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20·梁钊韬教授百年华诞专题】吴宁：《前贤景行：纪念梁钊韬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2017-02-28 吴宁人类学乾坤

中山大学校训

【作者简介】吴宁，女，新疆乌鲁木齐人。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史。

【摘要】梁钊韬先生是中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在学术研究以及学科建设上为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梁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对他的学术生涯进行回顾，梳理其学术思想，重温其学术成就，并着重纪念他为建设中国人类学南方重镇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所付出的心力，景行前贤，赓续其志，建设中国人类学的未来。

【关键词】梁钊韬；百年诞辰；中国人类学；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6:63-67.

公元2016年6月16日是梁钊韬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怀着对梁先生的崇敬与景仰，回顾梁先生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历史渊源，追思他为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上下求索的一生，纪念他苦心孤诣复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以及为其发展所付出的热忱与心血，激励我们继承和发扬梁先生高洁的学术品格与高远的治学理念，赓续前贤之志，砥砺奋进建设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和中国人类学的未来。

一、慎思潜读

梁钊韬先生1916年6月出生于广东顺德杏坛，为家中幼子，其父梁卓庭在广州经营煤业，家道殷实。梁先生1922年在广州就读培英小学，四年后转南武小学，毕业直升南武初级中学，“完成中国学制中的一切阶段”。1931年，梁先生考入国立广东法科学院附设高中，他天资聪颖，且能勤力读书，成绩优异。1935年，梁先生考入厦门大学社会学系，师从林惠祥、郑德坤等社会学名家大师，从此进入了他后来为之倾注毕生心血的人类学领域。厦门大学社会学系的两年学习，引发了梁先生对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的兴趣，他非常关注史前社会史以及社会进化领域的研究。1936年，郑德坤受哈佛燕京学社的委派离开厦门大学前往四川华西协和大学；1937年，林惠祥为保护考古、民族、民俗文物避往南洋，梁先生经林惠祥的推荐，转到中山大学历史系学习，从此与中山大学、与人类学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1939年，梁先生考入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人类学部，成为人类学专业的第二批硕士研究生。在研究方法上，由于受到杨成志、朱谦之、罗香林等大师的影响，梁先生注重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资料的结合。他刚进中大，就参与了对疍民的调查。而后在云南的澄江和粤北的坪石，杨成志带领梁先生、王启澎及生物系的顾铁符等人对澄江抚仙湖的苗族和粵北的过山瑶进行了深入考察，范围涉及体质特征、语言历史、社会结构、经济制度、婚姻家庭、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1941年，他在学士论文的基础上，十五易其稿，提交论文《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获得硕士学位。梁先生的论文综合中国古代文献及考古学、民族学多学科材料，使用弗雷泽的宗教理论方法，研究中国史前巫术与宗教的起源与发展，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梁先生毕业后，留在中大社会学系担任讲师。抗战期间，“以挽救民族危机为时代使命，以保卫、建设、开发和稳定边疆为直接目标，以政治学、人类学为主要学术依托，以研究边疆政治为最主要内容，同时涉及边疆经济、地理和历史文化等各方面的相关问题”^[1]的边政学开始兴起。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也响应教育部的号召，以研究“边胞历史语文之研究为中心工作，力求促进边民同化与边疆建设事业为目的”。^[2]广东省政府看到“瑶民政教之实施，有赖于各工作人员能稍具民族学学识和技能的训练，而冀能达成理论和实践，科学和政治的合体化”，因而于“省干训团第六期”特设“边政专班”。^[3]梁先生于1942～1943年担任广东省政府边政指导委员会研究员，还担任广东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边政班的业务教官，讲授《民族学概论》等课程。他在粤北八排瑶地区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撰写论文《粤北乳源瑶民的宗教信仰》。在连阳上峒排瑶聚居区考察边政，写出《阳山县上峒边民社会》一文，从应用人类学的观点出发，建议当局发展瑶区经济，举办教育和改革政治组织等，试图直接为当时的边政教育和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服务。抗战末期，日军反扑，战线推至广东北部，中大师生星散内地，四处流亡。梁先生的母亲和家人1941年已从香港撤至成都，1944～1946年，梁先生往成都在郑德坤主持的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先后担任助理研究员、研究员、民族学部主任，从事西南民族与中国西南地区文物考古研究，发表论文数十篇，并与郑德坤合作编撰出版《西南民族志》，与顾颉刚合编《文史集志》。战争结束后，梁先生于1946年重归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任讲师，从此再未离开中山大学。

