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谈瀛洲：语言本源的守卫者 ——郜元宝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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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本源的守卫者

——郜元宝印象

谈 瀛 洲

1

　　我来写关于郜元宝的印象，应该是很合适的：我跟他几乎每星期都见面。这在上海这样一个人情冷落的大城市，算是很不易的了。但过分熟稔也有不利之处，那就是他原来很多特出的性格特点，慢慢地被我习以为常，乃至视若无睹了。所以还是让我回到跟他刚认识的时候吧。

　　那大约是在1995年。当时我借住在复旦附近的一套两室户里，门庭冷落，满室生尘。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郜元宝，那时他已是著名的青年评论家了，却常常光降聊天，并持赠一册他的著作《拯救大地》。

　　那时闲聊中时常涉及的一个题目，就是他关于口语与书写的区别，和汉字与汉语文学关系的思考。1996年秋，长年在日本教学的英国学者Peter Makin来复旦中文系作访问学者。他是一个庞德专家，因而也对汉字和汉语文学的关系极感兴趣，并常常和郜元宝切磋。我则有时在他们中间充当“舌人”，奔波于汉语和英文之间。郜元宝收入《在语言的地图上》一书中的《汉字作为诗歌媒介的特征》等文字，也许就是他这一时期的思索的结果。

　　郜元宝说话时总是有条不紊，细声慢气，至关键处则作微咳，以示着重。Makin练习书道的优雅而苍老的日本妻子虽不参加讨论，却常常专注地听他说话。可惜不久就发现她已身患绝症，回日后不久即去世。Makin曾来信，说在中国度过的岁月，是他妻子去世之前的一段短暂的快乐时日，尤其是郜元宝的言谈，给了她莫大的快慰。

２

　　郜元宝的《鲁迅六讲》，就是他关于汉字与文学的关系的思考的身体力行。从一个“心”字入手，抽丝剥茧，进而揭出鲁迅的整个内心世界。这本书是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的凝聚，但其实他对鲁迅的兴趣开始得很早，如他在1999年出版的《在语言的地图上》一书的第一篇，写的就是“鲁迅风”与“胡适体”之间的比较。

　　作为一个学者，郜元宝最为人注目的当然是他的当代文学评论，但其实他学问的入手是美学，他也早就想超出当代文学评论的范围。因为对他来说，当代文学好比一种不够好的原材料，加工不出太好的器皿来。所以他又研究鲁迅，研究语言问题。

　　在郜元宝的文学评论中，他总是先注意到作家的语言，比如在《拯救大地》中，他就讲到王蒙对乌托邦语言的戏拟，和孙甘露的叙事和语言的矛盾。对于现、当代文学中的语言的关注，可以说贯穿于他的《拯救大地》、《在语言的地图上》、《鲁迅六讲》和《另一种权力》等几本著作之中。

　　他不是把一个作家的语言孤立起来加以静止的考察，而是把它放在从五四起始的白话文的历史之中——这就给了他的当代文学评论以难得的历史感和美学深度。他的私心，我猜也许是要把现、当代中国文学中各家的语言特色作一梳理。他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不少的工作，可惜其价值甚少为人理解。我也不敢自作解人，只是模糊地意识到他的工作的重要性，希望他能专注于这一目标，把这一宏大的工程进行下去，因为这对中国的文学，对中国的文学研究，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郜元宝自己的文字，是绵密细致的那种，读时要静下心来，否则不容易“进入”。一旦进入，就会发现它有种种委婉的意思，有点像一个层层相套的象牙球。可以说是苦心经营，可又了无痕迹。即便骂人，也很少剑拔弩张，总是要绕一个弯子。

　　在谈到王蒙时他告诫我们：“读王蒙的书首先应该留意他的语言。这里有细心挑选不露痕迹的文言，外来语，方言和新旧杂陈的北京话……”读郜元宝的书时也该如此。他的批评语言，是取宏用精，经过锤炼的语言，在其中可以找到《庄子》和《文心雕龙》的痕迹，也可以发现鲁迅式的复杂欧化句型，如“觉得满意的还是缺乏气势且有‘抬轿子’嫌疑因而注定要为以骂倒一切为高明的批评家以及念念难忘‘与国际接轨’的学者通人所不取的几篇作家论”。他称赞鲁迅的语言“有直说，有曲笔，有明喻，有暗示，有平坡，有沟壑，有扩张，有收敛，有言语道断，又有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这也许是郜元宝的“夫子自道”，或者说是他在自己的语言上追求的目标吧。

　　对鲁迅的服膺，已经渗透了郜元宝的生活。即便在闲聊的时候，他往往也会冒出几句鲁迅的格言警句。他对《鲁迅全集》的熟悉，已经到了信手拈来的地步。

　　那天跟郜元宝一起去参观一个朋友的复式豪宅。上、下两层的四壁，几乎都是满满的书架，就连三层阁楼上也放满了书。回到客厅坐定，我还在那里称叹主人的藏书之富，郜元宝却忍不住了。他发问道，你怎么没有一套《鲁迅全集》？”

