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中观城：从文化艺术的视角审视城市空间
2019年初，深圳市规土委联合深圳市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举办了“馆中观城：城市文化空间发展的新趋势”主题论坛。城PLUS曾以“一人一言一例”之式管窥讲者要旨（参考阅读：馆中观城："画画的人一定会做梦"），本篇是论坛嘉宾围绕“深圳城市公共空间发展趋势”的讨论。
主 持：李德庚
讨论嘉宾：李德庚、牟森、王子耕、李萌迪、邓康延、冯原
Q1：在这个时代，如何从文化的角度去理解空间？
杭州西湖大道旁边有两条河，一条叫中河，一条叫东河，除了西湖这个城市符号之外，杭州的中河和东河更古老，两条河的作用是连接钱塘江和大运河。后来中河高架和西湖大道的修建，这种河流文化一下子就不见了。在世界很多著名的河流城市，不管是伦敦、东京等等，都面临着在城市发展大跃进时期以及工业发展大跃进时期城市对河流的牺牲，到了后发展时期再回来修复河流和城市的关系，实际上杭州已经见到了代价。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媒介展演系有一门课程叫城市现场，教学生在三、四周时间内有方法、有目的的介入城市现场以及如何呈现。我给二年级学生布置的，就是通过中、东河这种城市中非常具体的地方，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介入，回到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六要素，客观的来呈现。
城市迅速用GDP修建起来，城市中很多的建筑和雕塑都太满满当当，实际上中国美学里面有“留白天地宽”的概念。有时候方向错了，停下来也是进步。民国老课本里有一句话“我不盲从，不随声附和”，而我们当下太多的盲从，盲从于权势的压力，盲从于钱的逼择，甚至最后迷失了自己。我们东方有很深厚的美学传统，是符合自然、符合人性、符合天性的，但很多时候被我们自己扭曲。我希望能够在深圳建一个先生博物馆或者教育博物馆，让这个民族的后代懂得美，有审美的概念，就会少一些焚琴煮鹤。
设计价值的四个变量关系可以解释文化发展和发生。其中有两点很重要：一是什么样文化观念的人？二是能否跟特定的资源和资本之间相互结合？
变量1：经济变量。
经济变量是一切从实用开始，我们首先考虑的是生存，什么东西利于我们的生存，我们就把钱投向什么，不考虑什么叫文化，考虑的就是经济。
变量2：羽毛变量。
就是鸟长出漂亮的羽毛，起到装饰作用，比如很多县城的房子在正立面上全部穿金戴银，但是背面一块瓷砖都不贴，这就是正面率规律，叫节约原则，好钢还得用在刀刃上。羽毛变量解释了文化的发生，文化是什么呢？文化就是那些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人利用这种文化为他谋利，其实文化是利益，文化是为跟他同等的文化人准备的一套符号体系。
变量3：代际变量。
文化在单向度的情况下不必要创新，就按照这个方式发展，这解释了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但是我们看到文化还在发展变化，那怎么解释呢？因为因为80后、90后登上了商业舞台，代际发生变化，代际指文化中的一代一代人，一种外来文化其实也等同于一种新文化、代际文化。当文化与文化之间发生冲撞之后带来新的消费者和受众，文化就会发生变化，新的文化就开始出现。代际变量可以解释文化高度。
变量4：改造变量。
改造变量有两个要素：什么样的文化观念和什么样的资本支配相结合之后的结果。就是拥有这种文化的人同时拥有资本和资源，用文化观念来支配资源对这种文化进行改造。那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等待，等待掌握了新文化观念的人同时掌握资源量，才有可能达到跟你的文化相通的改造结果。
Q2：我们潜意识中把整个生活、城市的很多地方看作文化空间，某些可复制性跟商业结合的东西，也可以牵强的附会到文化观念上，如何看待文化和资本？
