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家的危机》续篇
如果我猛然问个问题：什么是中国考古学？估计有些人（包括我在内）会感到有点懵。什么意思？因为不明白问话的情境，所以就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我想每个人所处的情境不同，首先想到的角度完全可能千差万别。我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想到是内与外的差别，也就是内与外的视角。我在想，这两种视角的中国考古学谁能代表，或者说谁是中国考古学呢？如果都是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研究、学习中国考古学呢？
还记得刚到SMU读书的时候，很好奇美国人是怎么看待中国的，于是到图书馆去找美国人研究中国的书来看。这些著作的资料收集工作相当地详细，方法无疑也是非常地科学，又是统计，又是列表，不能不令人佩服。然而，当我看到结论的时候，却又觉得很荒诞。作为中国人，我完全有资格说，我们不是这么想的。当时只是觉得奇怪，许多年后，想起此事，不禁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丰富详实的材料、科学的方法，却没有产生一个让人信服的结论呢？我想作者没有真正理解中国历史。就像他们读《红楼梦》，若没有对中国诗词、书画、风俗、礼仪、宗教等有深入的理解与体验，就很难把握这部伟大的著作，也像我第一次读《傲慢与偏见》一般，实在受不了，除了吃饭就是跳舞，这也叫小说！
所以，读某些外国学者写的中国考古学的英文论文时，很佩服他们收集材料之勤，也很羡慕他们对于统计、模拟、制图等方法的运用，自然还有英语写得真地道！但是也有个疑问，这样的论文可以说是研究某种动物的科学论文，但跟人，尤其是跟我们中国人没有什么关系。你可以将这种生物称之为蚂蚁，也可以用另一个抽象的名词，总之，它们的行为受到环境的影响，它们也会影响环境；它们的行为有其形态特征，它们的行为有组织结构，它们留下的物质遗存可以反映其行为特征……这些生物，也就是一些生物，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它们呢？难道说是因为我们也是一种生物？我们何以区别于其他生物？
这种人类生物行为学的研究范式实际就是科学的范式。科学秉承的基本立场就是客观。所谓客观，它是相对于主观而言的置身事外。科学因为客观，可以避免以人类为中心的研究，可以排除主观的干扰。不管你喜欢或是不喜欢，事实就是事实；规律是无情的。从17世纪科学革命以来，科学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我们仍然不得不说，科学的视角是一种外在的视角。这种视角在研究人类社会本身时是有局限的。这也是科学没有完全取代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等学科的原因，虽然总是不时有人尝试这么去做——记得有人想做统计哲学。
人的世界是历史的，是有意义的，而且人是能动的，是有感觉的。我们看到奥运会上五星红旗升起，听到国歌声，我们会感到激动与自豪；我们知道这种意义有助于社会的团结，也知道这种意义是历史的积淀，是人类尝试运用一种近乎仪式化的方式化解争端的途径。这些不是科学范畴的，它们都是高度主观的。
科学之外还有人文，人文的视角就是内在的视角。若是用科学的标准来衡量人文，人文就一无是处。比如说考古学的目标是要发现过去存在过的、客观的历史事实，人文的视角能够贡献的东西就非常有限。但是，如果我们说，这个目标其实是个乌托邦，就像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孔老夫子原初的想法一样——我们其实也没有必要知道；我们需要根据现实来阐释孔夫子的思想，让他的思想能够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部分。
当然，我们不能随意阐释他的思想——真实一定意义上是存在的。人文的世界处在相对的真实之中，它是一种处在历史、社会、文化以及人之能动性等等关联之间的真实，而不是绝对的真实。人文的世界更多关注的是人的精神领域，一个难以把握，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更能反映人之性质的方面，这是一个需要从里面去理解的领域。
说到科学与人文的外与内，我们还需要注意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外与内。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他者”的学科，研究者作为旁观者，可以有足够的冷静，甚至可以做点恶作剧式的实验，比如到亚马孙丛林研究当地土著的人类学家，给当地人送了柄金属斧子，看看人们如何争夺，观察由此引发的血案，居然还可以拍成录像。这的确需要非凡的、科学的冷静。若是他家里发生这样的事，我想他是绝对不可能置身事外的。
