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向明：健康视角下的大都市圈结构
广州体育馆，图源：ixigua.com
一 流动与三大网络
流动是世界的本质。
生命在于流动，经济也在于流动，流动是世界存在的特征。
自然要素的流动形成自然网络，经济要素的流动形成经济网络，社会的组织和管理形成社会治理网络，三大网络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推动文明的进展和城市的发展。
1.1 自然网络
自然生态系统各个部分存在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河流水系是自然生态循环系统的重要一环，促进大自然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
图源：Behance.net
1.2 经济网络
经济贸易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分工促进经济的发展，有分工就有流动和交易。过去经济网络随着贸易线路而扩展，促进世界经济由孤立到连接；现代经济网络以“流空间”为支架（“流空间”概念由卡斯特提出，指全球信息网络的物质或非物质组成部分），伴随全球化与信息化双重浪潮的推进，多个网络节点参与生产分工，逐渐形成“流空间”形态的全球生产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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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行政网络
为了进行社会组织与管理，人类建立了以行政架构为基础的社会治理网络，行政网络是等级网络，具有很强的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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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大网络关系及阻隔带来的挑战
2.1 自然网络和经济网络
自然网络塑造地域文化特色，影响城镇分布格局。河流水系是塑造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历史上广东的城市多沿河流分布，尤其是靠近江河下游的干支流交汇区域，水运区位好，易形成人口高度集聚的大型城镇。
构建连接世界的经济网络对于城市发展至关重要。全球化之下，“流空间”兴起，对“流”的“捕获”能力决定区域经济的成败，地域单元通过基础设施网络的快速扩张在“流空间”中获得“中心流”的区位，同时不断加强城市节点的价值，以节点支配“流”要素，进而支配区域。珠三角这个全球制造业基地发展的过程，就是城市以大量基础设施连通世界的网络构建过程。
粤港澳大湾区人员流动网络
2.2 全球化下的经济网络和行政网络
经济网络与行政治理网络密切相关。殖民地时期的环球贸易网络依存于帝国的扩展，沿着海运线路展开；二战之后，工业革命与民族国家的崛起打破了这一进程，随着全球化进一步演进，现代跨国公司的兴起，经济网络逐渐突破了国界的局限。
行政网络尺度的重组影响经济要素的流动。改革开放引进跨国投资的进程，就是政府对行政管理不断进行尺度调整的过程。通过将部分行政力尺度的下放来保证城市的灵活发展，促进经济的流动分工，这个过程中城市在郊区新建了大量的产业园区，以园区为增长极的快速发展使得我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近年来，随着城市群概念的提出，行政治理尺度继续上移，城市群成为我国空间组织的重要形式，从更大的空间尺度协同城市、城乡之间的发展，协调城乡建设与人口分布、资源开发、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布局的关系。
东京首都圈及深圳都市圈圈层划分示意图 ©中规院深圳分院
2.3 行政网络和自然网络
自然网络在经济与社会网络的影响下也存在尺度重组。如以流域为单元，构建流域管理区与管理机构，在多尺度下治理生态问题。新时期下，面对极端天气频繁、环境治理严峻的新形势，如何通过调整行政管理的尺度来保障自然网络系统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珠三角水系 ©NASA
三 疫情下的启示
新冠疫情是人类文明面临的一场“大考”，我们目睹了网络隔断的发生及其对人与社会产生的影响，也给我们带来了启示。
3.1 应对传染病发生的阶段性措施
传染病疾病发生依赖三个环节，即“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针对各环节可采取以下应对措施：
一是切断传染源。19世纪中叶，为应对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公共卫生问题，现代城市规划应运而生，政府以城市规划为重要工具，通过控制和引导物质空间开发来减少污水、垃圾等传染源潜伏的介质，消除传染源以预防传染病。
