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推荐| 程志理与苏炳添、徐梦桃对话的口述史文本：体育学方法论的技术创新及其实践

研究方法是人们在长期科研活动中总结、提炼成功的做法而形成的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揭示规律的手段。由于研究视角不同、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发展性等原因，研究方法存在一定的学科特点，并处于动态发展过程。学科拥有自己的研究方法是推动学科快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是学科生命力的保障。体育学作为一门以人的运动行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用因素论来讨论生命体的行为，无法回到运动行为本体，也无法揭示本真，学科体系建设需要拥有属于自己的研究方法。为此，程志理在《体育与科学》学术工作坊、专题讲座和全国体育科学大会等场合曾多次呼吁体育学需要建立自己的研究方法，研究人的运动行为唯有放弃因素论，回到行为叙事。不仅如此，他还在体育学方法论方面提出建设性的观点，并进行方法设计、论证和学术实践，实现体育学方法论的技术创新，提出“运动行为志”和“运动行为意象分析”两种研究方法，具体的学术实践是做苏炳添运动行为志和徐梦桃自由滑空中技巧训练与竞赛的口述史与行为意象分析。本文引入两种研究方法的方法论和应用于三个主题研究的案例，以期为其他研究人员的研究工作提供方法论支持和实施借鉴。

体育学方法论的技术创新及其实践——程志理与苏炳添、徐梦桃对话的口述史文本

文 | 周维方

（《体育与科学》2021年第1期）

1 体育学方法论的技术创新：“运动行为志”和“运动行为意象分析”法

“运动行为志”和“运动行为意向分析”两种研究方法的阐释是在对程志理与苏炳添、徐梦桃的学术对话和专题讲座提炼后形成的文本。

1.1 两种研究方法构建的动因　　

研究者揭示运动行为真相的需要和运动行为研究缺少能够回归运动行为本体的研究方法是两种研究方法构建的主客观动因。首先，当前体育学主流的研究使用的方法都是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看似注重“事实”“数据”“对象”实则难以回到运动行为本体。这些研究方法实施过程看似非常实证，然而却并不在意总体的结构，这是“统计学思维”之结果。动态系统中无法用单一的数据关系解释和预测，科学还原论的数据相关性思路很难真正揭示问题的实质。体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运动行为，这种科学还原论的相关方法无法回归运动行为本体也无法揭示真相。其次，体育学研究需要能够回归运动行为本体的研究方法。尊重“事实”、在“现实”中分析，在运动者切身感的口述史中寻找“切实”证据。体育学研究应从人的运动行为的角度，依据人的重力生存的现实逻辑，以动作意向分析的方式，对“运动行为图景”进行场景再现和补充，生成图景，作出判断，探索生命力的能量输出在运动中的可能性。如何在研究中挣脱这种“统计学思维”的局限性呢？唯有建立从内而外的“图景”观。太在乎外在的判断，忽略了从内到外的“图景”，自然就没有了学术的“立面”，也没有了学术的生长性，然而，运动行为的特征，恰恰是主体生长，未来可期的。因此，需要有崭新的研究思路，从整体把握的本体论出发的体认视角，以口述史为论证材料，佐证已有讨论的结果，进行证实或证伪。基于“事实—现实—切实”三元互证结构分析这一理路，程志理对体育学研究方法论进行了技术创新，构建了“运动行为志”和“运动行为意象分析”两种运动行为研究方法。

两种研究方法的构建不只是让体育学有了自己的研究方法，更重要是让体育学研究回归本体，在“事实—现实—切实”三元互证过程中揭示运动行为真相，形成科学的训练、竞赛理论。依据传统运动训练理论，一些运动员不会成为世界顶级运动员、一些训练方法不会让一名运动员成为世界顶级运动员，然而他（她）们却成功了，为什么？目前传统训练理论无法有效回答。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借助他（她）们的口述史材料，在理论上提取，这个“提取”的过程，就是技术创新的理论表达。做到这一点，技术史就前进了一步。运用两种研究方法对顶级运动员开展研究，提取代表世界水准的技术特征。其次，利用运动行为志的方法学理念激发运动者进入内省。实践智慧难以用认识论进行提炼与概念化，缺少对训练实践的智慧的明晰化，为此，才需要在运动行为志的研究中对新的训练学与竞赛学的理念有所确认，这种确认其实就是理论指导实践。

