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深FinTech合作：大湾区的发动机
今年以来，先是国际评级机构调低了香港的评级展望，之后在一家英国调查机构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中，香港跌出三甲，落后新加坡。一时间弥漫着不少悲观情绪，主要观点是香港回归以来尽管在发达经济体中成绩斐然，保持年均3.2%增长，但相比改革开放40年间深圳的罕见扩张、人口集聚、经济增长、高科技企业的成功，香港的发展明显逊色，港深两地的GDP已经持平。如何看待香港的优势及港深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大湾区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延续香港东方之珠的优势与深圳展开互动发展值得关注。
一、香港对内地的巨大贡献和港深产业更替
香港作为全球最自由经济市场体系，一直发挥对内地与国际市场连接的纽带与桥梁作用，为内地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转口贸易、直接投资（FDI）和资本市场。转口贸易给内地带来了第一桶金，直接投资把内地特别是珠三角变成了世界工厂，而香港资本市场的大发展则为内地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发展经济的宝贵资本。在此过程中，香港完成了自身二次产业更迭，收获了繁荣富强，成就了全球认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上世纪50到80年代，香港作为独立的经济体，完成了转口贸易到工业化的转型。1950-1955年，制造业比重从9.0%增长到21.8%，成为最大行业，至1970年达到顶峰达31.0%，服务业比重从63.8%下降到46.8%。
表1：1950-1980年代选定行业在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分布（%）
80年代以后，内地改革开放推动了香港经济第二次转口贸易经济发展。1970-1980年服务业比重从44%增加到67.5%，到1990年上升到74.5%，1997年达到85.2%，2016年达到92.7%；1987年广义贸易业比重22.3%，超过制造业22.0%，1997年广义贸易业比重达到25.4%，制造业下降到6.5%，配合贸易的金融业比重从1987年17.9%上升到1997年的26.2%，2016年达到32.05%。
表2：80年代以来各主要行业在香港本地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随着经济结构的快速转型，香港对于内地的转口贸易、直接投资和资本市场的作用明显。至2017年，两地贸易额约占内地贸易总额10%，仅次于美国；香港外商直接投资约占内地外来投资的48%，是大陆外商对大陆的策源地；内地货物约占内地出口总额17%，是内地货物的最大出口市场。而香港本地货物生产和出口的比例呈现下降趋势。
图1：香港跨境贸易的增长
深圳1980年成立特区，从贸易起步开始大规模利用香港的直接投资和资本市场，发展电子、服装、轻纺等劳动密集型传统加工业，在完成基础资本积累后，至上世纪末开始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转型，以适应城市资源环境条件和全球新经济的趋势。
1985年香港汇丰银行在深圳设立分行，外汇调剂中心正式成立，深圳因而成为国内主要外贸口岸，成为内地经济的对外窗口。至2000年深圳港资企业达到8876户，占深圳外资企业总数的78.38%；共实际引进外资266.2亿美元，其中港商投资167.2亿美元，占外商在深实际投资总额的62.8%；深圳出口总额345.6亿元中对港贸易为272.3亿元，占78.8%；香港出口总额至内地占30%，而深圳则要占到其中的90%左右。
在香港转口贸易、直接投资和资本市场的支持下，深圳不断积累劳动密集型传统加工业的经济基础，并不断完善自身的产业结构，引导城市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尽管香港历届行政长官施政报告都分别提出了要使香港成为“一个产品发明中心”、“数码港”、“矽港”、“中药港”等发展目标，但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的价值导向下所制订的具体方略都会受到外界置疑并难以在行动中落实。相反，深圳政府在城市产业政策制订中更为积极，无论在商事制度、产业导向和基建投资等都以产业发展规划为政策制定基础，引导产业发展符合国家给予的特区使命，适应城市资源环境条件和全球新经济的趋势。
1993年原特区停止登记注册“三来一补”企业；1995年全市科技大会召开明确“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的战略思想，并公布《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法》；1998年出台《关于进一步推动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提出建设高科技城市发展目标。
1999年举行首届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成立深港产学研基地，吸纳香港科技资源，形成高科技合作的孵化平台，以华为、联想、四通、北大方正为代表的本地企业和固高科技、爱讯可网讯、闻易网软件等深港合作孵化的企业快速崛起，形成了中国“硅谷”的雏形。
图片来自网络
2000年以后，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进一步向创新型城市转型。2004年出台《关于完善区域创新体系推动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快速发展的决定》；2005年中央对深圳正式提出“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定位；2006年出台《关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决定》；2009年推出创业板，并且鼓励创新企业上市；2016年9月腾讯成为亚洲第一市值（市值1.99万亿HKD）标志着深圳进入创新城市的前列。
