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运动新图景与中国体育发展新理路——《体育与科学》“多棱镜中的东京奥运会”云学术工作坊综述
2021年8月8日，2020东京奥运会（以下简称东京奥运会）落幕。巴赫主席说：“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整个世界第一次走到了一起。体育重新回到舞台中央，全球数十亿人因情感而团结在一起，分享喜悦和灵感的时刻。这给了我们希望，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如何看待这一届充满波折的奥运会？如何审视奥林匹克运动的未来？如何总结中国体育取得的成就？如何把握中国体育改革的方向？带着这些理论与实践命题，奥运会闭幕第二天，《体育与科学》编辑部举办了主题为“奥林匹克运动新图景与中国体育发展新理路：多棱镜中的东京奥运会”的云工作坊，主旨发言专家有温州大学教授易剑东，《解放日报》主任记者吴驷，上海体育学院博士生导师路云亭，本届奥运会乒乓球项目唯一的中国裁判员北京大学吴飞博士，日本史研究者上海图书馆沙青青博士，福建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王润斌。诸位专家从亲历者的切身感受、新闻评论观察、学术思想批判等维度，围绕编辑部厘定的多个热门议题进行了交流研讨。
奥林匹克运动新图景与中国体育发展新理路——《体育与科学》“多棱镜中的东京奥运会”云学术工作坊综述
文 | 王润斌，郑一婷
（《体育与科学》2021年第5期新刊）
1.1 团结：奥林匹克运动带给世界共同体的新药方？
易剑东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新奥林匹克格言的反对意见：其一，现有的奥林匹克运动思想体系对“团结”的意义已经做了全方位的阐释，从奥林匹克主义到奥林匹克精神、奥林匹克愿景、奥林匹克价值，再到奥林匹克使命与工作原则，团结的含义处处可见；其二，国际奥委会在发展过程中，多次出现过需要团结来支撑整个组织的情形，但是历任主席均未将修改格言付诸行动，因为格言有其恒久性特质，甚至构成了奥林匹克运动内生的价值观；其三，团结实际上是整个组织体系，尤其是国际奥委会这样一个非营利、非政府和国际性的、永久性的社团法人始终遵循的法则。团结是整个组织走到今天的应有之义，将其添加到格言之中，纯属狗尾续貂，完全没有必要；其四，“together”放到这个地方，语法非常不优美，而且容易造成歧义。前面三个都是比较级，后面添加的“together”并非比较级形式；其五，修改奥林匹克格言的动议由巴赫提出，得到了组织内部的一致认可，在国际奥委会这个私人俱乐部性质的组织，没有形成对领导人决策产生掣肘、制衡的局面，对组织实现善治目标并无裨益。
“易老师是坚定的反对者，我是温和的反对者。”王润斌接过了话茬，用三个关键词表达了对新奥林匹克格言的看法：第一个词叫“不可遏制”，既然巴赫主席修改格言的提议获得通过，无论大众同不同意，新格言肯定要写进《奥林匹克宪章》，这是不可遏制的；第二个词叫“不尽完美”，从内容、形式、翻译、时机等角度来理解，新格言均有不够合理、不尽完美的地方；第三个词叫“不合时宜”，国际奥委会有大量的、棘手的改革任务需要完成，修改格言不应该放在优先的选择事项之中。吴驷随即表示了类似论点，认为格言修改并无太大意义，但他更多地从格言本身蕴含的意义加以阐释。他提出，现代竞技体育实际上是一种可度量、可观看、可裁定、充满直观色彩的体力较量。在体育游戏中，更快、更高、更强的表述显得恰当和明快，体现出人类“斗而不破”的完美竞争格局。巴赫对奥运会、奥林匹克运动充满着政治想象力，希望通过团结来弥合四分五裂的世界。但是，一旦超越了体育的范畴去谈团结，就显得意义不大了。路云亭完全赞同前面三位专家的意见，他认为“更快、更高、更强”符合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文化的精神内核——“冒险与放逐”，甚至构建了当今社会的现代性特质。然而，近些年来，泰森之后再无拳王，披头士之后再无偶像级乐队，甚至连风靡全球的韩剧都消失了，这是人类精神处于萎缩状态的表现，其根源在于强调更团结之后文化个性的丧失。路云亭还谈到了更团结背后的保守主义思想、白人左派思想，他甚至担心“更团结”的理念会制造出更大的冲突和混乱，最终导致奥运会的消亡。
吴飞对几位专家的发言表示十分惊讶，作为参加这次东京奥运会乒乓球项目执裁的唯一一位中国裁判，她从切身的观察和认知中给出了对新格言的不同感受与判断。她说，乒乓球比赛的球馆会播放东京奥运会宣传片，结尾出现的字幕是“Stronger Together”，意味着我们在一起、我们会更强大。宣传片中提到的东京奥运会口号“United by Emotion”也让她印象深刻，多个国家乒乓球裁判的融洽相处与平等交流，更能直观、感性地体现“更团结”的意蕴。