1.2 运动行为志

“运动行为志”也被称为运动行为口述史，它与口述历史、访谈录有区别。运动行为志是基于体认范式的运动行为阐释，形成的结论是运动行为研究证据链互证环节的一部分。运动行为志研究法由运动情境、文化在场、现场感、切身感和拟态五要素构成，其意旨及操作如下。

　　回到运动情境是指对话中运动者追忆、再现真实的运动场景，它是运动行为志研究的基础，又是运动行为志研究成功实施的关键。回到运动情景不只是运动者回到运动情景，还要求对话中提问者通过问题设计能够将运动者带入运动情境，为运动者身体在场重现、切身感的阐释创造条件。

　　文化在场其实就是身体在场，这两者有等价性。文化在场是人的行为特征，文化一定是人的文化，动物无所谓文化。“在场者”的感受通过口述史文本描摹得细腻、切肤，似乎能让观者感受到具体情境中“自我”体认。文化是人的行为，是随时随地的生活方式内容。一个人看到若隐若现的风景，其实并不一定是真看到了“风景”，可能是曾经阅读的“相关”的写风景的诗句，那些有“相似性”的诗句早已嵌入在读者的心中，是这些诗句重新把这些“风景”呼唤出来了，读者在“风景”中验证了诗句，或许是在诗句中验证了风景，这就是“文化在场”与“身体在场”的等价性。学篮球，需要进入NBA、CBA的观赏情境，这种“移情”构成了内模仿，这不是心理学的“通感”，而是体认在本体论上的“实情”。“意见”这个词的“意”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然而“可见”，这就是身心合一，也是体认作为认知方式存在的案例。身体在场作为文化在场的显性，心身一体，通过文化在场才能充分了解对象的本体。

　　现场感和切身感在运动行为口述史中意义相同，研究者的运动行为口述史文本在文字表达上需要还原口述者的情境感。某种意义上说，切身感是“在场”的另外一种表述。“在场”是一个人从适应的、浑然不觉的日常环境，进入另外一个陌生化的氛围（运动情境）中。没有这样一种直接的、感官式的转换过程，“进入”就失去了基础。只有经过“切身感”这一过程，才能建立访谈人与被访人“双主体间性”，才能发现做口述史研究获得证据的意义。如何获得现场感和切身感？针对性的访谈是直接途径。有卓越才能的人都会很难采访，他（她）们并不是刻意要这样，而是要能做到卓越，需要一路舍弃不重要的东西，舍到成为尖顶时，机辩之心已弱，说话已简单、真实。倘若有的问题他（她）无法（用语言）回答，这本身就是回答。当然，这样的对话做出来就会干巴巴的，索然无味。面对这种访谈对象，有各种办法，就是重新做文案，查阅各种有关被采访人的资料，找相关人了解被访人的各种细节，想办法找出被访人还在乎，还没看破的某些隐秘的点。因此，运动行为志研究过程对运动者的提问一定不能空洞，避免概念式的提问，而是要建立问题的结构，把运动者引入追忆的现场，这样运动者的回答才是切身的，才是真实的身体认知。

　　拟态是指把研究对象“勾引”到真实的情景状态中，这样的状态下研究对象的追忆和回忆才具有逼真性。达到这一效果，建立问题结构是关键。访谈人通过针对性设计的话语，在对话过程中将被访谈人带回到真实的运动情景中，切身感、体认获得的默会知识通过运动者的语言、肢体动作呈现。

　　总之运动行为的行为志研究有一定“抽象”旨归，但不过分、不明显、不确定，让理论分析的抽象保持固有的开放性。因此，需要指出，运动行为志是主体行为的研究方法，仅是研究方法之一，它还需要辅以互证证据链的建立与运用，口述史材料的证据有效性还需要落实到证据链中予以确认。