2000年深圳工业对经济的贡献率达66.5%，高科技产业贡献率52%，产值已占工业产业的42%；2016年深圳新兴产业对经济的贡献率达53%，高科技产业占工业比重超过70%。与此同时香港的服务业比重从1980年的67.5%提升到2000年的85.6%，2016年的90%；制造业比重从1980年的23.7%下降到2000年的6.0%，2016年的2.6%。香港与深圳融合的FinTech（金融+服务）互动关系日益明显。
城市政府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一方面需要集聚市场之所能实现深化开放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要更加关注市场化产业发展对于本地资源环境容量的影响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关系。
从社会多元化和均衡化发展要求出发，产业竞争极会形成寡头经济，并可能造成社会关系的失衡，形成对新经济发展的挤压。寡头经济通过自身的竞争优势所获取市场垄断，造成城市单一的经济形态和社会贫富差距。如果不改变寡头垄断的市场形态，必然走向资本权力取代行政权力，对城市与区域的整体经济造成不可持续性，甚至挤压大多数人发展空间，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平，形成社会隔离和社会阶层固化。
从服务业升级转型的一般规律分析，一方面城市制造业成本敏感与增值瓶颈，会导致制造业外移，城市服务业快速升级；另一方面由于城市服务业区域化还没形成、城市创新服务业滞后会造成城市内部产业空心化，影响城市的不可持续性；再一方面除了制造业的外移特征外，制造业升级功能对于城市内部产业高端化、产业增效以及促进创新服务业的延伸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所以面对外部市场的变化，产业和城市发展政策对于城市发展可持续竞争力来说至关重要。政府干预与不干预产业的根本边界在于政策能否引导市场调整，实现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能否通过产业政策引导市场转向，实现社会多元化和均衡化发展。
信息化带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与科技发展，创新产业成为港深共同合作改变未来发展与合作的选择。香港创新服务业的发展机遇与深圳进入后工业化的转型都与信息化带来的创新经济发展高度契合。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与香港院士的通信中，强调“促进香港同内地加强科技合作，支持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支持香港科技界为建设科技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作为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香港正发力扭转制造业空心化的趋势，着力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香港科技发展白皮书《跑赢智能新时代》明确提出香港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目标，香港特区政府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杨伟雄提出，为推动香港“再工业化”，特区政府将在土地、技术、资金和人才方面提供全面支援。
创新经济时代需要通过新金融体系重构支持大数据（生产资料）、物联网（生产方式）和云计算（生产力）等基础要素建立，创新服务业的FinTech（金融+科技）融合将成为驱动区域经济和生产要素整合的新动力。以目前的区域产业格局分析，应该选择“香港研+深圳造”的合作模式，一方面可发挥内地完善的生产网络尤其是深圳领先的科技产业创新网络成为香港优质科研成果、风投资本提供创新孵化的土壤；另一方面香港可以加强与深圳的科技、教育和现代服务业合作，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共建世界新硅谷，实现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发展目标。
图3：三次工业革命的驱动因素
城市区域顺应市场经济规律，一方面要实现制造业高端化，包括制造业低端转移、高端升级和高端引进三个方面；另一方面要实现服务业创新和专精化，包括本地化服务业、在岸服务外包、高端离岸引进三个方面。通过FinTech（金融+科技）融合，走向港深区域经济和离岸经济发展。可以预见大湾区制造业的高端化将带动港深服务业的创新和增长，引导区域管理和区域合作。港深经济体提供产业和技术服务平台、推动产业链整合、以服务和技术实现区域产业管理和组织。
图4：城市区域产业发展路径
金融服务业创新与客户转型创新关系密切。从金融部门R&D活动开始，通过金融服务的提升及系统整合为用户提供专门化和具有高附加值金融服务，最终实现金融服务的价值增值；金融服务业需要伴随着制造业组织、过程多重创新行动，促进制造活动与服务活动相互交融，适应创新经济生产与服务的无边界基本特征。
图5：金融服务业R&D与创新链模型
通过金融服务业的创新，加强高风险和高效益的管理能力，提高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的科技革命高风险管理和高效益的确定性。通过政府与社会治理的变革，发挥政府、大学、社区和企业在管理服务方面的作用，搭建创新经济实验室、大学、社区服务共享技术和融资平台。
图6：“创客经济”产业链
