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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要保护的

李 新 新读写 2021-04-17

独具人气的语文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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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附中青浦分校的语文高级教师李新,一直致力于师生共建“写作共同体”。像李新老师这样坚持和学生一起写作文的语文老师,大概少之又少。或许也正因为如此,他对作文教学中出现的问题,有更深的感慨。


比如我接过的一届高一学生,几乎每一篇作文都是题目下面有一个题记,题记下面三个小标题,小标题以“苦、咸、甜”居多,结尾处总要有个省略号——这大概就是初中老师教给他们的“作文必胜妙法”吧?


本文刊发于《新读写》杂志11月号。


      我进行“写作共同体”实验已几十年。


      这学期开了一门“我和你共度作文时光”的选修课,报名者众,还有不断增加之势。我们建了一个“师生写作共同体”的群,师生可以在其中畅所欲言,写出的文章可以在群中分享,可以对他人的文章评头论足,不亦说乎。这里分享的是我们师生的写作体会。


      选修课上,我让学生交流写作体会,他们谈到最多的的,是小学和初中的作文。


      有一位同学谈到她小学时总是爸爸帮她改作文,而爸爸改的文字并不是她所要表达的意思,也不符合她的年龄特征,于是她很苦恼,不敢写,写出的文字也不敢交给爸爸看。


      随着年级的升高,她不愿再让爸爸改作文,挣脱了爸爸的“束缚”,她勇敢自由地表达,作文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全班朗读,她充分享受自己的文字从老师优美的声线中娓娓道来,享受同学们羡慕的目光,于是作文课成了她最期待的课。于是,我想到作文是需要保护的。


      作家赵长天在世的时候,创办了一份杂志叫《童心童言》,追求童心、童言、童趣。当年我把我儿子的作文推荐给朋友李天靖的时候,他说你一个字都不要修改,就保持他作文原来的样子。这都是非常有道理的。儿童就应该说儿童的话,如果一个儿童一副大人腔调,这儿童一点不可爱。


      我的一位同事,把他儿子初中时的一篇作文发给我看,作文的内容非常好,写的是有一年冬天他家的浴霸坏了,而平时总是让他先洗澡的妈妈,一反常态地总是抢在他前面洗澡,后来才知道妈妈这样做不是自私,而是先把淋浴间弄热,弄得烟雾蒸腾,这样等他洗的时候就不会感到冷。


      本来写到这里,意思就完全清楚了,但是作文的结尾非要再加上一段歌颂母爱的伟大正确的话。我对同事说:“这一段肯定是你加的。”同事说:“是的。”恰恰这一段是文章最大的败笔,是蛇足。


      有一位同学谈道:


      “四年级的时候有一篇作文,题为‘老师,我想对您说’,我用这篇作文阐述了我与另外一位老师的误会。有一节选修课的课间,我先想回班整理书包,老师不许,我又提出要去上厕所,老师发怒了,说:‘你就是要想尽方法找个理由混出教室的门。’积蓄已久的冤情在文章中得以吐露,但最终老师给我一句’不要用这个话题’的评语。我当时想:可是老师,‘老师,我想对您说’这个题目不就是让我说自己真实的想法的吗,您何必去框限它呢?当时我很不解。”


      我们往往鼓励学生说真话,而当学生说真话了,我们又不能接受,这是为什么呢?还是考试这个紧箍咒在束缚我们。


      有的老师鼓励学生说正确的废话,唱高调,觉得这样在考试中才能得高分,而学生说真话,说自己内心的话,往往被老师判为“思想不积极”,甚至消极,或调子灰暗,那就会被打进十八层地狱,这样哪个学生还会在作文中讲真话呢?


      试想,一个学生从小就被培养讲假话,他长大了,还会成为一个真诚的人吗?



      有不少同学在交流中谈到要迎合老师的喜好来写作。比如有的老师喜欢学生作文中多些抒情的句子,于是他每一次写作文多加些抒情的句子都能得高分。


      初三这一年,老师就训练学生如何投中考作文阅卷老师所好,并从中考作文阅卷经验中总结出了“作文十八法”,因此学生的作文千人一面。


      比如我接过的一届高一学生,几乎每一篇作文都是题目下面有一个题记,题记下面三个小标题,小标题以“苦、咸、甜”居多,结尾处总要有个省略号——这大概就是初中老师教给他们的“作文必胜妙法”吧?


      我没参加过中考作文阅卷,不明白中考作文阅卷流程是怎样的。所谓迎合中考作文阅卷老师的口味,但是不是参加中考作文阅卷的老师,口味都完全一样呢?