程志理接着吴飞的发言说，国际奥委会至今还没有针对新格言给出完整的官方阐释，只有针对新闻需求给出的从疫情出发的解读。新格言的解读很有趣，涉及阐释学与传播学的观念史叙事他说，他在新格言颁布的当日就写了一个微信公众号的分析文本《奥运格言“团结”新解：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岳麓书院的大堂墙壁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其文武之道不正是奥林匹克主义讲的生活哲学嘛，《体育颂》的基本理念“美丽、正义、勇气、荣誉、乐趣、和平”蕴含了生存的本体论。奥林匹克“更团结”的格言正好接续了我们传统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运动文化精神。奥林匹克的世界，就是青少年成长的世界，顾拜旦首先是教育家，其次才是体育家，他的《体育颂》是教育的赞歌。世界不能没有体育运动，体育运动为世界树立文化的存在。所以体育是国之重器，代表着文化正统。程志理肯定了新格言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他指出，“更快、更高、更强”是从个体角度阐释的，增加的“更团结”是从整体角度阐释的，有其合理之处。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早期，国际奥委会跟随文艺复兴的步伐提出“更快、更高、更强”这三条个人层面的观念，并无大碍。但是，当进入新的人本世纪，强调人类共情，强调奥林匹克运动整体性，强调奥运作为时代文化场的恒久性，并无坏处。总之，“更快、更高、更强”强调个体，“更团结”强调整体，两者并置，更符合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意蕴。程志理的观点为更加全面、完整地理解新格言提供了新思路。
1.2 国际奥委会与日本方面的办赛考量
沙青青认为，针对东京奥运会召开动因的问题，在日本要分两个层面来解读，一个是社会大众的意见，一个是政府的态度，两者区别很大。一方面，日本国内的主流民意和舆论实际上是反对奥运会继续举办的，而且很大程度上国际奥委会（IOC）在日本舆论场中具有明显的负面形象。根据主办城市同IOC签订的合约协议，奥运会的归属权本质上属于IOC，只有IOC才能够宣布奥运会的取消或延期。甚至很多法律界的人士认为，如果日本单方面取消奥运会，有可能会面临IOC方面的巨额索赔。另外一方面，与日本国内政治的考量也有很大关系。从之前的安倍政府到现在的菅义伟内阁，实际上都把奥运会视为近些年主要的基本国策加以推进。一旦奥运会不能够正常举办或者延期举办，可能对自民党的整个执政基础产生巨大冲击。易剑东接过话茬说，实际上是国际奥委会逼着日本要办奥运会。国际奥委会更多从经济角度权衡开或不开、正常开还是延期开的利弊。在东京奥运会召开前夕，《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专门做了统计，预计国际奥委会通过东京奥运会能获利30亿至40亿美元。国际奥委会如果没有这笔收入，就基本上处于破产的边缘。也有舆论提出，国际奥委会不是买了保险吗？如果不开奥运会就能得到巨额赔付啊。实际上，按照法律界人士的观点，因不可抗力导致奥运会取消的条款只能适用一次，去年因为疫情的不可抗力因素已经延了一次，到了2021年，东京奥运会绝不可能再延期。从国内政治角度看，易剑东也认为召开东京奥运会是自民党的一次政治赌博。当然，除了政治考量，日本方面也需要盘算经济账，为了筹备奥运会，日本投入了巨额的经济成本，基于各种媒体的数据测算，投入额至少达到250亿美元。如果奥运会再次延期，日本在经济上的损失将难以估量。总之，就奥运会的召开动机而言，日本方面重点考虑政治因素，国际奥委会重点考虑经济因素。共同考虑的是运动员四年一个周期，乃至五年训练的一种呈现和回报。
根据两位专家发言的核心论点，程志理随即追问了一个问题：既然日本政府更多地从政治角度考量，可是日本民众的反对率那么高，难道政治家不是冒着风险开奥运会吗？
沙青青认为，回答这个问题，要区分日本民众对待东京奥运会和日本政府的态度。日本的时事通讯社在东京奥运会闭幕后做了一个民调，结果显示：60%的民众认为尽管不尽如人意，尽管有很多波折，既然东京奥运会开了，也算是一件好事。但是，菅义伟内阁的支持率反而创了新低（32%）。很多日本政客之前预判，东京奥运会召开，能够提振民心士气，刺激民众对奥运的好感、带来对政府态度的改善。然而，事实上日本民众分得很清楚，对待奥运会态度的转变是一回事，对待政府的态度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易剑东也补充了意见，认为菅义伟内阁这么做有点像赌徒，如果彻底不办了，而前期又投入巨大，他的民众支持率显然高不了；如果这次办成了，民众支持率或许还能有所提高，这就是一种政治赌博。王润斌简要列举了东京奥运会冒险召开的四个动机：一是菅义伟内阁逆风翻盘，二是IOC职责使然，三是运动员梦想所在，四是相关机构的利益驱动。他还顺带回应了程志理的问题，认为日本（日本奥委会、东京都政府、日本奥组委）作为奥运会的乙方，已经同国际奥委会签了主办合同，就要遵守这个合约，如果这个时候停止办赛，会导致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声誉受到极大折损，菅义伟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会继续下滑。出于契约精神与大国责任，日本政府需要硬着头皮办奥运会。然而，吴驷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东京奥运会无论如何不能算经济账，也不能算政治账。国际奥委会之所以迎难而上，是因为它看到了这个世界即将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而举办奥运会的核心价值在于为全世界提供相聚的节日。一百多年以来，奥运会成为真正能够超越所有宗教、各种风俗习惯的大聚会。从这个意义上讲，奥运会承担了特殊的使命。所以，应该还原到本体来思考奥运会对人类生存的特殊意义。
