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强国70年简史和伍绍祖的体育产业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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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付政浩
体育大生意记者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近日，中国女排在2019年女排世界杯比赛中以11连胜的骄人成绩成功卫冕世界冠军，夺得中国女排历史上第十个世界大赛冠军，用实际行动向国庆70周年献礼，从而完美诠释了体育强国的精神内涵。中国女排也因此受邀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并在会前获单独接见，为所有中国体育人赢得殊荣。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新中国70年的历史中，体育战线一直都是践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强国梦的排头兵之一。从1959年容国团加冕世乒赛男单冠军从而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到1979年体育界率先喊出“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口号并激励一代人，再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为一届无与伦比的世界盛事，体育强国梦以其独有的魅力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不可或缺的凝聚力和精神内涵。
也正是基于体育强国的优良传统，在新中国建国70周年之际，国家层面在举办一系列表彰大会时都给予了体育人无上的荣耀。无论是仅有42人获颁的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还是300位“最美奋斗者”榜单，均有中国体育人的身影。比如，曾任国家羽毛球队总教练的王文教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他是中国体育界唯一获得国家荣誉的人士；而“最美奋斗者”中既有王文教、容国团、许海峰这样的杰出个人，又有女排5连冠群体。
在全体体育人为体育界杰出代表们获得殊荣而加油呐喊之际，在体育界内部，中国体育产业人则需要意识到一点，那就是，建国70年以来，真正为国家复兴做出重大贡献、给广大人民群众留下不可磨灭印象的主要还是竞技体育事业，而内涵更加丰富、外延更加宽广的中国体育产业既缺乏名留青史的代表人物，又距离实现成为国民经济支柱型产业的目标路途尚远。
诚然，在新中国70年的历史中，中国体育产业从萌芽状态到引起全社会重视的发展史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以来这40年。但即便是在2018年表彰改革开放杰出贡献100人时，中国体育产业同样无人入选。仅存的安慰则是，在许海峰、郎平、姚明这三位竞技体育里程碑人物之外，爱国港商霍英东、曾宪梓获表彰的原因介绍中均提及他们通过捐款积极支持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光荣事迹，这些简单表述蕴含了非常原始朴素、具有独特时代背景的体育产业逻辑。
1908年，尚在积贫积弱状态的中国就萌生了体育强国梦的朴素理念，并在《天津青年》上发出过拷问国人灵魂的“奥运三问”。即：中国人何时能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运动员何时能够得到奥运会奖牌？中国何时能举办奥运会？在当时绝大多数国人压根并不了解奥林匹克理念的大背景下，这三个问题犹如天方夜谭，引起洋人哂笑。但坚毅的国人足足用了百年的时间进行作答，从1932年刘长春“单刀赴会”，到1984年许海峰首夺奥运金牌，再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中华民族用了足足百年时间才完成了“奥运三问”的答卷，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成为了举世公认的体育竞技强国。
在回顾“奥运三问”用百年时间促成中国竞技体育的繁荣昌盛之余，对于在改革开放初期出现萌芽、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才真正确立概念、如今仍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中国体育产业而言，同样也需要找到激励自我的“体育产业三问”并通过逐一作答，方可真正迎来中国体育产业的黄金时代。
事实上，回顾历史，体育大生意记者发现，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原国家体委最后一任主任和国家体育总局第一任局长伍绍祖就曾在多次讲话时对中国体育产业提出过蕴含殷切希望的类似提问。若强行套用并加以整理的话，完全可以整理出一套“体育产业三问”，即：中国体育产业何时能出现纲领性文件？体育产业何时才能有自己的经济统计类目？中国体育产业何时才能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
显然，在体育强国的时代洪流中，尚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中国体育产业也需要振聋发聩的“体育产业三问”。唯有中国体育产业人沉下心来、痛下苦功进行逐一作答，方可期待未来在百年国庆时也能用硕果累累的体育产业成果向共和国献礼。
体育产业纲领文件演变史：国发46号文成高潮
