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杰：大湾区城市群的创新协作
中国在过去十年中出现了重大的变化，走向了人口高度集中的大城市群化的过程。粤港澳湾区的崛起就是这个过程的一个代表。
回顾历史，18世纪工业化初期产生了像伦敦这样的都市圈；在大规模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了纽约；上个世纪中期产生了东京——从这个世纪开始，我们会看到港深广作为大都市群的崛起。
来源：讲者PPT重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整个中国城市群的发展，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给了很高的关注度，这也是未来30-50年中国经济新的成长点。如何发展城市群，城市之间如何形成更紧密的关系，可能是我们的一个重大挑战。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统筹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目前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地区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特点，规模经济效应开始显现，基础设施密度和网络化程度全面提升，创新要素快速集聚，新的主导产业快速发展，要推动这些地区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要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力，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助推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01 合理分工是城市群发展的关键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空间不可能定理”可能是城市群发展的关键理论依据。用一句话概括该定理，即：在存在运输成本时，两个城市一定有不同的结构。因此城市群的发展政策要依据市场竞争实现城市分工，这是城市群做大做强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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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东京都一都三县，中心区域2000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大概和深圳、香港相当。随着离中心区距离增大，人口下降的同时产业结构随之发生变化。中心区域如东京，制造业区位商只有0.5，到了崎玉有1.18。东京最优势的产业信息业的区位商3.15，远超都市圈内小城市。
美国386个都市区统计出来与日本的结构是类似的。在前四大都市当中，信息业的区位商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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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城市群给我们的启示：
| 从就业岗位比例看，越大的城市，计算机和数字类就业的比例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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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不一定要高度集中在大城市，例如中小城市的教育、医疗水平是有可能高于中心城市的。
特大城市越来越以信息业为产业主题，或者叫软性制造业，这是未来的发展趋势。现在很多城市讲防止产业空心化，其实这个问题只有在行政区视角下才存在，在大尺度看是个伪命题（否则纽约和伦敦早就空心化了），城市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时，它和区域空间一定会有关系。
例如香港：香港更大的问题是和内地融合不够，而不是空心化。香港大量的人才集中在计算机和数字相关领域，这与美国大城市的情况具有相似性。未来要按照按不同的优势确定城市产业结构和区域分工关系。
图源：baike.baidu.com
那么，如何才能促进合理城市群分工的形成？
一方面是市场化，打破行政边界，放开市场让要素自由流动；另一方面，为了打破城市行政边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必须的，包括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基础设施，如未来5G时代、智慧城市群网络等。基础设施是服从于政府规划的，故政府的规划引导作用非常重要。
02 大湾区创新强在技术发明，弱在科学发现
世界级城市群是以世界级创新中心城市为核心。
创新在经济学中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科学发现； 二是产业技术发明，即把发明成果引入商业应用领域，形成一种新的生产能力。前者常以一流的学术论文的发表作为度量，后者常以申请的专利作为度量。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报告，深圳和香港的PCT申请5年滚动数量连续三年排在全球第二，仅次于世界第一位的东京都市圈。跟在后面几位的是首尔、旧金山、京都都市圈。从国家尺度来看，创新能力前100的城市中，美国有26个，中国16个、德国8个、英国4个、加拿大4个。
数据来源：《WIPO2018世界创新指数报告》
2017年全球国际专利申请数量，美国全球第一，不到6万件。中国从2007年的3000件开始，到了2017年将近5万件。按照预测，三年之内中国的国际专利申请会超过美国。这也就是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中国的创新能力在快速增长的时候，不仅威胁到贸易平衡，也威胁到未来的科技主导权。日本水平仅次于中国。深圳的专利数在德国之上，在韩国之上，是法、英、瑞合起来的量级。
深圳的专利数从2014年第一次统计时是331件，到现在占了全国的43.5%，北京、上海、广州合起来占全国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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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科学发现的视角，中国与国际高水平仍差距较大。纽约是SCI期刊最集中的地方，是科学集聚、科学传播、科学发现的地方。北京+上海+台北，仅为纽约的1/2。
数据来源：上海社会科学院 《全球创新网络中的知识策源格局——基于3786种科学引文索引期刊分布的考察》
