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不赞成郭嵩焘见识超过曾左的说法——兼答孟泽兄
12月2日我本来想发一条朋友圈，来对孟泽兄接受《燕京书评》采访的长文说几句（《郭嵩焘的见识远超曾国藩左宗棠吗？》）。当时坐在地铁里，用手机输入，没想到说完后达1500字，就干脆作为一篇公号文发表。
文章发表后，承蒙孟泽兄瞧得起，很快在凤凰网大风号上做了回应（《答十年砍柴 | 郭嵩焘的见识确实远超曾国藩左宗棠》 可点击左下“阅读原文”看全文）。读完后我以为有必要再撰一文，来说明我为什么不赞成郭嵩焘见识超过（而且是“远超”）曾左的说法。
对于郭嵩焘，我当然远不如孟泽兄那样十数年来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但还是认认真真读完了岳麓书社出版的15册《郭嵩焘全集》，也包括孟泽兄等人研究玉池老人的诸多著作和文章。对郭嵩焘这个人物的基本判断，我和孟泽兄是一样的。郭嵩焘是位值得后世景仰的伟大的思想者，他的见识高于同时代大多数士大夫。他也是位不容于其所处时代的悲剧人物。在我的公号里，我先后发表过几篇评介郭嵩焘的文章（《这才是生死之交 | 读郭嵩焘写给江忠源的诗》《郭嵩焘与左宗棠交恶：才与位错配的悲剧》《已中洋毒的大臣，朝廷怎么可能给他谥号？》）。
我在前一篇公号文《郭嵩焘的见识远超曾国藩、左宗棠吗？》与孟泽兄商榷，大致说了我两个观点：
一是：郭嵩焘的见识是否超过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同乡师友，恐怕也是见仁见智，会引起争论。首先，“见识”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必须确定为同一个标准，方才可以讨论。对道咸同光时期的政治人物而言，“见识”应该包涵很广，既有对本国历史、文化、民情以及制度运行之奥妙的认识，也有对国际形势、外国制度及文化的理解，如果单说后者，我以为讲郭超过曾、左、胡是没问题的，毕竟万里持节任驻英法的公使，郭之外其他诸公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尽管在晚清对世界的认知是很重要的见识，但不是唯一的见识，曾国荃说过“舍洋务无可讲者”的话，有特定的语境。“洋务”如何能进入到中国并产生实际的作用，不仅仅是实操层面的事，也是见识。曾国藩、左宗棠对“洋务”的见识，亦超过大多数士大夫。否则，曾国藩不会在世时最后做的一件大事是同意选派幼童去美国留学；左宗棠也不会在偏僻的西北开风气之先，于兰州等地兴办一些近代的军用、民用工厂。比较见识应该是综合的见识，固然，曾国藩、左宗棠有时代的局限，但郭嵩焘何尝没有呢？
我和孟泽兄的分歧在于，他认为郭嵩焘的见识远超曾、左，而我认为曾、左对洋务的见识或不如郭嵩焘，但在当时已属于超群者，他俩的综合见识不亚于郭嵩焘甚至超过他。
二是我认为：对政治人物而言，要做成大事，产生当世及后世的巨大影响，其见识、意志、地位、手腕缺一不可。
这是对中国历史的事实判断而非价值判断。对历史研究者来说，历史是用来分析而不是用来做价值评判的。我并不肯定这种的价值观，从我诸多的时评文章就窥一二。所以，孟泽兄所言：“而我从砍柴兄对郭嵩焘的评价中，看到的似乎仍然是我们最擅长的成王败寇的逻辑和思维，尽管他有不一样的表述。”以及湖南师大肖洪泳说：“十年砍柴的这篇文章有失水准，他的意思好像是说，见识这玩意，还是得取得所谓的事功。而他所谓的事功，不管怎么样说来说去，似乎还是更青睐政治上的东西，其实就是要兑换成所谓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十年砍柴还是一个很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这也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底色和毛病，似乎永远挥之不去……”我以为这是误读。我在那篇文章中，明确讲了我理解授徒、著述亦是事功，否则见识再高妙谁了解？郭当然在思想传播上有事功，只是与他的见识不匹配。“得君行道”和“得位行道”现在看来是很陈腐的观念，但在中国皇权时代包括郭嵩焘所处的晚清，这应该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孟泽兄以慈禧为例来反驳我，我以为不甚恰当。“譬如，无论我们怎样赞美慈禧的政治意志和手腕，也无法不痛斥她没有文化没有见识的昏庸与颟顸，以致满盘皆输。”我在文中明确讲了这四项（见识、意志、地位、手腕）不能有明显的短板，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例，显然其见识不差，不是慈禧那类人。如果见识保守落后，确实地位越高、意志越强、手腕越娴熟，造成的破坏越大。