1995年3月1日，在全国体委主任会议上，伍绍祖做了题为《加快体育产业化步伐，促进体育事业发展》的报告，这是在全国体委主任会议（现为全国体育局长会议）历史上首次将体育产业列为会议的主要议题。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伍绍祖为首的全国体育人开始畅想，何时能出现一部高屋建瓴的体育产业纲领性文件。从如今来看，2014年10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46号）无疑就是这一问的答案。当然，在国发46号文出台前，还有大量文件指导和引领过中国体育产业的萌芽和发展阶段，堪称是国发46号文的铺路石。
回到改革开放初期。随着中国体育重返奥运大家庭，奥运夺金成为当时国家体育事业的重心。在“金牌战略”的主导下，各省都集中资源优先发展举重、摔跤等成本低、易夺金的项目，而足、篮球这些项目投资力度大且在世界大赛中夺金希望渺茫，所以不少省份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无奈地砍掉了这些老百姓喜闻乐见、有产业化潜力的运动队伍。鉴于体育事业发展资金供给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国家体委牵头开始探索打破单纯依靠国家拨款、由国家包干体育的传统格局，积极探索筹措体育发展资金的新路子。
1985年，原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提出了“以革命化为灵魂，以体育科学化和社会化为两翼”的改革指导方针，使过去由单靠国家投资向以国家投资为主、社会多方筹资的方向转变。具体而言，则是鼓励体育系统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要开展多种经营，其中体育场馆明确提出了“以体为主、多种经营”的发展理念，体育系统开始进入以体育场馆为载体的多种经营创收模式阶段，这一阶段涌现出了上海虹口体育场和南京五台山体育中心等先进典型。
1992年国家体委召开“中山会议”，首次将体育产业作为深化体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1993年，国家体委制定《关于培育体育市场加快体育产业化进程的意见》，明确了体育要“面向市场、走向市场、以产业化为方向的”基本发展思路。1994年，国家体委专门召开了体育经济问题研讨会，1995年伍绍祖则在全国体委主任会议上首次将体育产业列入会议主要议题。1995年6月16日，国家体委又下发了《体育产业发展纲要》。可以说，《体育产业发展纲要》是上个世纪中国体育产业的纲领性文件。
《体育产业发展纲要》明确提出，“争取用15年左右的时间，逐步建成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现代体育运动规律、门类齐全、结构合理、规范发展的体育产业体系。到本世纪末，基本形成以体育主体产业为基础、多业并举、多种所有制并存、共同发展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在这一时期，国家体委推动了体育协会的初步改革，并以足、篮为先驱推动了中国职业体育联赛的探索，足球甲A和篮球甲级联赛先后于1994年和1995年相继开赛。此外，1994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国家体育总局可以发行体育彩票，这成为发展体育事业的重要财源之一。在这之前，国务院曾批准过为一些大赛专门发行赛事彩票，但从1994年3月起，国家体委才获准可以稳定长期地发行体育彩票。截至2018年底，体育彩票销售累计达17292亿元，筹集公益金4536亿元，不仅对促进全民健身计划和奥运争光计划的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为社会保障和其他公益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彼时，伍绍祖积极游说，希望《体育产业发展纲要》可以像《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一样由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可惜未能如愿。在伍绍祖时代，中国体育事业的法制化建设取得了突出进步。“一法两纲”（《中国体育法》、《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确立让体育事业赢得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为上世纪90年代体育事业开创崭新局面奠定了法制基础。可惜，由于体育产业处于萌芽阶段，同时期推出的《体育产业发展纲要》并未能赢得“一法两纲”同级别的支持和影响力，略显遗憾。此外，《体育产业发展纲要》还提出要加快体育产业立法，可惜这一目标至今尚未看到明确的执行时间，就连《中国体育法》目前都尚未完成修订。
199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将体育和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政府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在谈到经济发展方向时提及体育。原文为“积极引导居民增加文化、娱乐、体育健身和旅游消费，拓展服务性领域”。虽然只有寥寥几字，但却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意味着政府开始确认体育的产业地位，体育产业有望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增长点。
伍绍祖任职国家体委主任的时代（1988年12月-2000年4月）也是中国体育产业从无到有的关键起始阶段，伍绍祖为首的国家体委领导们确立了体育产业的准确概念和实施纲领。此后再出现类似《体育产业发展纲要》级别的文件则要等到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这重新传递出国家希望扶持体育产业发展的信号。
