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朱勇
来源：《民主与法制》周刊2022年第25期
中华文明数千年绵延发展，虽历经坎坷，但整体上保持着国家统一、制度进步、社会稳定。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华文明古国长时期保持世界强国的地位，展示其强盛的国力与繁荣的文化。古代中国的强盛与繁荣，离不开充满智慧的制度与法律，也离不开富有特色的法治文化。当代中国，我们肩负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也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通过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华夏先贤们所铸就培育的优秀传统法治文化，能够为我们应对变局、把握时机、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一、中华法制国家治理的核心内涵：国家统一与中央集权 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独立探索，自我完善，形成特色鲜明、成效卓著的“东方大国治理模式”。这一大国治理模式的核心内涵有二：“大一统”的国家格局，“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以中国古代法律为主体的中华法制，将维系“大一统”的国家格局、维护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作为首要任务，并铸就培育出以维护国家统一、维护中央集权为核心价值的中华法治文化。 华夏文明起源过程中所涉及的地理、气候、资源环境以及相关的群体、部落、社会等条件，决定了中华古文明的基本特点，孕育出华夏先民特有的大国格局与大国情怀。新石器时代后期，以三大部落联盟为主体的早期东亚人群体主要活动于黄河、长江流域。就其外部地理而言，东、南有大海，西、北有沙漠、山脉。《尚书·禹贡》称：“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而就其内部环境而言，虽有诸多山川河流，但多不是不可逾越的地理障碍。在这种外部有天然屏障、内部无根本性阻隔的地理环境中，早期人类群体相互之间展开了包括结盟、迁徙、征战、掳掠等多种多样的交互活动。频繁的交互往来，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落间力量不平衡、资源不均衡问题，也推动了意识习俗、行为方式的交流与同化，孕育出“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国格局与大国情怀。古代中国，有小国林立、地方割据的动荡时期，也有南北对峙、相互征战的分裂时期，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即便是在短暂的动荡分裂时期，中华文化也作为社会主流文化，为整个民族所认同、接受。 维护国家统一、严惩分裂割据，是中华法制的重要任务之一。隋唐至明清，国家法律均将“谋叛罪”列入“十恶”之中，严加惩罚。抵御外敌入侵，镇压地方叛乱，是国家军事力量的首要任务。法律则通过罪名设置、刑罚确定等方式，确保国家军事行动的正常快捷。唐律分别设置“擅发兵”“乏军兴”“告贼消息”等罪；清律设置“擅调官军”“漏泄军情大事”“失误军事”等罪，严厉惩处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军事活动中贻误军情、行动不力等行为。清代统治者根据国家管理需要，适应民心所向，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采取诸多措施，包括“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平定准噶尔叛乱等，为铸就“康乾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所有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军事行动，法律都积极配合，并通过法律上的建章立制，强化对于统一局面的强制性维护。清代统治者从维护国家统一、推动边疆发展的目的出发，以雷霆之力，强制推行“改土归流”制度：废止世袭“土司”，由朝廷依法设置地方官府，任命“流官”，主持地方政务。朝廷各部院以及地方各省，纷纷制定相应法律，包括国家法律与地方法规，针对“改土归流”后的地区，规制官民关系，构建地方秩序，重构稳定、牢固的“大一统”国家格局。 中国古代，地域广阔，地理环境、气候条件、自然资源、生产方式等区域性差别大，发展不均衡。与此同时，维护国家统一，需要保持全国统一政令、中央政府能够有效调动全国政治经济法律各类资源的政权体制。经过古代思想家的论证、政治家的实践，经历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证明有效管理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唯一可行的政权体制即“中央集权”。战国时期思想家韩非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中央集权的基本内涵在于：制度与法律全国统一，重大事项朝廷决定，公权资源统一调配。中华法制从立法、司法等方面，对于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给予强有力的法律支持，确保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稳定、有效，推动国家与社会的长治久安。 在中华法制中，中央层面的最高权力，包括最高决策权、最高执行权、最高立法权、最高司法权，均掌握在中央统治集团手中，统一行使。通过各类主要最高权力的统一行使，确保全国政令统一，确保中央政府能够有效调动全国各类资源，既全面推动各地方均衡发展，共同进步，也有效应对各类重大事件、突发事件甚至危机事件，进而整体上维护“大一统”的国家格局。 基于维护国家统一与强化中央集权的制度建构，中国古代也培育、养成了以国家统一与中央集权为核心价值的法治文化。从汉唐时期的“大一统”理念到近现代的“国家统一”观念，以“统一”为原则的大国情怀，始终是中华文明及中华法治文化的核心价值。 