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姜德明：《与巴金闲谈》——细诉与巴金交往闲谈的若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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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信息

《与巴金闲谈》

作者：姜德明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3月

编辑推荐

作者通过与巴金交往闲谈的若干事，让我们得以看到一个不同以往作为文学大家被神话了的巴金，而是看到了一个在生活中有血有肉、实实在在的巴金。巴金爱书、痴书，喜欢买书，收藏书，但又不占有书，他把自家的多年藏书捐献出去，以造福更多人；他关心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提携新人，倡导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立出谋划策、贡献力量。

通过对巴金写书、编书详情的介绍，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关心国家，热爱祖国，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爱国者；一个热爱文学、热爱写作的伟大作家。文章最后还收录了些巴金的书信原稿，让我们有幸能够更加直观地走进巴金这个伟大作家的世界！

作者简介

姜德明

　　1929年生于天津，1951年进入人们日报，长期从事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1986年后主持人们日报出版社工作。

　　主要作品有：散文集《南亚风情》《清泉集》《绿窗集》《寻找樱花》《雨声集》《流水集》《相思一片》《王府井小集》等，书话集有《书叶集》《书边草》《书梦录》《书味集》《活的鲁迅》《燕城杂记》《书廊小品》《余时书话》《猎书偶记》《新文学版本》等多种。

目录

小引

第一场春雨

又是一个春雨天

安静的早晨

春天，在上海

夏日的访问

冬天的印象

一次盛会

在北京饭店

秋日漫话

雨天谈书

病房问答

再访病房

西子湖畔

又访西子

巴金与《夜未央》

《茵梦湖》的版本

费新我画《家》

巴金不是“旅行家”

茅盾·巴金·《烽火》

《无题》及其他

《萧萧》与巴金佚简

巴金为冰心编书

批判巴金一例

可爱的小书

反法西斯的书

《书评研究》余话

巴金与曹禺的友情

“平明”书事

《家书》何罪？

《简•爱》跋语

关于徐成时

走近巴金

《十年一梦》增订本编后附记

巴金致姜德明书信(1977．9—1992．3)

巴金致姜德明书信手迹（图版）

姜德明藏巴金部分著译（图版）

后记

增订版附记

试读选摘

○

仅部分内容选摘

春天，在上海

（1981年4月27日）

1

若是在北京，“五一”节前毛衣还是脱不掉的，可是在上海，春已深了。

走在寂静的住宅区武康路上，浑身暖洋洋的，人也显得轻快、活跃了。

敲开巴老家的铁门，想不到柯灵先生在，原来中央电视台今天下午来拍巴金生活的电视片，他是来作临时演员的。作为常来串门的上海友人，现在黄裳也闯来了，干脆把他也拉入镜头。主要拍巴金坐在客厅里，正同来访的朋友聊天。主人也约我，我推辞了。

我还是第一次看拍电视片，虽是旁观却不无兴趣。

只要镜头一停下来，巴老唯恐怠慢了北方来客，不时凑过来与我交谈。

柯灵也是，他也凑上来参加漫谈，还一再认真地让我多写一点类似怀念茅盾那样的散文。称赞我不久前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的那篇写茅公的很有感情，提出了不要无端地去打扰老作家们的写作，非常及时。前辈作家的谦虚待人，对后辈的热情鼓励，害得我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电视导演还要拍巴金每天早晨在院子里散步或跑步的镜头。巴老同我一起站在院内的草坪上，一边同我交谈，一边等待导演和摄影师的安排。他确实每天早晨都要围着院子小跑几圈，有时候还带着小外孙女一起慢跑。他以幽默的口吻跟我说：

“现在是弄虚作假，都已经下午四点多钟了，还拍什么清早锻炼身体的镜头。”

我也报之以幽默，用四川口音回答：

“要得么!”

