实，又喝了一口下去。此时悲凉的感觉升腾了起来，它不但乏味还有几分反胃。
接下来的麻烦事情是我如何处理剩余在缸底的那厚厚一层香油，全喝下去绝对是受不了的，最后一下狠心把它们全部倒入水池。结果呢，那天下午到夜里整个单元的下水道里都向外散发出一种粮食质朴的香味，像突如其来的社会福利久久不散，简直就是一次困顿生活中突然降临的恩典，让人们幸福得不知所措，让肇事的我胆战心惊。
杜宝印作品《香的油》，2018年
•奶糖
相信糖分也是体内严重缺乏的东西，因为小的时候对甜食的迷恋几乎到了无法无天的境地。糖果的美好不仅留在味觉上，还蔓延到了视觉世界，那时许多人都有积攒糖纸的爱好。把剥下来的糖纸精心地展开，中规中矩地压合在书页之间，翻阅的时候仿佛进入一个无限甜蜜美好的世界，其上所有的图形和色彩都是超越现实的。糖纸美学或许是我人生遭遇到的第一次美育，是地地道道的一个个童话片段。
那时最廉价的糖果是一种硬糖，包在红白相间的蜡纸中，一分钱一块，若是来了豪气拍出一毛纸币的话，店家会给十一块。糖块含在嘴里慢慢地融化，甜味从舌尖开始缓慢地沿着两侧扩散而去，滋润着口腔再把惬意传遍全身。那个时候直接把糖块嚼碎是非常奢侈的事情，这种及时行乐的吃法会有一种负罪感。因此软糖的口感是更加美妙的，因为即使用力咀嚼软糖也总是粘连成一个整体。这样、软糖就最大程度地给予人们对糖的享受和表达，那是极为充分的一种幸福感受，只有在贫困的岁月中才会凸显出来。
山西是中国重工业和能源基地，却也是轻工业欠发达地区。日常生活用品中的相当部分需要其他地区供应，糖果也不例外。春节是糖果的“开斋”期，是孩子们最盼望的节日。但是那时候春节品质稍好一些的糖果也是限量供应的，比如软糖就是这样。而像大白兔奶糖这样的极品更是稀少，基本上在市面上见不到。春节的时候每家果盘中糖果的成分是家庭条件的重要标志，其实就是软糖所占的比例高低。拜年串门儿的时候非常留意各家盘中糖果的成色，所以年前准备一定量的软糖是每一个家庭极为重要的收官工作。
有一年父亲出差从上海带回两斤装的大白兔奶糖一包，那包糖用那种草色的纸包着、用细绳扎着，像个小炸药包似的。这是提前几个月备的年货，父母处心积虑把它压在一只木箱底部，然后在木箱之上又压上了另外两只箱子。但这个隐秘的行动还是被我和哥哥发现了，那个时代孩子们对食品的嗅觉十分敏感，于是我们两个开始联手做那包奶糖的文章。父母不在家的时候，在哥哥的策划和指挥下我俩各自站在一只木凳上协力进行搬运。先把置顶的那只爷爷留下来的皮箱搬下来，再挪第二只木箱。那只木箱很大，里面塞满了过季的衣服被褥，而且没有抓手，搬起来非常费力。小学语文课读到文中有“吃奶的力气”的时候，一下子就记住了，因为有过使用“吃奶糖的力气”的切身体会。
当地面上只剩最后那只木箱时，自己心里怦怦直跳，我觉得心跳的原因主要是在于成功的兴奋而不是劳累所致。打开箱子，掀起一层层刻意盖在其上的衣物，取出个纸包沉甸甸端在手中，心中五味杂陈，喜悦、紧张、负罪感一起涌上了心头，最后还是欲望战胜了理智。
在春节前的几个月里我们不断偷袭那包奶糖，分解了春节的狂欢，享受着甜蜜、忧虑混合的滋味，不可自拔。终于，那满装着大白兔奶糖的纸包瘪了下去，再瘪了下去，直到只剩下一个几乎空空的躯壳。直到这时候我们才住手，然后每天忧心忡忡地等待丑行暴露的那天到来，等待父母如雷的咆哮和暴风雨一般的体罚……
杜宝印作品《奶的糖》，2018年
•天翻地覆的课堂
教室是培养人的容器，高高的讲台和巨大的黑板确立了教师的威严，在这里她（他）拥有解释世界的权力。教室也是一个通向外部世界的入口，老师告知很多很多我们必须遵守的规则。教室理应是一个秩序井然，清爽利落的空间场所。但是我小学的时候正赶上提倡“不做五分加绵羊，要做革命小闯将”的年代，这种秩序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基本上不存在了。