1.3 奥运会在现代体育发展中的危机
如果说遭受公共卫生事件的侵袭，受到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裹挟，是奥运会面临的外部挑战，那么“超大规模化、观众老龄化、公信力下降”等因素则构成了奥运会可能消亡的内在危机。如何看待现代奥运会与欧美职业体育的差异化道路，并重塑奥运会在现代社会存在的独特价值，成为了专家们讨论的又一话题。
吴驷认为在互联网、数字化大潮的冲击下，作为综合性运动会的奥运会逐步走向衰落，与之相对应的是，以球类项目为主要形式的现代竞技体育运动（职业体育运动）异乎寻常地蓬勃发展。美国人创造了美式职业体育，却没有给奥运会留下太多的空间。中国体育的发展遵循的是非常特殊的精英模式和封闭式模式，与美国自下而上的、基层式的、社区式的发展模式大相径庭。吴驷的解读引起了程志理的兴趣，他从一个小的观察角度提出问题：奥运会纪录和世界纪录是有差距的，即大部分世界纪录的诞生不在奥运会上，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易剑东就这个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绝大部分项目会举办世界杯、世锦赛和奥运会等赛事。对于奥运会而言，除了像网球、高尔夫等有稳定的、高收入的职业选手外，绝大部分保留纪录的奥运会项目，其中的参赛选手都是冲着拿奖金来的。由于要拿奖金，他以取胜为原则，功利性比较强。
除了从外在的功利性价值来理解奥运会的特质，如何从奥运会内部的项目架构与文化属性来理解呢？路云亭注意到了奥运会与球类运动等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竞技赛会的差异，综合性的奥运会具有古典主义、保守主义气质，它要复兴的内容是古代奥运会的精神传统，要时刻保留这种文化遗产和符号价值，与此同时就丧失了先锋性，而后者恰恰是球类运动的特质。球类运动更有游戏性，也就更有先锋性，它是脱胎于原始游戏的最高等级的东西，它的创造性、畸变性和不可知性都是最充分的。球类运动中有大量人类的原始基因，比如飞翔的基因、配合的基因、领袖的基因等。
易剑东认为奥运会跟单项体育比赛相比较，差别不仅仅在于它是各种运动项目竞争的累加，其最大的魅力还在于人文奥运的含义。奥运会是和平时期的战争，是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的竞合平台，竞合一定要有一个博弈的均衡点。结合奥运会与现代体育的分野，易剑东还对奥运会的发展前景表示了担忧。其一，国际奥委会作为世界奥林匹克运动领导者的地位并非牢不可破。国际奥委会花了大量精力理顺同国际足联、国际田联等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关系，甚至“降服”了世界体育总会（Sport Accord）。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个人贵族俱乐部性质的组织，极力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对世界体育的整体利益的考量很难说是完全合理的，甚至会形成阻碍。其二，奥运会作为世界体育赛事定盘星的功能并非完美无缺。目前，全世界的体育赛事都围着奥运会来安排。卡塔尔当年申办奥运会，尽管气候条件并不具有竞争优势，也必须按照奥运会举办的常规时间七月份或八月份来准备。因此，必须反思奥运会这个定盘星对整个世界体育的利益是不是特别有利。其三，今后大型赛事面临的困境，以及挑战国际奥委会权威的力量的弱化，甚至是消失，都会对整个世界体育格局产生深远影响，而且这些影响是负面的和不可持续的。
2.1 奥运会能否搭上数字化的快车？
程志理对沙青青的观点予以回应，他认为，对收视率的考察，不能仅仅盯着传统的电视渠道，要从全媒体的角度加以理解。之前收听影视是一个独立的传播状态，但是在互联网时代，人们生活在全媒体的环境中。如果从全媒体角度看奥运会的收视率，可以用“空前”这个词来形容，比如那个并列跳高冠军的场面，仅仅一条抖音，至少有几亿人在看。吴驷赞同程志理有关收视率的看法，他也认为传统的电视已经式微，变成了诸多转播奥运会媒体中的弱势群体。收视率应该放到互联网的大数据中考察，而且这个大数据不是单场转播的收视率，而是各种延伸的讨论、各种分析、各种议论、各种话题性的东西，尤其是流媒体短视频的传播。程志理说，今日的收视率不是一个简单的量的概念，而是一个评价的方式。易剑东认为电视转播权费是国际奥委会最大的经济来源。国际奥委会最大的收入份额就来自于奥运会主转播商NBC，它通过这一届奥运会挣得的27.3亿美元中，NBC提供的转播权费要占到40%左右的份额，但是如果因为收视率的极度下滑导致NBC巨额亏损，国际奥委会可能就会失去了这个最大的金主。总之，反映在经济问题上，就是支撑国际奥会资本的最大媒体付出巨额成本没得到回报，这将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程志理提出，这里讨论的收视率问题不能局限于经济角度，而应从奥林匹克传播的意义上加以论述。
