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教融合：体育能不能与语数外平起平坐？
近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的背景下，云南省教育厅对外公布了《云南省初中学生体育音乐美术考试方案》。该方案将中考体育从50分提升到100分，分值与语文、数学、外语平起平坐，一时间引发网友热议，云南成为了全国首个“吃螃蟹”的省份。
从1979年上海试点到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中小学把学生参加体育活动情况、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和运动技能等级纳入初中、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已成为常态，“中考体育加试”已然成为全国体育教师、家长、学生口中的“热词”。
带着中考体育加试的诸多问题，《体育与科学》杂志邀请了学界专家和体育教学第一线的教师，集思广益，云上探究。参加本次研讨的有《体育与科学》杂志主编程志理编审，北京师范大学贾齐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孙彩萍教授，浙江师范大学王水泉教授，江苏省体育科学研究所闫士展博士，无锡雪浪中学一级教师傅万旭。
程志理在论坛开场白里说，中考是教育分流的一种方式，标志着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完成和高中学生的筛选，设置中考目的是为了教育分流。现在中考体育的方式主要是达标测评，在记分成绩中占了很大比例。从江苏的几个市中考考体育的情况来看，达标率很高，体育成绩的分值作为教育分流失去了意义。这种无差别的达标测评，在中考文化课竞争中，并不能起到调动青少年参与身体运动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从现在考试的方式和考试的内容、达标标准来看，中考体育也存在问题，并不能起到有效增强体质的作用。因此，程志理认为中考考体育和青少年体质健康之间并不构成因果关系，同时也不具备中考教育分流的功能。基于这样的状况来看，体育中考建立的目标指向和实际操作方式之间出现了严重错位。这些现象都在告诉我们一个问题，职能管理部门建立了很多带有很好设计的目标和任务，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这些方案却无法有效兑现。
王水泉接着说，中考体育加试有其特殊性，存在体育课被挤占、体育教师缺乏认同感、体育课可有可无等问题。我国采用应试教育的手段来应对今天学校体育工作开展状况不佳的问题，因此增设体育中考最重要的因素在于，通过倒逼的方式督促各界配合体育老师，保质保量开展学校体育工作、开齐体育课，“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以应试教育的方式倒逼相关部门重视起来，保证学校体育更有效地开展起来。在今天，体育中考已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多次被明确写入中央、国务院、教育部颁布的相关文件规定中，可以说已经具有了法律规定的性质，与讨论要不要体育中考相比，更具现实意义的是讨论体育中考“考什么，如何考”的问题。“考什么，如何考”，由什么决定？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比如可操作性等。但最重要的是体育课“教什么，学什么”，这是“考什么，如何考”的前提。而不是反过来，使体育课程沦落为“考什么，教什么”，也就是沦落为一门新的应试教育科目。那样的话，显然有违国家试图通过体育中考推进素质教育的初衷。
长期在一线执教的傅万旭对于中考体育加试有着深刻的体会。他认为中考体育在制度上存在着一种漩涡模式：与以中原为核心的“天下逐鹿”博弈游戏非常相近。“鹿”就是“分数”，中考分数，意味着更优质的升学教育资源。其动力结构是一个有着强大向心力的漩涡模式，众多相关者抵抗不住漩涡的诱惑而前赴后继地“主动”加入游戏成为竞争者，也有许多相关者被动地卷入游戏，博弈漩涡逐步扩大，终于达到稳定，形成一个广域的系统。他在厘清中考体育加试的前世今生之后，提出了“体育中考到底是甄别的选拔还是达标的测试”的关键性问题。他认为，不同的主导方向决定了考试的内容、考试的方式以及考试的目标。他对无锡、深圳、上海的中考体育加试标准设置进行了比对，发现各地对同一项目的标准设置相差较大。他敏锐地发现了学生健康素质测试的区分度不大、过程性评价体系缺乏公信力等问题，并提出了中考体育加试应当协调好教和评的统一性，注重教学内容与考试内容的相统一，在过程性评价中采取录像等方式保存材料以保证公平性的观点。
贾齐站在国家与政府的立场上考虑中考体育加试。他表示，当年开设中考体育加试的缘由，一部分可能是20世纪80年代高考升学压力大，带来了青少年体质严重下降的结果。基于这个事实，才有了当时的体育加试的行政操作方案。但是青少年体质改善效果不理想，于是国家在制度层面力度加大，中考加试体育逐渐成为了国策。贾齐认为采用中考体育的方式来解决青少年体质下降问题是不合理的，原因主要在于“名不正”。从正面来说，作为教育计划规定的课程，体育课是有资格成为中考科目的，但是中考的全称是“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而体育中考主要在于提高身体素质、体质，从一开始就着眼于身体素质。他引用当年教委副主任柳斌的观点说，体育加试主要看重身体素质，不在技能方面，所以中考可能更靠近于生物学的测试方式，因此不属于学业的范畴，也就是它关注的不是教学，它关注的身体素质，属于生物学方面，不属于学业水平、学业。贾齐认为要想解决青少年体质下降的问题，关键在于将不属于学业的东西，从中考体育当中剥离出来，“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分辨这两种关系尤为重要。简而言之，他认为中考体育和学生体质状况的测评应当直接分开。
孙彩萍谈到，学校体育是一个平台。国家通过这个平台有对要实现既定任务的考量，学者们通过这个平台也有自己的见解，而这二者之间的管理部门也想通过这个平台实现相应的目的，因此，她认为是学校体育这个平台综合了各方面的人的想法、逻辑和意志，想把它变成一个同质化的东西是不现实的。那么国家有国家的任务，学者有学者的思考。她谈到，我们在这个平台上把它划分成不同的空间，努力实现不同空间的整合，就是国家的任务我们去完成，我们按照国家的具体要求去完成。同时在教学当中，通过教材编写、教师培训、课堂研究这样几个层面，最大程度地实现学者的思维、教育理想。将各个方面的意见和想法，都努力在这个平台上得到一种平衡，从多个层面将平台做成多元的平台，让平台上兼顾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话语和不同的思维。
闫士展认为，中考增设体育科目是教育部各个部门整体协同的结果，折射出社会各界对青少年健康问题的高度关注。虽然体育中考持续多年，但是体育课给文化课让路的现象依然长期存在、普遍存在，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整体下降的趋势没有太大改观，这说明通过体育中考提升青少年健康水平的路径是行不通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体育中考的评价标准不够科学。中考体育测试一般包括4项内容，即身体形态与机能（身高、体重、肺活量等）、选测运动项目（篮球、足球、排球等）、体育课综合表现和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结果，这种考试标准能否与教材体系和课程教学有效衔接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中考分值并不能有效代表学生的健康水平。第二，体育中考的考核过程和结果不够科学。体育中考基本上是在自己学校或者相邻学校完成，大多数学生的体育中考分数都是满分，其结果的真实性、组织的科学性与严谨性是值得商榷的，社会公信力和学校的重视程度不高。要提升体育在中考体系中的学科地位，应该坚持表现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表现性评价应该将学生课余体育训练、体育竞赛、学生运动水平等级认证和体育社会服务等纳入体育中考评价体系。终结性评价应该科学制定考核标准，将身体形态与机能和运动项目相结合，尽可能以培养学生兴趣为导向，将体育中考的考核内容与育人过程紧密结合。
体教融合的鸿沟怎样才能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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