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湾区：科技命门与创新链整合
编者按：创新是近年热门词。“创新湾区”到底是亮剑世界之“剑”，还是望梅止渴之“梅”？——本文从深圳中兴事件开始，回顾香港“再工业化、再创新” 的呼声，纵观广东省《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的布局，借由一系列热点与关键事件，探讨“创新湾区”的发展中，成的关键是什么，败的危险在哪里？
01 特征观察
全球超级的供应链
高效的创新转化力
特征一：长期“世界工厂”的地位孕育出粤港澳大湾区具有的全球性产业链与供应链网络。
过去10年，来自大湾区的“中国制造”，占据了全世界70%的鞋和玩具市场，50%以上的个人电脑、手机、彩电、空调以及40%的纺织品市场。经过长期加工贸易的积累，大湾区产业层次多元、产业梯度差异明显，企业大的有像富士康、比亚迪、伯恩光学等上万甚至上10万、30万人的超级大厂，也有散布于佛山、东莞各个镇的工业区，以配套为主的村镇型小企业。
大湾区的生产制造也以精密制造见长，智能硬件生产容易找到精准性供应商，企业间形成较为完善的生态网络，低成本与短交易优势突出。全球每5部智能手机就有1部产自东莞；一部手机，有一千多个零部件，60%的供应商都聚集在深圳、东莞两地。强大的产业链供应链网络是大湾区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竞争力。
图片来源：中山大学城市化研究院《构建珠江三角洲全球供应链优势——面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
强大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是大湾区创新的突出特点，其产业链能快速响应创业者的各种需求，将全球各种技术创新嫁接应用到产业链上，快速转换成产品。且成本相当于硅谷的1%到5%。柔宇科技创始人刘自鸿曾说过“如果说硅谷是全球技术创新聚集地，可以接触最前沿的信息，那么深圳就是拥有非常密集的电子产业供应链资源，可以把技术快速转化为产品”[1]。
创新模式的差异
大湾区集聚各种创新链、产业链、物流链，链接庞大的内需市场与海外市场，不断向原材料产地输出资本、制成品、基础设施和就业机会，同时向西方发达国家提供各种工业品和创新落地的机会，涌现出一批拥有全球要素配置能力和服务全球市场能力的企业。
随着全球贸易由产业间贸易走向产业内贸易，大湾区拥有兼顾弹性与效率的产业链及供应链网络。近些年以大湾区为代表的中国供应链网络全球化扩张，进一步强化了“全球技术+中国制造+全球市场”格局，成为全球产业转移的“终点站”[2]。
国内主要城市创新水平的差异
02 事件思考
如何抓住供应链向
创新链转化的命门
热点事件：“中兴事件”折射出大湾区基础创新缺失的命门
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以中兴通讯对涉及历史出口管制违规行为的某些员工未及时扣减奖金和发出惩戒信，并在2016年11月30日和2017年7月20日提交给美国政府的两份函件中对此做了虚假陈述为由，做出了激活对中兴通讯和中兴康讯公司拒绝令的决定。受拒绝令影响，中兴通讯公司主要经营活动无法进行。
观点一：兼顾基础创新与应用创新，是大湾区实现产业链向创新链转变的关键。
中兴事件虽然不能完全代表大湾区企业的整体面貌，但对大湾区企业是个镜鉴。缺失核心芯片的供应链网络更像是一堆“巨婴”，有体无脑，大而不强。马化腾说到“中兴事件，算是把大家打醒了，中国有新四大发明，但这些都仿佛在海滩上建楼，只是表面的辉煌，实际上是‘一推就倒’”。在芯片等科技领域，大湾区与国际领先的湾区仍存在巨大的差距，亟待加快基础创新化解“巨婴症”。
基础创新的突破难以依靠举国体制投入实现，必须扎扎实实培育基础创新的土壤，健全基础创新的生态体系。过去30年我国试图用成就两弹一星的“举国体制”挑战全球科创生态，结果是中国芯片仍然举步维艰。原因在于通用芯片的应用系统非常复杂、研发投入巨大、产业链冗长，需要市场的不断检验认可实现技术迭代升级，难以藉由足够的人力、单个企业在技术上取得突围实现终端的快速应用。当前芯片等科技领域是系统性的落后，需要从基础性研究着手，不断培养数学、物理等学科的基础人才，再逐步掌握工业研发设计等核心技术。
图片来自网络
观点二：加强重大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深化产学研合作，才能破解大湾区弱“芯”之痛
实际上粤港澳大湾区不缺基础性、前沿性研究平台，集聚了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5所世界百强大学，拥有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国内知名重点高校，汇聚散裂中子源、超算中心、中微子实验室、国家基因库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40多家国家重点实验室。
然而大湾区基础创新的势能难以发挥，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例如香港在发光二极管技术、薄膜太阳能光伏技术、云计算、生物医学、纳米材料和电动汽车等方面具备技术领先优势，但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落后。反观其他湾区，以大企业主导创新为特色的东京湾区科技成果转化率高达80%以上；旧金山湾区的斯坦福大学的学术成果则培育了谷歌、惠普、雅虎、思科、因特尔等一批全球知名公司。
