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团”究竟该如何定义？| 争鸣

琉森节日管弦乐团

文 | 王纪宴

每年从新年来临到春节前夕，正是各种新年音乐会、新春音乐会如火如荼上演之时。听一场或几场这样的音乐会，即使对一些平素并不以音乐爱好者自居的人士，也会成为一种需要，因而，这时间段的音乐会消费总是会呈现出“井喷式增长”。由此带来的一个现象是，在新年前后于全国各地演出新年音乐会的众多团体中，既有像捷克爱乐乐团、伦敦爱乐乐团这样的世界知名乐团，也有很多名字陌生的乐团。多年前就有人用“水团”一词定义那些从音乐会和唱片等渠道难觅其踪的“新（年）风吹又生”的乐团。“水团”被认定为在庞大的季节性新年音乐会市场中出于捞金目的而临时拼凑的草台班子，是打假的对象。

而在刚刚过去的2024新年、新春演出中，对“水团”的声讨以及对“水团”现象的探究较往年尤甚，起因在于有一支“水团”的新年音乐会演出“离了大谱”，导致忍无可忍的听众愤而退票。在各媒体纷纷推出的“水团鉴别指南”中，关于什么是“水团”的定义无外乎几条：没有固定成员，没有固定团址，没有固定排练场地，是临时拼凑乐团。然而，这样的定义真的严谨吗？也就是说，那些临时拼凑甚至临时注册的乐团，一定都那么“水”吗？

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因为它涉及乐团这种组织机构在专业上的特殊性，还多少涉及乐团的历史。

随聚随散的演出团体，在很多人习惯的“草台班子”观念中，是一种演出水平不高的临时组合，但对于管弦乐团或交响乐团而言，情况要复杂得多。在英语中有一个词专指临时组合的乐团——pickup orchestra，相当于我们的一些专业内人士习惯戏称的“散装团”。所谓“散装团”，就是成员们平时并不在同一乐团演奏，他们不仅来自不同乐团，有的还是音乐学院的教师和学生，为了一场、数场或一段时间的演出而组建为一个临时乐团。这样的做法有着长久的传统，因为，一直到贝多芬时代的维也纳，包括1824年贝多芬参与指挥他的《第九交响曲》首演时，维也纳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型交响乐团。举世闻名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是在贝多芬逝世15年后才由作曲家和指挥家、喜歌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的作曲者奥托·尼科莱创建的。也就是说，首演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乐团，就是一支不折不扣的拼凑乐团。

绘制于19世纪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首演现场图

实际上，因演出而聚合离散的乐团，在古今中外都是一种自然、合理的存在，而其中不乏代表了极高艺术水准的演出团体，如从1876年至今年复一年置身于被瓦格纳称为“神秘深渊”的拜罗伊特节日剧院乐池的乐团。对于在拜罗伊特指挥过大量演出的当代瓦格纳作品诠释权威蒂勒曼而言，“这个乐团是我所见过的最热血沸腾、最具爆发力的乐团之一，主要由来自德国歌剧院、广播乐团和交响乐团的近两百名音乐家组成，这些音乐家为了拜罗伊特音乐节放弃了他们的夏天和剧院年假。没有人是因为责任感而来到这里，他们都是自己想要来的，其中的大多数还想再来。”

拜罗伊特节日管弦乐团

这样的乐团对德奥最优秀的乐团演奏家有着不可思议的持久而巨大的吸引力，“拜罗伊特没有高级饭店，没有温泉，连舒适都谈不上，就更别提奢华了。而且基本条件一直就是如此。直到20世纪，乐队排练也因为无法找到其他合适的地点而不得不在各种条件简陋的木制建筑里进行。音乐界第一流的人物都来到这里：维也纳室内乐团的著名教授和演奏大师，德累斯顿和柏林管弦乐团的首席，都在木制的简陋排练场排练，并住在附近的农舍。今天拜罗伊特有了一些稍微上档次的旅馆，而乐团在排练时间也可以留在节日剧院的餐厅里，但是低于预期的居住条件和放弃各种特权的意愿仍是瓦格纳音乐节理念中的一部分。”（克里斯蒂安·蒂勒曼、克里斯蒂·莱姆克-马特维《我的瓦格纳人生》，彭茜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2019年，第79-80/91-92页）

蒂勒曼所强调和赞美有加的拜罗伊特节日剧院乐团让“所有参与者都因此感到一种特别的放松”的艺术氛围（“拜罗伊特乐队的音乐家比平时要开心得多，这正是在其他地方可望而不可即的”），在另一本书中有着高度相似的表达。那是汤姆·塞维斯所著《音乐作为炼金术》一书中写指挥家阿巴多与琉森节日管弦乐团的第6章。此处的着眼点在于，当阿巴多给予乐团每一位演奏家以最大的尊重和自由空间时，带来的是一种几乎难以置信的乌托邦式美妙氛围。塞维斯引用琉森节日管弦乐团低音提琴声部首席（平时是维也纳爱乐乐团低音提琴声部首席）阿罗伊斯·波施的话：“我回想与卡洛斯·克莱伯，与列奥纳德·伯恩斯坦，与卡拉扬的合作，这些名字如今我们觉得如此伟大，但与他们合作也都存在问题！而且在乐团中对他们每一位也总有不同的看法。但这里（琉森节日管弦乐团）却没有，只有与阿巴多一起在音乐上的协调合作。”（Tom Service, Music as Alchemy, Journeys with Great Conductors and Orchestra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12, p.255）