记得我们的第一位老师当时身体不太好，于是走马灯似的频繁更换老师，这也使得课堂秩序更加失控，老师的焦虑和暴怒有时候也会招来学生们进一步的报复。有一次一个新来的叫王立英的老师试图用铁碗征服我们这个群体，她最拿手的就是让犯了错误的学生背靠着墙一字排开，然后用食指猛戳孩子们的脑门，于是后脑就会和墙壁猛烈撞击。过去屡战屡败、愈战愈勇的“小闯将”们怎能咽得下这口恶气，于是一个疯狂报复的行动实施了，王老师赖以出行的心爱的永久牌自行车遭到了猛烈的报复，前后车胎都被刺入了钉子，车座不翼而飞。还有一次一位监考的冯姓老师过于认真不离考场，并且屡屡识破同学们作弊的伎俩，一时间铁证如山、收获颇丰。这位得意的女教师当时就坐在我的前边背对着我，她当时身着一件时髦的浅黄色的确良衬衫，我同座的小宝同学就不断地用钢笔尖触碰那件令人羡慕嫉妒恨的衬衫。每一次触碰都会留下一处被蓝墨水污染的斑痕，而每一次触碰之后我和小宝同学都会会心的一笑。结果第二天情绪失控的冯老师冲进了教室，把我们两个揪到了办公室好一顿咒骂……
矿机小学五年四班毕业合影，1978年
（图中前排白衣女教师赵老师因为发型与电影《春苗》中的女主角赤脚医生田春苗相似，被同学取外号“田春苗”）
和险象环生又妙趣横生的课外生活相比，课堂可谓乏味至极。文革期间的小学教育内容基本上以仇恨和个人崇拜为主，知识性严重不足。就连算术题都充斥着阶级斗争情节和社会主义建设光辉事迹，比如加法的案例一定是和农业生产或工业生产成果节节高相联系的，减法经常提及旧社会资本家对工人的克扣、地主对农民的盘剥。这种教育让我们从小就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想亲身体验一下斗地主、抓特务的感觉。班里出身不好的同学总会成为“关注”的目标，现在想起来真的很内疚。
小学语文课的第一节就是“毛主席万岁”五个字的识、读、写，后来毛主席语录和诗词也时常出现在课本中。领袖的文采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背诵他的诗词和语录是一项重要的学习内容。但也有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方，最让我们脑洞大开的是伟大领袖在一首批判苏修的《水调歌头》中，出人意料地使用脏话“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那句，让我们内心充满疑惑又异常开心。因为没到朗读课文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社会主义课堂上堂而皇之地把这句脏话字正腔圆地读出来，然后引起阵阵骚动。试图塑造神圣崇拜的教育由于系统性不够，现实中缺少物质支撑，很快就在顽劣的嘲弄中崩溃了。当眼睛保健操开始时，伴随着舒缓柔美的音乐那标配的女声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眼保健操开始……”，几乎所有的男生都不会好好做这种不着边际的保健活动，大家都在心怀叵测地等待一个恶搞，当女播音甜美的指挥数到“五、六”时，全体男生会异口同声大声用谐音“鸡巴”接管了下一句“七、八”，然后开心的发出幸灾乐祸的大笑……
小学的时候正赶上农业学大寨的高峰期，广播里的新闻、电影院里的纪录片、报纸上都是有关大寨的消息。学校隔三差五就组织我们观看大寨大队三战狼窝掌的纪录片，那种漫山遍野红旗招展、人们肩挑背负改造地球的人文景观的确激动人心。在灰色的现实中，我们也参加许多学农活动，上卧虎山拾粪、掰玉米棒子、捡麦穗等。和乏味的课堂相比，广阔天地里的劳动还有点意思，至少拾粪的时候可以穿越城市不同的区域，看到人生的百态；捡麦穗的时候能踩到松软的土地，触摸到金黄的麦粒触碰到尖锐的麦芒。
陈文令作品《红色系列》
陈文令作品《逍遥游》，2011年
•“少小离家”
难以应付孩子们超常破坏力的学校总是把惩戒的权利交给家长，每次家访之后即是家长棍棒飞舞、孩子们鬼哭狼嚎的时段。那时候家长们都有一整套的教训、体罚方式，按照孩子们所犯错误的级别对应实施。从罚站、跪搓板到用尺子打手掌、擀面杖击打躯干再到铁器抽击屁股，更不用说揪耳朵、啪啪啪地扇大嘴巴了。
课堂上的造反也许是对乏味说教的一种抗议，满满正能量的灌输换来的往往是对邪恶的效仿。我从小的画画竟然是从画挎着东洋刀的日本兵开始的，电影《地道战》、《地雷战》中邪恶丑陋且总是一败涂地的鬼子们就是我不断塑造的对象，班里的几个大魔头家里墙上都张贴着我给他们画的鬼子威风凛凛的肖像。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这是教育最失败的地方，国家机构费尽心机塑造了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但是接班人们却对那些反面人物乐此不疲地模仿，实在是贻笑大方的事情。