在中国历史上，为了维系“大一统”这一核心价值，常常对于其他价值、其他政策进行调整。例如，为了实现“大一统”，必要时以严刑峻罚的“重典”治理，代替“仁政”“德治”“轻刑”等管理模式；为了实现“大一统”，必要时征收苛捐，加重赋税，而暂时放弃“轻徭薄赋”、注重民生的政策；为了实现“大一统”，全国节衣缩食，以保障在边疆屯驻重兵。我们还看到，在事关“大一统”格局存亡的重要历史时刻，国家统治集团乃至整个社会紧急动员，不惜承担重大经济风险、军事风险乃至政治风险。 今天，我们肩负着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完成国家统一大业，坚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新时代我们必须坚持的最高政治原则。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治理好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和人口最多的国家，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维护国家统一，坚持民主集中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制度前提，也是对优秀传统法治文化的传承、弘扬与创造性转化。
二、道德法律共同治理，价值规范相向而行 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需要行为规制，也需要精神引导。一个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既能有效规制个体行为，将个体行为限制在规范体系之内，又能在保持个体思想自主的同时，凝聚个体的思想情感。 中国古代，作为国家主流思想的正统儒学，关注人与社会，坚持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怀。一方面，注重在精神引导方面，根据人性的善恶确定道德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基于个体的社会关系，构建有效的规范体系与管理机制，从而实现道德法律共同治理：以道德引导人的思想情感，以法律规制人的行为举止。 在国家治理过程中，道德法律共同治理的思想理论具体体现为“情、理、法综合为治”的重要原则。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注重综合考虑天理、国法、人情的内在要求。在“天人合一”理论框架之下，“天理”既体现为客观存在的自然原则，也代表着引申而出的政治秩序与社会正义。古代法律，从制定到实施，均以代表理想政治秩序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天理”为最高准则。与此同时，古代社会重人本，倡伦理，饱含人本与伦理因素的“人情”在国家治理、法律调整之中也发挥重要作用。汉宣帝吸收孔子所倡“父子相隐”原则，允许父子夫妻等近亲属之间相互隐匿犯罪，并在后世发展成为完备的“亲属容隐制度”。董仲舒提出“经义决狱”，后人将其概括为：“《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伦理关系、亲属之情以及其他与行为人主观动机相关联的人情因素，也都不同程度地影响法律的制定与实施。 基于道德法律共同治理的治国理政模式，中华传统法治文化倡导并弘扬“价值规范相向而行”的原则：主流价值与法律规范，其所禁许、赏罚、毁誉的着力方向，必须一致。 战国时期思想家韩非提出，法律规定赏与罚，其目的在于告诉民众，何种行为为国家所鼓励，何种行为为国家所禁止。为有效实现这一目的，必须推动国家法律所定赏罚与民间道德所主张的毁誉评价相一致，实现“赏誉同轨，非诛俱行”：法律所“赏”者，一定为道德所“誉”；法律所“诛”者，一定为道德所“非”。对于法律所处罚的人与事，一定要同时在民间获得道德“恶名”，这样才能取得法律惩罚的效果。相反，如果受到国家法律所惩罚的人或事，反而得到社会道德的赞赏与称誉，这样的法律就是失败的法律，根本起不到“禁恶”作用。 中华传统法治文化将“赏誉同轨，非诛俱行”这一原则，全面推行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中国古代州县官审断案件，除了一些重要刑事案件必须严格依据法律条文定罪量刑外，对于轻微案件及普通纠纷，一般皆以和谐为目标，特别注重行为人的善恶动机，通过案件审理或调处，既解决具体个案，更宣示主流价值，以引导民风，净化习俗。 清朝统治者为加强社会管理，沿用前朝做法，通过颁布“圣谕”以划定是非界限，明确善恶标准。康熙九年（1670）朝廷颁行《圣谕十六条》：“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穆。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雠忿以重身命。”其内容涉及经济生产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实际上是官府制定的民众行为守则。从这一行为守则中可以看到，官府既以法律为依据，为民众的行为划定了罪与非罪、合法与非法的界限，也从道德伦理层面，明确了善与恶的标准。尤其重要的是，从法律规范与道德价值相结合的角度，对民众行为提出倡导性指向，进而形成符合道德标准、有利于国家治理社会管理的积极法治文化。 中华法治文化关于道德法律共同治理、价值规范相向而行原则的推广弘扬，使得道德法律、价值规范既各有所司又协同配合。良好的道德价值文化氛围，为法律的实施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与条件；具有强制效力的法律规范，也为社会道德评价、主流价值导向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撑。 