      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主张“诗界革命”的黄遵宪就提出“我手写我口”“我手写我心”,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的作文教学仍然鼓励学生讲假话、按套路、曲意逢迎,这是教学生做投机分子还是真诚做人?


      学生写作文写了十几年,不明白自己在作文中究竟是讲真话还是讲假话才能得到老师的青睐。


      我当年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交给老师一份写作作业,写的是我所经历的真实事情:我们那里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欺负人的现象,谁要得罪了生产队长,你这一天即便干活也不给你记工分。我姐姐是记工员,生产队长就命令我姐姐不给谁谁记工分,弄得当时还是小姑娘的我姐姐伤心得哭了。


      可我的作文被老师判为“不真实”。


      我知道我的不真实可能不是艺术的真实,生活的真实不等于艺术的真实,学生哪明白这一道理呀,他说真话讲真事,你说他不真实,他就专讲假的给你听,取悦你。


      我儿子读小学时,每次写真实的事情都得低分,他后来总结了规律:说假话、胡编乱造。比如他根本没见过蜗牛,但写蜗牛在风中爬树却得了高分;他从没给我擦过皮鞋,结果在他的小学、初中作文中,为我擦了无数次皮鞋,结果每一次都“擦”出了高分。


      写作说到底是一种表达。一位同学的体会相当好:“写作于我便是享受,我并不需任何勉励与对我的习作的嘉奖,我的初心甚简:我自己满意即可。写作表达的便是我的内心,一旦我的内心丰满了还担心什么他人言语,朝阳下,我昂首以视前方,是自信绝无骄傲,脚下这条长路自我儿时第一次触笔就凝筑起来了,每踏一步便是我灵魂的升华。”


      我所接触的学生,有写小说的,而且小说的质量相当高;有写诗的,诗歌的灵性远超乎我们的想象;有开个人公众号的,他们在他们的天地中自由地表达着他们的喜怒哀乐。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我拯救。不要总以为他们幼稚。幼稚与成熟有时真不是以年龄而论的。


      我们老师最大的杀手锏就是考试,仿佛一亮出考试这张王牌,再叛逆的学生立时就会束手就擒。其实我们把考试太妖魔化了,其中有利益在作祟。


      一个名师将考试作文说得那样神乎其神,你自己心里明白,考试作文除了审题可以吓唬一下学生,其他和平时作文有什么本质区别?只是集中一个地方规定一种情境表达罢了。


      渴望表达,使生命丰盈,每一个同学都有这样写作的初心,让我们好好保护吧。


 

我的写作


复旦附中青浦分校  李 新


      我的写作年龄算起来应该半世纪了。


      读小学的时候,受姐姐、哥哥影响,喜欢读大部头。那时候家里确实没什么书,书多半是姐姐、哥哥从别人那里借来的,不知几经几手了,那些书往往少皮无毛,有的前面几十页被撕去了,有的卷成一团,像干枯的白菜。


      许多书读完了还不知道书名。有一本里面讲了皮定均将军、陈士渠将军等等的故事,我给它取名叫《解放战争回忆录》。卷成一团的那本书,原来是《苦菜花》。反正家里的书我见一本读一本,如饥似渴,实在没什么读了,就读父亲教的教材,那教材里往往有革命现代京剧选段,《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和收音机里的电影录音剪辑(那时候电影录音剪辑也多数是八个样板戏)相比较,感觉到文字要清晰、亲切得多。


      后来在邻居的房梁上发现一捆书,是他从中学图书馆偷出来的,《播种记》《播火记》《艳阳天》《夺印》《风雷》等,我看完一本,还了,再借一本。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这是打开了我书的世界。


      后来我的一位邻居姐姐去上工农兵大学了,每次放假给我带来一两本书,记得有《新来的小石柱》,讲体操运动员的故事。但,这无疑满足不了我读书的渴望。


      我们读了书,就围在一起讲书。家里一本《敌后武工队》我读完了,借给另外一位小伙伴读,走在放学的路上,我们就讲里面的人物和故事,魏强、汪霞、刘文彬、哈巴狗等,你一段,我一段,讲得津津有味,别的小伙伴听得也津津有味。


      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生活。


      真正读了大学,我才知道“天外有天”。原来我小学时读的那些书并不是什么名著,大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所谓的名著,正如同它们主人的命运,作为“封资修”,被盖上“查”字或“封”字,被打进冷宫。