二、学脉暗存

抗日战争胜利后，起自1927年的语言历史研究所，中山大学的人类学研究已有二十年的历史。除了人类学部，历史和社会学两系也开设有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及边疆研究的课程，地理学系和师范学院亦曾开设人类学、民族学的课程，在人类学研究、校外服务、出版、设备等方面也有了相当的基础。[4]1946年，杨成志筹办人类学系。1948年3月，杨成志写下《国立中山大学设立人类学系建议书》，申请成立中山大学人类学系。9月，教育部核准在文学院增设人类学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原来人类学部的基础上成立，杨成志任系主任，梁先生为副主任，教师7人，职员1人，首届本科生12人，次届7人，研究生3人。^[5]1949年1月3日，在人类学会成立并欢迎卫惠林莅临讲学的大会上，杨成志祝愿“人类学能在中山大学和中国生根”。^[5]美好的祝愿言犹在耳，未曾料到却是昙花一现般的急景流年，就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成立仅一年有余，即于1949年11月，就因时局的变化而被撤并。历史系与社会学系接受了原人类学系的教师和学生，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中大的社会学系也被取消。人类学系的教师星散，卫惠林去了台湾，黄文山去了美国，罗香林去了香港，杨成志后来调到北京，岑家梧去了中南民族学院。梁先生怀着对新政府的信心与热望，留在了历史系。容观瓊，这位1946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毕业生，当时尚在美国读人类学博士，也响应建设新中国的号召，不顾家人反对，辗转回国，在1951年的夏天回到中大。

20世纪50年代初，人类学家首先受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影响，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唯物辩证法和爱国主义教育，知识界的面貌在短短几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学术方向发生了完全的扭转。中国的人类学被隐含在民族学内，以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为主体，也吸收了少量西方民族学的观点，为中国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和建设服务。梁先生和同时代的大部分知识分子一样，积极主动改造自己，形成自己的人类学学术研究风格，“无论是对史前史的讨论，抑或是对民族的研究，都鲜明地体现出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理论为指导，运用考古学、民族学和历史文献三结合的方法剖析问题，兼以田野调查考察所得真实生动的材料为证据的特点”。^[6]与此同时，又参与了中央政府组织的全国性调查工作，即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与民族识别工作。1951年，梁先生随中南访问团第二分团，到广东北江各地访问瑶族同胞。1952年，受广东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委派，参加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海南工作组，担任收集黎、苗族的历史文物工作。在访问调查的基础上，撰写《北江瑶族的来源》《连南县“南江事件”及其前后命案调查》《黎族的历史和传说》《海南岛黎族社会史初步研究》等文章。其中《海南岛黎族社会史初步研究》这篇文章，发表在1955年《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第一期，这篇文章将田野调查资料和文献资料相结合，从历史、地理、语言、生产生活、社会结构、民族迁移和民族关系等角度翔实地剖析了海南黎族各个不同支系的社会史，堪称人类学本土化的经典之作，成为黎族研究中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文章，今天仍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7]

梁先生在中山大学历史系教学，在考古学的庇护下，以原始社会史为标签，继续人类学的研究。1956年，他在历史系成立考古学教研室，开展考古学、民族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他在考古学上的成就体现在1958年对马坝人人类学化石的鉴定与西樵山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上。1958年5月，广东曲江马坝乡狮子山发现大批人类头骨化石和大批古脊椎动物化石。8月，梁先生与中山大学地理系李见贤、广东省博物馆杨岳章、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麦英豪和黎金一行赴马坝调查。9月，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裴文中、吴汝康和周明镇再赴马坝复查。梁先生对发现的马坝人头骨化石进行观察鉴定，认为马坝人头骨化石是介于中国猿人和丁村人、河套人之间，在人类学上，对于中国所发现的各阶段的人类化石之间的联系具有重大意义，有利于用考古材料来阐明人类的起源和原始社会的发展规律。梁先生在结语还特别提到，马坝地区在远古时代（20万～30万年前）曾有人类在这里活动，这个发现将“广东或华南的历史提早到一个远古时代，使我们更加爱念自己的乡土和自己的祖国”，^[8]表现出他对乡土中国的热爱之情。10月，梁先生与方瑞濂、李见贤又来到南海西樵山，对西樵山发现的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进行调查，梁先生认为西樵山发现的文化遗存，是属于中石器时代，对研究广东或华南的原始社会发展史具有相当重要的发现。^[9]

