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陆正伟：寻访巴金在上海的“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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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三年初夏，巴金与三哥尧林为挣脱封建的精神枷锁，毅然走出让他俩感到窒息的大家庭，坐船从成都顺江而下，来到上海求学。细细算来，迄今已有八十余年矣。
近来（本文写于二〇〇四年——作者注），我依据史料记载和本人所知，对巴金在上海旧居地进行了寻访，从中发现，由于战乱等因素，巴金数度搬迁，竞达十余处之多。其中有典型海派风格的石库门，也有中西合璧的新式里弄房子和西式花园住宅。如今，有的已毁于战争的炮火，难寻踪影；有的历经沧桑，墙面剥落，门窗歪斜，岌岌可危；有的刚夷为平地，等待开发；也有的被列为重点建筑而受到政府的保护。我按图索骥四处寻访，沿着巴金先生早年的足迹在纵横交错的老街坊中，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巴金手挟书本匆匆而过的身影，在弯曲的小道上，我久久地伫立在一幢幢老楼前睹物思人，感慨万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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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麦加里居住期间，经常聆听鲁迅的教诲
一九三三年春，巴金从花园别墅迁至狄思威路麦加里二十一号（今溧阳路九百六十五弄二十一号）居住。先前两年，他南北奔波，到南方访友，赴北平帮助朋友办刊物，又东渡日本留学，在麦加里聚少离多。
一九三五年八月，他结束了在日本的学习生活，乘加拿大“皇后号”轮船回国，至一九三六年年底居住在此。出国前，巴金出席生活书店为《文学》月刊社举行的宴请主要撰稿人的宴会时结识了尊敬的鲁迅先生，过后，鲁迅先生还参加了巴金赴日时的饯行宴会。根据史料记载，巴金与鲁迅的会面不下七八次，都是巴金居住在麦加里的这段时间里，但都是在宴会席上相见。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巴金与病中的鲁迅先生联系后，与曹禺相约前往探望，他与曹禺那天早上到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大陆新村九号鲁迅先生寓所时，惊悉先生已于凌晨逝世。巴金和曹禺都悲痛不已。
晚年，巴老在杭州养病，同样受到过鲁迅先生关心和爱护的黄源来探望时，总会提及鲁迅先生。巴金还清晰地记得向鲁迅先生约稿时的情景，为自己为鲁迅先生编就了生前最后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而感到高兴，黄源也常在巴金面前说：“那时，你住在虹口麦加里，我每次从鲁迅先生家里出来，总会弯到你的住处稍坐一会，那时，你的精力真旺盛，一个晚上能写出一个短篇来。”巴老总笑答道：“现在老了，不行喽。”从两位老人的笑声中能听出他们对鲁迅先生都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住在麦加里时，巴金常收到不少读者来信，其中，他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爱国女中一位高中生的来信，向巴金诉说她对作品人物的同情，同时，也谈到了自己的苦闷之情。巴金对每一个读者的来信都认真地阅读后，再一一回信作答，对这位女学生也不例外。经过一年多的通信，他们相约在新雅酒店见面，初次见面，她担心巴金不认识自己，在给巴金的信中附上了一张自己的近照。这位女学生就是后来成为巴金患难之妻的萧珊。