1.3 运动行为意象分析

“运动行为意象分析”是区别于“运动行为志”的体育学方法论体系的第二种技术，强调的主要是运动行为“意象图景”的理论判断。运动行为志研究偏向于摸清细节，形成叙事，在叙事中建立判断；意象分析更强调“内在”，内在一定不是“因素”“概率”“数据”等等，是在主体叙事中把运动行为特征系统里的默会的“味道”讲出来，而不是依赖于外在对象性的逻辑推演。因此，意象表达更主要的是可视化的，在运动行为意象分析法的技术中，视频、图像、行为戏剧、VR呈现等等是常用的。在与苏炳添、徐梦桃的对话中，他（她）们会不时地用比划、动作示范、动作模拟等等来表达，这是行为者的切身感的“语言”，这是“行为在地性”的语言。两位高水平运动员的肢体动作并不只是动作呈现，还在讲述运动行为中“切身感”的默会知识，这一获取默会知识过程即完成了运动行为意象分析。

　　运动行为意象分析建立具备主客观条件。首先，体认是运动者把握运动过程的主要方式之一，体认具有客观性，它使对运动行为进行意象分析成为可能。体认的客观性是由对存在的认知把握依赖于触觉所决定。梨子甜不甜，无论如何描述都无法呈现实际，为此，毛主席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日常的情境，触觉是负责事实核查的感觉，这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最鲜明形象的解读。注意一下商店销售员的行为动作，当顾客想买一件橱柜里的东西而犹豫不决时，就会把物品递过去，让顾客摸一下，就有可能达成交易。就如同教学生学习新动作，学生做变形了，老师会“手把着手教”，让学生体会动作的本体感受。其次，体育学所采用的其它研究方法，无法揭示运动者运动过程中所获得的默会知识，而这些却可通过运动行为意象分析获得，这使运动行为意象分析方法建立成为必要。体认者，体术也。身体认知是默会的，所谓默会就是无法有效明晰言说，就如同“我不会说，我做给你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也就是言不尽意。在以言说为主导的认知中，人们观念性地把握世界；而从体认的角度建立的认知，人们是意象性地把握世界，这个身体行为特征研究的“意象”方法，就是语图复合的“身体图式”。这就是研究运动行为中体认的第二种研究方法——运动行为意象分析方法，言象互补以尽意也。

　　意象不是形象，意象是行为人内省的“映射”，可以说是主体的“图景”。图景依赖于叙事系统而呈现，程志理在做短跑起跑“听枪身体感”的技术分析时，就是通过与苏炳添的学术对话，在具体的意象叙事中勾勒出身体图景，发现“听枪身体感”训练是短跑反应时训练的基础方法。其实给出“图景”就是揭示运动情境中运动者身体行为的空间关系，这是一种人们可以据此而产生更多样想象的途径。给出图景也就给出了判断，这种判断就是理论。这种基于本体论建立的理论至少有两重意义，第一是作为叙事的概括；第二是提供了未来的某种可能性。

概而言之，“运动行为志”和“运动意象分析”两种方法，要从内而外，让主体再现，回到运动行为情境，让体育学的问题活化，重塑与再生，回到本体论。

2 “运动行为志”和“运动行为意象分析”有效应用的要素把握

“运动行为志”和“运动行为意象分析”两种研究法，体现的是体育学研究从生物体育观向行为体育观的转变，这是范式革命，其意义不言而喻。它们又是解构式的，所以理解有一定的难度，这是由于当思维进入某种结构，尽管这一结构并不带普遍性，已经过时，且在实践层面体育运动的事实需要修正理论，人还是很难超越结构。因此，这里对两种研究方法运用中的关键要素作一阐释。