梁先生是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先导者。在他的提倡下，创造性地提出了“民族考古学”，即在马列主义辩证唯物史观指导下，开展民族学材料与考古学实物资料的对比研究，运用民族志材料解释，复原考古学材料。1957年，梁先生率领历史系的师生前往海南岛进行大规模调查，将民族学田野调查与考古学野外发掘相结合。后来发表了《中国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和年代探讨》，这篇民族考古的名作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61年，梁先生在历史系招收“民族考古”方向硕士研究生，并开设“民族考古学”的课程。他认为民族考古的研究生必须要接受人类学、民族学和考古学多学科的训练，考古学和民族学作为重点，还需人类学知识辅助。1983年，梁先生、张寿祺发表了《论民族考古学》，这是在国内第一次使用民族考古学的名称，文章对民族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形成进行了论述。至今，民族考古学仍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重点研究方向。

三、鸿蒙借手

20世纪70年代后期，经历了十年动乱后的中国，开始寻求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政治与学术环境有了变化，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百废待兴”的局面。在经历了近八十年动荡的社会变化，学脉暗存、静水深流的中国人类学，终于获得恢复并有了新的发展机会，迎来了稳定持续的发展局面。1978～1992年，可以看作是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的一个恢复与重建的历史时期。中国人类学的“复兴”以社会学的重建为先声，以中国人类学学会的成立、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复办等为标志。

梁先生为复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殚精竭虑，顾定国认为，“是因为梁本人坚强的意志才使中山大学（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整个中国）的人类学事业得以继续，也使一个雄心勃勃的人类学复兴方案得以实施”。^[10]1978年，梁先生借吴汝康陪同外宾访问中山大学的机会，提出复办人类学系的想法，期望获得吴汝康的支持。与此同时，他已经开始着手进行了一系列有计划、有步骤的准备工作。

梁先生从外地召回他20世纪60年代培养的研究生杨鹤书与陈启新，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用半年的时间写出了《中国民族学概论》的讲义，在系里开始开课，并迅速将讲义出版。《中国民族学概论》是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第一部民族学教材，也是一本具有中国特点的民族学概论。此书出版后，反响热烈，被有关专家称为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杨鹤书后来回忆此书：“在办学的关系和作用方面，诚如梁师给我的信中所说：该书的出版：‘稳住了初办的人类学系的阵脚’，是他和我们在‘分工中创办了人类学系’。”^[11]

在人类学学科体系设置方面，梁先生受到授业恩师林惠祥、郑德坤、杨成志等人的影响，特别强调人类学分科体系的整体性，中国的人类学要涵盖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他认为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交互影响，文化两重性和多重性的历史关系异常复杂，所以西方近百年来任何一个人类学派或学说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他创立了自己的人类学体系及研究方法，即吸收世界各个学派的理论的优点和精华，联系中国的实际，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哲学思想为指导，通过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综合考察，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原则进行研究，以得出合乎实际的科学结论。他期望的人类学系要包括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和体质人类学四个专业，但是因为条件的限制，只能先申请成立一个包括考古学和民族学两大专业的独立的人类学系。直至今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特色也是在这里，它是唯一中国坚持人类学的四大分支都集中在一起的人类学系。

梁先生在得到中山大学校领导的支持后，仆仆于京广之间，四处拜访当时的社会学、考古学、古人类学、民族学等方面的著名学者，寻求理解支持；又去往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国家民委等相关单位，征询意见；也向教育部领导陈述已经具备的条件以及复办人类学系的原因。

最终，在1981年的春节，教育部批准了中山大学复办人类学系。

1981年4月，中山大学人类学正式恢复，设置考古学、民族学两个专业，梁先生任系主任，容观瓊和李松生任副系主任。在学科体系的建构上，梁先生创建了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具有中国特色、切实可行的学科分类。他将人类学系架构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部分，在文化人人类学下又分设考古学、民族学和语言学专业。

1981年，梁先生被国家学位委员会授为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导师，次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获得首批博士学位授予权，文化人类学成为中山大学的一个博士点。梁先生亲自培养了16名硕士生和4名博士生，藏族学生格勒是他培养的第一位博士，练铭志、田晓岫和陈明芳是梁先生培养的第一批硕士。梁先生期望建设这样的人类学，即微观和宏观相结合，以区域文化、文化结构和文化关系作为研究重点，从对东南沿海、中南、西南等文化区域的多点研究开始，达到对中国南方文化的“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综合研究目的。^[12]