就郭嵩焘本人而言，他对西方文明充分肯定并向国人进行介绍，也是建立在位与势的基础上。“位”则是他做过署理巡抚，是侍郎级官员，所以他说的话在士林有影响（遭到守旧派激烈反对亦是一种影响），如果他是个寂寂无名的落第秀才，哪怕见识再高，又有谁能了解呢？而“势”则是同光年间，清帝国内忧外患交加，“药方只贩古时丹”的“医国”之道已行不通了，眼光向外求是必然的。
我叹息郭嵩焘，正是他未能适应当时官场的规则（向大哥曾国藩学习），使自己的见识在当世发挥更大的作用。我本人很鄙夷官场规则，但必须承认一个活在现实中的人，有时候不能不去主动适应，就如赵烈文说曾国藩一生与贼斗十之二三，与世俗文法斗十之七八。
孟泽兄在回应文章中说：“说过郭嵩焘何面目以对天下后世的刘坤一，其所谓见识、作为及地位，就不言自明，他与郭嵩焘比较，也高下立判。”我在前一篇公号文中也说过郭嵩焘之见识高于刘坤一，但孟泽兄所言（历史）作为及（历史）地位刘与郭是“高下立判”，我认为未必。郭嵩焘说出了他的见识，在当时乃至后世并没有产生多大正面影响和作用，难道作为和地位就超过主导“东南互保”而保护万千东南百姓和经济命脉的刘坤一？刘坤一在当江西巡抚时很保守，他也和王湘绮一样责备过郭。但他领军在辽东与日战败（时郭已去世四年），算是彻底明白过来了，才有1900年时能听从赵凤昌等人的意见。居高位者本人见识是否高妙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能否听得进专业人士的意见。孟泽兄说以“见识、作为、地位”来比较郭嵩焘和刘坤一，实则亦是“功利”标准——历史评价也必须有此类标准，“胜王败寇”广而言之不仅仅指在世时的权力、地位，也包括身后的影响。否则，“百代素王”从何说起？
身处高位、翰林出身的郭嵩焘，在中国处在两千年之大变局的时期，能有那样的见识，非常了不起。但要说他的见识能有多么开启后人的价值、意义，我仍然坚持我的观点，他没世之后不久，那些见识已是平常了。比如年长郭嵩焘23岁的徐继畬，很早就编撰出《瀛寰志略》，徐官至闽浙总督，俗世的地位比郭嵩焘高，但其历史影响还不如郭嵩焘，乃是时势的因缘未到。郭嵩焘吃亏也在这里。
日本的福泽谕吉的见识，在今天看来不过尔尔，但在当时，他的思想（也不具备独创性，基本来自西方）引领了一个民族维新变法。单就见识，他未必超过郭嵩焘，但其见识对本民族之功，就不可同日而语。我此说，或又被孟泽兄诮为以成败论英雄。
我以为，撇开权力、官位这个俗世成功学标准，单讲一个历史人物的思想对后世影响之大小。我觉得有三个维度。一是其思想具有开创性，相当于开山立教，如孔子、佛陀就是这类人物，宋代的理学之祖周敦颐也算得上；二是某种思想的集大成者，如战国时期的荀子，南宋的朱熹；三是全面、系统地从他处盗来火种照耀中土，如玄奘、胡适，以及日本的福泽谕吉，严复也庶几近之。
郭嵩焘毕竟还是个新旧交汇的过度人物，他学习能力强，视野开阔，但毕竟有传统的士大夫的一面，对中华文明和泰西文明，常以自己的见识来“强解”。如他曾在日记中说：“自汉唐迄今，政教人心，交相为胜，吾总其要曰名利。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元人务利，明人务名。”罗尔纲受此启发，撰文分析清代士大夫好利之由。其师胡适批评道：“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管同、郭嵩焘诸人可以随口乱道，他们是旧式文人，可以‘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一类的胡说。我们做新式史学的人，切不可这样胡乱作概括论断”。
我说，“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中国缺乏的不是思想资源，而是因为利益攸关对某些思想资源刻意的唾弃。”孟泽兄否定这个判断。但他说，“我们从来没有发育出足够健康的思想市场，除了解除利益攸关者的精神垄断以及对于某些思想资源刻意的唾弃外，独立个性的生长和独立思想的发育将是未来中国最根本的使命。”我想孟泽兄应该懂得我的意思，我说的是“思想资源”，他说的是“思想市场”。郭嵩焘所处的时期，其实思想资源也不缺，关键是思想市场被权力垄断（郭晚年所受的唾骂正源于此）。别说是他，即使是曾、左也不能解决这个“思想市场”被垄断的问题，这也是一代知识精英的悲剧。我未能说透，想必孟泽兄能够理解。
最后，我归纳我此文的观点：一、郭嵩焘的见识（不仅仅指洋务）并不超过曾国藩、左宗棠；二、郭公当时对“洋务”超过同时代人的见识，没起到什么现实作用，对后世的影响也有限。当然，这是中国当时的土壤问题，怪不得郭嵩焘本人。
郭嵩焘的见识远超曾国藩、左宗棠吗？
梦兰州，念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