同学和玩伴儿们大多数都有外号，而且这些外号都和电影、连环画中的反面人物有关。比如《看不见的战线》中的老狐狸，《原形毕露》中的白桃花，《青松岭》中的钱广，《艳阳天》中的马小辫。《小兵张嘎》中有一个反面角色胖翻译，他有一句经典台词就是：“老子下馆子都不花钱，别说吃你几个破西瓜”。这个角色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于是高我一年级的一个胖胖的男生就被人取了绰号“胖翻译”。电影中的胖翻译是个窝囊废，可我们这个学长却非同一般。有一年向往自由生活的胖翻译离家出走一个多月，他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居然是靠卖血，小学四年级左右的孩子依靠每次贩卖自己鲜血几百毫升左右获得了不菲的收入，快乐地生活了一个多月的时光。后来这件事情成了社区里的一段佳话，回归学校的“胖翻译”因此也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和爱戴。
连环画《小八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那一段时间，同龄的孩子着了魔似的一个接一个离家出走。离家出走的起因多少是由于这些孩子在学校犯了一些错误，担心回家接受恐怖的体罚，于是逃之夭夭。而一旦享用过自由之后，就会对苍白贫乏的规训产生更强烈的逆反。这种精神性传染病一时间搞得学校和家长人心惶惶，出走的孩子们有的被家长找回来规劝重返学校，有的被家长暴力教训心有余悸不敢再犯，但还有一些却从此辍学永远流落社会。
我家邻居的孩子原本是一个非常乖的男孩，搬入我们这个社区之后急剧变质。终于有一天彻夜未归，他父亲焦虑万分，我也协助寻找未果。第二天凌晨，这孩子家长终于在一个规模庞大的砖垛上找到了他，据说当时他和另外几个夜不归宿的孩子在玩儿我在幼儿园逃学时候的游戏——搭房子。这也许是一种寻求独立的潜意识，在造反有理的蛊惑下提前到来了。那时候逃学是学校学生里较为普遍现象，而连家也不回就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思想表现了，而且一旦开启就一发而不可收拾。我一直认为自然人身上突然显露出来的戾气，和重工业文化的气质粗粝有关。在这种环境里，人变得简单、麻木甚至习惯于暴虐。
•五台山
从幼儿园升入小学后，我感觉那种令人窒息的约束感愈加强烈了。班级里的打斗、折腾消耗了大多过剩的精力，社区里惊心动魄的家族斗殴，家庭里和哥哥的竞争、夺食的失落以及各种偷吃引发的训诫、责骂、体罚导致的紧张、沮丧。在这方狭小的天地里，我们无法执掌自己的命运，依旧如此匆忙、疲惫。潜意识里，我一直想回到过去，回到农耕文化的母体中，在那个母体中我才会有自信、自主和自觉。
“从前有个山，山里有个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知道了“和尚”这种身份，也听说了这个角色终身不娶的特点。后来我又听说山西有个神奇的地方——佛教圣地五台山，那里生活着不少这样的人，他们与青山绿水为伴，与鸟雀鱼虫为侣，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我觉得和尚的日子至少和自然有关，他们是一群遗世独立，游离于工业社会捆绑之外的人类。在性意识尚未萌发的时期，我觉得那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
在我的想象中，五台山的景观就如连环画西游记中所绘的一些场景一样，处处奇峰叠嶂、异木峥嵘，香烟缭绕梁柱之间，祥云瑞彩庑殿之上。僧侣慈眉、信徒善目，晨钟暮鼓、经颂浑厚。
潜意识里，我要逃离这个被肢解的时间所控制的社会。我在等待机会……
苏绍南8岁作品《谎言》
•试错的人生
