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小荣：何谓文化？一种旅游视角（二） | 融合与冲突3
开栏语
“文旅融合”时代，有融合，也有冲突，两者相伴而生。在观察研究和实操实践中，既要探索创新融合之道，也要直面阻碍融合或因融合引发的冲突。融合是目的，冲突是阻力，也是动力，更是新时代中国旅游改革发展着力要解决的问题。
基于此，特设【融合与冲突】孙小荣专栏，就系列问题展开持续研究和讨论，皆为一家之言。本文为第三篇。
注：本文部分内容摘自孙小荣在2019年“中国旅游日”山东分会场、“文旅融合 美好生活”研讨会的主题演讲。
文化可大可小，其大可囊括整个世界的历史演变和社会形态的方方面面，宏大而抽象；其小可具体到一把镰刀承载的农耕文化，一段名不见经传的个体故事，细微而具体。而在旅游的视角下，文化必须是可见、可触、可感知的具体物象，经由视觉审美拓展至五官感受，是旅游心理和行为的综合体验。
这就关涉文化和旅游融合一个核心的问题——实物化和故事化。不是所有的文化形态都是具象的、可辨识的、可感知的，只有那些原本就以物化的形式呈现，或者经由创意手段能够实现物化呈现的文化形态，才能转化为旅游产品。故事化可以聆听，但仅有聆听远远不能满足游客的猎奇心理，故事也必须找到自己独特的物化载体。
举个例子，这几年流传一条段子，说“文化”可以总结为四句话：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这是对一个人文化修养的至高定义，这种文化首先得附着在一个有“修养”的人身上，但能够满足这四个条件的文化人凤毛麟角。那么，如何能将这种高超的文化，以旅游产品的形态表现出来？
再比如说，宋朝大儒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及儒家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仁之道，《左传》中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都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精髓，也是中国传统读书人毕生追求的终极目标。如何将这些文化和文化精神，以旅游产品的方式呈现出来？
思考至此，我们不得不回答“何谓文化”，以及“何以文化”的问题，即文化存在的形式和形态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我们才能辨别出，哪些文化资源不能旅游产品化，哪些文化可以旅游产品化，以及如何旅游产品化。
▌一是大传统与小传统。“大传统”与“小传统”是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提出二元分析框架，认为在复杂社会中，存在两个不同文化层次的传统，这个理论为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奠定了“两分法”基础。在中国，大传统即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皇权文化，延续两千多年，屡次改朝换代，只不过是皇帝轮流做；小传统是与皇权文化相对应的民间文化，即民间习俗、民间信仰、民间宗教和民间艺术等。
儒释道三教合一，儒家属于皇权和士大夫的主流文化，佛教和道教更多地属于民间信仰。中国民间还存在基于泛神论形成的泛信仰，山川河流、花草树木、家畜禽兽等在不同区域不同习俗中，都可敬可仰。在中国皇权社会，因“皇权不下县”，形成了以家庭、宗族、亲戚、村落社群、贸易集市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和民间自治文化。
在文化传播层面，大传统影响小传统，并经由小传统得到民间的广域传播和认同；反之，小传统也影响大传统，并经由大传统阶层的认可和提炼，支撑大传统。因此，孔子说，“礼失，求诸野”，礼是大传统，野是民间，民间的小传统里，保存着礼的大传统。
大传统的“国”与小传统的“家”，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因此，传统中国即便因战乱和灾难出现短暂的分裂，这种社会结构也会快速实现自我修复。这是中国文化之所以传承千年而不断，成为四大文明古国的深层原因。
▌二是旧文化与新文化。具体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办和“五四运动”为转折点，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民主，反对独裁，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宣传西方进步文化，并引入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推动中国从两千多年皇权制度统治的、封闭的传统礼教社会，走向追求科学、民主的现代化国家。
传统中国偏重文学礼教，而轻视科学改造。现代化国家的主要特征就是以科学技术驱动经济发展，来改善人民生存、生产、生活的物质和精神条件，具体体现为工业、农业、科学、教育、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领域的现代化，以及政治民主化。
以互联网为主导的信息化、以工业化全球分工体系及世界贸易全球一体化，也是现代化的核心，并产生了大量具有世界性的新文化。在文化旅游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决策层和创意阶层，往往厚古薄今，一谈到文化意识就是回归传统，所以出现了运动式的造古城、造古镇、造古街、造古村落，仿佛不古不旧就不足以承载文化，而对新文化却视而不见，这给了迪士尼、环球影城等新文化机构以机会，而中国尚未诞生以新文化为主导的文旅项目。