2.2 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传播学特征
2.3 运动员精神风貌的丰富与多样性
共识危机的爆发以及可能在东京奥运期间出现的赛事新景观、新转向，则将使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脱域的共同体”正在形成。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奥运选手在这个脱域的共同体中集体展演，并接受不同文化棱镜的折射与反射，形成了丰富的精神文化样态。在场的专家围绕“黑人游泳金牌、博士后选手、中国弃婴、并列跳高冠军、伊藤美诚现象、变性人参赛、饭圈化、陈清晨语气词”等现象展开讨论。
东京奥运会男子400米自由泳比赛中，突尼斯的黑人选手哈夫纳维获得了男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再一次引发了有关特定运动项目是否存在人种决定论的争议，例如：为何在高水平游泳竞技场上，顶尖的黑人选手并不多见？立足文明的类型与宗教的崇拜因素，路云亭对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非洲人坚信自己的部落文明是最完美的社会形态，最好的生活就是模仿动物的生活。为什么要一夫多妻制？因为狮子就是这样。为什么要奔跑？因为狮子、羚羊是奔跑的。从总体来讲，黑人运动能力超强，这可能与他们崇拜的对象关系密切。显而易见的是，非洲黑人不崇拜鱼类，反而崇尚以奔跑为特质的精神价值。此外，就人体结构而言，非洲黑人人种的进化也是不一样的，黑人的鼻子大、鼻孔宽、鼻腔相对短，便于在短时期之内吸进大量的氧气，上述特征与猎豹和狮子进化的原理相同。而鱼类的呼吸结构及习性是相反的，并不习惯和擅长大量吸氧。因此，从图腾学、仿生学、文化学等视角，或许就能够解释非洲黑人不善于游泳的现象。
来自奥地利的博士后选手安娜·基森霍夫在没有团队配合、没有教练指导的情况下，独自参赛并夺得公路自行车赛的桂冠，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也引发了学者们有关不同训练参赛体制的讨论，到底是业余主义为王，还是职业训练或专业体制更有优势？这个论题远远超出一位数学博士后夺冠形成的媒体争议。路云亭认为基森霍夫的故事可以有三个解读的方向：第一，奥运会对业余主义的坚持，奥运会长期不搞职业主义，体现了浓厚的保守主义特质，也是它最可爱、最高尚的地方；第二，奥运会对基本的人道主义的坚守，这个理念的背后是自然生存观念，强调不能为了体育而放弃自然生存的理想；第三，奥运会对新教伦理和新自由主义的渲染。王润斌对此发表了不同看法，他指出，基森霍夫的简历显示，她有一定的职业自行车手经历，加入过职业车队并取得较好成绩。基森霍夫的横空出世并没有脱离阿伦·古特曼有关现代体育定量化、专业化分工、科层制等特性的界定。易剑东接过话茬，他提醒大家不能忘记基森霍夫本身的训练经历与竞赛成绩，因为绝大多数参加奥运会的选手，必定能在本国排名前列，并达到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选拔标准。西方社会、欧美国家的文化土壤中，更容易产生个人投资、家庭做选择、最后走到奥运会赛场的人才成长模式。然而，这种模式在中国会遭受极大的威胁和挑战，因为它冲击了专业化体制的权威性、专业性和排他性。易剑东最后指出，专业化的竞技体育体制本身并不是恶的体制，它确实成就了很多运动明星，也有一定的效率。但实际上，它最大的问题就是阻断了其他类型人才培养的路径，必须引起反思。程志理就这个话题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基森霍夫成功的案例说明学习和训练其实完全可以并置、做到两不误。
来自加拿大的游泳新星麦克尼尔获得了女子100米蝶泳的奥运冠军，她的中国弃婴身份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好奇。专家们认真讨论了这个现象背后的运动员成长规律与文化环境。路云亭认为这种叠加式的身份提升，更多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内涵，后者赋予了主体的身份功能叠加，创造了新的职业，又会使运动员呈现几何级的身份变异。麦克尼尔的故事提醒人们思考，在什么样的文化体系内，个人的价值能得到最大化的发展，发展的模式又是什么？王润斌曾经在麦克尼尔生活的伦敦市（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城市）访学过，他认为麦克尼尔的成功与其弃婴身份并无太多关联，只不过是媒体为了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渲染了一个来自中国农村、底层的弃婴的逆袭过程，从而在两种不同文化中产生了巨大的戏剧张力。