把历史等同于文化是当今社会的一个常态，因为历史的印记会触发人的思考，所以认为有历史的东西就有文化。但有历史的东西不一定都有文化，要有沉淀之后对人的触动。深圳作为经济特区之后，在中国还很难找到一个比它更能唤起大家的社会认同、意识碰撞、先锋认知的城市，这就是我认为深圳有文化的地方。
图片来源：丝路视觉
文化和资本确实有很强的关系。当下很大一部分的文化是取决在资本之后的，资本要解决的是社会发展问题，这个发展逻辑以经济发展为核心动力，这是自然属性所驱使的。而现在文化越来越能够创造价值，温饱解决了之后要解决的是归属问题，是精神问题，因为精神和归属更容易刺激这个社会团体往更好的方向发展。比如深圳的城中村建设之初是为了解决生存的问题，慢慢发现它能够让很多人低成本的留下来，作为一个城市印记的角度值得保护，背后有更多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
作为一个年轻的策展人、艺术家或者教师，对当下的文化艺术发展有自身的种种担忧，也从其他层面遇到非常多瓶颈。比如我们有这么多漂亮的展馆，但是给内容提供了多少空间、多少支持、多少资金成本？一个漂亮的盒子里面装了珠宝，比这个盒子本身更重要。我理解文化就是自由，要让人找到他的同类，在一个文化空间维度不断成为他应该成为的那个人，并且给予相应的支持与尊重，这才是一个良性的生态循环。
我曾经在马德里见到在博物馆里上课的儿童，实际上这就是把教育延伸到了城市空间、延伸到了公共领域，回顾他们自己民族特定文化的历史，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体现了尊重、对外来人的包容。当我们能够对异质文化、亚文化，或对所有人有一种尊重的态度，对文化本身有一个包容的情怀，把艺术家、诗人、建筑师印在自己的货币上，那个时候才是一个真正有文化的国家。
Q3：在很多国外的城市都有自己国家的精神堡垒雕塑，会引起这个城市的一种动力、感染力。在深圳，除了邓小平雕塑外，究竟还应该有怎样的可以引领这个城市精神堡垒的雕塑？
城市起源来自于精神认同，城市中心就是靠雕塑构成，必须创造一个可见的、大家都可以去膜拜的一种崇高的事物带来认同。人民英雄纪念碑代表了民族国家的认同，广州五羊雕塑是一个地方性文化的认同，这两者之间看起来差异很大，但实际上目标都是构建精神认同。
现代雕塑来自于古典，但它的主要目标还是要构建共同体，为共同体提供合法性，构成认同。雕塑的内涵其实还是宗教和精神价值所赋予的。观察20世纪很重要的具有民族国家象征的雕塑都是具有古典雕塑的形态，所以我们把它看成是新古典主义在现代的呈现。但抽象雕塑在20世纪以来都出现在自由主义国家，抽象雕塑很难为某种宣传目标服务，这一点就回到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谓“艺术的自主性”，艺术到底是不是应该有一种自主的或者独立的方向和价值？
坐落于莞韶城的公共艺术作品“衣山钵影”
图源：a-site.cn
今天社会和文化都处在转型过程中，对于雕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促进。特别是在深圳，特别是在深圳两馆策划，我们不断把这个规划馆指向未来，这个未来还不光是中国的未来，是全人类的未来。因为深圳具有这样一种向度，它是先锋和前沿城市，所以它在如何创造一个全人类都认同的价值观方面，给雕塑或公共艺术带来了机会，也带来了考验，这一点确实深圳在未来是应该有所表达的。这种表达不一定要寄托在传统的纪念碑形式上，新的媒体或者新的数字技术所带来的虚拟世界，都有可能产生更新的认同。但是核心有一个，我们能追求一个更广阔的价值观，这一点肯定是吻合所有人的方向。
雕塑最重要的是应该有审美的功能，有记忆的功能，能唤醒我们共同的情感体验，甚至最后成为我们回忆生命的一部分，有时候还可以成为约会的地点。民族必须要记下一些东西，而雕塑仅仅是这个海平面上所立出来的礁石，而底下有大量的珊瑚和宝物我们不知道保护，已经被污浊甚至被敲掉。就像我当时给“国家记忆”影像展远征军写的序一样，“人民若有记忆，记得亲，记得痛；国家若有记忆，识来路，知归途”。
雕塑的话题在整个世界范围之内扩展的很开，对雕塑的认定也不再是像我们过去看到一个雕像这样的认定，实际上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波伊斯的《七千棵橡树》来说，那已经不是典型意义上我们看到的雕塑，像现在的明斯特雕塑展，每十年一次，你可能怀疑它不是雕塑，但是它实际上都是以雕塑展的名义参与到城市生活里面的各种角度。回到深圳，雕塑就一定是一个人的雕像吗？如果雕塑带有一定的符号特征，早年深圳“效率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 那块牌子也算是一种雕塑。