与拼凑相关，甚至可以说因拼凑而具有的美妙合作气氛相对应的，是音乐演奏的水准。在2009年9月20日至25日这一个星期里，听到一场或几场国家大剧院“琉森音乐节在北京2009”阿巴多指挥的四场音乐会的听者（笔者有幸听了全部四场），能亲身感受到琉森音乐节管弦乐团在马勒、莫扎特和普罗科菲耶夫的音乐中达到的是什么样的水准。

2009年，阿巴多指挥琉森音乐节管弦乐团在国家大剧院演出

而阿巴多与琉森音乐节管弦乐团并非孤例。由乔治·索尔蒂从世界各国35个乐团中选拔演奏员组成的世界和平管弦乐团，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拼凑乐团”，当这个肩负着世界和平理念的乐团于2005年9月初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奏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舍赫拉查德》时，坐在乐团首席位置上演奏作品中大段小提琴独奏的不是别人，是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时任首席莱纳·屈希尔。乐团中还有很多面孔都是音乐爱好者们熟悉的世界知名乐团的演奏家，包括芝加哥交响乐团的华人小提琴家夏三多。这是什么样的“拼凑”！“拼凑乐团”的杰出范例还包括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与学者爱德华·萨义德一起发起成立的“西东合集乐团”，取自歌德诗集的乐团名字蕴含着深意——来自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青年音乐家们并肩而坐，演奏贝多芬、瓦格纳，以及不同国家、地区、民族和信仰的人们共同热爱和珍视的音乐。

巴伦博伊姆执棒西东合集乐团 ©Monika Rittershaus

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伟大的拼凑乐团”，都不是常设乐团，而是每年只在短暂的一段时间内存在的乐团，而它们的水准却为无数非拼凑固定乐团所不及。而它们也没有全年性的音乐季演出，所以，那种以是否有音乐季作为鉴别“水团”标准的说法也完全不适用。

放眼当今乐坛另一个现象级的演奏团体群——古乐团，拼凑的情况更加普遍。我们通过无数唱片和现场演出所熟知的著名古乐团，无论是罗杰·诺林顿的“古典演奏家”，还是已故指挥家克里斯托弗·霍格伍德生前创建领导的“古乐学会”，抑或约翰·艾利奥特·加德纳的“革命与浪漫乐团”，成员的共享率相当高。我经常想到多年前那个阳光明媚的午间，在剑桥大学基督学院教员休息室，我问研究古乐的学者蒙克教授，伦敦何以汇集了如此之多的一流古乐团，他笑着答道：“它们往往就是一回事。”（They’re always the same things.）

与“水团”有着“近亲关系”的另一种被认为充斥于国内新年音乐会舞台的，是所谓“活儿团”（这个词中的儿化必不可少，不然意思会发生质变），也就是为一桩或一系列演出的“活儿”而拼凑的团。行内人士对这种乐团并不陌生，我们经常在电影和电视剧片尾看到的一些乐团，就是专门录制影视配乐的“活儿团”。在唱片录制领域，“活儿团”同样存在，最知名的当属指挥家、唱片制作人和音乐改编者查尔斯·杰哈德创建的国家爱乐乐团（National Philharmonic Orchestra），其成员为伦敦各大乐团首席和演奏界的自由职业者，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技艺精湛和视奏能力强，也就是说，“活儿好”，因为这样的“活儿团”需要以最高效率完成录音。在对该团的介绍中，我们能读到这样的表述：甚至斯托科夫斯基和索尔蒂这样级别的指挥家，也与国家爱乐乐团有成功合作。索尔蒂为迪卡公司录制的深得好评的威尔第歌剧《假面舞会》（帕瓦罗蒂和玛格丽特·普莱斯演唱男女主角），合作乐团正是国家爱乐乐团。

虽然，以本文提到的这些杰出乐团作为例证，难免会有为水平远在其下的众多“新年音乐会扎堆团”辩护之嫌，但以是否为拼凑、是否有音乐季、是否是“活儿团”来定义和鉴别“水团”，确实并不准确。真正的“水团”，是那些由技艺不精的“路人甲”们拼凑而成，顶着光亮团名却水平堪忧的乐团。而这样的乐团终究是少数，因为让这样的乐团演奏，对演出主办者有着很可能比遭遇听众退票更大的风险。那种新年期间“水团”遍地的说法，更多的是基于吸引眼球的过度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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