３

　　郜元宝经常抱怨感冒与咽喉的不适，常常天还未冷便用一条真丝或羊毛围巾仔细地裹住脖子。初时我还嘲笑他的矫情，等到我后来自己也患了咽喉炎，才体会到这种听上去无关紧要的小病给人带来的长久的烦恼，甚至是日常工作和生活的种种不便，尤其对一个教师来说。但除此以外，郜元宝似乎是个很健康的人——他步履轻快，看似瘦削，其实却很结实，能做倒立和次数多得惊人的俯卧撑。

　　部分是因为咽喉炎的关系，郜元宝身在大学，却深恶教书。我一般一周六到八节课，在大学也不算多，郜元宝只有四节甚至两节，还常常对我叹言教书之苦。这倒并非郜元宝娇气。教书其实是一种被迫的“学术”，而对他这样敏感的人来说这种被迫尤其痛苦；更何况在今天的大学，从本科生到研究生，都往往因了对课程内容的兴趣以外的原因，坐在教室里。教这样麻木不仁的学生，更令他感到痛苦。

　　在《鲁迅六讲》一书中他这样描述鲁迅在厦门对教书的感受：“单纯的编讲义对他的压迫如此之重，至于用轻易不肯用的坏字眼——‘无聊’——来评价”，又引鲁迅的话，“教书和写东西是势不两立的，或者死心塌地地教书，或者发狂变死地写东西，一个人走不了方向不同的两条路”。也许这样的话，正道出了郜元宝自己内心的感受。

　　我觉得，郜元宝正在弃绝“学术”，回归文学。这里的“学术”，指的是各种舶来的“学说”与“主义”，在他看来，它们是文学之外的东西；他试图回到文学的本根，即“心”或人的“内心生活”，只此便足为文学存在的理由，而不必依傍他物。所以，他心目中的文学与文学研究，其实是一种很纯的文学与文学研究。

　　所以，在《另一种权力》一书中他反复陈说，“文学应该能够成为一时代文化最本质的表达，不必靠别的什么为自己辩护”；“想坚持文学的发言权，不让文学被种种学问、话语和意识形态淹没，希望文学有其他东西所不能替代的美点”。

　　他曾深研海德格尔，却从不套用海德格尔，连他写海德格尔的博士论文，“1994年初即已联系好出版”，最终竟放弃了。在文学评论上他重精神而轻学术，不从西人那里借一套理论武器，尤其是标榜为“科学”的理论武器，来套中国人的文学材料。

　　但他从海德格尔那里是有所得的。他的所得。便在回到“存在的语言”，也即回到“诗的语言”；从诗的本源出发，让语言自己说话，而不是把语言当做一件可以和诗相分离的工具或材料性质的东西。他在海德格尔身上所得的是海氏的精神，而非他的“学说”或“体系”，如果说海氏有“学说”和“体系”可言的话。

　　郜元宝的海德格尔研究、鲁迅研究和当代文学评论，其实是贯通起来，相互联系的，其中一以贯之的东西，就是他对语言的关注。

４

　　生活中的郜元宝和多数读书人一样，是不切实际的，只是郜元宝更甚。我曾目睹过他的两次装修，都可以以“灾难”这个词来形容。一次他让装修队在一堵墙上开一扇窗，可是因为某种交流中的信息损耗，等他第二天去的时候，整堵墙都不见了。郜元宝本来是要将错就错的，还好对面有一个警惕性高的邻居，时时以望远镜观察各住户，忽然发现了郜元宝豁然通透的房子，禁不住担心他楼上住户的安全，赶紧报告了物业。后者认为消失的是一堵承重墙，结果郜元宝不得不让装潢队把墙砌了回去。

　　郜元宝在任何时候都要与众不同。这在跟他喝酒时最看得出来。你点啤酒，他就偏要点黄酒；你点黄酒，他就偏要点白酒，然后等酒来了以后，又拒绝喝完。所以，跟他吃饭的时候，最好还是让他点酒。

　　郜元宝女儿幼时多病，他也“久病成良医”了。我的女儿比他女儿小几岁，一旦有什么高烧、呕吐等症状，我总是急电郜元宝，总能从他那里得到处理危机的详尽指示，并且似乎比儿童医院急诊室里那些年轻大夫的建议要管用得多。

　　作为一个父亲，郜元宝对女儿的极度（也许是过度）关爱让人感动。他小学三年级的女儿在澳大利亚只读过两年书，就已经能够读完英文本的厚厚的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并曾发出要把《哈利·波特》重新译成中文的豪言壮语，恐怕将来也是一个文学种子。

　　他最近又发生了宗教情感，对此我是不敢置一词的。因为宗教情感实非经由理性可以达到，全靠上帝的惠顾。我既没有类似的体验，便不敢胡说八道。

　　我所说的只能是，郜元宝不满足于物质和人伦的人生，而走向艺术的人生，现在又要从艺术的人生，走到精神的人生境界中去了。吾只见其进，不见其退矣。

本文转载自《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04期，

(责任编辑：林建法)

憩园讲坛︱5月6日郜元宝主讲：也是一种“寻根”——鲁迅《故事新编》重读

时间：2017年5月6日（周六）晚7:00-9:30

地点：大隐精舍（重庆南路30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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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忻世超

校对：饶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