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周立民:难以忘怀的印象——巴金1947年的台湾之行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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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忘怀的印象
——巴金1947年的台湾之行及其他
一、一切是那么明亮,那么茂盛
巴金一生中,只去过一次台湾,却给他留下终生“难以忘怀的印象”,以致1979年回忆此行,他还以抒情的笔调写道:
一九四七年八月我从台北坐车去基隆,在那里搭船回上海。小车飞驰着,南国的芳香使我陶醉,一切是那么明亮,那么茂盛!我上了船,望着美丽的海港渐渐退去、朋友们的挥动的手终于消失的时候,我立在甲板上,身子靠着栏杆,摇着手,低声说:“台湾,美丽的土地,我们的!”(巴金《关于丽尼同志》,《巴金全集》第16卷第57—58页)
由于随后时局的紧张和两岸的长期阻隔,巴金的此行,没有像三十年代的旅行那样留下详细的“旅途随笔”,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绝口不谈,这给我们追寻他的行踪带来一定的困难。
首先是访台时间,巴金记忆中是“初夏”,而上文说是八月——他的印象是对的,佐证的资料是当时的书信:巴金1947年6月18日致田一文信说:“后天要去台湾,大约两周后回来。”(《巴金全集》第22卷第26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据此,他启程的日期,应当是6月20日。巴金1947年7月25日致沙汀信说:“我去台湾走了一趟。前两天才回来……”(《巴金全集》第24卷第50页),“前两天”,如果是确指,那么是7月23日;如果是虚指,也该是7月20日以后的几天,也就是说,他在台湾待了整整一个月,不是最初计划的“大约两周”。
巴金此行的目的是什么呢?一是为调解朋友家庭矛盾而来,吴克刚夫人为此写信请他去的。二是顺便考察文化生活出版社开办台北分社的可能性。当然,这两件事情仅仅是个由头,看看老朋友,饱览宝岛风光,倒是占据了他访台的大部分时间。比如,他的老友索非等人此时都在台湾,这就有了难得的相聚时光。
文化生活出版社,自1935年起,巴金就义务但任总编辑。有份资料引用 “解放前夕”黎烈文给巴金的信,谈到过为出版社找房子事:“时局不定,文生社能在台北弄一个分店,或办事处作退步,总是好的。儿玉町大学书店斜对面(离以前索非弄的国语函授学社很近)有一所店面房子,地点既好,开间也大,又不要顶费,只要预付一年租金,租金也还公道。这房子是公论报的,如果早说,毫不成问题;现在却有人在抢,我已和李万庆闹过几次,叫他无论如何分一间给文化出版社,现在虽还没谈妥,但大概可以成功,这事陈晖当有详细的信报告你们。”(复旦大学、上海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兵团批斗巴金专案小组编印《反动权威巴金资料汇编,第二集(巴金的黑关系)》,1967年9月印)巴金在给田一文的信中也谈及此事:“济生已去台北,想在那边设一分店,不过我看好的房子已经让别人顶去了,能否找到房子,还难说。我的计划是从小做起。文生社目前没有什么大计划,年内只想把积稿印出一部分。”(巴金1947年8月11日致田一文信,《巴金全集》第22卷第268页)此事不成,除了没有合适的房子之外,与当时的台湾不是搞出版的上佳之地有关,巴金与国民党方面的来往向来谨慎,到台湾“作退步”的打算亦非巴金所愿。
巴金在台湾都去了什么地方,目前尚无具体资料可证。他在一篇文章中曾说:“十一年前我也曾在台北、台中、台南作过短期的旅行。我还有少数朋友留在这些地方。”(《与台湾文艺界朋友话旧谈新》,香港《文汇报》1958年5月17日)看来,他还是走了不少地方,不过,引以为憾的是,他没有去日月潭:“一九四七年因为大雨冲坏了公路,我没有能去风景如画的日月潭,至今感到遗憾。倘使能再一次踏上美丽的南国宝岛,这将是我晚年莫大的幸福。”(《关于丽尼同志》,《巴金全集》第16卷第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1980年代末,曾有台湾朋友筹划邀请巴金和冰心访台,两人年事已高,难以成行,巴金的这个梦想终未实现。
二、没有他们,那么我今天必然一无所有
1947年的台湾之行,巴金留下的最直接、最形象的文献,是两张照片。一张是多人的照片,巴金与吴克刚夫妇及其子女所摄。另外一张是两人的合影,巴金扶着一个小女孩的肩膀而摄。照片中的巴金,白衬衫,深色西裤,条纹领带。他正当壮年,戴着眼睛,天庭饱满,面部线条融合。在后一张照片中,能够看出南方特有的大叶植物,后面的背景是一排书架。
能够走进这个家庭,调节人家夫妻间的矛盾,足见巴金与吴克刚的关系非同一般。的确如此,过了半个多世纪,巴金回想起1920年代在法国的留学生活,曾经深情地写道:“在那个时期有两位朋友给我很大帮助,对我影响较深。他们就是与我同去法国的卫和在巴黎的里昂车站迎接我们的吴。他们对我非常慷慨……倘使当初我的生活里没有他们,那么我今天必然一无所有。”(《巴金全集》第21卷代跋,《巴金全集》第21卷第6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这三位朋友,青年时代曾经在一起,写文章,办刊物,讨论问题,是有着共同信仰的青年时代的好友。巴金还把吴克刚写进他的小说中,《亚丽安娜》中的“吴”,《雨》中的张小川,《我的眼泪》中在巴黎参与声援萨珂凡宰特活动的描述中,都有吴的身影。抗战胜利后,吴克刚和卫惠林相继来到台湾,晚年又都去了美国。