2.1 把运动情境中的身体经验问题化、具身化

首先，善于将运动情境中的身体经验问题化。通常所谓的“认识”是指认识世界，所谓的“世界”是对象性的存在。“世界”可以划分为三个相互关联的有机部分，一是非人的世界，即自然界；二是人的世界（即社会）；三是我的世界（即自我的身体）。自我的个人经验，对人类世界本身并不那么重要，如果把个人经验“问题化”，就成为方法学。我们关心的是世界，并非自我。如何认识世界，特别是认识人的行为？从个人经验出发是一个“具体的起点”。运动行为志和运动意象分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的操作，把运动情境中的身体经验问题化，正是了解运动世界的具体的开始，运动行为在动作技术呈现中，过程的叙事其实比结构态的关系性更能揭示运动实践中的问题，获得有效解决方案。

　　其次，体认范式的建立，依赖于口述史文本的诞生，做运动行为志、运动行为意象分析需要抽象概念语言的具身化。我们学人习惯于“论述”，不能接受“描述”，更不能接受“自述”。其实，不论论述、描述，还是自述，都是“述”，只是述的形式有别。更重要的是，运动行为的研究，脱离了切身感的“论述”太抽象，需要利用有切身感的描述与自述。徐皓峰的《逝去的武林》之所以能回到形意拳的运动形态，主要就是依赖于他的文字表达。他是小说家，知道如何把听来的话，用感觉的方式表达，让读者能逼真地回到运动情境，口述史的难点就在这里。汉语有一个词叫“夺目”，造得实在是生动，能将别人的眼光夺过来，夸张得如此确切，正合人们的心态，这样的语言就能呈现具身感。

2.2 有效的提问是方法成功使用的关键

运动行为志研究中，提问环节至关重要，影响到运动者切身感的追忆程度。对运动者的提问一定不能空洞，避免概念式的提问，而是要建立问题的结构，把运动者引入追忆的现场，这样运动者的回答才是切身的，才是真实的身体认知。研究中建立问题结构可从所指与能指的关系中获得启示，体育运动的指向性，到底指向什么，是功能，是形式，是精神，还是内在性？不同的策略，不同的立场，不同的动机，不同的选择。明白这些，运动行为志研究中的问题结构便能够相对较为容易建立。

　　运动行为志研究法是体育学方法论的技术，同其它研究方法一样，运动行为志依旧需要实验支撑，依赖实验获得证据，只是运动行为志的“实验”不是因素还原论方法的那种实验，而是提问和追忆。如果还是用认识论思维对待本体论问题，就会出现方法解决论题的有效性问题。运动行为志的每一个项目研究，其“实验”都是独特的，这是与因素还原论方法研究最不同之处。

2.3 以“三元互证”确保运动行为研究的逼真性

“事实-现实-切实”的三元互证结构分析是一个从“事实”走向“真相”的过程。“事实”是客观存在，这是做学术叙事的基点，从这里出发，在“现实”的分析中展现研究主体的智慧，逼近“真相”，一步一个脚印，留下了学术成长性的特征，留下了科学攀登一个又一个台阶的印痕，这既是研究主体的“印记”，也是学术之路的“印迹”，构成了“学术史之道”。这条“道路”通向问题的真相，真相大白有赖于“运动行为”主体人切身感的口述史的“切实”证据，这是运动行为的“非价值预设”的体认陈述，本体论的彰显，真相即将呈现，叙事到了“大白之日”。运动行为口述史，一次问题探寻的智慧之旅，研究主体揭示了运动行为中的真相。运动行为口述史是证据链的一部分，是辅佐论证的。在口述史访谈的证据下，辅以文献资料、已有学科结论等的证据关系，确保运动行为研究的真实性。“三角互证”不仅仅是多元，更重要的是结构关系。一些用三角互证方法的研究论文看重的还是“多因素”，而不是“结构关系”，这依旧是因素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并不是运动行为特征研究整体观的本体论思路。

