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卢璐璐
编辑 / 林子尧
寒假期间，我久违地跟妈妈一起住。还在飞机上时，我就预料好了我们俩的相处模式，无非是她忍受不了我整日盯着手机和电脑，开始呵斥和唠叨。没成想到了才发现，角色竟发生了互换，“网瘾少女”变成了我妈妈，而我成了那个督促她早睡的人。
母亲在深圳一家食品贸易公司的门店中做销售工作。门店位处一个较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这里从凌晨三四点开始就挤满了形形色色来进货的客人。每日，妈妈和同事们在22个装满各类食材的冰柜间闪腾挪移，为客人们开单取货。搬货的时候，妈妈将装满货物的纸箱抵在围裙上，挺直背吃力地将东西搬到客人的车上，冻货凝结的水雾很快濡湿了妈妈的围裙和手套，太阳一晒又干了。如此湿湿干干几十次，太阳敛了光跳到山丘背后时，客人们才渐渐少了。下班前，妈妈要简单收拾一下卫生，一次她拿空纸箱时触到某种柔软的东西，倒出来一看竟是一窝粉红色的没毛的小老鼠；有时她移动一下冰柜，便立即会有一群四五厘米长的蟑螂在她脚边疯狂逃窜，惊得她这个北方人尖叫着跳起来。在嘈杂湿热的市场工作了一天之后，妈妈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出租屋，跟我和爸爸一起吃晚饭。刚回来的头一天，我本以为妈妈饭后会照例和爸爸下楼散散步，或者躺着休息休息。没想到妈妈却撇下爸爸，独自坐在桌子旁边，若有所思地在本子上写着什么。“你妈现在迷上了写作，天天都要写1000字。”爸爸酸溜溜地说。我在放假前就曾收到过妈妈发来的一篇习作，但当时并不知道她已经报了线上课程正式学习写作。隔几天，她报名的写作班便开一次课，老师以语音的形式授课，妈妈一边听课，一边收拾房间，偶尔停下手中的活计，匆匆在笔记本上记下课程要点。上完课，她又抱着手机苦思冥想。然而灵感左等右等等不来，妈妈皱着眉头自言自语：“今天写什么呢？”如果白天她遇见了奇葩的客人和糟心的事，那么当天的写作便有了珍贵的素材，打字的速度已经赶不及灵感涌现的速度，妈妈朝我这边偷瞄几眼，欲言又止。我识趣地戴上耳机，妈妈走到阳台上一句一句地念她的文章。十点半已过，母亲躺在床上，依然目不斜视地盯着手机，一眼也不看我。以前被唠叨的时候，我觉得不耐烦，现在妈妈的注意力完全从我身上移开了，我反而觉得受到了忽视。“今天文章的字数已经够了，但是质量我不太满意，还要再改改。”她匆忙地答了一句，手指继续在手机上不断地敲击。仿佛感受到了我的不满，妈妈笑吟吟地将手机塞到我手上：“你帮妈妈看看。”我帮她修改了标点符号和错别字，提了些意见，妈妈改了又改，终于舍得发出去了。有时候关了灯躺在床上，她还高兴地跟我讨论她新学的写作知识。妈妈睡熟后，我睁着眼睛看着周身的黑暗，一时有些感慨：母亲年过五十，依然葆有旺盛的求知热情，勇敢地突破着自己的舒适圈，尽管生活很少给予她选择的余地。一对母女街头一景
母亲小时候就爱好文艺，她在广播里断断续续地听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听说哪里要放电影就跨越好几个村去看，直到夜半等她严厉的父亲睡着才敢回家。她能找到什么书便读什么书，《上下五千年》《隋唐演义》《包公案》《三侠五义》等大部头都被她翻了许多遍。
初中还没上完，姥爷突然病逝，母亲因此一度失学，复学后中考成绩离县里最好高中的分数线差了6分，抱憾进入镇上的高中读书。那时高考对妈妈来说意味着可以分配工作，可以将家人从贫困的泥沼中拉出。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在高二时便会淘汰一大批人，妈妈一直名列前茅，成为升入高三的三个仅有的女生之一。那一届理科班共有48人参加高考，其中30多个都是考了三四年都依然未能如愿的复读生。高考前一夜，妈妈紧张得在床上发抖，熟悉的耳鸣嗡嗡地折磨着她，她一夜都没睡着，浑浑噩噩地考完。得知落榜的那一天，她骑着旧单车漫无目的地在几个村子之间来来回回地游荡，眼泪散落在风里，前程像雾一样渺茫。二十年后，我从她泛黄的日记本里读到这件事，依然能透过那被水渍晕开的字迹感受到锥心刺骨的绝望。妈妈班上只有3个人考上了大学，其中两个读了专科，唯一一个被本科录取的同学复读了5年，他们后来都获得了体制内稳定的工作。命运的分水岭就在此时显露出它的残忍。当时镇上高中的升学率很大程度上都依靠复读生，许多人复读了五年八年，依然未能上岸。妈妈本来已在老师的引荐下进入别的学校复读，但她捏着手里的140块钱舍不得交学费，因为那是家里准备种麦子买化肥的钱。从小学起，她的学费便是靠姥姥卖鸡蛋、向左邻右舍借钱一分一分凑出来的。往往一个学期已经过了一半，她才在老师不断的催促下勉强缴清学费。1990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30元，而姥姥家却欠着2000元的外债。