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音乐学院的筒子楼没有了，筒子楼里的音乐故事还在 |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赵聆（左三）与父亲赵屏国、周广仁、母亲凌远合影

文 | 赵聆

我是赵聆，是中央音乐学院“土生土长”、在音乐学院的音乐声中“泡”大的孩子。从出生，到附小、附中、本科、留校，公派留学后，现又任教于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钢琴主科。

在我小时候，音乐学院和周边不完全是现在这个样子。那时候音乐学院里，我们有五栋楼，现在院子里只剩下一号楼一座老楼了。

老筒子楼

 童年赵聆在中央音乐学院前院

上世纪70年代，在原来的老院子里，有幼儿园、附小、附中，还有大学部。三号楼、四号楼、五号楼，三栋都是长长的筒子楼，学校的老师和职工大多都住在院子里。

一号楼里除了三层的小礼堂，还有159、225、217几个大教室，都是上外国专家课的时候被挤得水泄不通的地方。还记得法国钢琴家桑冈风趣幽默、引人入胜地讲德彪西前奏曲；傅聪先生诗意形象地讲肖邦；Annie Fischer爬了一天长城依然大气磅礴地演奏肖邦《幻想波兰舞曲》……

大礼堂是重要的音乐会场所，票通常非常有限和紧张，是红色油印的那种，我们几个胆儿大一点儿小孩子会拿彩笔画一张“高仿”副卷，进场时上面压一张真票，撕票的时候一定得死死攥好票根儿，就这样我们经常“混”进去听音乐会。

大礼堂还会放电影，我上附中那会儿，同学们的娱乐活动是看完一场电影，跑去琴房把电影音乐“扒”下来。有时几个同学也会在琴房里玩儿音乐接龙。

筒三筒四中间是一个篮球场，有两棵三层楼高的芙蓉树。我们这些音乐学院教职工子弟，多集中在筒三筒四，没别的好玩儿，就都“玩儿”了钢琴。

筒四楼中间过道的玻璃门被用废物封起来以后，楼被分成两半，一半教职工家属和老师们住，另一半是附中琴房，一层钢琴、二层弦乐、三层管乐；楼道里门对门，门挨门，不怎么隔音，哪家的孩子开始练琴，正在弹什么，街坊四邻都听得一清二楚。每天第一个开始出声儿练琴的，瞬间会成为鞭策我们学习的榜样。

而且，三号楼的琴声是可以传到四号楼的。今天大家特别熟悉的潘淳老师，就是那个年代的小神童，是特别用功的那个娃！那时候常常听到类似这样的话：“你听，潘同学开始练琴了。”“潘同学都学到这首了……”

那时，学校里总有几个特别用功的学生会练到很晚，整个楼都回荡着他们的琴声。有个流传的笑话：有一夜，四号楼琴声不断，三号楼的陈老先生开始从窗口喊话表示抗议。于是，淘气的学生弹完属七和弦便收工走人了。过了不久三号楼又传来认真的陈老先生的声音，“你，不但练琴练得那么晚打扰大家休息，而且，你的属和弦，还没有解决！”有时用音乐来开玩笑，是一件可爱的事！

周广仁先生的家和老四号楼

我小时候住在四号楼一层，“筒子”里灯光特别昏暗，狭窄。三层里住着好多位教钢琴的老师。条件简陋，但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很真，邻里关系很亲近。

周广仁先生住在二层把角儿，应该说，我们跟周先生的音乐生活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住得很近，而且周先生很愿意把她知道的东西分享给我们，所以她总是带着我们，愿意给我们讲一讲、听一听。

周广仁家的三角琴

说起周先生的家，那时候全院只有周先生家有一台又好看又好听的三角琴，琴上都是雕刻的花纹。周末，爸妈和哥哥会带着我到周先生家听（弹）“周末音乐会”，不定期还会有不同的老师们。去先生家的每一位都可以参加演奏。那大概是我人生第一次互相听、相互交流、互相促进督促学习，人生第一次参演的音乐会，也是我弹的第一台三角琴呢！房间很小，可那情景在我记忆中真美好，氛围特别温暖。

对我而言，我们的老四号楼、周先生的家，是我从小受音乐熏陶、开始喜欢钢琴、喜欢音乐的中心，是“根据地”。

另一半附中琴房那时候没有空调，夏天一到，大家都会开着门和窗激情地练琴。也就是说，从篮球场那一头沿着琴房走，会听到很多钢琴文献。有哪位用功的同学每天练同一首曲目，他的曲目我会记得滚瓜烂熟，弹错了也门儿清。我耳朵记忆很好的童子功可能潜移默化地与此有关。

我的家

我们家有五口人，爸爸、妈妈、奶奶、哥哥和我，住对门儿两小间，平时他们有时在家上课，有时练琴。我的固定音高就是那时候耳濡目染“染”上的。

哥哥长我十岁半，音乐狂热分子。不让练琴的年代，着迷京剧，攒了零花钱去买齐《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的唱片，可以把戏里的鼓点儿打得倍儿准。

赵聆母亲在家教哥哥赵威学琴。

我哥学琴经历跟我完全不同，他小时候，妈妈就教了他认谱，弹《老黄牛》，都是最初级的。后来，妈妈被下放部队，去了清风店，爸爸去京剧团；哥哥、陈达、黄清他们几个音乐“发烧友”孩子们开始“燃”音乐。我哥开始练琴，3年后他去妈妈那里探班，竟然弹了他自学的老柴《第一钢琴协奏曲》和《黄河》协奏曲，妈妈惊奇到：“哇，我的儿子会弹琴了！”

再后来，他被中央音乐学院重点培养，还代表中国去参加了肖邦、老柴等国际比赛。哥哥那时候练的舒曼、肖邦、巴伯……让我记忆犹新。那时候，他和我爸，就是我的偶像。

傅聪给赵威上课准备肖邦比赛

我是大孩子们和邻居的“大玩具”，天性开朗乐天。因为从小听他们弹琴，所以从小就会叨叨很多旋律。有一天，我在床上边跳边用音名唱着什么，妈妈问：“你想不想学琴？”于是，我愉快地“答应了我的一生”。

记忆中，我学琴是愉快的，因为我的练琴都是因为表现“好”而“赢”来的。如果我表现乖，生病的时候乖乖吃药，或者帮奶奶洗了菜，就可以被奖励练琴，并且可以选择爸爸妈妈或者哥哥中任意一位跟我弹四手联弹，可以任意选择曲目，并反复无数遍！爸爸有时还会给我放唱片《彼得与狼》，会用小凳子和床单搭一个小舞台，用木偶演京剧《红灯记》……

当然，偶尔我也会在练琴的时候，像其他偷懒的学琴的小朋友一样调皮捣蛋，把闹钟调快，趁爸爸妈妈去上课偷跑出去玩儿……

但，种在心里和记忆里的，是音乐学院最初给我的音乐氛围、养分的宝地、幸福的感觉。怀念每一段曾经熟悉的场景、空气、故事、人情，这份有血有肉的经历是独一无二、无法复制地珍贵，感谢音乐学院这个大摇篮，让我今生认定音乐，一生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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