▌三是大区域与小区域。中国兼具广袤的陆地和海洋资源，内陆有着清晰的地理空间架构，自北向南，以秦岭-淮河一线为中心，中国的地理空间形成了以黄河流域为代表的北方文化，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江南文化，以岭南地区为代表的岭南文化；从东到西，形成以东南滨海山地带为核心的海洋文化，以中原平原和丘陵为核心的农耕文化，以盆地和山地为核心的山地文化，以及以高原和草原为地貌特征的游牧文化。
以山川河流为划分，大区域有同根同源的大文化，比如黄河文化、中原文化、岭南文化、藏文化等；小区域和而不同，十里不同天，百里不同俗，即便是一山一水之隔的村落，也因地理地貌关系，在小区域内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文化生态系统。文化的普遍性和异质性，同时存在于大区域和小区域内，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多元性。
2019年“中国旅游日”山东分会场
“文旅融合 美好生活”研讨会现场
▌四是主流与非主流。所谓主流就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积极推崇和倡导的文化价值观。在传统社会，修齐治平的入世思想即主流文化，离经叛道的出世思想即非主流文化。在新时代，中国倡导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整体性、普适性和官方色彩。
所谓非主流，是相对主流文化而言形成的小众的、个性的、叛逆的、另类的，甚至消极的文化，具有局部性、个体性和民间性。比如，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日韩文化被引入中国，与中国文化融合，产生的“混搭”亚文化；取长补短，为我所用的“山寨文化”，以及成长于互联网时代、个性张扬的新青年自我创造的文化形态，比如嬉皮士、R&B、嘻哈、哈日、哈韩、火星语、二次元风格等。
文化旅游应该彰显主流文化，同时选择性兼顾非主流文化的审美需求，否则，就会丧失年轻消费者市场。对于非主流文化不能全盘否定，有些积极的非主流文化，也有可能提升、演变，与主流文化融合，也有可能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五是雅文化与俗文化。雅文化是社会精英阶层享受的文化，往往具有经典性和复古性，比如传统精英阶层的琴棋书画诗酒茶，现代的交响乐及古典乐的欣赏，国乐、国学、国礼、国粹的审美兴起；而俗文化则是大众阶层享有的文化，往往具有民间性和草根性，比如精英阶层享受的琴棋书画诗酒茶之雅，在民间则表现为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日常，民间习俗、流行文化往往都具有俗文化的特质。
雅文化追求秩序，比如在音乐大厅欣赏交响乐，必须是严肃的、庄重的，衣衫不整者在交响乐大厅是另类的，不合群的；在演奏的过程中，几十种乐器，几十个乐师必须按部就班地完美配合，弹错一个音符都是不专业的表现。而在摇滚乐演唱会现场，则是自由的、随性的，甚至狂野的，西服革履在摇滚乐现场就有违和感；乐队在演奏、演唱的过程中，并不一定要遵从特定的规范，也是自由的、即兴的，甚至要故意制造意外的断章和即兴演奏，来营造狂热的现场互动氛围。
雅文化追求的是严丝合缝的秩序，而俗文化则彰显自我张扬的个性；雅文化靠精英阶层来维护、创造和传播，俗文化则依赖于大众的拥护、创造和传播。而很多情况下，雅文化和俗文化并不存在明确的边界，雅俗共赏成为一种打破精英与大众边界的创新，具有广泛的文化消费受众。文化旅游应该秉承雅俗共赏的供给理念。
▌六是本土性与外来性。文化的本土性具有植根性，它是特定人群的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的具有排他性特质的文化。本土性文化往往是保守的，依赖于此山此水此人的传承与演绎，一旦环境发生改变，文化审美出现代际断层，本土性文化就会逐渐消失，或者被外来文化所同化。
外来文化具有差异性和渗透性，它往往经由人流动和信息的传播入侵本土，潜移默化地改变当地的文化习俗，要么逐渐融合，创造出另一种“混搭”文化，如当下少数民族歌舞与广场舞的混搭；要么反客为主，直接替代本土文化，比如流行音乐兴起对民间戏曲的驱逐。但文化具有植根性，同时也具有相容性。
在现代审美和科技的推动下，本土性与外来性，也可能融合混搭出新经典范式，比如文化旅游演艺的兴起，将本土性民间歌舞文化与现代审美融合，打造出“印象·刘三姐”实景演出；谭维维在2016年春晚，将华阴老腔——本土文化，与摇滚乐——外来文化，相融合再度创作，演绎《华阴老腔一声吼》，使得华阴老腔在电影《白鹿原》之后，又一次被大众所知。
本土性与外来性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较量，只有各取所长，创新融合，创造符合时代审美的文化新范式，才是理想的结果。文化旅游应该在本土性和外来性之间寻找创新的黏合点。
▌七是积极性与消极性。积极性文化是有利于身心的，催人奋进的，乐观向上的，也是维系社会秩序的粘合剂，一般都属于主流文化范畴。而消极性文化则是有害于身心的，使人悲观、消沉、绝望的“毒瘤”。同时，消极文化也是出轨的、分裂的、自私的，不利于社会秩序构建的文化。
比如在传统文化中，讲究“身体发肤授之于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强调以不摧残身体而敬孝道，是积极文化；而以畸形审美强迫女性“缠足”，摧残女性身体，则是消极文化。又比如，传统中国“以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之忧而忧”的士大夫精神，属于积极文化，而清高狷狂、放荡形骸，退隐避世的隐士，则属于消极文化。