他连连低语：“要得，要得！”

正式开拍，他已经抱起双拳小跑几步了，忽然停下来，放下拳头说：“不行，不行，早晨哪有穿着皮鞋跑步的，要换，要换。”小林赶快跑去，替他拿来一双球鞋换上。

最后又拍了巴金送客人的镜头，一直送柯灵、黄裳到铁门前。巴老多年养成送客人到门前的习惯，真使来访的朋友如沐春风。可是今天，人们眼看着铁门关上以后，柯灵、黄裳重又进来，并跟我与巴金一起回到了客厅。拍电视难免不做假。

我们一起谈了片刻，巴老还问起北京的几位朋友。好像这一次我们谈到丰子恺先生，巴老说他在干校的时候，有一次开批判丰子恺的大会，丰先生不在场，是一次缺席审判。真怪。

巴老没有忘记送给我一本他的书，是香港昭明出版社出版的《巴金选集》。他在扉页上签了名，还题了日期。

我还受一位北京木刻青年之托，带来那青年刻的巴金木刻像两张。一张送给巴金，一张请巴金签名后带回北京留念。老人欣然从命。

辞别出来的时候，巴老照例送我们到铁门前。握别之际，他风趣地说：

“这回是真的送客人了，可是拍电视片的却不见了。”

巴金与女儿小林、侄女国煣、外孙女端端摄于寓所。

夏日的访问

（1982年6月18日）

2

这几天黄宗江兄也在上海，是为了给电影厂写电影剧本《秋瑾》的。

他听黄裳说我要去看巴金，也一起来了。

绿色的铁门轻轻地打开，我们看到巴老正站在屋前的台阶上迎候客人。同他握手的时候，他讲的头一句话是：“我病了！”

“不是听说已经好了吗?”我说。

“背上动了个小手术，割掉了一个小疮。可是体力感到有点不支。”我们走进客厅，他坐在一只高背藤椅上。

“您坐在沙发上吧。”宗江说。

“坐下容易，起来困难。这个好，这个好。”巴老说。

宗江兄已经多年不见巴老了，他郑重其事地表示压在他心头十几年的一件事，今天应该当面告诉巴老了。那是有关一位越南作家送给巴金书的事，对方委托他告诉巴老，可他还没来得及转告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因此多年来他老惦记着这件事。可是他刚说了几句，巴金肯定地跟他说：“你忘了，当年你曾经转告过我了，你那时刚从越南回来。”宗江兄惊愕地叫道：“是么?巴老的记忆力超过了我。甘拜下风，甘拜下风。”

巴老问我：“这次来上海，你去过旧书店了?”

我回答去过了，并且在淮海路的旧书店还碰到了施蛰存先生。我挑的书中有一本戴望舒翻译的什么，施先生要求我转让给他，我当然转让不误。他与望舒是老朋友了。我挑的书不多，值得一提的有小默的《欧游漫忆》和叶永蓁的《浮生集》，都是生活书店印的软面精装小开本。巴金当然知道小默即刘思慕的笔名，也知道叶永蓁是鲁迅先生为之作序的《小小十年》的作者。还有一本是马子华的诗集《坍塌的古城》，1934年春蚕社印行，全黑的封面，印制得相当讲究。巴金说马子华是周而复的好朋友，当年他们在上海一起编一家报纸的副刊。周而复也同样出版了一本黑封面的诗集，可能是《夜行集》吧。

巴老是一位真正的藏书家。他谦虚，自己不愿多谈，也很少写购书、藏书的事。如果他谈谈自己藏书的经过，以及当年在成都、上海，甚至在法国、日本买书、看书的故事，一定非常有趣。

由书我谈到目前的出版物，有的装帧、设计水平还不如三十年代，似乎做不到当年那么精美了。巴金不同意我的看法，他很明确地说：

“不是做不到，是不做。”

联想到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书，装帧朴素典雅，“文学丛刊”、“译文丛刊”、“文学小丛刊”等都给人一种宁静、隽永的文化气氛，使人爱不释手。我问巴金，为什么那些书开本不大，页码不多?还有，是谁设计了这些书的封面，风格那么统一?

看得出巴金对出版工作还是很有感情的，他似乎很乐于回答这些问题。他说：

“有的书开本小、页码薄，没有别的什么考虑，只是想赶快印，赶快出来，也许可以给更多的作者多印一点书。”他没有使用“培养青年作家”或“扩大作家队伍”这类辉煌的字眼，但我觉得结果正是如此。

至于封面设计的问题，他解释道：

“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的书，大体都是由我设计的。我不靠别的，就靠多年前手头保存的一两本俄罗斯的图案装饰集。那书里有很多装饰花纹图案，我从那里挑选一些，然后稍加变化就行了。”讲这些话时巴金并没有洋洋自得，也不乱加评语，一如他的文风质朴无华。