二是保护易感人群。世卫组织（WHO）在1986年开启“健康城市运动”（Healthy City Project），目的是促进居民体力活动以提高易感人群的体质。这项运动得到了世界各地尤其是欧洲国家的积极响应，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是健康城市运动的佼佼者。然而，本次疫情发生后，这三个国家均为全球新冠死亡率前十的国家，同时也是累积确诊病例前十的国家。显然，健康城市运动对于此次疫情的防治并未发挥出明显的积极作用。
三是控制传播途径。此次疫情我国在“传播途径”环节采取了有效应急措施，取得了突破。政府采取强制性隔离措施切断疫情传播途径，再对患者进行集中性的治疗。隔离方面，在“城市-社区”两级隔离单元，采取城市封城和社区隔离的防控模式；治疗方面，在“城市-区”两级管理单元，开辟应急空间作为临时收治中心，包括城市层面的定点治疗医院和区层面的方舱医院。
3.2 疫情对城市规划管理的启示
在我国防疫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即过去以城市为主体单元的城市规划管理体系，缺乏在社区层面的资源调配能力。一是以城市为单元的健康城市建设缺乏社区层面的协调机制，二是健康城市建设是以保障人民健康福祉为宏大目标的，缺乏对于维持居民基本“生命支持系统”底线标准的考虑；三是健康城市建设偏重社会属性，缺乏空间属性，这就导致疫情期间出现社区缺乏基本设施供应（如运动场所）等现象。
因此，我们要重新思考如何通过恰当尺度下的城市管理与建设，保障人的生命活动和生活质量。
这需要建立起三个思维：一是针对突发疫情采取快速隔离与治疗的有效性；二是在疫情影响长期化背景下需关注生命支持与生活质量的人性化；三是充分考虑不同尺度和区域疫情风险和管控模式差异性的空间属性。
具体做法上，需建立“社区-区-市”多级分工且相互支持的防疫体系。一是建立以社区为基础、凸显空间属性的防疫空间单元；二是构建以人为核心的多层级生命支持系统；三是构建以有效隔离为导向的多级防疫体系，从而实现网络隔断与流动并存。
以社区为基础凸显空间属性的防疫空间单元
以人为核心的多层级生命支持系统
以有效隔离为导向的多级防疫体系
根据疫情发展形势，防疫的空间尺度需适时调整，以达到更佳的防控效果。目前我国已进入疫情的“新常态”阶段，疫情向全球进一步扩展，我国疫情管控主体尺度不断上移，已转变为以国家（口岸）为主导的防控管理体系。
四 大都市圈多维结构的思考
随着全球化进入新阶段，在贸易摩擦不断、国际贸易受阻的背景下，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国内双循环”模式，阻隔与再造新循环成为城市发展的新逻辑，三大网络也将由此展开演变。在这种背景下，健康的、可应对多维挑战的大都市圈结构应如何去构建？
4.1 适应全球化新时代，构建大都市圈经济创新体系
在全球化新阶段下，应以都市圈为单元构建“城市内循环”+“全球外循环”的经济创新体系。
以美国旧金山湾区为例，湾区以硅谷为核心，通过101公路链接谷歌、英特尔等高新技术企业、斯坦福等大学及金融机构。湾区城市密切合作，中心区为企业提供资金、劳动力等专业服务，大学为企业提供公共服务和创新技术与人才，资金与信息支撑企业形成内循环，总部企业走出去参与全球贸易的外循环，形成全球化的经济创新网络。总部企业（特别是生产制造企业）多分布在两个城市网络的交界地带，依托网络之间的边缘效应，发展总部经济并带动配套提升成为优势地区。
图源：www.itckq.icu
位于佛山顺德区的美的企业，利用佛山制造业网络与广州服务业网络，成长为总部企业。
综上，经济发展是以区（县）为细胞，以都市圈为单元，形成内外循环的创新体系。应对全球经济网络的阻隔与再造形势，大湾区企业需要走出去在全球各地设立分支机构进行生产，则需要在都市圈的尺度下建立庞大的本地支持系统，通过内循环为企业提供人才、研发、资金、税务等各方面支持。
4.2 构建大都市圈生态、经济、公共服务维度三大网络结构
新的全球化阻隔下，应对多元挑战的都市圈应构建三大网络体系：
一是经济发展方面的内外循环创新体系。
二是公共服务方面，以社区为细胞，以城市为单元，构建“社区—区—市”三级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三是自然方面，以河流为骨架，以流域为单元来组织生态要素与空间。三大网络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推动城市与文明的发展，形成健康的都市圈结构。
图源：163.com
感谢中规院深圳分院规划研究中心 罗方焓 整理讲稿。
本文仅代表讲者个人观点，敬请读者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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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者 | 马向明
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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