孩子们出走的原因多和犯错的程度有关，他们犯了错之后一般会进行简单的自我评估，轻一些的的错误要忍受严厉的训诫，重一些的要承受皮肉之苦，而严重到无法承受的程度就有可能狗急跳墙想办法逃脱惩戒，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出逃。出逃的目的最重要的是逃脱接受惩罚之前那漫长的等待，那种缓慢的煎熬比突如其来的暴揍要难捱得多。
我在14岁前一直是一个不让家长省心的孩子，在学校出过太多的洋相，在家里犯过太多的戒律。有几次甚至险些酿成大祸，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一次因病未去上学，独自在家。玩火时点着了蒙在红灯牌收音机上的针织饰物，燃烧的织物又引燃了收音机表面涂饰的漆料，霎那间蓝色的火苗就沿着收音机的一侧开始迅速上窜。幼小的我慌乱之下倒是显现出来几分奋不顾身的勇气，三下五除二就扑灭了明火。但是美丽的针织绣片已经烧去了一个边角，原本光洁如镜的收音机侧面燃烧之后变得肌理粗糙。那可是家里唯一的家用电器啊，这个压力我实在无法承受。一般来说闯祸之后的第一反应是掩盖事实，遮人耳目，那是自己异常焦虑的一个上午，我绞尽脑汁在想让自己摆脱困境的方式，最终我调整了绣片的方向，把烧焦的哪一个边角转到了收音机的背面，并祈祷父母和哥哥粗心大意一些不要马上发现。
更多的犯错是和“偷吃”相关的，小时候每一次犯这样的错误都很自责，觉得辜负了毛主席的期望。前几年在微信里和大家一聊这个话题才发现，那个时候很多伙伴和同学都犯过类似的错误，于是兴高采烈地交流经历、盘点战果，如释重负。但是由生活中偷点零嘴上升到打货币方面的主意就是性质严重的，这方面家长再三声明他们的立场——绝不允许！其实小时候犯错多因无知和莽撞，并非全是主观作乱，并且每一次捅娄子之后都会告诫自己不要再犯，但由于经验和能力以及自控力的不足，又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我的每一次犯错都会给家庭的财产造成一定的损失，对父母的声誉形成损害，屡教不改还会影响父母的耐心，招来恼羞成怒后的狠揍。
•粮票
偷家里的粮票是一件不太好定义的事情，因为粮票只是一种凭证而非货币，它和布票、肉票一样是货币在特定领域实现价值的许可证。粮票分地方性的和全国性的，它们体现了适用范围的大小之别。粮票是把人固定在一定区域内的行政手段，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它假借着粮食紧缺取得了合理和合法性，堂而皇之地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范围内发号施令。粮票的发明是行政对货币的打压，粮票对于人口的流动是一种巧妙的限制，因此粮票的价值也在于对流动的支持，进一步说流动的人口对粮票有更加迫切的需求。
山西省粮票
在那一个时代人的流动是严格受限的，无论是城乡之间还是地区之间。公职人员出差需要开介绍信方可住宿，方可兑换去往地的粮票。但有一种人的流动是难以控制的，那就是穿梭于城乡之间的车老板们。他们手执长鞭斜倚在木质的大车上，赶着牲口满载着货物从乡村来到城市，源源不断地供养着嗷嗷待哺的工业化建设。车老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扮演着农耕文明支持工业文明的媒介，他们处于一种身份较为模糊的介乎于城市和乡村之间人口角色，享受着相对自由的特权。电影《青松岭》中的反面人物钱广就是一个典型的车老板形象，它们是一群有可能穿越社会主义铜墙铁壁的“蛀虫”，是那个时代既爱又恨、既防范又依赖的人口。
电影《青松岭》中的反面人物车老板钱广，1965年
电影《青松岭》中车老板钱广到乡村带货，1965年
（车老板游走于城乡之间，到乡村搜集私货带到城市倒卖。同时针对乡村对于粮票的迫切需求，又用钱在城市兑换粮票带回乡村，并从中赚取差价。）
当时我们一些不安分的孩子们发现一个秘密就是，车老板们对粮票有着无穷无尽的需求。他们会和城里的人们用钱来兑换粮票，地方粮票每斤一毛五分，全国粮票每斤两毛五分。于是我们就开始“偷”家里的粮票和过往的车老板兑换现金，这是一种容易得手又负罪感轻微的行为。兑换的勾当一般在宿舍区外围的过境公路上进行，一来是因为那里过往马车频繁，二是因为那里在特别的时段熟人稀少，交易不容易被发现。
