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星 | 新理性主义规划
编者按：在自然资源的视角和语境下，怎样构建中国的空间规划体系？自然资源部做什么？住建部做什么？规划师的未来是什么？
——本文是张宇星博士为未来规划管理框架所设想的结构和要旨，也是当代规划师的理性宣言。
促进增长曾是第一要务
“发展就是硬道理”，城市作为增长最重要的载体，从一开始就承担了明确使命。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快速城市化过程就是一个城市不断以加速膨胀来完成增长使命的过程。
规划制造增长
规划（也包含区域经济地理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等多种形式）参与了中国城市增长的全过程，虽然规划并没有直接生产出“可见的”增长效应，但规划作为一种抽象化的技术工具已经全方位地参与了增长的方方面面。或者可以说，“规划制造了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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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被极端工具化：
规划是如何失去灵魂的？
在规划全面参与制造增长的过程中，规划本身存在着“被增长异化”的现象，即规划完全成为增长的工具，而失去了规划作为一种基本价值观的“原初价值”，或者可以表述为：规划失去了初心、规划失去了灵魂。
这主要是由于两方面的因素：
一是外部因素。高速增长需要与之相配套的技术工具，而规划的工具性也在这种配套过程中被发挥的淋漓尽致。但这样一个与快速增长相匹配和适应的过程，也常常会消解规划的本真价值，把规划彻底“降格”为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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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内部因素。规划学科的基础研究不足，或者说跟不上增长过程，造成规划内部的价值观离析和分裂。“什么是一个好规划？”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学科内在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的“自信心”越来越不足，当规划无法“解释”自己时，规划的权威性必然下降。
价值提升是第一要务
中国的发展进入了第二阶段，即从高速增长转向价值提升。所谓价值提升，是指不再以发展的速度、规模和数量为单一衡量标准，而是以发展的效益、质量和品质为综合衡量标准。价值提升从一开始起，就不是纯粹依靠某一套方法或者工具能简单实现的，而是需要以明确的价值观进行引导，为发展设定基础底线，同时为发展设定远大目标。
规划塑造价值
规划，从来就不仅是帮助城市发展的技术工具，而是具有内在的学科理性价值。作为技术工具，规划可以直接转化为公共政策，对城市产生即时性的影响。而作为理性价值，规划会以一种“无形秩序”对城市的长远发展产生持久性影响。但由于人们无法及时看到（或者预见到）这种持久影响，于是会对规划的理性价值表示怀疑，于是无视和牺牲这种价值。因而，规划为城市塑造价值的首要工作，是“规划为规划塑造价值”。
做有价值观的规划：
规划如何重新获得灵魂？
规划需要通过“自我赋权”，为规划注入灵魂。所谓自我赋权，不是依赖外在的权力系统（比如政治权力、资本权力等）来为规划站台，让规划获得权威性，而是依赖内在的理性系统（包括纯粹性的科学理性、实践性的伦理理性以及相对恒定的美学价值体系等）为规划站台，让规划获得权威性。内在的理性系统是规划自身的坐标系，它保证了规划能够不受外部信息的短期干扰，从而产生持久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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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有明确的价值指向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美丽中国”的宏大愿景，它将作为未来中国的核心价值。如果把“美丽中国”作为国家规划的重要目标，那么，这样的目标就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而是一种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具有内在的理性价值，并非一句空洞口号。当我们以此为基础进行一整套价值观系统建构时，我们需要站在更加理性的角度来进行推导。
美丽中国=自然资源价值+人文资源价值
习总书记讲话中提出的“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实际上已经很好地对“美丽中国”的价值系统进行了阐释，即“美丽中国”包含了两方面的价值：一是自然资源价值（看得见山望得见水），二是人文资源价值（记得住乡愁）。于是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价值公式：美丽中国=自然资源价值+人文资源价值
洞桥文村（王澍农居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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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价值塑造：
对全尺度空间的自然价值赋值过程
自然资源的塑造，必须面对全尺度空间，即从大尺度的宏观区域空间到微尺度的街道空间等。通过自然价值的赋值过程，使得整个空间体系获得系统性的增值。主要通过三方面的赋值过程：
1. 对生态本底的正向保护：是自然资源管理的核心价值。主要通过对自然生境系统的恢复、孵育、保护等，将生态系统逐渐恢复起来，并且利用生态廊道等方法将整个自然生态系统联系成为一个整体。
