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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丨金庸:永为激励——追思巴金

巴金故居 2021-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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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金庸

  13年前的2005年10月17日巴金先生逝世,金庸先生写了纪念文章,沉痛怀念巴金先生,13年后的现在,我们又迎来了一场告别,这是与大师的告别,亦是对一场时代的告别。



永为激励

金庸

  

  得到巴金先生逝世的噩耗时,我正在剑桥。刚上完麦大维教授的读书课,硕士班的同学共五人,读的是拓本的《李邕墓志铭》,铭文头两句是“物寒独胜,高不必全”,麦教授让大家讨论,我举了毛泽东爱写的两句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石出于堆,水必湍之”为例解释,这是中国人传统的处世哲学,俗语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教人以养晦为上。其实“文化大革命”所针对的正是各界权威人物,巴金先生是文学界的大作家,不论是非,当然免不了中枪,正如《李邕墓志铭》中所说:“犀象齿革,贤达鉴戒,而公是之,君子以为恨”。君子以为恨,古今同悲,巴金先生“文革”时苦受批判,幸而精神坚毅,得保性命,不致如李邕那样,“年七十三,卒于强死!”巴金先生坚持到今日,写了一部掷地作金石声,惊天动地的《随想录》,他多活了三十几年,实在是中国文学界的大幸事。巴金这样的英豪之士,正如孔璋对李邕的评价:“文堪经国,刚毅忠烈,烈士抗节,勇不避死,难不苟免。”“文革”时期,我身在香港,后来读到巴金先生发表在《大公报》上的《随想录》,自忖:如果我遇到巴金先生那样重大的压力,多半也难免屈服而写了那些他当时所写的违心之论,但后来却绝不能像他那样慷慨正直地自我检讨,痛自谴责。巴金先生一直是我所十分敬佩的文人。不但由于他文字优美,风格醇雅,更由于他晚年所表现的凛然正气,巨大的正义感。

  我最初读巴金先生的《家》,是小学六年级生,正在浙江海宁家中,坐在沙发中享受读书之乐。哥哥见到我正看《家》,说道:“巴金是我们浙江嘉兴人,他文章写得真好!”

  我说:“不是吧?他写的是四川成都的事,写得那么真实。我相信他是四川人!”

  哥哥说:“他祖上是嘉兴人,不知是曾祖还是祖父到四川成都去做官,就此住了下来。”哥哥那时已在读大学,读的是中文系,意见很有权威,我就信了他的。同时觉得,《家》中所写的高家,生活情调很像我们江南的,不过我家的伯父、堂兄们在家里常兴下围棋、唱昆曲、写大字、讲小说,《家》中高家的人却不大干这些事。

  巴金先生在《家》中写得最好的,现在我想是觉新、瑞珏和梅表姐三个,因为我年纪大了,多懂了些人情世故才这样想,在当时,以为最精彩的是觉慧与鸣凤,不过,家里的丫头们不好看,不及学校里女同学们美丽,仍觉得觉慧与鸣凤恋爱不合理。读小说常常引入自己的观念,这是天下小说读者常有的习惯。我当时最爱读的是武侠小说,因此觉得《家》《春》《秋》《春天里的秋天》这一类小说读来还不够过瘾。直到自己也写了小说,才明白巴金先生功力之深,才把他和鲁迅、沈从文三位先生列为我近代最佩服的文人。

  我一直想到上海医院去瞻仰这位我从小到大都钦佩的人,只是想到他老人家病中不宜劳神,这才就此永远失去了机会。他女儿李小林小姐曾送我一张印有巴金先生肖像的瓷碟,我放在书房的架上,一转头就可见到他慈祥的笑容。巴金先生去世,我深为悲悼,写这篇悼文时我在英国,但我知道,他的肖像仍竖立在我书房的架上,巴金先生正直的精神永远是我的激励!

 

2005年10月19日

《文汇报》2005年10月21日


注:本文节选自《巴金纪念集》,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编。

巴金之女李小林女士赠送印有巴金先生肖像的瓷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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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忻世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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