关于孤岛时期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刊物《少年读物》，那是已故散文作家陆蠡编的一份综合性的杂志。我觉得它不限于少年读者，连成人也喜欢看，除了自然科学以外，文艺占了很大的篇幅，编排设计和插图也很美。巴金说：

“我看第一卷要好一些。第二卷是朱洗编的，我也编过一两期。”第一卷只出了六期，第二卷是抗战胜利以后复刊的。可惜我当时忘了问巴老他编的是哪一两期。

巴老以为我藏的现代文学书刊不少，因问：“你的藏书不少了吧?比唐弢的怎样?他的书可真多！”我连忙声明，我可不敢跟唐先生比，是小巫见大巫了。

“我最关心的还是现代文学馆的事，你们听到什么新的消息了吗?是否已经开始征集资料了?”巴金等着我回答，一旁的宗江兄也两眼盯着我，我只好如实地回答：“不太清楚，好像还没有公开征集吧。”

巴老冲我开了个玩笑：“你可不要害怕，先不征集你的。”大家也笑了。趁着笑声未止，他又说：“听说北京的文坛上有个什么‘五寡妇闹中华’的说法，很出名了。”听那口气，他似乎不以为然。他非常关心中青年作家的成长，更欣赏一些有才华的女作家。我发现他不仅知道青年作家们的名字，而且读了他(她)们的不少新作，这使我很惭愧。

我同巴老谈到卞之琳先生的近况，说到卞先生找我借去他编的全套《水星》，写了回忆文章。我说我很喜欢《水星》。

“是很好，这个刊物给人的印象很深。我也常给它写文章。记得天津的南开中学也代卖《水星》，是由我的三哥李尧林帮助推销的，那时他在南开教书。学生们也喜欢这个刊物，买这个刊物的人不少。”巴金说。

巴老到楼上取来一本旧藏的周作人的书——《药味集》。这是黄裳藏书中缺少的一本。黄裳接过这书很高兴，待他翻开书一看立刻说：“这是我的书么！还有我的签名，连周作人当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给我写的这张钢笔字的诗亦在。”那时他作为上海《文汇报》驻南京的记者，专门去采访了坐牢的周作人。这真让人意外，连巴老也感到太巧了。巴老回忆，大概是1964年前后，他让上海旧书店为他找一些周作人在敌伪时期出版的书，送来了一捆，放在一个角落里，因为忙始终也没有打开过。不久“文革”开始了，这些书就封存在楼上。好了，现在真正物归原主了。至于黄裳的书何以流落到书肆，那是可以理解的。1957年他交了华盖运，生活困难，他何止是卖书换粮，连心爱的砚台也拿去易米了。黄裳翻着这本失而复得的书，我想他可以为此写篇书话了。

宗江问候巴老的起居，巴金说：

“我现在写字更困难了，手抖得厉害，一天只能写几百个字。但是还得练，还要写。”接着他说，不久以前他到杭州休息了几天，在那里看了林彪住的地方，完全是封建社会的那一套，房子大得可怕，住起来怕未必舒服。

我问巴老，每天晚上还看电视吗?他说看。除了新闻联播以外，上海播放的日本电视连续剧《姿三四郎》，他都按时看了。他在《随想录》里写过电视剧的节奏问题，我跟巴老说我不太喜欢节奏太慢的电视剧，巴老表示，节奏太慢了，观众就没有兴致了。

我同二位黄兄，每人都得到一本四川人民出版社刚出版的巴老新著《探索与回忆》，照例主人在每本书上都签了名，写了日期。

巴老送我们到大门口，当我转过身来同他握别时，我才发现主人院子里种的花开得那么多，那么好。

秋日的巴金故居现景（陆杰摄）

秋日漫话

（1986年9月5日）

3

这天，决定上午去看巴金。

秋日的阳光柔和而明朗，武康路如此安静。怎么巴老家的铁门开着?