麦加里所在的那段溧阳路已在我手中的那册新出版的地图上消失，但我还是找到了地处四平路南边的原溧阳路地块。呈现在我眼前的是空旷的工地，只见围墙内大吊车、劳动车停在边上，几间铁皮工棚闲置着。看守工地的师傅告诉我，这里正在建造轻轨，是市重点工程，但与我看到的如此冷清的气氛是不相符的。也不知出自何种原因，原先三十八幢同样的住宅楼群而今只留下孤零零的一幢，我从仅有的那幢小楼铁铸围栏的阳台和屋顶上的大烟囱能看出它是有着西欧风情的建筑，但已无法想象出当年周边的一些景观了。我只能根据巴金由在麦加里的亭子间所看到的景象而创作的小说《窗下》来寻找当年一鳞半爪的感觉，文中描绘道：“我的鞋子太放在窗前，窗台很低，我一侧头便可以看见窗外的景物。上面是一段天空，蓝天下是土红色的屋顶，淡黄色的墙壁，红色的门，墙壁上一株牵牛藤沿着玻璃窗直爬到露台上面。门前有一条清洁幽静的巷子。其实这对面的房屋跟我住的弄堂中间还隔了一堵矮墙。越过矮墙是我的窗下。从我住处的后门出去，也有一条巷子，但是它比矮墙那面巷子窄狭而污秽。墙边有时还积着污水和腐烂的果皮、蔬菜…”
在敦和里，以笔为刀，为抗日呐喊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因好友马宗融、罗淑夫妇前往广西大学任教，巴金便迁入拉都路敦和里二十一号（今襄阳南路三百零六弄二十二号），为马家看守住宅。敦和里是一条三层砖木结构的新式里弄住房，整条弄堂比起麦加里占地面积要小得多。此时，好友黄源在住在敦和里，他分别担任着《文学》《译文》两家刊物的编辑，他家门口挂着《文学》社的牌子，同时，由陈望道主编的《太白》社也曾设在此弄的前排房内。在这条并不算大的弄堂里有三家全国性的大型文学杂志社集中在此，也可说是奇观了。巴金在此涉足童话、散文、诗歌、剧评、杂感及随笔，先后创作了《能言书》《给一个孩子》《死》《梦》《醉》《几句多余的话》等，还出版了童话集《长生塔》，他在散文诗《自由快乐地笑了》中控诉日军“铁蹄踏遍古城”，描写“孤儿在街头寻觅失去的父亲，新寡的妇女在避难所中叹息”，鼓励人们“宁愿在战场上作无头鬼，也不要做一个屈辱的奴隶而偷生”。他还与矛盾一起主持了《呐喊》周刊（后改名为《烽火》），这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文学》《译文》《中流》《文丛》四中文学期刊在抗战时的联合刊物，也是作家们在爱国救亡运动中与敌人进行搏斗的匕首。
在霞飞坊，完成长篇小说《秋》《寒夜》
一九三七年七月，因罗淑从广西返回上海，巴金从拉都路敦和里搬到霞飞路霞飞坊五十九号（今淮海中路九百二十七弄五十九号）。此弄建于一九二四年，为典型的新式里弄建筑，前弄面朝热闹的淮海路，后弄口与茂名路、南昌路连接，闹中取静，巴金闲时常在南昌路上散步。霞飞坊的房子红砖作外墙，每幢都有天井，五十九号前门的墙上由卢湾区旅游管理办公室安了一块黑色大理石，上面镌刻着“著名文学大师巴金一九三七年曾在此居住”的字样，同样的勒石在弄内有好几块，我所见到的就有六十二号的鲁迅夫人许广平和二十六号的科学家、原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及徐悲鸿、胡蝶等几位文化名人的纪念碑。
巴金曾居住过的淮海坊（原霞飞坊）旧居
按常规，楼上的住户都是从后门进出的。我去过几次，后门都紧闭着。一次，门却开着，征得住家同意，走了进去，经过卫生间、厨房间就看到上楼的木楼梯了。我拾级而上，在二楼亭子间处已安了一道门，门关着，只能作罢。但上楼梯时的沉闷声响使我想起了巴老的样子马绍弥常跟我提起的往事：住霞飞坊时，马绍弥在楼上只要听到有“咚、咚、咚”上楼的沉重皮鞋声，就猜准是李伯伯又买书回来了。巴老家给他的印象是：拥挤。他介绍说，三楼临窗放着书桌，靠墙是一张铁床，其余的空间都被装玻璃柜门的书柜占去，只留下曲曲折折的狭窄过道，亭子间也成了堆书的地方。
巴金在霞飞坊完成了抗战中期最重要的一部著作——《秋》，他在为《秋》作序时写道：“……它是我一口气写出来的，当时我在上海的隐居生活很有规律，白天读书或者从事翻译工作，晚上九时后开始写《秋》，写道深夜两点，有时甚至到三四点，然后上床睡觉……”
在抗战期间，巴金辗转于广州、桂林、昆明、贵阳、重庆等地，忙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一九四六年五月，他与妻子萧珊及不满周岁的女儿小林从重庆回到上海的霞飞坊安下了家。年底，他又创作出了长篇小说《寒夜》。
上海解放后，巴金在淮海坊（即霞飞坊）居住时应邀出访了波兰、苏联和印度，创作并出版了《纳粹杀人工厂——奥斯威辛》。还两度率“朝鲜战地访问团”赴朝鲜战场深入生活，历时一年有余。后根据积累的素材撰写出了一批讴歌志愿军指导员勇于献身，保家卫国的军事题材作品，如小说《团圆》（后被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
在武康路一百一十三号小楼里，写出了《随想录》