妈妈在家中排行第四，后面还有三个未成年的弟弟妹妹嗷嗷待哺，继续复读意味着榨干全家人的口粮，而复读的结果却是难以预计的。思考良久，妈妈流着泪把所有的书搬回家，从此挥别了她的学生时代，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南下打工的旅程。进入珠海的电子厂之后，妈妈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流水线上给电子元件镀锌。十个小时的机械劳动枯燥乏味，她攒钱买下了人生中第一部属于自己的书——《平凡的世界》，把书带进车间，在流水线作业的间隙偷偷看上几眼，就这样读完了一整部小说。休假时，工友们喜欢成群结队地出去玩。妈妈有时也会和他们一起聚餐，但更多的时候，她窝在小宿舍里，用收音机里听路遥的小说《人生》。不久后，她在厂里遇到了曾经的高中同学，那个男孩认出我妈时非常惊讶：“你当时学习那么好，怎么也出来打工了？”我妈脸上的尴尬和失落可以想见。后来他们相恋、结婚，有了我。结婚前爸爸承诺会资助妈妈重新高考，然而我的到来打破了妈妈的计划。读书填不饱肚子，妈妈放下书本去学了缝纫，我小时候许多衣服都是妈妈踩着缝纫机一针一线做出来的，她还靠着这个本事开过一个小店。可惜当时没有异地高考政策，为了我的教育，妈妈不得不回到村里。镇上的小学一年级只有一个班，一百多个孩子挤在一起，年龄从五岁到十几岁不等。第一个学期末，我数学考了60多分依然能排到单科第六，妈妈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决定带我去县城读书。县城的生活对我们俩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这里没有熟悉的田野和姥姥慈爱的脸，有的只是精明的房东和不菲的“借读费”。妈妈努力将日子经营得温馨舒适，她白天在超市里打工，晚上辅导我学习，一年到头很少有休息的时候。有一年夏天，她为了多挣些钱，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日夜赶工制作羽绒服。为了防止羽绒飘得到处都是，她很少开风扇，用胶带把房门的缝隙都贴得死死的，罩衣、口罩裹得人都快中暑了。我放学时，她从屋子里出来迎接我，眉毛和睫毛上白茫茫的羽绒随着她的微笑抖落，我看了不禁心酸。即使如此，她还是会在床头搁一本书，利用每天睡前的十分钟读完了《狼图腾》等书籍，我也有样学样，从《格林童话》《伊索寓言》读起，小学毕业前已读过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多部小说。读书之外，妈妈喜欢写信。她在信中和在外地工作的爸爸交流我的成长趣事，记录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现在那些饱含温情的信还按照日期整整齐齐地码放在我家的电视柜里。平时工作忙，妈妈常给我留字条，教我怎么使用厨具和电器。有时候我们生气闹别扭，她也会通过写信的方式和我打开心结。在她的影响下，我也养成了通过写作记录生活的习惯。上次回家时，我还看见自己小学时期的日记本都被用牛皮纸仔细地包好，放在爸妈那堆通信的旁边。妈妈还特别关心时事，每天早上听《朝闻天下》，中午放法制频道，晚上定点收看《新闻联播》。有时她和爸爸在饭桌上就国际局势进行激烈辩论，我听得一愣一愣的，仿佛身处联合国大会现场。时间的齿轮不疾不徐地转到了2013年，外面的世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电子商务的发展日新月异，支付方式日渐改变，县城内的生活却一如既往的单调乏味。彼时妈妈在做一份销售的工作，一开始工作时，她每天都在背诵上百种商品的价格和摆放位置，为自己能偷学销售技巧和进货渠道而开心，但日子久了，她逐渐厌倦了这种安逸但一成不变的生活。她开始接触电脑，在新闻报道和形形色色的文章中想象远方更大的天地里的生活。三年后我考上大学，妈妈果断跟老板提出了辞职。老板极力挽留，妈妈却说：“我在家待的日子久了，感觉自己都发霉了，要出去晒晒了。”她像一艘小小的乌篷船，执着地离开熟悉的古老渡口，向着未知的大海进发。当时我不理解她的行为，年近五十的人了，没有学历，没有过硬的技能，在大城市生活得多么艰辛呐。我问她为什么，她眼里闪着光，表情十分坚定：“我害怕故步自封跟社会脱节，我不想以后变成一个非常非常落后的垃圾的老太太。”《他们在岛屿写作》女作家西西
妈妈和爸爸再次南下，原计划去深圳投奔姑姑一家，由于中间出了些变故，他们不得不自行找工作。他们干过家政，做过保洁，在路边支过早餐摊，年过半百换了个地方，依然在底层工作中打转儿，仿佛永远也喝不完生活灌给他们的苦水。