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过程中，我们同样面临道德与法律作用方向是否一致的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伦理与主流价值，不仅应该通过社会舆论评判、个体良心自律而影响主体行为与社会关系，也需要通过立法、执法、司法活动融入法治建设之中，进而真正构建道德法律共同治理、价值规范相向而行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三、培育官员忠于国家、敢于担当的浩然正气 从严治官，注重官德，加强对于文武百官的法律治理，培育官员忠于国家、敢于担当的浩然正气，是中华法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 中国古代在治国理政方面，强调“严治官，宽治民”。汉唐以后，历代王朝重视从法律制度与法治文化两个方面，相互配合，全面强化吏治。对于文武百官，既注重制度性规范约束，也注重从文化上滋养培育，进而取得国家治理的良好效果。 中国古代对于官员的培养、选拔与任用，注重“德能兼备、以德为先”。唐朝贞观名臣魏徵向唐太宗进言，谈及汉朝思想家刘向所划分的六种为臣者：圣臣、良臣、忠臣、智臣、贞臣、直臣；明朝理学家薛瑄提出“居官七要”的为官准则：“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均将道德标准放在为官的重要位置。 在从严治官、要求各级官员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的法治氛围之中，会培养一批奉公守法、依法履职的官员，但也可能导致部分官员在履行职责时畏首畏尾，在遇到突发事件或紧急情况时，因担心触犯法律禁令而不敢大胆管理，进而影响治理效果。针对这一现象，中国古代法律创造性区分“公罪”与“私罪”，并营造“公私两分”的法治文化。 官员犯罪，既可能因贪图私利、徇情枉法，甚至结党营私、图谋不轨，也可能因为职务履行不当，或者在特殊情形下因大胆管理而触犯禁令。古代法律将这两类官员犯罪划分为“私罪”与“公罪”。《唐律疏议》阐释公罪与私罪：“公罪，谓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宋明清各朝，沿用官员犯罪分公私的基本原则。《大清会典》明确区别处理“公罪”“私罪”的目的：“凡官罪有二：曰公罪，有处分以励官职；曰私罪，有处分以儆官邪。”对于私罪官员，不仅严肃惩处，而且在法定的抵罪、开复、待遇等方面从严处分；而对于公罪官员，一般量刑较轻，并在抵罪、开复、待遇等方面，从宽处分。清代吏部考察任用官员，甚至将虽然有公罪前科、但有能力敢担当的官员优先升迁、选拔重用。 与法律规定相适应，中国古代也培育鼓励官员大胆管理、勇于担当的法治文化。北宋名臣范仲淹说：“作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南宋诗人王阮在其诗中也特别提及：“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文武百官，既要执行朝廷政令，遵守国家法律，绝不能因追求私利、私情而违反法律；但同时也要忠于职守，大胆管理，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敢于作为，勇于担当。清人梁章钜为官几十年，熟知百姓万民对于官员的期许，他提出，出仕为官，必须尽忠履职，是非明确，大胆作为，敢于担当；那种矛盾面前求自保、遇事绕行无作为的官员，只能是“巧宦”而“一事不能行”。 中华法治文化注重通过道德教化，培育官员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浩然正气。在对触犯法律禁令之官员实施处分、处罚的同时，法治文化从道德评价上区别对待触禁官员，既倡导文武百官严格执行朝廷政令、遵守国家法律，也鼓励官员大胆管理、勇于担当。正是在法律制度与法治文化的双重作用下，一方面，我国古代社会涌现了一大批忠于国家、忠于朝廷的忠臣良将；另一方面，无论是中央朝廷还是地方官府，一大批文武职官严格执行中央政令，并在各自岗位上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大刀阔斧实施管理。他们既为国家治理贡献了才能，也因立功立德立言而为社会树立了道德楷模。 中华传统法治文化中，维护国家统一、坚持中央集权，道德法律共同治理、价值规范相向而行，培育官员忠于国家、敢于担当的浩然正气等优秀内涵，顺应民心，符合国情，适应东方大国治理需要，为中华文明绵延发展、传统中国长时期保持世界强国地位，作出了重大贡献。 当代中国，我们既承担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光荣任务，也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维护国家统一，坚持民主集中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任务，需要从法律制度建构与法治文化培育上，统筹规划，全面实施，以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既需要法律强制力的规制与调整，也需要道德教化的培育与滋养，道德法律各有所司，又相互配合，实现治国理政的最佳效果。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导，营造法律规范与主流价值作用方向相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现阶段推动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需要一支政治立场坚定、敢于管理勇于担当的干部队伍。对于这样的干部，我们的制度与文化，应该体现良好的人文关怀，既要在制度上建立必要的容错机制，注重区分过错官员的主观动机、行为目的与法律责任，又要培育支持创新开拓、鼓励作为担当的法治文化氛围。 五千年中华文明所铸就的富有特色的中华传统法治文化，在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展示了其优秀品质与杰出功能。今天，我们站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全面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我们需要扎根当代中国现实，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的历史资源，借鉴人类文明史上优秀法治成果，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