2. 对人类活动的反向限制：是自然资源管理的基础条件。主要通过划定城市边界、设定生态控制线、规划城市绿廊系统等手段，把人类的城市发展行为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使城市空间反向获得自然价值的增值。
3. 对城市空间的反向推算：是自然资源管理的创新内容。主要通过自然环境承载力的计算，反向推算出城市的容量、规模、功能安排和空间布局等，这个结果可以作为更精细化空间管理控制的基本依据。这种“反向规划”方法与传统规划方法有很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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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资源价值塑造：
对全尺度空间的人文价值赋值过程
人文资源的塑造，必须面对全尺度空间，即从大尺度的宏观区域空间到微尺度的街道空间等。通过人文价值的赋值过程，使得整个空间体系获得系统性的增值。主要通过三方面的赋值过程：
1. 对历史和人文要素的保护：是人文资源管理的核心内容。不管是城市中的历史街区、名人故居、老建筑、民俗风情、传统生活场景，还是失落在自然荒野中的历史遗迹、考古挖掘现场、名胜古迹等，这些都是国家、城市和乡村的重要人文资源，都需要站在人文资源价值（而不仅仅是文物价值）的角度，对其进行全面评估，并制订保护措施。
北京菊儿胡同（吴良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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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差异性和多元性的包容：是人文资源管理的基本原则。差异性和多元性是一切人文资源价值产生的根源，我们需要建立明确的价值导向体系，旗帜鲜明地包容来自空间形态、生产场景、社会生活、文化聚落等多方面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价值。唯有如此，城市和乡村中“最真实的美丽”才能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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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人性化尺度空间的创造：是人文资源管理的最终目标。所谓“以人为本”，不应是一句空洞口号，而应是落在具体实处的行动。人性化尺度的空间是一切人文资源得以落地的最主要载体，比如步行街区、小建筑、无障碍设施、便利店、微型公共空间等等，都是人性化尺度空间的具体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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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架构：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住建部（人文资源）
一个规划，不同部门
表面上看，规划在技术上被分成了若干层次、若干类型，似乎出现了非常多的规划，即所谓“多规杂陈”（这也是社会各界对规划批判和质疑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用同一套价值观系统去编制这些规划，这些千变万化的规划都可以算作是“一个规划”。所以即使是由不同部门去管理规划，也不应该就此造成规划内部价值观系统的割裂。
自然资源部和住建部，将成为规划管理的共同职能主体。其中，自然资源部的管理职能核心是自然资源，住建部的管理职能核心是人文资源。虽然，规划分由不同部门管理，但规划的价值观导向反而变得更加清晰了。这也许正是本次规划管理改革的意义所在吧。
共同对象，不同视角
自然资源管理和人文资源管理，它们所面对的共同对象都是全尺度空间，都是从超宏观（区域）、宏观（城市）、中观（城市内部分区），到微观（城市街道和建筑街坊）。自然资源的价值塑造，既需要考虑宏观的江河湖泊、耕地山林和城市功能区等，也需要考虑中微观的城市公园、地下空间甚至街头绿地；而人文资源的价值塑造，既需要考虑宏观的城市特色风貌地区，也需要考虑中微观的建筑细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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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对象，决定了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管理，不能简单地按照空间尺度进行分层切割，划分出各自的管理权限。比如：自然资源管理主要涉及宏观领域，人文资源管理主要涉及微观领域。这样的分层切割看似简单易操作，但必然会带来负面效应，即：将内在贯通于各尺度空间的规划理性割裂开来，最终必然会向规划对象传导，导致空间的割裂。
自然资源管理的主要工具：多规合一
按照上述原则，可以在现有规划系统基础上，把各种类型和各种层次的规划进行梳理，抓住最核心的线索，去重新适应新的规划管理职能变化。首先，在自然资源管理中，最核心的管理平台应该是“多规合一”（即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环境保护、林地与耕地保护、综合交通、水资源等与自然资源相关的各类规划，统一在一个平台之上），并且要在多规合一的基础上，突出自然资源价值的系统性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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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资源管理的主要工具：城市设计