人类学的诞生就是伴随殖民主义的，它详细的调查方法，对文化多样性与文化进化（现在后者很少提及，多少有点种族主义的倾向）的关注，尤其是它所关注的是鲜活的人类生活，这些对考古学都贡献良多。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人类学是一种外在的视角，尤其适合去研究其他民族。如果我们把史前人类“外化”的话，当然也是可以用的。
与之对应的是历史学的视角，历史学是研究我们自身的历史。我们研究历史是要从中汲取人类行动的经验与教训，传承文化与价值，增强社会认同等。研究历史首先强调的价值立场，价值中立是个神话，如果奸恶不辨、是非不分，这样的历史学家是非人的，常常不是资料编纂者，就是御用的写手。研究史前考古似乎可以不涉及价值观，然而实际是不可能的。
我们看到良渚的玉琮，就会情不自禁地与中国传统礼仪联系起来；我们看到的原始的半地穴的房屋，仍然能够跟茅茨土阶、跟中国传统的建筑联系起来；即便是几粒上万年前小米的遗存，我们今天仍然能够感受中国生活方式的连续性（许多人早晚还是愿意喝点小米粥的）。这是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是带着热爱、带着敬仰、带着思古的幽情来研究的。
后过程考古学强调历史的视角，但是不可思议的是它的主要开创者霍德居然是在土耳其的恰特尔胡玉克在做研究，这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研究脱离了历史关联。在后过程考古学范畴内，英国考古学者有非常精彩的景观考古学研究，其中的前提条件是英国一直都有非常发达的景观研究的传统，从文学、绘画、园林乃至哲学上都能获得丰富的营养。在小亚细亚半岛则是不可能的，只是因为这里的宗教文化切断了历史，所以霍德可以在这里做研究。
如果是到中国来研究，不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无形中就会回到人类学的研究。中国有绵延悠久的文明与文化，目前至少可以追溯到农业起源的阶段，按我的说法，还应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我写《史前的现代化》一书就有这样的目的。
外与内的另一层含义就是西方与东方，东西方之辨是近现代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要主题。因为这个时期话语权一直是有西方主导的，我们不是学习，就是山寨，经常被嘲笑与批评。我们有发自心底的“谦虚”，西方的尺度就是我们的尺度，一切以西方为标准。网上不是有个笑话吗：任何观点只要加上“据美国最新研究”就好使。大部分情况下，可能是对的，但显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嫌自己的鼻子不够高，头发不够金黄，眼睛不够蓝，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有时真的觉得挺奇怪，该学习的地方如公共卫生倒是很少人注意，不需要学习的，如服饰，倒是亦步亦趋。
我曾用了词叫做“文化自我殖民化”——自己积极主动地在文化上接受殖民主义。这种现象在中国比较严重，为什么呢？因为近几十年来，文化发展没有跟上。我们是经济大国、科技大国，但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发展明显滞后，又加上近百年的文化自宫，说严重一点，中国人宛然生活在文化沙漠之中。
我不想让人说我在提倡极端的民族主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价值尺度、自己的“三观”。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不可能再来一次。我们应该广泛地学习西方，有无比的包容之心，我们也需要对自己的历史多一点包容。就像在建筑上，我比较欣赏王澍的做法，充分地学习西方，但是也尊重当地的历史、文化、生态（太客观的说法，风水？）。如今我们在经济、在技术上展示出了相当创造力，甚至在政治上也有自己的一套，而文化上似乎还差之甚远。
外与内是看待事物的不同的视角，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局限，是相互补充的关系，不是一个要取代另一个。前面写了一篇《中国考古学家的危机》，有些争议，倒也正常，这里有必要再澄清一下。我的意思是，我们太偏重于外在的视角，忽视了内在的视角，也忽视了考古学家自己的视角，忽视了中国考古学家自己的视角。不是说外在的视角不对，这不是对与错的问题，而是说失去了平衡，我们还需要内在的视角。把外与内对立起来，这或许真的错了。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
原标题：《中国考古学：内与外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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