专家们对日本乒乓球选手伊藤美诚的赛场内外表现进行了热烈讨论。路云亭认为，伊藤美诚风格独特的发球动作可能来自于日本的传统舞蹈“阿波舞”。此外，他提醒大家注意伊藤美诚的单亲家庭背景，作为乒乓球运动员的母亲赋予她更多的对抗中国选手、打败中国选手的内在精神诉求，这是一种封闭的、单向度的、洗脑性的思想灌输。那么，如何理解中国网民对伊藤美诚的讽刺、恶搞与敌视呢？路云亭结合中日关系形成的历史渊源，谈到了中国人的三种审判：政治审判随着日本投降已经结束，老百姓通过抗日神剧形成了第二种审判，而在运动场的审判变成了第三种审判。路云亭总结道，这种媒体制造的二次伤害应该停止了，无论从文明的共同走向还是利益的共享角度，中国与日本都应该走向和解而不能陷入无休止的对抗。无独有偶，王润斌从商业化的角度来理解伊藤美诚奇怪的发球姿势，他认为，这可能是商业化的产物，因为伊藤背后签约了经纪公司，她的发球姿势很容易被打造出“元气波”式的招牌动作，形成同这个明星捆绑起来的独特身份符号，从而引起粉丝们的共鸣与追崇。吴飞从专业的乒乓球运动员、裁判员角度解读了伊藤美诚的发球动作，她认为伊藤被过度妖魔化了，起码不应该从宗教和商业角度来解读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没有舞蹈元素也没有艺术成分，只是代表了伊藤想赢球、想发好球、想迷惑对方的想法。作为乒乓球强国，日本想赢中国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带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中国网民接受不了被伊藤击败的事实，这说明我们民族的心理还不够强大和自信。吴驷接着表达了对丑化伊藤美诚现象的批评，他认为关注这些非赛场因素极其无聊，本来乒乓球运动的道路已经越走越窄了，而某种意义上，伊藤美诚把乒乓球的魅力重新释放并呈现出来。程志理接过话茬，他认为，正因为有了伊藤，中国乒乓球才有了强大的对手，奥运会才像一个世界性的高水平比赛。沙青青随即提出，关于伊藤的诸多妖魔化言论，其实出自很多平时根本就不看乒乓球的网友之口，这群人平时根本不关注体育、不关心奥运会，只是因为奥运会这样一个氛围，就把饱含民族主义情绪的东西带入网络评论中。
3.1 低龄化运动员的亮眼表现与隐忧
吴驷率先指出，“00后”的运动员现象非常正常，因为跳水和体操这种特殊的技巧项目需要低龄化的选手，这跟运动项目的动作结构与技术特点有很大关系。一般的项目中，除了乒乓球稍微特殊之外，低龄运动员不可能出成绩的。所以到了奥运会这种世界级的体育比赛里面，运动员的低龄化其实不是一个大的问题。以前出现过个别运动员隐瞒岁数参赛的现象，从而导致一些项目呈现选手低龄化的倾向，比如体操。但是，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体操选手的低龄化现象就被外国媒体诟病，毕竟从样貌来看，这些“小不点儿”给外界的视觉冲击力和审美冲击力太大。王润斌顺着吴驷的发言指出，的确，中国某些奥运选手的低龄化被国外极少数媒体和体育官员拿来说事儿，比如，前一段时间，德国奥委会主席对全红婵的年龄就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国的训练体制导致运动员的低龄化，从而产生对童工的剥削和虐待。
程志理指出，这个问题可能就是媒体之间的“口水仗”，甚至体现了国外体育官员的双重标准。实际上，德国在本届奥运会上夺得滑板冠军的选手，也不过才14岁。吴驷接着指出，德国奥委会主席可能看到最近几届奥运会上，德国的竞技水平不断下降，有一种酸醋感。虽然德国老百姓不一定在意，但德国奥委会主席却十分在意。
易剑东认为，这个话题实质上涉及不同类型的运动员培养制度问题。欧美国家参加奥运会的选手基本上是三类人：大部分的大学运动员选手、小部分的职业选手和极少部分的业余选手。业余选手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利用业余时间训练和比赛；职业选手基本上会有充足的后勤保障；大学运动员选手以后就业也很有优势。因此，欧美国家几乎不存在运动员退役安置问题。然而，由于体制机制问题，中国运动员培养的成本极高。尽管不能简单折算金牌的经济成本，但也应该看到中国运动员培养的诸多环节存在问题。其一，专业体育体系下的体校萎缩，尤其是那种过去纯粹由学校自己来负担文化和训练双重任务的体校越来越少。其二，目前中国少有的几个高校，想为培养奥运选手做贡献，但是现行的专业体育体制揪住参赛权不放，使得体制外的人才培养机构失去了人才上升的通道。其三，专业体育体制遏制了运动员商业价值的开发和社会价值的传播。比如全红婵的文化知识水平极其有限，她的学习程度最多是二年级水平，她连“癌症”的“癌”字都不认识、把“性格”听成“信鸽”，运动员的成长过程中出现的“跛足”现象、“半拉子人”的问题有些触目惊心、必须引起重视。