科学发现也是大湾区城市与国内高水平城市的差距。北京科学论文20万，上海10万，把北京、天津加起来算京津冀，上海、南京、杭州、合肥、苏州加起来算长三角，可以看出，京津冀24万，长三角20万，粤港澳湾区大概是上海的一半，北京的1/4。粤港澳湾区走向高端全球创新还有很大的路要走，未来的科学、大学、研究机构发明可能构成城市发展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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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把这两个维度合起来，就可以看到我们和东京的差距。东京是一个科学发现和产业技术创新的双重中心，而深港现在叫制造中心，在这样一条趋势线之下，未来的发展要不断向综合创新中心靠拢，这是未来大湾区规划当中最重大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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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关于创新的3个原理
| 规范的市场竞争产生创新
市场竞争的程度和规范性决定了企业、区域和国家的创新能力。假如知识产权不受保护，它就没规范，大家就不会创新。我们平时研究所有的城市为什么不创新？第一市场化不足，没竞争；第二知识产权没有受到好的保护，创新企业竞争不过搭便车的非创新企业。
例如从下图分析可以看出：印度与美国的差距不是好公司少而是差公司多，差公司可以持续生存的市场一定是竞争不充分不规范的市场。印度最好的公司和美国最好的公司创新能力差别不大。美国这条线的尾巴很短，意味着大量的美国企业不依靠创新就活不了；而大量的印度公司不需要创新可以活着，不会被市场淘汰，换言之，大量印度公司主动创新或被迫创新的动机不强。
数据来源：Hsieh and Klenow(2009)
假如我们要画一条中国的分布曲线，大概是介于印度和美国之间；假如我们要画一条深圳的分布曲线，一定介于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这就是创新与市场竞争的烈度和规范性的关系。
|| 越创新的城市就会越集聚创新资源
本次科技革命开始以前，1975年到1985年美国城市专利技术的差距不超过15%，现在扩大到超过40%。越创新的城市就会越集聚创新资源，越不创新的城市创新能力就会越小。
来源：讲者PPT重绘
以创新带动创新、不断增强知识创新与知识汇聚能力。
||| 人口的流动是创新的基础
城市中创新企业的聚集带动创新人才聚集。硅谷在1996-2015年间，每年移入的外国移民人数多为1万～2万人，同时自硅谷向美国国内其他地区移出人口约1万人左右，也就是说，硅谷常年移入移出人口数之和占硅谷人口总数的1%左右。长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使得硅谷的移民发展成为最重要的人口组成部分之一，以2013年为例，硅谷当年外国出生人口占全部人口的36.8%，而同期加州和美国的这一比例只有26.9%和13.1%，远低于硅谷的水平。
硅谷创新的集聚依托于移民或人口的流动，我们曾经看到过硅谷等世界级创新城市的成功，今天的深圳开始登上了不同凡响城市的舞台，人口流动同样是重要的基础。
04 深圳创新发展的经验
深圳能够成功的经验是：市场是主导，企业是主体，法治是基础，政府是保障。政府尊重市场选择，建立法治规范，以市场竞争为导向，以政府公共服务为保障，鼓励公平竞争，激励创新。在政府和市场相得益彰的基础上，迅速摆脱了传统的靠规模、靠企业办社会的方式发展，形成了整体的分工。
深圳是以民营经济为主体，是我国市场竞争程度最高的城市。深圳上市公司占全国8%，利润占全国11%，上市公司收益最好。上市公司中国有控股20%，民营70%，这就也是深圳的企业结构。劳动力占比方面，国有企业员工占全部就业的4%。
深圳能够成长到今天，是靠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深圳鼓励竞争和形成强大的企业家群体。深圳是一个不热衷招商引资的城市，为什么能够持续增长？是企业家创造企业，100个企业会带动200个，200个带动400个……企业家创造企业家是一个真正的城市梦想。其实深圳到目前为止千亿级的企业也就十来个，深圳百亿级的企业1000家以上，十万亿的企业10万家以上。深圳有400家上市公司，都是小公司，但加起来市值超过上海。
政府在深圳创新中同样发挥了作用。
第一，政府“支持非共识创新”与“站在巨人肩上”。 在支持之前，一定对创新项目进行仔细评估。一方面确保是真正面向未来的创新，而不是已经成为共识的东西。二是确认该创新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不是毫无基础；
第二，政府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的方式类似于“湿地效应”。政府创造公平公开透明的政府规则，就像保持湿地环境的盐分恒定，以支持生态系统的发展，但不把自己的行动蔓延进企业的生存空间——这个湿地是鱼吃虾，虾吃虫，还是虾把鱼吃了，政府不会干预。
结语
本文探讨了两个话题，城市群发展和创新。
从世界的发展历程看，大城市群化是一个共同的趋势，粤港澳湾区的崛起就是这个过程的一种表现。要做大做强城市群，必然要依靠城市间合理的分工和合作，而分工合作依赖于资本、人口等要素自然流动。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保障要素的流动将是城市群政策的方向。
以深圳为代表的大湾区的技术发明已经可以追赶世界几大城市群，这得益于深圳规范而激烈的市场竞争、丰富的流动人口和企业家，以及政府的法制和政策保障。但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湾区在科学发现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注：本文根据唐杰先生2019年1月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区域规划与城市经济学术委员会年会”中的演讲整理，未经讲者审阅。感谢中规院深圳分院规划设计三所吴天帅对本次论坛文字工作的帮助与付出。文章内容是讲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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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者 | 唐杰
讲者简介：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教授，经济管理方向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课程教授。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深圳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市政府副秘书长、秘书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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