　　“切身感互证的证据生成”，这是许许多多人疑惑的，有人质疑“一个人的说法怎么可以作为证据？”那么，反问一句：“几个人”说的才能成为证据？“一个人、几个人”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概率论”的，概率性是或然，不是必然。为此，强调“正态分布”，以求“客观”。然而，主体性行为的“客观”究竟应该是什么？回答是，运动行为口述史对话，可以是感觉的、体验的，切身的，也可以是断语、观点、思想、判断，等等，这取决于“如何问”，那么，对于口述史逐字稿有一个文本分析与提取证据的过程，就是“材料如何成为证据”。材料本身不一定是证据，只有材料构成“关系”，才可能是证据，也就是“把材料做活了”，亚里士多德、马克思等先哲们都说过。

“运动行为口述史与互证链结构”，就是由主流的证实研究走向学术研究的证伪。科技发展史是一部科技进步的证伪历史，人类文明史就是纠错的历史，比如从“地心说”到“日心说”、自由落体运动的发现，等等。学术在证伪中发展，体育学研究同样如此。

2.4 文字表达能力和研究对象选择影响到两种研究方法的运用效果

　　首先，研究者的文字表达能力影响到两种研究方法的运用效果。运动情境中人的行为的“切身感”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口述史材料证据的准确呈现是其价值实现的关键。例如，有质感的文字表达是有画面感的，“画面感”不是形容词堆砌起来的，而是写作者知道如何描述场景，让读者的视线得以绵延，由文字而勾引起听觉、嗅觉、味觉等的刺激，一段好的描写佳肴的文字能够让读者觉得“肚子饿了”。唤起读者饥饿感的文字表达，就是口述史需要的切身感，体现身体在场，做运动者的口述史，就须获得这种运动中的具身直观性材料。

　　其次，研究对象选择的有效性影响到两种研究方法运用的效果。例如，运用两种研究方法开展运动训练、竞赛研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运动员作为研究对象，能够比较好地解决运动训练、竞赛实践中的一些问题。选择在国际、国内拿过冠军的运动员做运动行为志研究是因为他（她）们代表着各自项目的最高水平，代表这个项目发展的国际状态，对项目都有极为深刻的“切身感”。运动员直接陈述自身在运动中的感受非常重要，运动行为志需要利用多学科知识结合运动员运动实践的“切身感”直接讨论运动技术问题，对运动技术进行分析。从训练学来说，这是一个提炼、一个总结，获得的是能够指导训练、竞赛的真知灼见。

3 “运动行为志”和“运动行为意象分析”的研究应用

当前体育学研究经常是忽略了微观叙述背后的宏观结构，导致要么是就事论事的现象分析，要么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论述，运用“运动行为志”和“运动行为意象分析”研究法回到运动行为本体的研究非常少。为了提高研究者对两种研究方法应用于运动行为研究的精准把握，下文引入运用两种研究方法开展的三个主题研究。

3.1 成绩与步幅、步频之间关系的研究应用

近十年，我国在短距离跑项目方面出现一批优秀运动员，他们获得成功的训练经历似乎与传统训练理论存在诸多相悖之处。当然也有年龄、成绩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运动员最终止步不前的失败案例，按照传统训练理论来说这些不应该发生。于是就引发对传统训练理论中的一些说法的思考。例如，传统训练理论对短距离跑项目运动成绩“成绩=步幅×步频”的说法。我国短距离跑训练和研究中教练员、研究人员对此产生质疑的甚少，然而，胡凯、张培萌和苏炳添等高水平运动员的训练实践证明，试图通过增大步幅提高成绩的做法只会适得其反。基于这一现象，我们运用运动行为志和运动行为意象分析两种方法对苏炳添等优秀短距离跑运动员进行研究。研究实施如下。