3.2 质疑裁判判罚引发的思考与改变
这次东京奥运会上，引发广大中国观众不满的一个现象是裁判的判罚尺度问题。日本选手桥本大辉在跳马中出现明显失误却获得冠军，中国选手肖若腾零失误却遗憾摘银，还有跳水选手杨健可能遭遇裁判打分不公的问题，都引起了热议。
易剑东就这个问题问过相关项目的裁判员后，得出三个判断：其一，任何一个评分类的体育项目，特别是体操跳水类的项目，裁判团队对各个国家选手的打分，一定要考虑综合平衡的问题；其二，跳水领域有一个说法，绝不能让一个国家垄断奖牌榜，举重项目也是如此，国际举联甚至在报名人数方面就进行严格限制，以防止中国选手大包大揽；其三，在同一届赛事当中也会存在不同项目的均衡问题，可能某一个国家的运动员在团体上或者全能上吃点亏，在单项比赛打分中就会被适当照顾。他话锋一转，指出这次桥本大辉的分数有照顾东道主的嫌疑，毕竟裁判手里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当然，普通观众对分数的认知有偏差，更多的原因是没办法看懂高度专业化的体操项目计分规则。此外，结合吴飞透露的信息，易剑东认为运动员、教练员需要提高同裁判员、仲裁员进行沟通、表达诉求的能力，这种幕后的斡旋、博弈和斗争往往对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与运动成绩产生影响。
吴驷从创新裁判系统角度提出新的见解。他指出，这些年国际奥委会在裁判系统上没有进行大的升级。一旦涉及裁判的感情分、东道主的加分因素，观众就觉得不公平，认为奥运会的比赛失去了意义。裁判打分这件事情，可以考虑让人工智能机器人来承担。就奥运会的人工智能打分系统来说，可以由国际奥委会或者国际单项体育组织来牵头开发，其难度并不会很大。此外，人工智能打分系统也代表了未来体育的发展趋势，比如国际足联曾经顽固地坚持裁判员的独立判罚，但是到最后也不得不让鹰眼系统加入赛事判罚中来，以后这种类似的系统会广泛地应用，会彻底地公正执法，可以让体育运动真正呈现最纯洁、最纯真的样子。
跳水运动员杨健遗憾摘银的例子把话题引向了另外一个论域：在中国的传统优势项目中，是否存在着人才竞争的“内卷化”现象？特别是跳水这种打分类的项目，是否存在着一定的人为倾向性？易剑东结合刘诗雯和全红婵的例子谈道，这里面存在着地域平衡、商业平衡和关系博弈的问题。社会的经济利益以及省市奥运、全运的成绩压力，以及包括女排引发的行政干预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在中国这样一个讲关系、讲面子、讲人情的社会，遴选运动员、考量运动成绩过程中的人为因素绝不可避免。唯一能够杜绝的办法，就是要制定极其科学、严谨、公正的规则来选拔运动员，避免内部战斗力的消耗（内卷化）。
3.3 基础大项突破是偶然还是必然？
东京奥运会上，被广泛寄予厚望的孙杨未能参赛，中国游泳选手的表现却十分亮眼。在田径、水上、自行车等基础大项中，中国选手也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突破，与之相对应的是三大球整体上一蹶不振，甚至出现了明显的衰落迹象。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专家们发表了意见。
易剑东认为，一方面，中国游泳选手的突破可以印证他长期坚持的观点：狠抓体能测试的方式值得商榷。在去年9月份爆出来的体能测试风波中，游泳运动员刘湘、徐嘉余被有关部门树立为典型，用来验证体能训练的合理性，结果刘湘根本就没来东京参赛，徐嘉余参赛的个人成绩比以前还要差。另一方面，易剑东提醒大家冷静看待这种突破，毕竟欧美选手的训练受到疫情的影响十分巨大。以游泳为例，美国几乎所有的游泳运动员都来自大学，疫情期间，大部分大学不可能专门为少数奥运选手开放校内的游泳池，提供其他各种各样的后勤保证也无从谈起。美国游泳名将莱德基曾经抱怨没地方训练，英国也有选手诉苦只能在自家庭院的10米乘25米的小型游泳池训练，更不用提接力比赛等强调团队配合的训练受到的巨大影响。显然，这次游泳成绩的突破绝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中国选手进步神速，必须考虑欧美游泳运动员受到疫情影响的因素。易剑东把话题继续带到体能测试上，除了游泳运动员刘湘和徐嘉余，他还谈到了跳远选手王嘉男的表现，王嘉男赛前的体能测试排名第一，但是在东京奥运会上却只以7.81米的成绩获得第20名，不得不承认这种基础体能测试对运动员成绩的干扰还是很大的。
程志理接着补充道，关于体能测试训练的问题，田径队也一定程度上存在，比较一下苏炳添和谢震业就能发现，谢震业参加了去年六月份坝上体能测试的封闭训练，今年的最好成绩也只有10秒15，要知道他是能跑进10秒的运动员。苏炳添因为腰伤放弃了坝上训练，自己回广州训练，成绩多次达到9.98秒的水平，技术的稳定性也得到了提升，这是他能在东京奥运会男子100米赛场上跑出9.83秒超强应激好成绩的基本保证。
4.1 深入探索“体教融合”之路