一般来说用粮票兑换现金的过程需要两个人一起完成，一个负责望风、另一个负责和车老板搭讪。一旦交易完成之后，合伙人也会享受后期的福利。挥霍成果的快感是无以伦比的，那是贫穷时代最荒唐的景象，在我的记忆中闪耀着邪恶的光芒……
苏丹：右一
（照片里中间的男孩儿也曾经同我一起互相帮忙望风，偷偷卖粮票给车老板。）
•逃跑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和另一位小伙伴交替窃取各自家里的粮票，然后共享这肮脏但丰厚的成果。放学之后我们徘徊在商业较为密集的“西马路”一带，有节奏地消费各种零食。糖果、水果和糕点这些甜蜜的食物填充了味觉的亏空，让突然出现的物质丰富排遣了生活的乏味，这种超现实的现实让我们像驾了云一样进入短暂的飘飘然状态。
然而在幸福感间歇的时候，亦有一种隐忧总在萦绕心头，暗示自己我们这种及时行乐的生活将付出的代价。“粮票行动”每一次出手都是五斤，冲动的时候会达到十斤。这个不断行动的累积是很可观的数量，没有一个家庭会忽略这种变化。终于有一天，母亲和父亲对这个现象产生了争议，而当他们认真核对日常开销的账目之后开始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装作若无其事的我。有一天早上他们告诉我晚上回来要和我谈及此事，这一句话仿佛改变了我周遭的世界，让我坠入恐惧的深渊，同时那昏暗漫长的等待更是极其压抑的。于是我想到了逃亡，不仅是逃脱惩罚，也是逃脱羞耻，我想逃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重新开始人生。想到这里的时候，“五台山”的幻象突然显现了，它带着神奇的光环像电影中描绘的革命圣地延安一样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仿佛听到了遥远的召唤。
下学后我迅速和那个小我两岁的伙伴见了个面，对事态的严重性进行了评估。我坚信这次“粮票行动”败露已成定局，惩罚力度也将是空前的，对于始作俑者而言唯一的选择就是走为上策。我开始做那个小伙伴的思想工作，给他讲五台山的美妙，出家人的自由。告诉他即使像鲁智深这样的逃犯，在佛教圣地也能得到包容，何况只是涉足“粮票行动”的我们。我还告诉他五台山大体的方位和路途，并初步确定了出走计划。那孩子信誓旦旦表达了坚决支持我的信念，于是我们开始“逃亡”。
演戏一样的逃跑真的开始了，我们没有向往常一样回家吃饭、写作业，在家长审讯之前突然蒸发了。察觉到异常之后，家长发动所有的邻居协助寻找在重要的隘口设卡堵截。我们借着夜色躲避、逃遁，我们远远看到许多手电筒的光柱在晃动，几个离开宿舍区的路口都有熟悉身影和警觉的目光。邻居们布下的天罗地网并不可怕，我们儿时藏猫猫的游戏玩儿多了，练就了一身躲藏的本领，储备了许多藏匿的场所。但是可怕的是家长动员了很多大我们一些的孩子参加搜寻，这些家伙谙熟藏猫猫的门道，因此他们的加入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威胁。
记得我们原计划是熬过这艰难的一晚上之后再去火车站、汽车站之类的地方，搭乘交通工具向北走。东躲西藏一阵之后，身心俱疲。我俩找了一个隐蔽的水泥管道铺了一块草垫子躺了下来，然后在满怀憧憬中睡去。突然几道手电筒光柱照在我们身上，紧接着一阵兴奋的喧哗，“在这里！”。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几只大手已经牢牢将我们控制，我拼命地挣扎着、叫骂着，但无济于事，众人像猎人打了一只野猪一样抬着我喜气洋洋地向明亮的楼群走去……
我人生中的第二次逃亡，就这样在人民群众的围剿之下夭折了。
杜宝印作品《抓住他》，2018年
特别感谢特地为本文创作了三幅插画的艺术家杜宝印，同时也感谢为这篇文章提供作品支持的艺术家陈文令、为文章搜集粮票照片的徐刚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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