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 | 巴金的游记，我当做野史来读——博悦读书会《旅途随笔》读后感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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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随笔

巴金 / 东方出版中心 / 出版时间：201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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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游记，我当做野史来读

水晶叶

　　在那光怪陆离的民国时代，女性可不光只有优雅到指尖的名媛们，比如宋美龄、赵四小姐，或是智慧到发丝的才女们，比如林徽因，冰心，更多的是《一千三百圆》里那些就像待宰羔羊般的候补姨太太们，或是像《一个女佣》不堪命运折磨铤而走险的这位女侠。这些小人物不会记载在正史里，甚至很多时候，我们都不会知道他们的名姓。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没有存在过。感谢巴金和与他同时代的作家为我们记录下了这些在“大历史”之外的“小历史”。这也是我爱在故纸堆里寻找历史真相的原因了。

　　希望我推荐的这本巴金《旅途随笔》也能为你带来相同的感受。

一  

巴金《旅途随笔》的成书

　　绝大多数人都知道巴金这位世纪老人，但都没有读过这本书——《旅途随笔》。这并不奇怪，也没什么遗憾。这本小书在巴金那浩瀚著作中极不起眼，默默无闻。它是东方出版中心在2017年出版的《巴金别集》中的一本，一起收录的还有巴金在1927年至1939年的杂文集、散文集和通信。但这并不是《旅途随笔》第一次与世人见面，而是在1934年8月由生活书店初版。一经出版即为畅销书，在《再版题记》中巴金写道“这样的小小的书居然在一个月里面就销售了三千本”，这是连他“自己也料不到的事”。

　　不用多说，光看书名，就知晓讲的是旅途见闻，而体裁应该是随笔形式。

　　随笔，顾名思义，随兴所致，提笔即写，所以天生带着不受拘束的气质。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有感而发，没有太多华丽的词藻，没有弯弯绕的上下文关系，读起来速度较快，不太费劲，唯一的缺点：对像我这样记忆力欠佳的人来说，可能读过就忘了。另外一种文字组织形式，作者在落笔之前会千思万虑，精心构思，遣词造句，前后逻辑关联强。有时，读的时候，还需要停下思索一下前文。

　　对于前者文字组织形式，就像在用“第一意识”，而后者则用的是“第二意识”，即经过加工的第一意识。打个比方说，好比男人和女人同时在一个大商场购物。男人们在五分钟凭直觉就能找到自己中意的裤子，付钱走人。但是，女人们往往要花上两个小时。“时尚不时尚”、“潮流不潮流”，“够长吗？”，“够短吗？”，“颜色搭不搭”，对这件“作品”，女人们会在意识中反复加工她的直觉和想象，并最终做下决定。

二  

巴金的旅途路线

　　1933年，巴金从上海出发，一路经过福建、香港、广东、舟山普陀，在广州逗留了较长时间，写下了不少本书中的文章，然后在8月份回到上海，然而仅仅过了一个月，他又北上天津和北平。巴金非常细心地在每篇文章的结尾记录下了写作时间和写作地点，所以我们可以很贴心地整理出以下这些数据：

三  

从《旅途随笔》中读到的野史

　　这29篇文章，对于巴金，或许仅仅是游记，但八十多年过去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我们，这些游记已非一般意义上的游记，它们更像史实，更像是在正史上不会记载的野史。这些野史的真实性并不比正史低，而且还不像正史那样刻板，相反更加生动逼真，一把就能拉你进入到那个时代。

三  

1.海珠桥的毁灭与重建

　　如果只看内容，不看标题，会误以为巴金在谈论伦敦塔桥。当然不是，这座海珠桥至今仍横跨在广州珠江上。但能见到与巴金所见的相同场景且还在世的人已不多了，并都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因为，在1938年，日军派遣军机轰炸广州，海珠桥的桥体开合器在一轮又一轮的轰炸下被震坏受损。日军居然还顺手牵羊地“盗”走整套开合器。从此，海珠桥就像被人剜去关节，成了不能活动手脚的“废人”。

　　但这还不是海珠桥“桥生”上最惨的一次。

　　到了1949年下半年，国民党军溃败至广州，为了所谓的“将废墟留给共产党”，国民党政府竟然下令炸毁海珠桥。如果说这一决定还能解释为敌我势不两立，那么接下来发生的，则是连上帝也难以宽容。10月14日下午5时45分许，临近爆炸时间，桥面上的行人虽然行色匆匆，但丝毫不知危险已逼近他们。而已溃不成军、人心惶惶的国民党当局竟无一人去通知桥上那些无辜的百姓。下午5时50分，安置在海珠桥上的100箱的黄色炸药完成了它们的使命，连同海珠桥和数百名桥上的冤魂们一起。

　　海珠桥于1950年修复后通车。

　　桥或许能修复，但那些逝去的生命永远不会回来了。

三  

2.传奇人物匡互生

　　如果粗略地划过这些文字，你可能会错过一位传奇人物——匡互生。他的传奇和一场划时代运动联系在一起——五四运动。

　　那么，究竟是怎么样的传奇行为呢？说来寻常，爬窗。只是爬的不是一般的窗，而是当时“一品大员”曹汝霖官邸大门上的一扇小窗。“1919年5月4日，当愤怒的爱国学生们游行至曹宅，点燃了赵家楼，暴打了曹汝霖等人”。中学历史课本总爱隐去一些有意思的小细节。其实，当天的情形更具戏剧性：赵家楼大门紧闭，只留一扇小窗，但见匡互生上前一记硬拳敲碎窗玻璃，不顾手上的鲜血，从小窗里爬进去，然后在门后打开大门，接下来才有了教科书里写的那一幕。

三  

3. “一•二八”事件前的上海

　　《一个回忆》是《旅途随笔》中唯一一篇不是写于1933年旅途中，而是初写于1932年春，改写于1933年5月底。爱好中国近代史的朋友一定会意识到1932年初那个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件。当时，巴金就住在闸北区宝光里——平日他称作“家”的地方——而那里正是日军轰炸的重灾区。

　　幸运的是，在事件爆发的前几日，巴金有事外游，并不在上海。而一个多月后，当巴金辗转回到上海十六铺码头，遥望“黑烟遮满了的北面的天空”时，他出奇地冷静，“我觉得我的血已经冷了”。

　　当时上海闸北区已被日军封锁，巴金在租界度过了“将近三十天的痛苦的生活”，“终有机会到闸北去了”。摘选的这段文字是巴金第一次进入封锁区，但无果而返，因为遇到一位“穿便服的日本人”。

　　这就有点值得玩味了。如果穿便服的人不是汉奸的话，那么，这位操着一口上海话的日本人，至少告诉我们一点：哪怕在战前，日本人对我们中国、我们中国人的了解和关注已超出了我们原本的想象。

三  

4. 民国的普通女子

　　把这两篇文章放在一起的用意是：在那光怪陆离的民国时代，女性可不光只有优雅到指尖的名媛们，比如宋美龄、赵四小姐，或是智慧到发丝的才女们，比如林徽因，冰心，更多的是《一千三百圆》里那些就像待宰羔羊般的候补姨太太们，或是像《一个女佣》不堪命运折磨铤而走险的这位女侠。

　　这些小人物不会记载在正史里，甚至很多时候，我们都不会知道他们的名姓。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没有存在过。感谢巴金和与他同时代的作家为我们记录下了这些在“大历史”之外的“小历史”。这也是我爱在故纸堆里寻找历史真相的原因了。

注：本文经作者授权，图片由作者本人提供，原文载于“中华悦读会”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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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 博悦读书会

编辑 | 茹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