五十年代初，巴金的妹妹与继母到巴金家同住，再加上儿子小棠的出生，原本不宽敞的住房显得更为局促了。解决住房已迫在眉睫。刚巧，西区有座小楼腾了出来，巴金夫妇看后感到满意，于是，在一九五五年九月全家从淮海坊迁入武康路一百一十三号。这是座欧洲乡村别墅式的花园住宅，建于一九二三年，解放前为一个法国侨民租用，后来业主退租回国，被用作过苏联商务代表处；假三层，细卵石墙面，装饰简洁，南立面底层为敞廊，苏联专家曾把它作为放映室，巴金家搬来时还留有专供放映员使用的小房间。
巴老于一九五五年后居住的小楼
巴金把积累多年的藏书从淮海路运来后，三层楼的书架全都排满了，又把花园边上的副楼也都存放了书，最后还将汽车间改作书库用了。
五六十年代，巴金的社会活动繁多，忙于开会、出访、迎来送往等活动，常不在家，家中的里外事都由萧珊承担着。巴金是一位从不拿国家工资、靠稿费生活的作家，但萧珊仍把子女的学习和平时的家庭生活安排得妥妥帖帖，井井有条。我看到过萧珊在五十年代每天记账的家庭账本，从她那工整的字迹和收付分明的明细账上看得出萧珊是一位办事极其认真细致的人。我随意摘录其中两则就能见其一斑了：“七日，收款430元，付芾甘（巴金原名——作者注）国际书店定书（法文4263），付菜金及水果4元，付稿纸、牙膏、肥皂2元。八日，付菜金2元，付父亲购物2元，付点心1元……”后来，萧珊不甘于家庭主妇式的生活，到《上海文学》编辑部当了一名不取报酬的义务编辑。
在那颠倒黑白的岁月里，造反派几次三番上门抄巴金的家，二、三楼全部贴上了封条，一家几口只能蜗居在底楼的客厅里。红卫兵白天闹腾嫌不够，有时在深夜也会翻墙入室，扰乱一通。家里整日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女儿小林去了农场劳动，儿子小棠插队去安徽务农，连家里豢养了七年的那条小狗也在劫难逃，被送进医院实验室作解剖之用了。花园里百花凋零、野草疯长，尽管家境如此黯淡、凄凉，但巴金夫妇在长长的夜路中仍互相搀扶着艰难地行走着，巴金在事过多年后回忆写到：“……我在原单位（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给人当‘罪人’和‘贱民’看待，日子十分难过，有时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我进了门看到她的面容，满脑子的乌云都消散了，我有什么委屈、牢骚，都可以向她尽情倾吐……我诉苦般地说：‘日子难过啊！’她也以同样的声音回答：‘日子难过啊！’但是她马上加一句：‘要坚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坚持就是胜利……’”但是，萧珊最终没能亲眼看到还李先生（萧珊对巴金的尊称）一个公正的结论，也没能等到胜利的那一天，她带着人间的愤恨离开了人世。
一九七八年，当巴金重又走进被封了整整十年的书房，重拿起笔撰文写作时，在第一批写就的文章中就有他萦绕心头多年的《怀念萧珊》，由此便开始了《随想录》的写作。他不顾年老多病，谢绝了耗时费神的各种应酬，苦苦思索，在一张简陋的小桌上以八旬高龄完成了有着四十余万字的《随想录》（五卷本）。他在谈及《随想录》的缘起时说：“……五十年代我不会写《随想录》，六十年代我写不出它们。只有经历了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后，我想起自己是一个‘人’，我才明白我应当像人一样去想任何大小事情……”他通过总结“十年浩劫”的教训，清理自己一生的思想轨迹，说出了真话。我想起了巴老在三十年代创作的《新生》被毁后，他用炽烈的感情与惊人的毅力，重又创作出了新的《新生》，实现了他的誓言：“我的精力是侵略者的炮弹毁灭不了的！”他把这部新诞生的《新生》称为“纪念碑”。那么，晚年他历时八年用血和泪写成的《随想录》就可以说是建立在读者心中的一座“文革博物馆”了，它时刻地告诫人们：“记住历史教训，不让悲剧重演！”
巴老家的客厅陈设十分简单，进门就是一排顶天立地的大书橱，西墙边安放着一架钢琴，是萧珊用翻译得到的第一笔稿费买的，靠内走廊的一只装饰柜里摆放着各国友人赠送的纪念品，北墙的壁炉上方挂着林风眠赠给巴老的一幅鹭鸶画，厅中央摆放着一圈沙发，是萧珊在五十年代搬来时买的旧沙发。
巴金常在这间寓所客厅与朋友、外宾座谈