程志理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当中国选手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特别是夺得奥运冠军称号时，国内的诸多大学纷纷将其纳入自家校友行列，进行广泛宣传，这是体教融合理念背景下出现的新现象。易剑东提到同体育系统的官员就此现象进行过交流，得到的反馈是，体育部门对此大有意见，甚至产生了质疑。首先，相关的院校为这些冠军成长起了多大作用？如果仅仅是为奥运冠军注册了学籍，并没有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展示具体的所作所为，就不能叫“培养冠军”。其次，相关的院校在奥运冠军的训练提升与比赛保障方面起到多大作用？针对前一个质疑，或许有人举射击选手杨倩的例子，其实杨倩当时是以低于二本线的分数线进入清华大学的，那么她的案例引出来的问题就是，诸多挂名的奥运冠军并不是严格意义上靠文化课考试被招录的大学生运动员。其三，这些奥运冠军对所属高校的认同度有多高？易剑东指出了这三个问题背后呈现的体育与教育系统目标、资源不匹配的症结所在。运动员的教练和主管单位会认为，让优秀运动员来大学读书深造，就是为了帮大学取得竞赛成绩、争光添彩，如果纯粹以读书为目的，训练就没法保障，成绩更没法保障。即便运动队愿意把运动员放到高校来训练，目前绝大多数高校并不具备与奥运选手训练要求相匹配的场地设施、指导力量、后勤保障团队等资源。即便清华大学等少数高校具备条件、也有培养高水平选手的意愿，但是最终还是遭到专业体制的排斥与掣肘，最终走向了“同床异梦”的境地。如果能够产生真正的大学生运动员，美国的大学生运动员模式值得借鉴：第一，运动员要通过严格的招生考试，允许在录取时得到适度降分的照顾；第二，最重要的是美国NCAA的整个体系有个规则，要限制运动员每周的训练时间，比如20到22小时，不同学校有不同的规则，项目也有偏差；第三，运动员需要优先保障学习，而不是竞赛，郎平当年在美国当女排主教练时，在奥运会前几个月无法集齐队员，甚至出现有队员因为学习不过关，学校不放人的现象。总之，中国体育需要更高层的决心和行之有效的策略，才能实现真正的体教融合，而不是出现这种表面上沾光挂名，而实际上运动员与所属院校貌合神离的现象。
结合上海交通大学奥运冠军校友的例子，吴驷就这个议题进行了补充，他看到一则消息，说的是上海交大在全球大学奥运金牌排行榜可以排进前八名，其中就包括马龙、刘国梁等选手获得的奥运金牌。如果说上海体育学院和北京体育大学是培养奥运冠军的代表性院校，人们还能接受，但怎么可能把交通大学打造成为孕育奥运冠军的摇篮了呢？吴驷就这个现象咨询过上海交大体育部门的老师，得到的答复是，交大绝对不是要靠这些体育明星装点门面，这些明星也绝对不是交大培养出来的，而是举国体制的产物，只不过这些明星为国争光之后需要由交大这样的名校给予一定的教育补偿机会。当然，交大对这些体育明星的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与此同时，这些体育明星对大学生也会产生某种激励作用。
4.2 牢牢把握项目制胜规律
程志理就“全红婵现象”给专家提出问题，14岁的全红婵首次参加国际大赛，就以三个满分夺冠，她的成功带来训练学的思考：到底是天赋重要还是训练重要？围绕这个争议，具有多年乒乓球教学、训练、执裁经验的吴飞谈了自己的看法。吴飞认为，从乒乓球这个项目而言，国家队教练的共识是，乒乓球只培养天才，如果一名运动员没有天赋，那他（她）不可能进国家队的。她谈到了自己以及另外一名从小一起训练的队友的案例，就训练态度和刻苦程度而言，她可能比那个队友要更加认真，但是队友的天赋的确过人，从两位选手执拍触球的感觉就能体现出差别，队友有很强的操控力，而自己却缺少上佳的运动体感。总之，乒乓球项目的技巧性特别强，一定要按天赋来选材，然后在天赋之间还要比差异，比如说机遇、发展方向、发展道路的差异。
程志理发问：你提到的这个天赋到底是指什么？周继红、高敏、伏明霞等等，都没能生出一个跳水世界冠军。粤西一户农家却生出来了。“天赋”这事儿，如果有，也是随机分布的。数量多，基数大，才是天赋最大化的来源。跳水这个项目在中国大众基础有限，不像自行车那么普遍。“天赋”是一个虚拟的描述性概念，不是实体概念。吴飞回应，你说的的天赋是指人脉，我说的天赋是苗子选手在这个项目上所独有的一种特质，如果说从基因来讲，拥有天赋的运动员一出生就带有这种优势。
程志理说，刘翔、苏炳添的成功是天赋还是技术认知创新？“天赋”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这个概念，现有的描述几近托词。刘翔、苏炳添的成功是技术认知的收益，我们总认为体育是研究“人体”的，其实体育研究的是人的运动行为，一旦有了新的思维方式，就会旧貌换新颜。行为最大的特点是默会的，非概念亦非积累的，所以全红婵跟当年洛杉矶奥运会全能冠军雷顿一样，练个三五年就是世界第一。这不叫“天赋”，叫认知创新。成绩进步是训练大方法的运动行为针对性与逼真性带来的结果。吴飞结合乒乓球项目的案例，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解释，她指出，乒乓球项目也有很多世界冠军的孩子没能在父母擅长的项目取得佳绩，除了天赋要素外，可能父母不太愿意再让孩子吃高强度竞技体育的苦处。