      我刚入学,就看到通向教学楼的两面墙上,张贴着学长们写的一首首诗,我心向往之——如果能够成为一个诗人该多好,在单位里,一个诗人定会成为被人们尊敬的人。


      我如饥似渴地读书。走进图书馆,我就跃入了书的海洋,我在书的海洋中尽情徜徉。我依照《文学概论》的指引选择书,阅读古今中外的名著,尽量弥补我阅读上的短板。同寝室有一位同我一样来自农村的同学,他此前连《苦菜花》一类的书都没读过,就一本本地借来这类小说来读,有时候读着读着不由自主就笑起来,还自言自语评说一番,我想,阅读确实是能愉悦身心的。


      读的同时就有写的冲动。我有时候把正在读的书先放一放,在稿纸上写上一段。然而,投出去的稿子往往石沉大海。


      我的语言比较啰嗦,拖泥带水,我就坚持写日记。


      写日记不为发表,也通常是不示人的,我只有一个目的,来训练自己的语言,使自己的语言精炼、再精炼些。


      我有时将自己的文字和一个月之前、半年前的文字比较一下,发现语言确实有了变化,表达更精准、简练了,内心便掠过一丝喜悦。


      我常常在夕阳西下的时候,绕校园转上一圈,回到教室里,写下今天的日记,感觉文字文采丰富许多。有时候实在过于平淡,实在没什么可记,我就将上的课记一下,虽然是流水账,但目的还是锤炼自己的语言。


      写日记是锤炼语言的很好的方法。


      和其他同学相比,我的悟性不高,如同伊瓦什凯维奇所写的《草莓》一样,我是那颗晚熟的草莓,直到大三,我才在省级刊物发表诗歌。毕业后,乃至到现在,几十年间发表了不少诗歌、散文、小说等作品。来上海后,上海几大报纸副刊——《文汇报》“笔会”、《解放日报》“朝花”、《新民晚报》“夜光杯”,都被我征服了,有的作品还上了它们的年选。


      当然,我们写作不仅仅是为了发表,更不是为了赚取那点稿费。随年龄渐长,功利心少了些,出名的欲望更不像年轻时那样强烈,我的写作只是为了我自己,我想会写作的人可能比不会写作的人,内心世界会更充盈一些吧?


      写作抑或读书,它是一种生命状态,它更能将我们的人生向着高尚引进。比如,当一个人内心孤独的时候,写作可能会驱散孤独、化解孤独,自己就跟自己握手言和了。


      写作有时候是一种心理疗伤的方式。写作会促你反思,灵魂净化,最后使你的思想与情感得以升华。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是生命健康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故,同学们,让我们热爱写作,共同度过这段美好的时光吧,在某一时刻,你会发现,写作的生活是多么充实、幸福、美好。


(作者系复旦附中青浦分校语文高级教师)



我的写作经历


复旦附中青浦分校高二  匡一龙

 

      我的写作经历跟我的身世背景是分不开的,因此我觉得我有必要在此提一下。


      其一,我早年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里,后来母亲远走澳洲,我跟外公外婆在一起生活。我的家庭关系十分复杂、家庭生活相当压抑,难以名状。我不知道一般的父母亲在家庭中扮演何种角色,这种角色在我的成长中是几乎缺失的。


      从记事起我就因为父母的矛盾到处辗转流徙,北到大连,南到澳洲。我有相当丰富的人生履历。从小我就接触了三教九流各种人物,因此对社会现况有比较深刻的洞察。


      其二,我虽然祖籍在山东省的胶县,但那是一个我未曾涉足、极陌生的地方。我的家庭教育告诉我,我浓重的江浙口音告诉我,我在认同上是上海普陀长征镇的农村人。我的家乡在1998年拆迁,现在早就是中心城区的一部分,可我仍向往并依恋乡土的生活。但那些我所心系的事物而今已经荡然无存了。


      在很长一段岁月里,乡土是我仅存的依靠,我借此意识到我在精神上、文化上的存在。


      我自认为我是一个失去了完整的家、失去了完整的家乡的人。所以我写文章的大体方向是:吐诉生活中的不快、观察身边的环境、抛出对现实的叩问、追思逝去的传统。


      小学时期,我喜欢写游记。游记占据了我小学作文的多数,那是我锻炼语言的园地。童年的文字还充满了一些奇思妙想,犹记得我写过一篇文章,提出为了避免母亲赖床导致我上学迟到而设计一条“专用铁道”。更多的我想不起来了,总之现在想来是很美好的。