如今，在卡塞尔市随处可见的“七千棵橡树”（7000棵橡树，城市造林替代城市管理：在5年内，由志愿者在市内种植七千棵橡树，并在每棵橡树旁放一个约120─150厘米高的玄武岩石条。任何想要参与的人，可以买下并种植一棵或数棵树和石条。不住在卡塞尔市的人，可以请人代替种植。期待推动一种“人类生存空间”的美化与改造，呼吁世人追求世界的永久和平。）
Q4：现在很多展览都带有互动性，一定有这种互动的必要吗？这种互动性会不会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城市规划馆作为城市公共空间或者城市文化空间的一部分，它未来的公共价值 / 文化价值应该体现在哪里？
以色列大屠杀博物馆中展示的鞋和观众的鞋近在咫尺，这也是一种互动。有的是一种器物的互动，有的是人与人的互动，但最重要的还是有一种诚恳的东西在里面，不管是建筑还是摆设。我始终认为参与性、互动性、掏心掏肺的把我们的观点能够影响别人，同时别人也能给我们回馈的时候，这个社会、这个城市才会变得更好一些。
它们的命运、它们的痛苦也和我们息息相关
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图源：blog.sina.com）
在这个时代，互动尽管是一件好事，但也有可能成为一件坏事，某种意义上来讲，由于过度流行，甚至是由于现在这种电子互动，我甚至觉得像是这个时代的另一种装饰，它已经脱离了事情内容或者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本质。有些事要互动，但这种互动自身又缺乏足够的意义支撑，就成为一种极端表面和形式化的东西，这是这个时代的一种巨大风险。
Q5：在大部分人的感受里馆大概分成两种：一种是“我们”的馆，比如博物馆、美术馆、各种主题类的馆；一种是“他们”的馆，也就是城市规划馆。在你们心目当中城市规划馆到底是怎么样的？
但在我的感知里，受众的定位应该是市民或者公众，所以它功能的定位也应该是教育或者传递关于这个城市的一切信息，不管是这个城市的创世纪、还是这个城市规划的各种谱系、还是这个城市的传统、这个城市的悲哀、这个城市的光荣……市民和规划馆是共生关系。
关于“他们”和“我们”，其实所有博物馆都是把“他们”变成“我们”。就像故宫原来是皇宫，你进不去，但是今天我们都可以去参观故宫博物院，在西方也一样，19世纪以前没有博物馆，都是私人收藏不对公众开放，所以私人收藏或者说过去贵族的展地、府邸或者皇宫，都在19世纪后逐步变成了博物馆。在这个转变中，过去个人拥有的私有价值转成公有价值。变成“我们”是在价值观上的转变，这一点可以解释“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占有关系，是公共价值增加的关系。如何通过规划馆来总结和讨论中国经验，如何向全人类贡献这个经验，如果能做到，规划馆就有了公共价值。
城市规划馆，过去还叫规划展示馆或者展览展示馆，展览展示单向度层面非常强，并不是作为活动或者市民交流的地方，现在的功能在转变。关于“我们”、“他们”，西方在90年代开始提出的博物馆概念强调博物馆的生态性，这个生态性最起码包括两个重要层面：一是它不是停止不变的，它会持续跟周围环境、人的关系发生变化；二是并不简单强调对所有大众，更多强调指向社区的或者我一类人群。也许这时所谓“我们”和“他们”之间会变成另一种关系，是否有意识的去了解一下“他们”，那些“他们”某种程度上对我来说也不是对立面，而是变成世界有趣的组成部分。
本文根据2019年1月7日在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举办的“馆中观城：城市文化空间发展的新趋势”主题论坛内容整理，未经讲者审阅，文中观点亦不代表城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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