院内摆着几件大件家具，原来房内地板正在打蜡，工人们进进出出，连大门也没有关。我小心地踩着刚刚打过蜡的地板进入了客厅，巴老正浴着阳光翻看《羊城晚报》，面前有一张小木几。我的脚步很轻，他没有发现客人进来，直到我站在他跟前了，他才抬起头来。

我问候他。他还是那句老话：“就是那样。”他扶杖而起，引我坐在沙发上。他让我坐在他的左首，这是为了听话方便，因为他的右耳听力较差。他说：

“老是听到有蝉鸣，一直在叫，连冬天也听到有蝉鸣，可是冬天怎么会有蝉叫呢?原来是耳朵出了毛病，现在还是这样。”

我再问他的起居，他说：

“胃口还可以。早晨七点钟下楼，吃早点。吃完早点就在晒台里看看报，有时累了就在躺椅上休息一会儿。”说着他顺手指了指身旁的一张藤躺椅。

“所以你上午来也可以的，反正我也没有什么事。”

巴老问我这次来上海买旧书了没有?

我说去过旧书店，买了一些。他竟然也知道上海书店在外滩有个仓库要腾地方，清理出一批旧书。可见他仍关心书的消息。他无可奈何地跟我说，现在他是不能到书店去买书了，但对目前书店里大锅饭似的卖书方式有看法。过去的旧书店卖书是要看对象的，知道你喜欢什么书，需要什么书，他可以给你留着，专门卖给你。这样可以物尽其用。

我随身带来一本这次刚买到的精装本《贵族之家》，丽尼译的屠格涅夫小说，1937年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道林纸印，蓝色封皮上有烫金的书名和屠格涅夫的签名，相当精美。巴老看着书说：

“这种精装本只印了两种，还有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罗亭》，陆蠡译的。包括《贵族之家》都是黄源编的‘译文丛书’当中的一种，也是‘屠格涅夫选集’的头一种。我还给这套选集写了书刊广告。”

说到书刊广告，巴金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书写了不少精彩的广告，都是优美的散文。广告文字的语言精炼，观点鲜明，非大手笔莫办，我们久矣不见这种文风了。可惜在巴金的文集中从来没有收入过。后来，我终于征得巴老的同意，让这些文字公开与世人重新见面了。

请看巴金为丽尼译的《贵族之家》所写的广告：

《贵族之家》是作者最完美的杰作。诚实、坦白的拉夫列茨基已经不能满足于罗亭的闲荡的生活。他投身在实际的活动里面，但他也不能在新的生活潮流中找着进路，而得到破灭的结局。他所爱的丽莎成了一般温柔、善良的俄国少女的最优美的典型。艺术的完整，人物描写的精致，与夫横贯全书的哀愁与诗的调子使这小说成了一件最优美的艺术作品。

读了这样的文字，我们会联想起鲁迅先生当年写的那些书刊广告。前辈作家们在文化出版工作中的贡献是非凡的，相对来说我们做的事情不是太少了吗!

我没有想到巴金除了给丽尼，还给陆蠡、曹禺、高植等人的译作写了广告。这既表现了他对文学事业的责任感，也表现出他对朋友们的热情。

我吃惊于巴老的记忆力之好，当我问到当年的屠格涅夫选集何以只印了两种精装本?他马上回答：“印了两种，抗战开始，也就没办法再印了。”

我拿出《贵族之家》书中原有的两张小卡片，一是书中人物简介，一是人物表。这是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幸存的两张小纸片，颜色发黄变旧了，但那装饰花纹很美，可以想见当年的鲜丽喜人。我有意带来请巴老过目的，顺向巴老请教，这种附印小卡片的方式是否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创造?他回答：

“不，这是从日本的出版物里学来的。欧美国家的出版物对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版界有影响，但不大，主要是吸收了不少日本出版物的影响。”

我又取出一张曹禺的电影剧本《艳阳天》一书的软纸封套，上面印有电影剧照及“本事”，1948年5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编入“文学丛刊”第8集中。我问他：

“巴老，您编的‘文学丛刊’我记得是没有封套的啊?这篇‘本事’不知是谁写的，是曹禺吗?”