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区发明专利施引数量对比图
资料来源：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报告
加快科技资源成果的开放共享是大湾区破解基础创新不足、关键技术缺失难题的重要路径。未来可在以下方面进行探索：建立粤港澳大湾区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管理体系，加快推进湾区内大型科学仪器开放共享；支持珠三角企业与港澳高校、科研院所共建研发机构和技术转移机构，开展研究开发、成果应用和推广等；鼓励各创新主体围绕重点产业、技术领域组建一批跨区域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推动关键技术攻关；组织高校和科研院所形成粤港澳大湾区科技成果目录，推动科技成果与产业、企业需求有效对接，加快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3]。
03 事件思考
香港再工业化、再创新，
必须着眼于大湾区的视角
关键事件：“香港再工业化、再创新”折射出制造与创新的重要关系
2017年香港特区政府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杨伟雄提出，为推动香港“再工业化”，特区政府将在土地、技术、资金和人才方面提供全面支援。近期香港科技发展白皮书《跑赢智能新时代》也明确提出香港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目标。最近在与香港院士的通信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香港同内地加强科技合作，支持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支持香港科技界为建设科技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作为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香港发力扭转制造业空心化的趋势，着力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观点一：加强与内地尤其是深圳的合作，共建国际产业创新中心，破解香港制造业空心化的难题。
香港曾经提出“数码港”、“矽港”、“中药港”等产业项目，最终都未能实现，反映出工业在香港经济版图的尴尬地位。香港制造业的利润空间小且回报周期长，而投入房地产和金融领域的资本收益可达数倍或数十倍，这一客观现实致使很少有人愿意专注于发展制造业。另外，工业在香港社会难以得到充分支持。香港回归后，因应业界迫切要求，政府推出了中小企信贷基金、创新及科技基金等支持措施，但这些措施欠缺统一和全面的规划，制造业扶持政策往往卡在立法会环节，难以兑现[4]。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新加坡的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成功转型为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附加值不断提升，制造业和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双引擎。当前香港在研发强度、工业企业研发支出占比、研发人员密度、风投资金量等一系列指标难以与新加坡相比，这也反映出香港产学研的彻底脱节，也陷入了恶行循环，使得发展高技术产业难上加难。
香港工业楼宇分布图
资料来源：梁焯辉《香港在经济转型中的工业土地利用变化》
香港工业楼宇使用用途
资料来源：梁焯辉《香港在经济转型中的工业土地利用变化》
“香港研+内地造”的模式也许更适合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发展路径。以目前的产业格局来看，与内地尤其是深圳合作不失为一个现实的路径。内地完善的生产网络尤其是深圳领先的科技产业创新网络将可以为香港优质科研成果、风投资本提供创新孵化的土壤。香港可以加强与深圳的科技、教育和现代服务业合作，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共建世界新硅谷。
香港、深圳、新加坡、纽约都会区经济结构比较（2014年）
图片来源：第一财经
观点二：深圳需要突破“高成本”的魔咒，确保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受土地厂房租金、员工工资等要素成本上升影响，深圳一批企业开始有计划地在周边、内地开展产业转移。外迁的制造业不乏先进制造业，尤其是一些大中型企业。2014年中兴通讯将生产基地迁往河源；2015年比亚迪在汕尾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2016年华为终端转移至东莞松山湖；大疆科技早在2013年就在东莞买地；富士康更是早早地将生产线移到了郑州和贵州；欧菲光、兆驰股份、兴飞科技、海派通讯等企业将生产线搬迁至江西南昌。“深圳总部、研发+东莞、惠州生产制造”的模式成为很多公司的常态。制造环节加速转移到深圳外，迁走的不仅是一个大型企业，更是一个产业链的迁移，很多上下游配套的企业也随之迁走，加速深圳产业空心化的危险。降成本、保空间、留人才、优环境成为深圳加强实体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方面，基于目前形成的“深圳总部、研发+东莞、惠州生产制造”的模式，推广飞地经济模式是深圳的必然选择，通过主动加强与周边城市的联系，合作共建产业园区，以合理的利益共享机制确保“飞出地”和“飞入地”两地共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深圳必须保障内部创新产业的发展空间，通过划定工业红线，避免无序更新带来的产业空间不断被侵蚀的风险。当然，“飞地经济”与“工业红线”并非完全能解决高成本的问题，如何确保该留的产业留得下、确保创新源头活水不断，仍需要深圳保持改革先锋角色，创新城市经营的思维，设定一系列政策与机制。
