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刊》45周年封面计划 ∣ 隐藏的远比展示的多：《禁书计划》创作手记

隐藏的远比展示的多：《禁书计划》创作手记

More is Concealed Than Revealed: The Creation Script of Banned Books Project

谢晓泽（Xie Xiaoze）

《禁书计划》   谢晓泽

看连环画是小时候最大的乐趣之一。在农村小镇的市场上，商店的拱廊下面有一个出租连环画的书摊；连环画一排排地摆在木板上，密密麻麻的封面上有趣的画面和吸引人的标题，对我有着无穷无尽的吸引力。坐下来，周围嘈杂的声音慢慢地消失了，我进入另一个世界。在租书摊我每次都流连忘返，童年时期在那儿度过了漫长的时光。

在潮州话里，我们把读连环画叫做“看图书”，记不清当时看画面和阅读文字哪个更加重要，也许文字的比重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地大了起来。到了近几年我做“中国禁书史”创作计划，接触了相当数量的古籍和近代图书，也仍然是“看”和“读”混杂交错的过程；而绣像本就是古代的连环画，“看”画其实也是“读”画：在连续的画面中，人物出场了，故事起伏展开。特定时期的绘画、字体和装帧风格，透露着一个时代的文化信息；图书馆的印章或私人藏书家的签名，读者留下的句读标注、评论或心得，则记录了一个流转、传播和互动的过程。这些也是“读”的内容。

《中国禁书史》   谢晓泽   影像装置   2017-2018年（“注视：谢晓泽”展览现场，丹佛艺术博物馆）

从商鞅“燔《诗》《书》”到清代的文字狱，中国封建社会有2000多年的禁书历史。我查阅资料文献，收集书目名单；在图书馆公共收藏里找到并系统性地拍摄这些曾经被禁的古籍；我走街串巷，在旧书店书摊淘书，在网络上搜寻、购买原版的民国图书。从2013年开始，经过数年的努力，我拍摄了108种古籍，收藏了700多本近代图书。这对于浩如烟海的禁书史，仅仅是沧海一粟。2017年我第一次有机会在丹佛美术馆（Denver Art Museum）展示这个项目，只展出了13种古籍摄影，实物装置则用了不到300本书。我深深地感到空间的限制，苦于无法展示书目内容与种类的多样和视觉的丰富，并以此揭示禁书现象背后社会、伦理、政治、种族、宗教等错综复杂的原因。

《禁书计划》（“《画刊》45周年封面计划”系列方案）  谢晓泽

去年年底我回国参加广州三年展，偶遇《画刊》主编孟尧先生。他邀请我参加《画刊》45周年封面计划，是因为多年来我的创作对书籍、报纸等纸质媒体的持续关注和探讨。我想到了禁书计划中的古籍摄影，古籍“封面” 和现代杂志的封面的异同，古今的对照，尺度和形式的对比，和“封面”的命题非常吻合。我也看到了一个契机，可以用杂志的封面对书籍种类的展示做一个有限的延伸。在古籍拍摄过程中，我在书籍的下方摆设了一把尺子，作为印制1∶1实物图像的标准，也暗示衡量、判断、控制的概念。在封面创作的构思中，我也尝试用各种尺子来直接测量杂志的封面，指向杂志作为传播载体的物质特征，也暗示其局限。构图中运用了当时收集的、考虑过但最终没有使用的其他形式的尺子，包括20世纪初有黑漆和金色刻度的市制木尺。后来的构图采用了缩小排列的方式，选取了内容、种类、年代、质感、色彩和大小各异的书籍50多种，其中大多数图片还没有展出或发表过，比我在实体展览中所能展示的更加丰富多彩。

《金瓶梅，2014-17》   谢晓泽   摄影   74.5cm×51.5cm   2014年

《牡丹亭，2014-17》   谢晓泽   摄影   74.5cm×51.5cm   2014年

《焚书，2014-17》   谢晓泽   摄影   74.5cm×51.5cm   2014年

《日知录，2014-17》   谢晓泽   摄影   74.5cm×51.5cm   2014年

古籍其实没有“封面”，只有并不厚实的书衣，上面一般没有内容，后人有时在上面书写了书名或贴上了标签。有时函套、木盒、木夹板上也有书名或标签。比较完整的信息如书题、作者、刻印者、版本一般出现在书题页上，如“全像金瓶梅  彭城张竹坡批评  天下第一奇书  本衙藏版”。在我选择使用的形象中，大部分就是书题页，也有函套、木盒、书衣、序、目录、卷端（正文第一页）和绣像。也许这些内容在我们今天看来已经很陌生，而这些“封面”隐藏的远远比展示的更多。

我对图书馆木柜之间幽暗的过道、打开木柜时樟脑的气息和发黄的纸张脆弱的触觉记忆犹新。这些略带腐朽气息的故纸堆，曾经被反复打入冷宫的书籍，在禁毁中侥幸存活到今天。在图书馆里沉睡的遗物，暂时脱离了默默无闻的状态，聚集在光亮的杂志封面上，散落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花花绿绿的书报亭里。 

谢晓泽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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