　　程志理（以下称“程”）：2015年你100米跑了9秒99，我请本单位生物力学研究室的同事给我拉片子算步幅，你当时跑了46.2步，去年（指2018年）两次9秒91和雅加达亚运会9秒92的成绩都是48步，步幅小了，这个很重要。为什么步幅变小？我们在技术分析里面做了个假设，一百米的空间利用效率有多大？我们跑一步包括“后蹬、腾空、前蹬”三个阶段，传统的观念认为，后蹬发力是加速，前摆腿前蹬是减速的，理由是重心在后面，腿在前面，所以这段是减速，但是茅鹏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用高速摄影机拍的片子，分析结果证明，前蹬腿也是加速的。从我学物理的专业来说，人不是刚体，人是由关节构成的，跑步时两条腿是连贯的，两条腿运动时力的轨迹是一个弧状，具有转动惯量，也就是有欧米伽加速度，那么前摆腿肯定是加速，而不是减速。所以前苏联关于跑的理论，是机械力学的思考方式。

　　苏炳添（以下称“苏”）：说是这么说，在训练里面要求自己把这个步幅变大可以做到，但是一到比赛，整个人注意力集中起来的话，步幅还是要回归到正常的步幅。在跑步的过程中你可以故意去把它拉大，但是故意拉大后整个效率就会降低。

　　程：其实我们看竞走，这是跑的限制性运动，我们发现在稳定步幅的情况下提高做功才是有意义的。

　　苏：这个做功不只是在训练中要练出这个步幅，这个做功步幅跟你的力量、你技术的节奏、角度、重心稳不稳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不可能故意把它拉大，训练上可以有意识地去训练，但是能不能在比赛中有效发挥又是一个问题。

　　程：张培萌在俄罗斯跑出了10秒，后来训练，直到退役都没能再一次跑到10秒，还是蛮遗憾的。希望通过增加步幅提高成绩的做法，并不理想。

　　研究揭示：在这个对话的叙事中，短距离跑训练和比赛，苏炳添在运动情境的切身感回答，构成“事实-现实-切实”三元互证证据链，比赛中无法做到增大步幅却不改变步频，意识参与、刻意通过增大步幅来提高成绩的做法，只会适得其反。苏炳添说，他2015年跑出9.99秒的成绩，步幅的变化是跑出来的，不是依照训练计划刻意练出来的。步幅是经过训练获得的身体认知确认的技术表达，不是脑思维参与的肌肉神经联系的人为设定。

程志理与苏炳添对话

3.2 “听枪”身体感的研究应用

　　对于短距离跑起跑训练，大量文献认为是通过发展听觉注意力训练运动员的起跑能力。然而，高水平短距离跑运动员的训练和比赛中的做法，呈现出来的事实却并非如此。基于这一事实，我们运用运动行为志研究方法，就该问题与苏炳添做了运动行为口述史对话。

　　程：2019年国际田联室内巡回赛德国杜塞尔多夫站，你获得60米冠军，据报道称你起跑反应为0.124秒，这应该算是一个非常好的表现了。我查阅相关文献发现，研究者对短跑的起跑训练多着眼于听觉敏感度与注意力。我也做了相关调查，有短跑训练经历的人的回答也是强调听觉训练，比如为了避免视觉优先的影响（发令员在运动员侧前方），训练时常常背靠背听掌声或哨声。我做过三个假设分析（见《运动行为志研究：短跑技术实践叙事——苏炳添与程志理的训练学对话录》，《体育与科学》2020年第4期），前边我们讨论过了。你在训练和比赛中，起跑过程、起跑训练到底是怎样的情形，你的切身感怎样的？

　　苏：起跑对我们来说肯定非常重要，所以平时训练中也会经常练的。那种听声起跑训练可能只是一个基础性训练，不能算是起跑训练的全部。在比赛中，我起跑不是听枪声，我们专业上叫“压枪跑”，如果去听枪声就晚了，上了跑道，踏上起跑器，可以说我是用整个身体在感受的，触觉、听觉，包括肌肉感觉。我们平时起跑训练，教练员在发出“预备”口令后，不会喊“跑”，而是在身后拍一下我的背或身体两侧，然后我会快速做出起跑动作（此处苏炳添有动作示意）。那种将注意力放在听枪声上的跑来不及，也不对，会影响起跑动作的完整性。