当下社会的“有为青年”“有志青年”“潜力股”，以正青春，要奋斗，积极融入社会，以服务社会发展改变个人命运，属于积极文化，而知足常乐、安于现状，甚至安于“啃老”的“丧文化”“佛系青年”“都行，可以，没关系”，不思进取的颓废与无所谓、无所求姿态，则属于消极文化。文化旅游应该倡导积极文化，而摒弃消极文化。
▌八是有形的与无形的。物质层面的文化是有形的，比如某种历史文化的象征物——遗产、遗址、遗迹，建筑、民居、工具、器物、仪式等，可视、可触、可感知，而更多的文化属于思想、精神、技艺范畴，能说不能见，只可感知，不可触及。
比如上古时代的神话，“轴心时代”的思想，优秀的文艺作品，英雄人物的传奇，它们成典不成形，甚至有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犹如空气是生命不可缺，文化乃精神不可缺，存在但无形，只能靠个体的感知力和想象力去构建各自的文化图景。这也是为什么在传统社会和宗教世界，那些最具文化内涵的正典，只能靠反复的诵读默念，才能转化为智慧和精神力量。
要想将这些无形的文化旅游化，有些甚至必须经过二次、三次的在创作和在转化，才能将无形化为有形。比如，文学作品《红楼梦》经由电视剧转化为数字场景，再依照数字场景转为文旅项目“大观园”和“荣国府”；上古神话典籍《山海经》，可经由文学作品转化为绘本、动漫作品，再由绘本、动漫形象，转化为中国神话主体乐园。迪士尼乐园就是经由“文学-影视-形象-乐园”的模式，实现了无形向有形的转变。将无形化为有形，是文化旅游的一大挑战。
文化形态如此之多，又是如此之丰，如何实现创意化转化，才是文旅融合应该深度思考的问题。
（未完待续）
注：本系列文稿构思、写过的过程，除个人思考外，以下珍贵的图书资料给予很多帮助和启发，为表达对作者、译者和编者的谢意，特附部分主要参考资料如下：
1.《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孙隆基著/中信出版社 2015年11月版。
2.《中国文化的张力：传统解故》：刘梦溪著/中信出版社2019年1月版。
3.《枢纽：3000年的中国》： 施展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版。
4.《追寻“我们”的根源》：姚大力著/ 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年1月版。
5.《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鲁西奇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版。
6.《理解文化：理论、研究与应用》：[美]罗伯特·S.怀尔 著，赵志裕康萤仪 主编，王志云，谢天 译/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第1版。
7．《文化心理学》：[美] 迈克尔·科尔 著，张春妹、严瑜、赵俊华 主编，洪建中、，张春妹 译/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第1版。
8.《中国文化的命运》：梁漱溟 著/中信出版社2016年5月版。
9.《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1月版。
10.《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王学泰 著/北京日报出版社2007年7月版。
11.《中国文化的精神》：许倬云 著/九州出版社2018年11月版。
12.《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许倬云 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11月版。
13.《中国印象：外国名人论中国文化》：何兆武 柳御林 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版。
14.《中国：传统与变革》：费正清 赖肖尔 主编/江苏人出版社2012年1月版。
15.《中国文化的精神》：张岱年程宜山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4月版。
16.《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郭齐勇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5月版。
17.《中国文化老了吗？》：金克木著/中华书局2016年3月版。
18.《中国文化的重建》：费孝通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版。
19．《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德]扬·阿斯曼 著 金寿福 黄晓晨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版。
20.《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德]阿莱达·阿斯曼 著 潘璐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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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硕士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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