妈妈曾在一个注塑作坊里干过一段时间，每天一个人盯着四台机器，从早八点到晚八点，或从晚八点到早八点。塑料颗粒通过机器融化，再经过模具注塑成瓶子，妈妈要做的就是不断地弯腰从机器下面把瓶子捡出来，用尖利的小刀削掉毛边，再飞快地将瓶子码放进箱子里。刚出来的瓶子温度很高，刻薄的老板娘怕员工戴手套会影响进度，妈妈只好赤着手去捡，每十分钟就要摆放500多个小瓶子，双手结了厚厚的老茧。四个机器不断地吐出瓶子，妈妈不断地重复着捡瓶子、磨边、摆放的动作，还要时常被老板娘嫌弃动作慢。妈妈昼夜颠倒，把自己变成了这家作坊里的第五架机器，手腕上不慎被小刀戳出了疤，然而到手的工资却由说好的4500被克扣到3000。老板娘自有一套说辞，甚至在妈妈要离职时还威胁说不给发工资。妈妈十分愤怒，据理力争终于拿回了自己应得的收入，毛遂自荐找到了批发市场的新工作。她的同事们不是90后便是00后，只有她一人已年过五十。但她仍凭着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老板的赏识，工资从月薪四千慢慢涨到了七千。温饱得以解决，她开始重新思考心灵安放的问题。回看五十年的人生经历，她自问不是个喜欢热闹的人，只有阅读和写作才是她真正喜欢做的事情。妈妈花钱报了写作班，希望得到专业的指导，并且开始每天兢兢业业地码1000字小文章。她在写作班认识了几个关系不错的笔友，每次别人指出她的问题，她都如获至宝，激动地跟我分享。写作课上她最喜欢的是点评环节，有时她屏气凝神，做好了被批评的准备，却只听到了老师通篇的夸赞，妈妈反而不开心，觉得没能解决自己的写作困惑，她就私戳老师，追问自己的缺点，乐此不疲地修改自己的文章。我开学后她还在坚持写作，日更天数已经超过了100天，累计写了18.7万字。她在一整天繁忙的劳作之后，挤出做家务和睡觉的时间，锲而不舍地码着字，哪怕五个小时之后，她又要在凌晨三点半爬起床，匆匆忙忙地赶去上新一天的早班。我曾发微信问母亲是什么原因让她如此锲而不舍地写作。她当时回我：“这个问题我稍后回答你。”我心说，她该不会把我的提问当成素材写进文章里吧。两个小时后，她将一篇新发表的文章链接发给我。点开一看，我的问题果然被妈妈收进文章里了，她在文中为她的写作列出了许多看起来高大上的写作理由，比如写作能帮助她找寻晚年的意义、能帮助她自我提升之类。我将信将疑，再三追问，她终于松口，神秘一笑：“我花了四位数的价钱续报了为期一年的写作班，只要一年内写够40万字，就能全额返学费。”呜呼，如此直白的理由，竟然俗得有些可爱。虽然她嘴上这么说，但我知道她坚持写作一定还有别的原因。她在文章里回忆自己小时候的烂漫生活，反思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思考最近新读的书、新学的写作技巧，抒发对周围人事的一些见解……在她的笔下，过去五十年看过的景色、受过的风霜都灵动了起来，颓废的情绪被消解，苦难在写作中沉淀结晶，被理性打磨成一种宝贵的人生智慧。翻看这些内容，我受到了深深的触动，母亲文字里流露出的对生活忠实的记录、对写作纯粹的热爱，正是我在日渐功利化的写作里逐渐失去了的。我开始更频繁地跟母亲交流，她有一天说：“我学写作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将来老了能跟你有共同语言。”我听了感觉到十分愧疚，意识到在过去四年的求学生涯里，我已经很少再主动跟母亲沟通了。寒假期间，我用翻译文献挣的钱请爸妈看春节档最火爆的电影《你好，李焕英》。看完电影，母亲说：“我也是希望你健康快乐就好。”但我想的却是，如果时光真能倒流，我一定要帮助母亲考上大学。长期以来，我都觉得妈妈的勤奋、勇敢、坚韧都远在我之上，她本应该过上更顺遂更幸福的人生。然而当我问及母亲年轻时的梦想，她却坦诚自己“从来没有像别人那样拥有远大的理想”，往往是像“吃萝卜一样剥一段吃一段”，而自己最初的目标不过是“摆脱农村那种与土地绑定的生活状态”。这样看来，尽管没有考上大学，她最初的梦想依然早就已经实现了。母亲早已接纳自己平凡的有些缺憾的人生，一直意难平的人其实是我自己。过去的数十年里，她的人生目标只能“随着生活的需求一直在变、变、变”，未婚时她希望多挣点钱为家里还债，因此节衣缩食努力地打工；结婚生子后她想“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生活就业环境，殚精竭力地在县城买房、立足”；外债还完而孩子也上了大学之后，她终于有时间和精力再次走出去，去大城市“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尽管生活没有给过母亲多少的选择机会，但她还是在繁重的工作之外挤出空来，靠着读书、看新闻、写作充盈自己的内心，保持思想的鲜活，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年过半百了又怎样呢，妈妈还是在勇敢地张开双臂，拥抱人生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