然而,两位老朋友可能想不到,这次台湾相聚后,次年,他们又在上海见过一次,接下来再见面要等四十多年。1989年4月28日,吴克刚在上海的病房中见到巴金时,两人已是垂垂老者。“八九年克刚回国,我在华东医院治病,他多次来病房看我。”(巴金:《关于克刚》,《再思录》第99页,作家出版社2011年4月版)不过,这之前,两人已有鱼雁往来。从现在保存的吴克刚给巴金的弟弟李济生、女儿小林的信中可知,《巴金小说全集》能够在台湾远流出版,吴克刚也是其中的穿针引线人。垂暮之年,巴金分外珍稀青年时代缔结友情,1993年9月26日,他在给吴克刚的信中说:“一九二七年二月我们在巴黎车站第一次见面,六十几年过去了。我受过你和惠林不小的影响,我们喜欢辩论,我也把你们写进了我的小说,能再吵一次多好!但是现在我已经没有力气了,不论是说或者写。”(《再思录》第307-308页,作家出版社2011年4月版)
三、“埋头写作,不求闻达”的朋友
台湾之行伴随着清山秀水的是朋友的久别重逢,“我在一九四七年初夏,到过台北,去过黎家,黎的夫人,他前妻的儿子都是我的熟人。黎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教授,在台湾大学教书,并不受重视,生活也不宽裕。我同他闲谈半天,雨田(黎太太)也参加我们的谈话,他并未发表过反动的意见。”(巴金:《怀念烈文》,《巴金全集》第16卷第198页)
“未发表过反动的意见”,巴金显然话里有话。那是因为长期以来,黎烈文在大陆是被作为“反动文人”而宣传的,深知黎烈文为人的巴金为朋友遭受这样的不白之冤深感不平。当他终于能够自由表达心声之时,率先为老朋友辩诬。与黎烈文交往的情况,巴金曾写过一篇《怀念烈文》一文,此不赘述。巴金珍藏的黎烈文的书信,倒是可以为他初到台湾的生活做以补充:作为一个清白书生,他生活很艰难。一封大约写于巴金去台湾之前的信中,黎烈文写道:“十四日信收到。我不知东西涨得那样快,以为剩下的款子买了表还可以买皮鞋,弄到你为难,真是好笑!”“表既已不能买,那么除买一双皮鞋外,余款请代购厚白纺绸(做衬衫用的),尽钱买。如纺绸太贵,剩下的钱还不够买一件衬衫料时,就请代购细薄的白色府绸好了。”信中他还提到一本译著,“能预支一笔版税最佳,不能预支也没有关系”。黎烈文的夫人许粤华后来写给巴金的信中也回忆此时的生活:“我也想起当年我们在台湾时物资缺乏,你和她不辞繁琐替我们采购日用品及老幺忍之的奶粉等等一次次寄来。”(许粤华1980年10月15日致巴金信)
穷困,恐怕只是黎烈文后半生生活的一个表象,而真正的内心的苦楚和不自由却又无处诉说。许粤华1980年6月10日致巴金信,谈到黎烈文作为一个书生与官员交往中,坚守清白底线和遭受的伤害。“不料陈仪后来却听信小人片面之辞,没有查问,就把老黎的副社长解聘了!那也是他的一页伤心史。当时交通工具都为长官公署所控,我又即将生产,既不能离开台湾,生路几绝,软弱一点的人会自杀的。军人出身的陈仪还是个粗胚!1969年他病倒后作心脏检验,医生发见他心上有伤疤,诚伤心人也!”
巴金在《怀念烈文》中,曾经提到黎烈文去世时,夫人许粤华拒收钱款的事情,后来,许粤华给巴金的信上有所更正和补充,也讲了黎烈文的生活状况,这都是补充《怀念烈文》的难得文献:
关于烈文身后的情形,你听到的与事实略有出入。烈文的夙愿是要把三个孩子全送出国。但自己教书所得只抵得美金50元,连上稿费也不过百元,如何能培植儿辈出国呢?唯一的办法是鞭策他们争取国外的奖学金,因而不许他们走文史的路子,逼他们搞理工,孩子们因此也相当吃苦。十一、二年前出境与美国签证都日益严格,他唯恐忍之走不成,病倒前一直叹说:“细伢子能出国我可死而瞑目了!”结局果如所愿,孩子于1969年8月16日成行,他于11月5日病倒;三年后瞑目,聊可谓无憾矣!所以那时已毋需负担孩子们的教育费用。相反地,三个孩子还合力每月寄回百数十元充当乃父病榻之用,贴补了为数有限的退休金之不足。丧事中我不接受官方的赠与,因为我觉得其中不无“救济”之意。(许粤华1980年10月15日致巴金信)
整整七十年过去了,在文讯杂志社的支持下,巴金故居策划了“巴金和他的朋友们”展览,以此来实现巴金先生重访台湾的心愿。展览共分上下两部分,上篇“美好的梦想”,呈现的是巴金与台湾特别是台湾文化界半个多世纪的联系,一事一物总关情。下篇“美好的感情”,展现的是巴金和那些台湾朋友的跨越时空的交往,很多书信等文献资料都是第一次展出。如今,巴金和他的那些朋友都不在了。然而,整理资料,让我感动的是,长长的时光,历史的鸿沟,从来没有阻隔他们的友情。这种真挚的友情,始终闪耀光芒,照亮了很多迷茫的岁月。
周立民
2017年5月4日于上海吴兴路
(本文原刊《文讯》2017年6月号)
主办方之一台湾《文讯》杂志为本次展览组织专家学者撰写多篇巴金研究的相关论文,在该刊今年的六月号上刊出了周立民、秦贤次、彭小妍、郝誉翔等人八篇文章,多角度解读巴金与台湾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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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忻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