在这间客厅里，巴老接待过很多批国外友人，也多次在此举行国内外的颁奖仪式，但这里更多的还是鲜花和掌声，如逢巴老生日，那这里真成了“花的海洋”了。巴老是一个淡泊名利而注重友情的人，一阵热闹过后，客厅里重又归于平静。我每次走进小院时，总能看到巴老静静地坐在书橱旁的靠椅上，手捧《巴金全集》（二十六卷本）的清样，面前的小茶几上堆放着稿纸、笔、工具书和放大镜等文具。上千万字的校样都要经过他一个字一个字的校阅，工作量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巴老为了向读者早日“交卷”，每天连续工作八九小时以上，当他校阅完最后一卷，已累得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的时候，在卷末的《最后的话》中深情地写到：“……笔在我手里如千斤，无穷无尽的感情也只好咽在肚里。不需要千言万语，让我们紧紧地握一次手无言地告别吧……”
华东医院，巴老晚年特殊的“家”
一九九四年秋，巴老终于病倒了，经诊断，骨质疏松引发了胸脊椎压缩性骨折，需卧床治疗三个月。从此，华东医院成了巴老晚年的一个特殊的“家”。在住院的多年中，他先后住过北楼、东楼和南楼。在北楼，他把在家里未了的工作也搬了过来，边治疗，边工作。在医院的小餐桌上，他用一双颤巍巍的手为《巴金译文全集》（十卷本）作序跋，直到握不住笔时，才改用口述，让马绍弥、外孙女端端作笔录，最后由他反复修改。所以，每完成一篇文章，所耗费的心血要比常人多得多。
一九九五年三月，《巴金译文全集》的序跋同没收入《巴金全集》中的文章被合编成《再思录》一书。巴老手拿样书，对此书的总策划陈思和及责任编辑杨晓敏说：“如身体好些，还要继续写下去。”他连下一本的书名《三思录》都想好了。可是，此事没能如愿，过后，他在病房里只写过两篇“长文”，一篇是闻知老友曹禺逝世的消息后，他满怀悲痛之情边忆边述，小林执笔，历经数月完成的三千多字的《怀念曹禺》一文；另一篇是一九九八年春动笔，后因种种原因没写成的《怀念振铎》，当时他断断续续地边写边修改，直到一九九九年一月，没想到巴老在二月八日突患重病，留下了一篇写了整整十年未完了的稿子。
在医院中，巴老仍关心着文学事业的发展。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已有多年没开了，一九九五年春，刚上任的作协领导商定把主席团会议移到上海召开，让代表们围坐在主席巴老身边共商大计。开幕式原定在巴老病房隔壁的会议室中召开，负责会务的同志见会议室太小，无法容下会议代表和记者，感到十分为难，巴老闻知后，首先想到的是在医院开会会影响其他病员的休息，就说：“我到虹桥迎宾馆大会场去！”此话一出，一道难题虽然迎刃而解了，但大家知道巴老卧床三个月刚能坐起，还在恢复阶段，大家一时都拿不定主意。医院经过研究，特准了巴老两个小时的假，并派医务人员陪同随往，为以防万一，还随身携带急救器械和氧气袋。那天，当巴老身穿塑料马夹，坐着轮椅徐徐来到会场时，代表们不约而同地起立并报以热烈的掌声，在“团结、鼓劲、活跃、繁荣”的红色会标的映衬下，巴老坐在会场正中，望着从各地赶来参加会议的代表，微微招手，向大家致意。巴老的出席使多年没开起来的会议开得很成功很圆满，成了文坛上的一段佳话。
多年来，巴老与病床为伴，病魔折磨得他只能静静地接受治疗，用药物维持着生命，这对一位习惯用文字抒发感情的作家来说是何等痛苦啊！但读者始终热爱着这位老人。在病室里，医务人员集体签名的“百寿图”和五花八门的吉祥物摆放在床头，千纸鹤在微风中轻轻地飞舞。在北京，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人和巴老“握了手”走进现代文学馆，以触摸巴金手模的特殊方式和巴老亲近。但我看到更多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和贺卡了。我再巴老的病房细细地展读着一封封感人肺腑的来信，美好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使我的心灵一次次地受到震撼和感动。就像二〇〇三年度“感动中国”评选颁奖会给巴老做的颁奖词中说的那样：“他曾经创造过，他曾经真实过。他的创造和真实使他成为一个标尺和一个符号。所有的人都在诚恳地挽留他。忽然离去的残酷和残酷挽留的拉锯，给百岁华诞的老人蒙上了悲情和壮丽。属于一个灵魂的痛苦和属于许多灵魂的依恋交织在一起，感动难以避免。”
这可能就是巴老崇高的人格魅力所在。
* 本文转载自《永远的巴金》陆正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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