此后如你所知，2014年，由更高级别的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彻底点燃了全社会发展体育产业的激情。该《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5万亿元，成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从2014年起，每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会用凝练的笔墨论述发展体育产业的重要意义。
正是在国发46号文的推动下，国务院办公厅以及国家发改委、国家体育总局等多个部委还陆续出台了推动体育产业发展的相关配套文件。诸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77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竞赛表演产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21号）、2019年国家发改委、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印发的《进一步促进体育消费的行动计划》、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这些文件从多个角度试图完善中国体育产业发展的纲领和具体策略。
体育产业统计类目细化史：四次经济普查越发精确
体育产业想要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新增长点，前提之一就是体育产业必须有自己的统计类目，从而才能被纳入到国民经济统计中来。1997年国家体委改组成为国家体育总局，作为国家体育总局首任局长，伍绍祖先后在1997年的《怎样对待国家体委机构改革》和《以体育运动项目管理为龙头的体育制改革基本思路》两次报告中都呼吁有关部门早日将体育产业纳入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来。
如上文所述，1995年国家体委印发的《体育产业发展纲要（1995—2010年）》初步将体育产业划分为：“我国体育产业包括三大类别：一是指为体育本体产业类，指发挥体育自身的经济功能和价值的体育经营活动内容，如对体育竞赛表演、训练、健身、娱乐、咨询、培训等方面的经营；二是指为体育活动提供服务的体育相关产业类，如体育器械及体育用品的生产经营等；三是指体育部门开展旨在补助体育事业发展的其它各类产业经营活动，即多种经营，如酒店、房地产开发等。”但很遗憾，国家体委认定的第三类体育产业中的很多小类别当时并不被《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所认可。
2004年是中国第一次进行经济普查工作，当时普查工作执行的标准就是当时刚刚出炉不久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但在这个《行业分类》中，体育产业所占的大、中、小三个类别加起来总共只有91个类别，大致上分为三大块：体育组织、体育场馆、其他体育。令人扼腕的是，由于话语权缺失，明显体育属性更强的全民休闲健身活动却被纳入文化部名下的文化娱乐类别，没有纳入体育大类中，这导致国民经济普查的结果是体育产业只占全国GDP的0.38%。要知道，在当时原本体育产业就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规模并不大，再加之休闲健身工作没有被纳入体育产业类别，更显得体育产业当时非常弱小无力。
好在，在2008年第二次经济普查时，国家体育总局通过与国家统计局反复沟通，决心要制定出一部科学合理的体育产业统计类别，这才让体育产业第一次有了《体育及相关产业分类（试行）》（国统字【2008】79号）。
鉴于第一次经济普查时未能将休闲健身活动纳入到体育产业类别而引起较大争议，所以这一次，从2006年初，国家体育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就联合开展了为期两年多的“体育及相关产业统计研究”工作。毕竟2008年有北京奥运会这种举国盛事，体育产业已经开始获得重视。最终在2008年6月，双方联合制定并发布了《体育及相关产业分类（试行）》（国统字【2008】79号）。
《体育及相关产业分类（试行）》将当时的体育产业划分为8大类，分别是：（1）体育组织管理活动；（2）体育场（馆）管理活动；（3）体育健身休闲活动；（4）体育中介服务；（5）其他体育服务；（6）体育用品、服装、鞋帽及相关体育产品的制造；（7）体育用品、服装、鞋帽及相关体育产品的销售；（8）体育场（馆）建筑。根据这一分类，第二次经济普查核算出我国2008年体育产业占据GDP的0.65%，这在当时创造了体育产业在GDP中占比的历史峰值。
遗憾的是，2013年第三次经济普查时显示，体育产业占GDP比重为0.41%，比2008年有明显回落。原本体育总局建议，希望能够制定一份更严谨科学的《体育产业统计分类》，毕竟2008年出台的那份《体育及相关产业分类（试行）》在概念界定上还是略显粗糙，体育及相关产业的提法过于含混，容易引起体育产业和其它产业的重复统计和彼此“争功”。但体育总局的这一意见并未得到充分尊重，2013年经济普查仍然沿袭旧有的产业分类标准。
直到2014年国发〔2014〕46号文出炉，其中对体育产业统计类别提出明确要求：“完善体育及相关产业分类标准和统计制度，建立评价与检测机制，发布体育产业研究报告。”遵照这一要求，国家统计局和体育总局在2015年9月终于制定并发布了《国家体育产业统计分类》（国家统计局令2015年第17号）。
这一次，体育产业被分为11大类、37个中类、52个小类，相较2008年的《体育及相关产业分类（试行）》的8大分类，此次分类中体育产业增加了3大分类。这也体现出，体育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开始明显提升。《国家体育产业统计分类》除了给体育产业赋予了精准的定义外，还首次提出了“体育竞赛表演活动”这一大类概念和“体育健康服务”这一中类概念，为体育产业丰富了类别界限。
2018年迎来第四次经济普查，国家统计局和体育总局对《国家体育产业统计分类》进行了细节修订，大、中、小类别尽量保持了原有数量，但增补了体育特色小镇、体育产业园区、体育主题公园管理服务；科技助力体育发展的体育智能设备、可穿戴运动装备制造；体育活动中出现的越来越多的体育保险经纪服务；新型户外运动项目——体育航空运动服务等。相信随着体育产业统计分类日益完善和细腻，体育产业的统计规模在第四次经济普查中必定会更加精确。