其次，在人文资源管理中，最核心的管理平台是“城市设计”（这里所说的城市设计，不再是学术范畴的城市设计概念，而是一种以人文资源塑造为核心价值的新型规划平台，将文物保护规划、城市景观规划、旅游规划、社会事业规划、公共空间规划、建筑和建筑群设计、特色风貌区规划等与人文资源相关的各类规划，统一在一个平台之上），并且要在城市设计的基础上，突出人文资源价值的系统性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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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规纲要：多规合一平台中的控规
控制性详细规划（以下简称控规）是目前规划管理的核心工具，在新的规划管理体系中，控规本身也应该进行创新，以适应新形势。控规可以分成“控规纲要”和“控规导则”两个层次和类型。
“控规纲要”对接自然资源价值主导下的多规合一平台，把多规合一的关键性技术指标（主要是刚性的、总量型、范围型的指标），落到控规纲要上，并予以法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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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规导则：城市设计平台中的控规
“控规导则”对接人文资源价值主导下的城市设计平台，把城市设计的各项关键性指标（主要是涉及三维建筑空间、社会空间、文化遗存、景观系统等方面的指标），落到控规导则上，并予以法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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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的方法体系必须适时而变
新一轮规划管理体制改革，必然需要规划方法体系随之应变，才能更好地适应新的规划管理需求。这种“规划方法的变”是必然的、永恒的。诸如总体规划的内涵和外延变化、城市设计的再定义、控规机制的重新调整等，都孕育着规划创新的新机遇。
规划必须持之以恒地坚守价值
在规划方法体系的变化过程中，什么是不变的？或者说，在规划管理的体制机制调整中，我们是否要更加坚守规划的理性价值？“一张蓝图干到底”，这句话表达了对规划成果不变性的理解，但其实真正准确的表述也许是：规划蓝图可以变，但规划理性不能变。唯有如此，才能在不断变化中，把规划之锚扎的更深更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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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从基础上进行价值体系重建
规划的真正价值在于“规划理性”
规划理性，是一种基于规划学科之科学、伦理和美学原理总结之上的“永恒价值基准”。这个永恒价值基准可以成为塑造城市长远发展价值的基础。同时，规划理性也是抵抗各种非理性干扰因素的武器。当失去规划理性时，规划就有可能成为“精神分裂患者”，或者成为“旁观者”和“利益博弈工具”。当规划在面对权力和资本所进行的抵抗失败时，规划就会成为“受气包”和“顶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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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性主义规划宣言
因此，我们呼唤规划理性的到来。一种“新理性主义规划”也许可以成为面向未来的城市之光：
新理性主义规划不是一种僵化的、教条的、原教旨主义的理性规划，而是面向快速的城市变化，能够适应快速增长的理性价值观和理性工具。
新理性主义规划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工具，也可以成为利益平衡的工具，但不能成为“无条件和无底线的工具”。
新理性主义规划高度重视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共同塑造，并且把这两条线索作为最直接、最有效的规划实施路径。
新理性主义规划把差异性和多元性价值的创造，作为规划理性内涵拓展的一部分，因为理性本身就是一种多元混合体。
*本文章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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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张宇星
简介：
东南大学建筑学博士、教授级高级建筑师。现担任深圳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住建部城市设计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建筑学会建筑评论委员会理事等职务。深圳趣城计划发起人。作为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UABB）的发起人、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之一，同时还担任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的学术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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