还有一个原因在于，父母家庭的社会资源、经济条件也很关键。在这两种要素中，可能缺乏吃苦准备是一个关键因素。程志理追问：如果说苦没受够，不还是后天因素吗？我们说天赋就是你先天的嘛，对吧？吴飞从乒乓球运动员的成长规律给予回应，她指出，先天因素是诸多成功元素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如果没有天赋，在乒乓球领域当中不可能取得成功。比如刘诗雯绝对是有天赋的，在面对削球打法的时候，就能看出来刘诗雯的天赋。当然，乒乓球需要在天赋的基础上再谈勤奋和机遇，这是乒乓球项目中大家公认的法则。吴飞指出，乒乓球的长盛不衰首先在于整个集体特别强调提高业务能力，无论是教练员、运动员，都对项目的制胜规律有钻研的态度和深刻的认识。其次在于全国一盘棋的管理体制，从国家队到省市运动队，有着统一的目标导向、训练思路和人才流动渠道。
4.3 坚定不移走职业化道路
在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取得了金牌和奖牌总数第二的好成绩，其中，跳水、举重、乒乓球等中国梦之队席卷奖牌，但是集体球类项目，无论是传统认识上的三大球，还是拓展认识的八大球，没有一个项目能够进入半决赛（注：三人制篮球项目不在此列）。这个现象刺痛了广大球迷，也引起了学者与业界共同对中国梦之队的人才链结构进行经验总结，与此同时，大家对以集体球类项目为代表的体育职业化改革的道路也进行了深刻反思。
易剑东提出，运动队的人才链组成方式必须依据不同的运动项目来讨论。比如，跳水绝不是那种靠所谓群众基础产生顶级选手的项目，它肯定是少数精英选手在特殊通道中培育起来的项目。但是足球、篮球这种项目是绝无可能模仿这种模式的，甚至田径、游泳也很难，所以类似的中国传统优势项目本身就有这个特质，而我们国家在奥运会上最大的优势在于采用了比较竞争优势策略（最大化地将举国体制培养运动员的优势发挥出来，而不考虑在主流的球类项目、基础大项中重点布局）。这个体制优势确实无可媲美，它契合了奥运会非充分竞争、不完全竞争和未对等竞争的基本态势。除此之外，中国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长期设立全奥运项目国家队的国家，这个优势也很明显。但是中国在发展体育项目上存在明显短板：缺乏高水平的职业联赛。现有的职业联赛大多是伪职业联赛，是专业化体制改头换面的结果。由于缺少真正职业比赛特别是职业联赛的历练与打磨，中国选手在国际赛场上很难处理瞬息万变的比赛情境。东京奥运会赛场上，同场对抗搏斗类项目遭受的失利进一步说明，没经过高水准的博弈和较量，不可能习惯赛场上各种非常态化、非训练化的竞争态势与运动情境。中国也在搞职业化，但是包括足球、篮球在内的职业化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出现很多开历史倒车、违背职业化规律、一味模仿西方职业化套路的乱象。如果说单独强化专业化不可行，把专业化跟职业化去做嫁接也是国际规则不允许的，那应该怎么发展三大球呢？其实只剩下一条道路，就是实施真正的职业化。真正的职业化起码应该做到：营利（营利性质）、赢利（赢利的能力）、盈利（盈利的目标）。当然，需要注意欧美职业化的差异，美国职业化体系的商业化和社会属性保持得较好，而且职业联盟的支撑来自于学校体育源源不断的人才输出。欧洲除了英超联盟之外，很多职业化联盟强调公益性与社会责任，比如在德国，40%的国民是体育俱乐部的成员，当然包括业余俱乐部，30%以上的人做过俱乐部的志愿者。中国走职业化的道路，必须从去除“伪职业化”的面纱开始。伪职业联赛有三个特征：俱乐部没有摆脱专业化的痕迹，大部分资源围绕运动员训练和出成绩在流转，而缺乏公关营销广告人员；以公益性为指向，拒绝带有现代企业性质的职业联盟；破除不了体育和教育的藩篱。
立足于足球的独特文化个性，路云亭表达了对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效果的担忧。他指出，球类运动有其独特性，尤其是足球、篮球这些大球项目特别明显，它们具有自由意志的哲学内核。比如梅西成长的国度和环境，尽管国家不大、经济不好、影响力也不大，但是作为南部国家的自由意志是最充分的。与之相反，中国不是宗教国家，更像是道德国家。道德国家的文化特质之一是按照圣人的标准来要求国民，鼓励他们把个人的自由意志奉献给群体，一个人越像圣人，就越缺乏自由意志，自由意志越少的人，越不能够进入像足球、篮球这样的大球文化情境中。此外，中国足球缺乏自然性的文化传承，反观英国，都是几代人守着同一家俱乐部，家族的自然性就是家族的根、家族的信仰、家族的图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缺少球星个性化领地产生的宗教崇拜范式。比如在奥运会期间，梅西转会到巴黎圣日耳曼足球俱乐部，这件事情已经把奥运会的氛围冲淡了，这种狂热的宗教范式在目前的中国并不存在。因此，中国在三大球领域的职业化改革与水平提升显然不能乐观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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