　　程：嗯，这就对了。起跑反应时是起跑动作的完整部分之一，专项技术有序化的部分，对于短跑的起跑训练，我们的认识存在误区。从你的描述能够充分证明起跑反应时训练中身体触感的意义，这点提示我们，短跑反应时训练需要消解日常行为范式建立起来的“指令—听觉—动作”意识动作结构。听觉建立肌肉神经联系做动作，这是我们日常的动作反应类型，而这种反应类型对于短跑反应时，恰恰是低效率的。为此，我们所谓的“反应时训练”，首先要做的恰恰是解构日常的行为范式，就是消解听觉在动作反应中的“嵌入耗时”。而“触觉反应”不经过“神经—肌肉通道”的连接，是起跑技术的整体动作反应，身体触感的耗时率远远小于听觉嵌入耗时。

　　研究揭示：将起跑听枪的身体感深入到单步学的结构里去讨论，在“三元互证”证据链结构中最终得出，运动情境中动作反应时是身体感，它不依赖于单一感觉器官来完成。“起跑反应时”挣脱了听觉注意力的束缚，成为短跑起跑技术的一部分。每一个运动员在无数次的听枪起跑中形成的“身体感”，已经不依赖于听觉建立肌肉神经联系而做出动作反应。起跑反应时是具身的动作技术问题，不是客观的时间问题，它是身体感综合的、整体化的技术表达。因此，短跑起跑反应时训练一定不是简单地通过训练“听”的能力来提高，“听枪身体感”才是短跑起跑反应时训练的基础。

3.3 比赛中技术稳定性表达实现条件的研究应用

　　比赛中技术稳定性表达实现条件，当前研究结论主要集中于形成稳定的技术、合理的战术和高水平的体能等。真是如此吗？又该如何确认呢？这些都缺少明确的回答。而要回答这个问题，运动员的“切身感”具有运动行为叙事意义。我们与苏炳添和自由滑空中技巧世界冠军徐梦桃的口述史对话，获得了有效证据。

　　程：传统的训练理论强调，短跑“步幅大、步频高”“后蹬要充分”“前摆腿着地点要尽量贴近身体重心垂直线的落地点”等等。从跑姿来说，全世界跑得好的运动员跑姿都不一样，高频跑、高抬腿跑、大步跑，甚至还有约翰逊的后坐式跑，都可以跑出好成绩，都可以破世界纪录。既然这样，就说明跑姿一定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那么你们在训练过程中，如何安排针对技术改进的训练呢？

　　苏：每周都有一堂课是专门练技术的，这个技术主要是要求我们下扒力，主要是前摆腿不能影响到勾脚跟，还有摆臂，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两个问题。教练员说现在我们中国太多运动员不会利用摆臂获得更有效的向前，其实教练说的这些你要在训练中去体会才会感觉他说的是什么，但是这段时间一直在做这个训练，其实自己也有体会。在摆臂的过程中，之前都不用摆臂直接就走了，其实有摆臂但是没用到这个摆臂的力量带动自己向前，更多运动员的摆臂是这样摆（做动作示范）摆到这里来，摆臂和另外一只脚没有完全配合到那个力量，所以结合在一起，左侧的手跟右侧的腿同时一个力度往上的话，它会更有效地带动身体向前。

　　程：你的感觉很对，正确，在训练的过程中依赖身体认，知予以确认，形成新的技术稳定性。

　　研究揭示：苏炳添关于短跑技术训练的口述史，与国际上优秀短跑运动员个性化的各种跑姿，揭示了对短跑技术进行标准化建设是不可取的，跑姿具有个体适应性，并不存在抽象的标准化跑步姿势，重点在于在训练中不断重复的过程中，建立身体认知稳定性的技术范式。

　　程：在近18年的自由滑空中技巧项目生涯中你参加过非常多的各种级别的比赛，每次比赛发挥情况你应该都有很深的记忆，特别是一些关键的大赛。我现在想知道你们这个项目高水平运动员如何做，才能够保证在比赛中形成稳定性的技术发挥？