      当然,在畸形的家庭结构中,当时我已经有有关家庭矛盾的文字了。我记得我写了一首反对我母亲逼迫我皈依基督教的诗歌。还有一篇批评母亲离家出走的家书,也是那一时期写的。


      后来,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有一些明明发自真心的文字却是老师不予接受的。


      比如,四年级的时候有一篇作文,题为“老师,我想对您说”,我用这篇作文阐述了我与另外一位老师的误会。有一节选修课的课间,我先想回班整理书包,老师不许,我又提出要去上厕所,老师发怒了,说:“你就是要想尽方法找个理由混出教室的门。”积蓄已久的冤情在文章中得以吐露,但最终老师给我一句“不要用这个话题”的评语。我当时想:可是老师,“老师,我想对您说”这个题目不就是让我说自己真实的想法的吗,您何必去框限它呢?当时我很不解。


      初中时期,家庭生活中遭受了更大的波折,所以我的文字有很多是自己情感的吐诉,被当时的语文老师说成是过于“沧桑”。她告诉我,写作要回归“正向”的话题,不要关注太多社会的阴暗面,这对于确立文章的中心有害无利。


      但恰恰这一时期我开始关注到我与社会中其他人的意见存在冲突:我发现有很多人的价值观同我是不合的。当然当时的稚嫩现在看来也有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样子。


      在初二年级前后,我的应试写作有一段低谷。每次精心构思的文章都被语文老师一票否决,一时拿不出像样的文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师不青睐我的语言,他说我啰嗦。但我认为要把话讲清楚,话不得不说成“啰嗦”的样子。后来我写了一篇怀念儿时去未拆迁村庄吃酒水的文章,终于得到了老师的认可。我的文风和善用方言词的用语习惯也是在这一时期大致奠定的。



      初三一年大致就是把以前写过的题材写了又写,后来坐上中考的考场,翻到《这事,真带劲》的作文题,我当即会心一笑,感觉志在必得。当年的作文我写的是寻访青浦商榻镇的一个古渡,最终中考语文我取得了140分。没想到,我对乡土文化的关注,竟给予我这样的惊喜。


      在高一上半学期铺排感情的记叙文写作中,我表现出分外的在行,毕竟前面有初中数年的积累和独特的经历和一些细心的观察作为保证。比如九月头上的一次理发,我与大我5个月的理发师发生了一次有趣的对话,最后我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作文,取得了不小的成功。又如,我把我早年的“窃读”经历也写成了一篇有趣的文章。


      高一下开始以议论文为主了。网课期间语文王老师布置的作文,我都用心完成。当时还有各种电子设备,资料比较好获取,我写作的话题也更加深刻了,写了几篇有关家国和生死的文章。这一时期的创作,思维上看上去往往比较有深度,议论看上去也往往比较有品质。但是后来发现这样的写作模式固然助推了我在思维上的进步,但对于考场的应试作文来说,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高一下6月份老师布置了写小说的作业。小说我是一直想写一部的。我一直畅想我一定要写一部融合自身经历和我对上海农村乡土社会的理解的自传体小说,于是6000字左右的《望淞》应运而生。构思是早就构思好了的,只是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学校里写完它。


      我写了主人公沈建伟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下(1990年,文革、改革开放以后,下岗潮、动迁潮之中)的艰难求索。他不想复制父亲的命运,却又无能为力,达不到乡土社会对“男人”的要求。我写了以后也很得意,因为这些都是发生在我们生产队里的事情,也包括我的家庭里发生的一些真实故事。


      后来的结果是王老师对我这部小说评价很高,但她的理解跟我大不一样。也许我的小说带来了立体的思考?


      高二开始,议论文的写作难度日趋增大。我对作文的审题感到不小的压力。我心里面一直把语文作为自己的学科优势,也明白作文之于语文学科和全局的意义。我希望能够在下一阶段好好努力,在培养解题素质以后磨练自己的行文和文采。


      此外,我也期待我的文学创作也能继续。我想在高中毕业后抽空把我的成长经历写成一本小小的著作。我觉得对时代的体验是很深刻的,从明朝以来,上海开埠、闯关东、日本殖民大连、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和两岸分隔、人民公社运动、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出洋潮、城市化……我一直觉得,我的生活是由各种各样的历史事件所奠定的。


      我的人生同时存在着很多线索,包括婚姻和宗亲关系、城乡和经济发展、哲学和思维、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我想给自己前18年波折却又有趣的生活和对世界的认识做一个交代,也许能成就一部伟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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