1987年，教育部批准在原文物馆的基础上建立中山大学的“人类学博物馆”。人类学博物馆的任务是调查、征集和保管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和考古学的文物资料，以展示静态的陈列品来传播和普及历史知识和民族文化生活。杨成志1944年从欧洲返国之后，一直宣扬博物馆学的重要性，呼吁建立博物馆。梁先生在筹办复系的过程中亦同时筹办了中山大学人类学文物馆。文物馆收集了大量的展品，以陶瓷、雕刻及民族文物为特色。这是现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物馆的基础。

四、结语

一个人一个时代一个系，回顾梁钊韬先生在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中所起的不可或缺的作用，缅怀他单凭个人奋勇之志，一腔热血之情，筚路蓝缕、沉勇有毅地复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其赤子之心，令闻者感怀。老一辈学人克尽厥职的人格与学识，以及其“救国、建国、报国”拳拳心意，令听者景仰。

梁钊韬先生的一生以及中国人类学在发展中的起转沉浮的命运，可以看到学科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百年变迁的轨迹相契合；其学术方法和内容的变化，新理论的出现，都与时代的需求相呼应。人类学一开始以“救国”的思想被引进中国，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是千年巨变的穷途，外敌的虎视眈眈使得救亡图存成为社会的需求；而后人类学学科从日本直接移植到中国土壤中来，成为大学分科教育中一部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欧美留学回来的人类学家在“科学”与“革命”两大主题词的时代洪流中，用科学的实证方法在田野里进行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的研究。刚入佳景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依然是在“救国”的旗帜下，第一代人类学家带着自己的学生在后方在田野寻找背景是“救国图强”的道路，边政学的兴起就是人类学应用在国家政治层面的体现。抗战胜利后，人类学家回到原来的学校，人类学系昙花一现出现在大学中。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向苏联学习，人类学系撤销，教师或者并入历史学或者调动到北方，但人类学的学脉被暗暗保存下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类学开始重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是恢复重建后出现的第一个人类学系，现在已经发展为中国人类学南方重镇。

时代的“鸿蒙”寻到梁钊韬先生，“为中国人类学的奠基工作做出卓越的贡献”。1995年，费孝通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开设的第一届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讲授《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讲到清人黄仲则在谢公山李白墓前作诗：“醒时兀兀醉千首，应是鸿蒙借君手。”费孝通“希望在座的年轻一代能看到当今的世界局势正在进入另一个更伟大的时代，一个出现‘全球村’的时代。也许正在这个时候‘鸿蒙’又在找它的借手了。我希望年轻人不要辜负了这个‘天时’。我总是有一种感觉，从区位优势来看地利，研究人这门科学很可能要到东亚来找它的新兴宝地了”。[13]在梁先生以及后继者的不懈努力下，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发展成为了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旗帜之一。

学术、政治和时代的高度的绾合，成为中国人类学发展演变的鲜明特点。中国的人类学的未来要倚重于各高校和科研机构所培养出来的人类学家，他们的学样、眼光、胸襟决定了未来中国人类学的走向。大时代的洪流中，鸿蒙寻到梁钊韬先生保守了一个学科支撑起一个系。祝愿未来的岁月里，寄望这个“鸿蒙寻借手”的时代，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能开创人文科学的新风气，开流出若干分支学科，育养成千万个人类学家，赓续梁钊韬先生之志，建设中国人类学的未来！

费孝通先生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题写系名和中山大学百年建筑——马丁堂(人类学系办公楼)

【参考文献】

[1]黄兴涛，夏明方.清末民国社会调查及其学术内蕴[J].天津：中国图书评论，2008（11).

[2]施爱东.民俗学是一门国学——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工作计划与早期民俗学者对学科的认识[A].民俗学刊:第三辑[C].澳门：澳门出版社，2002.

[3]梁钊韬.边政业务演习的理论和实施[A].梁钊韬文集[C].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

[4]庄益群.梁钊韬教授生平业绩[A].梁钊韬与人类学[C].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5]容观夐.建校前我校人类学研究[A].人类学论文选集：第三集[C].广州：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1994.

[6]陈启新.梁钊韬教授学术思想研究[A].梁钊韬与人类学[C].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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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梁钊韬.马坝人发现地点的调查及人类头骨化石的初步观察[A].梁钊韬文集[C].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

[9]梁钊韬.广东南海县西樵山石器的初步调查[A].梁钊韬文集[C].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

[10]（美）顾定国,著，胡鸿保，译.中国人类学逸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