　　徐梦桃（以下称“徐”）：这个我感觉是通过科学训练建立比赛感觉。首先，训练要做细、做精致。有一名瑞士老教练，非常有经验，也非常细心，现在他带澳大利亚一名女运动员。比如，台子应该是66度，如果是61度（徐补充说：台子弧线、角度对我们训练太重要了），教练就会提出整修。他带过几个国家队，培养了好多个奥运会冠军、总冠军。训练中科学化的落实，要用事实，用数据来说话，比如说成功率。其次，在赛制方面的模仿，让身体建立比赛日的感觉。奥运会赛制和世界杯不一样，世锦赛是两年一次，世锦赛和奥运会也不太一样。全国比赛你就应该按照奥运会来模拟，否则这四年除了比世界杯，都没有时间练奥运会的模式，那怎么能够适应这种比赛呢（言下之意，是一种身体认知的确认）？每天需要有精细的计划，定期组织比赛。组织比赛，比如奥运会，打算提前几天进奥运村？如果提前10天进，我就从这10天开始模拟比赛。这时候科研就要跟上，运动员的状态起伏什么样？每天练的内容要符合奥运会的项目，这样经过10天，哪个环节有问题自己都知道了。现在对世界杯我已经很清楚了，世界杯的强度要多少，上午下午或者下午晚上我需要什么样的身体努力。世界杯赛前训练两天，我知道是什么样。比如说备战这次奥运会，我需要进行个性化的训练，崇礼雪场的风特别大，我们就要从实战开始模拟。

程：前面你一直强调风，它对比赛中稳定发挥产生哪些影响？如何克服它的影响？

徐：对，风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如果能力比较强的人，风速大的话在两米范围内基本上能够调整过来，只是后面空中动作就不会做得很好，超过太多就不行。顺风太大了也不行，速度太快，动作做完人脚还没有着地，人就直接躺里面了。没有风或侧风还稍微好一些。距离冬奥会还有500多天（以访谈日计算，2020年8月12日），对崇礼的场地适应，现在是最后一个赛季，我们还没有上去过。现在已经八月份了，我们十月份上山，就又过了将近100天，等400天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在崇礼练过呢。我感觉一开始就要在崇礼练，这是奥运会场地，先去适应场地、风速风向，然后再开展动作，对着陆坡、环境氛围你都得去适应。

　　程：对。看你们在秦皇岛的水上落地训练，这种模拟式训练是权宜之策，可以训练滑道、起跳和空中技术等等，但是水池落地训练，对雪上落地技术的稳定性作用不大，应该争取尽早上雪场。

研究揭示：徐梦桃的切身感陈述，运动员比赛中技术稳定性表达，与其它要素之间的客观关系所形成的证据链，揭示了技术的有效性需要身体认知予以确认，经过身体认知确认的技术范式是运动员取得优异成绩的基础。

程志理与徐梦桃对话

这两个项目的运动员的口述史证据，都揭示了经过身体认知确认的技术范式是运动员比赛中稳定发挥的基本条件。

4 结语

　　科学研究需要理解两种“观察”的区别，一种是对客观对象化的数据获得性的“结果观察”，另一种是对运动行为研究的“生命史过程”的共情式的“参与观察”，运用因素还原论对运动行为研究存在诸多局限，运动行为研究最重要的是细节决定的“过程”叙事。体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的运动行为，运动情境的口述史，让体育学研究回到了运动行为的本体论。本研究对运动行为志和运动行为意象分析两种研究方法的构建，为体育学研究回到本体论提供了工具，为运动技术突破的学术叙事提供了手段。方法创新到成熟需要经历一段不断完善的过程。今后，我们需要在人的运动行为研究的学术实践中不断完善。

苏炳添为《体育与科学》杂志题词

徐梦桃为《体育与科学》杂志题词

文献引用格式：

周维方.体育学方法论的技术创新及其实践——程志理与苏炳添、徐梦桃对话的口述史文本[J].体育与科学,2021,42(01):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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