图片来自网络
04 事件思考
湾区创新空间何以
发挥创新引领作用
关键事件：《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引发关于创新模式的思考
2017年9月，《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对外发布，规划提出打造中国“硅谷”，形成全国创新发展重要一极，对标美国硅谷、波士顿地区等全球知名的科技创新区域，沿广深轴线形成高度发达的创新经济带，辐射带动全省创新发展。广深科技创新走廊成为大湾区建设全球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的重要举措。
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图
观点一：创新走廊核心在于实质性破除城市间壁垒，推动区域协同创新。
当前香港空心化、澳门的单一化、深圳产业空间房地产化、广州商贸模式平庸化，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靠城市自我完善发展难以破解以上困境。协同创新、完善湾区创新生态，成为大湾区创新的必然之路，而科创走廊正是由城市创新走向湾区创新、由应用创新走向基础创新的重要选项。科创走廊核心不在于构建多少个创新节点，不在于依托哪一条交通走廊，而在于实质性破除城市间壁垒，补齐各短板，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发挥集成优势，打造协同联动、灵活流动的湾区创新生态系统，构建“全球资金+一流科研院校和人员+大中小协作的科创制造企业+灵活流动的产业创新服务体系”。
观点二：大湾区应立足于不同地区创新模式的差异，鼓励多元化集群式协同创新。
大湾区各地区产业基础、发展路径不同，创新模式同样存在差异。东岸电子信息产业发达，兼具集聚与区域化布局特征，形成多样化的创新空间，园区、城区、社区成为创新活力地区，随着创新企业区域化布局，创新联系网络化，创新能力高的地区呈现带状连绵特征；西岸以电气机械产业为主，呈现小集聚、大分散的特征，创新更多依附于园区或专业镇发展，呈现节点创新模式。未来随着大湾区创新动力、创新模式更加多元化，创新的空间组织特征无疑将更加多样化。湾区创新应当是和而不同的集群协同创新。
2011年以来新成立的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分布图
电子信息产业企业分布图
机械装备企业分布图
东岸未来需要构建更为紧密的创新网络，进一步发挥香港知识创新、深圳广州技术创新、东莞制造的联动模式，形成以大学为核心的知识生产中心、以科技园区为核心的创新转化中心以及以城市中心为核心的交流中心，形成各类科技创新企业广泛联系的网络。
西岸未来具备更多想象的空间。一方面，西岸如中山、顺德等地区可专注于专业化的园区式/小镇型集群创新，在一定范围内集聚创新载体、企业和配套环节，建设专业化的集群，进一步培育出链接全球制造业网络的特色小镇，孕育隐形冠军。另一方面，“有风景的地方就有新经济”。随着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等通道开通，东西两岸联系强化，西岸良好的山海城资源，具备更好的潜力培育新经济，可借鉴西雅图、波兹曼的发展模式，突出多元文化融合，吸引创新企业总部和研发机构的集聚发展。
广佛汽车产业分布
深莞电子信息产业总部分支联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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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李福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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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麦肯锡《中国创新的全球效应》
[2] 2018年罗振宇跨年演讲提到“终点站脑洞”，认为中国兼具效率和弹性的供应链网络，中国不是全球制造业转移的其中一站，而是最后一站。文中参考其观点。
[3]长城智库报告《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发展现状、问题与建议》
[4]中国经济报告《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破解香港去工业化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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