体育产业尚未成支柱产业：5万亿是目标亦是新起点
1999年伍绍祖在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做了《绘制体育跨世纪的蓝图》的讲话，其中重点推介了《2000-2010年中国体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这一文件。该文件在重申要大力发展体育产业之余，还提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到2010年争取使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第三产业中的支柱产业。
参看体育产业最发达的欧美国家的发展情况，体育产业增加值往往占据GDP的1%-3%，美国的体育产业增加值占GDP的3%，体育产业是美国规模最大和十大产业之一。所以国家体育总局认为，2010年中国体育产业增加值可以像美国一样占据GDP的规模性份额。
但事实证明，虽然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举办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但中国体育产业并未能够成为第三产业中的支柱产业。资料显示，2010年体育产业的GDP占比大约为0.5%。并且我国体育产业进行GDP统计时会将体育鞋服等业态统计入内，而参考国际惯例，体育鞋服类企业属于第二产业的制造业，不应纳入到体育产业统计中来。
此后，虽然体育产业不时会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被视为具有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的潜力，但关于体育产业发展的具体指标并没有具体量化。直到2014年《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才明确提出，“到2025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5万亿元，成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这成为体育产业发展的里程碑式目标。
在分解5万亿目标时，除了全国各省超额报出了7万亿的目标总额之外，各部委也纷纷开始规划体育产业的增长前景。2017年国家体育总局和国家旅游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大力发展体育旅游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体育旅游总消费规模突破1万亿。而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竞赛表演产业的指导意见》则明确提出，到2025年体育竞赛表演产业规模达将2万亿元。
按照国际惯例，当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的时候，体育产业的发展会呈现出一个“井喷式”的发展态势，而中国目前人均GDP已经达到了差不多8000美金，中国的体育产业正处于是高速发展时期。尤其是随着体育赛事审批权的取消，诸如马拉松、搏击等赛事数量呈现“井喷式”爆发。根据中国田径协会《2018中国马拉松大数据分析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举办的马拉松赛事多达1581场，而这一数据还只是统计了在中国田径协会注册的马拉松赛事。
根据体育总局的资料显示，2013年以来，我国各类体育赛事数量快速增长，全国性以上体育赛事每年都超过1000场，其中，国际性体育赛事每年都在200场以上。不过，目前竞赛表演产业在整个体育产业中占比偏低，总量不大。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为2.2万亿元，增加值为7811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0.94%。无论是产业总规模的增速，还是产业增加值的增速，均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速。但在这其中，体育健身休闲活动规模与体育竞赛表演活动规模的比例约为72比28。目前我国除了足球、篮球等少数项目走上职业化发展道路外，其他项目尚未形成一定的职业市场。
参看体育发达国家的情况，如美国约有20个体育项目施行市场化运作。其棒球、篮球、美式橄榄球、冰球和足球5个项目拥有近800支职业队伍，其中参加五大联赛高水平竞赛的商业队伍就达到131支。相比之下，我国体育竞赛表演产业的市场化、产业化程度还较低，制约了体育竞赛表演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鉴于2017年体育产业总规模为2.2万亿，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0.94%，距离2025年的5万亿目标仍有不小的距离。而参考国际惯例，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一般GDP占比要达到5%左右，所以中国体育产业想要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型产业更是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
从这一层面考虑，2025年即便是真的如期实现5万亿目标，但那更像是体育产业的一个新起点而非里程碑式成果。考虑到“奥运三问”国人足足用了一百年才完成作答，希望到2049年新中国建国100周年时，体育产业能够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从而在那个时候完成对伍绍祖“体育产业三问”的圆满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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