一方面通过信息化实现服务贸易全球性管理。包括线上、线下互相交换，分散下单和集中送配高速运转，供需价值双向通过信息传递实现；另一方面推进信息化促进供应链的高效整合。实现供应商、制造商、批发商、承运商、零售商和客户的一组同步决策和活动，让恰当的产品和服务按照恰当的时间，以恰当的数量配送到恰当的地点，使系统成本降低以满足客户的服务需求，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
图7：电子商务环境下供应商管理
通过完整的供应链服务转型，促进以传统运输为基础的物流服务向提供以组织市场和管理能力转型，推动工港贸物流信息一体化发展，为城市区域转向供应链管理全球化服务。
图8：现代供应商驱动的价值链带动现代服务业升级
FinTech（金融+科技）融合驱动的创新经济时代，呈现创新主体的多元化、复合性特征。政府、大学、社区和企业形成共同治理发展，包括国家实验室、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创新金融、服务机构、企业和社团等创新主体。
在创新环境方面，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资介紧密结合的区域创新环境；建立奖励自主创新的知识保护体系和法规制度环境；形成“鼓励创新、宽容失败、脚踏实地、追求卓越”的创新文化氛围。
在创新空间保障方面，保障实体经济和宜居成本空间，构建中心服务型、科技平台型、基础研究型、科创园区型、综合集群型等创新空间单元，通过科技创新走廊加以连接，形成产服联动、空间联接、功能贯穿的创新经济区域。
在基础设施保障方面，强化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实施自然生态修复，建设国际一流人居环境。
图9：中关村创新主体分类
创新走廊连接创新服务与创新制造，贯通各创新空间单元，实现制造业、高科技、服务业的融合；建设中央创 新区实现传统中心区复兴，使传统中心区成为现代服务业、公司总部、金融服务和文化科技的集中地，对中心服务型、科技平台型、基础研究型、科创园区型、综合集群型等创新空间单元进行空间功能的组织和服务管理。
在珠江东岸已经形成广深科技创新走廊雏形，区域创新走廊将按照广东省政府编制的《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进行落实，发展成为广州、东莞与深圳区域创新圈。
图10：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空间结构图
图11：香港2030+概念性空间框架
结合香港2030+概念性空间框架，提出本次港深区域合作的规划空间结构为“两城、四轴、四廊、多中心”的跨境空间格局。
两城—深圳城市中心区、香港城市中心区。加强前海、河套港深创新产业和服务合作，强化国际化中央创新区服务功能。
四轴—东、中、西发展轴和东部生态旅游轴，按照香港2030+概念性空间框架和深圳城市总体规划布局要求发展。
四廊—深圳东部、西部、中部科技创新廊道和香港东部知识及科技走廊和西部经济廊道。强化西部107和松白路沿线深圳高新区、深圳大学城、光明高新区和深圳科学城环湾科技创新服务功能；东部南坪快速、水官高速沿线深圳大学城、坂雪岗科技城、龙岗大学城、阿波罗未来产业城、宝龙工业区、坪山大学城和科技小镇科技研发和先进制造业创新功能；中部深莞高速沿线观澜高新区、坂雪岗科技城连接香港东部知识及科技走廊科技研发和先进制造业创新功能；香港西部经济廊道按照香港2030+概念性空间框架要求发展。
营造“两城、四轴、四廊、多中心”的跨境空间格局，推动港深FinTech（金融+科技）合作驱动下的创新走廊、中央创新区和创新空间单元的空间落地，“促进香港同内地加强科技合作，支持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图12：港深“两城、四轴、四廊、多中心”跨境空间框架
要点小结：
香港作为全球最自由经济市场体系，一直发挥对内地与国际市场连接的纽带与桥梁作用，为内地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借助香港优势实现了加工业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市场的非理性、寡头经济下的“自由经济”会造成区域资源分配缺乏管理，影响社会公平发展，造成贫富差距。未来以市场、社会、政府共同参与的创新经济管理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
科技创新是区域发展最为重要的竞争力，无论欧美还是新加坡，政府对科技创新都采取了积极干预政策（特别在资源短缺的非理性市场环境），共同拥抱创新经济的未来。
以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推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呈现创新经济增值通过制造活动与服务活动交融，制造业与服务业高度融合、服务贸易模式升级而实现，这次工业革命对港深FinTech（金融+科技）合作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新经济背景下的金融服务业、制造业、新产业和供应链的价值整合，正在悄然地改变区域的空间组织逻辑。港深FinTech（金融+科技）合作空间结构应以创新走廊、中央创新区和创新空间单元组成空间要素，营造“两城、四轴、四廊、多中心”的跨境空间格局。
*本文根据2017年7月在中规院深圳分院举办的国际城市规划汇智沙龙《20年之变迁——香港与内地的转型和融合》中，范钟铭先生的发言整理删节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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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范钟铭
中规院深圳分院常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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