“‘文学丛刊’里有两种书是印有封套的。除了曹禺的这本《艳阳天》，还有黄宗江的话剧《大团圆》也有。这两本书都是抗战胜利后的作品，当时都拍了电影，于是各自选用了一张剧照作为封套的封面，封底印了影片的故事梗概，不过是为了多推销一点书吧。那故事说明是否作者自己写的我记不得了，可能不是吧。”

我跟巴老说：“我的那本《艳阳天》是在北京东安市场旧书摊上买的，上面还有曹禺的签名，是送给胡风的。”巴金说：“那很好。”

关于《艳阳天》，我在1948年5月26日的上海《大公报》上，看到一组推荐文字，有长有短，因为是作为电影厂的广告形式出现的，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其中有叶圣陶、郑振铎、陈望道、熊佛西、臧克家、唐弢、景宋、靳以、徐铸成等人的文字。巴金也写了一段，同样没有标题，也不曾收入巴金的文集。巴金很少对影片讲话，又与曹禺是挚友，我觉得应当珍视这篇佚文，今照录如后：

看完《艳阳天》，我像见到了一个久违了的老朋友。在我年青的时候我见过不少像“阴魂不散”那样的人。我喜欢他们，我觉得相当了解他们。作者把“阴魂不散”写得极活，完全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没有一点做作或夸张。

我的所见所闻、所身经的一切都告诉我：好人是没有活路的。《艳阳天》的故事似乎跟这个“现实”有点“冲突”。不过作者写的是理想。他要使我们相信：好人是应该有活路，而且能有活路的。他要大家起来争是非，为好人争取一条活路。他不说教，却用一连串的画面来说明。他的企图的确是值得敬佩的。单独的个人不是有组织的势力的对手，这是谁都知道的事，不过要是所谓“好人”不只是“阴魂不散”一个，而是成千成万，连你我，连花钱买票的观众们也在内的话，那么千千万万的人也应该是一个不可轻侮的大力量。那时候像金焕吾那样的人倒的确不是“阴魂不散”们的劲敌了。

不用男女的爱情，不用曲折的情节，不用恐怖或侦探的故事，不用所谓噱头，作者单靠他那强烈的正义感和朴素干净的手法，抓住了我们的心，使我们跟“阴魂不散”一道生活，一道愁、愤、欢、笑。作者第一次作电影导演能有这样的成就，的确是一件可喜的事。

这次在旧书店，我还看到巴老的《第四病室》“良友”版，以前我只知道有“晨光”版。可见版本的学问的确是大有文章。

巴金说：“抗战胜利以后，赵家璧从重庆回来想恢复良友出版公司，印了几种书。后来同老板闹翻了才另办了晨光出版公司，所以解放以前《第四病室》有两种版本。良友版的《第四病室》印数很少，可能不到一千册。”

我说这次在上海我还买到良友版的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原有的是晨光版，想来印数也不会多。

巴金微笑着跟我说：

“我还有一本书，印数更少，恐怕你很难找到了。那是三十年代初我自费印的，书名叫《过去》，收有外国革命家的一些照片，有我写的介绍和议论性的文字。前面还有我写的一篇短序，一共只印了四十几本，赠送朋友的。你没有见过吧?”

我不仅没有见过，还是第一次听说。巴老接着说：

“这本书我原来还保存了一本，‘文革’中自动毁了，现在可能只剩下一张封面，是钱君匋画的。有几本当年可能送到国外的图书馆去了，在国内反而不易找到。以后找到了可以给你看看。”

借此我将这本《过去》的线索公之于世，望世上有心人去小心挖掘吧。

说到现在还是会太多，人们仍然难以避免陷入会海，不仅浪费时间，有的时候甚至有害。他想起当年在反胡风运动中，大家开会都得表态。他正编《文艺月报》，不得不表态，便在音乐界找了贺绿汀。那时胡风问题的第三批材料还没有公布，起初还是按文艺思想问题来批判的，音乐家拿了一份材料来，他替音乐家整理好发表了。结果第三批材料一公布，定性为反革命集团，很多读者对音乐家有意见，认为贺绿汀的文章调子太低，是唱反调。“我只好检讨，同时也害了人家。”

望着巴老客厅里挂着的林风眠先生的一幅画，我说这次我还买到林风眠在1928年自印的《致全国艺术界的公开书》，没有出版处和出版年月。巴老说：“林风眠提倡过以宗教代替美育。‘文革’中开批判他的大会，竟然给他双手上了手铐，这是比较少见的。你看，那不是他的一张画吗。”说着，巴老指了指墙上挂的那张两只白鹤。

巴老告诉我，他的老弟李济生到北京开会，顺便把《无题集》带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他说：

“这样也好，我总算完成了写五本《随想录》的计划，觉得思想上没什么负担了，很轻松，似乎可以就此搁笔了。过去为了写文章，连身体也受了影响，总好像有什么任务没能完成，无法轻松。搁了笔就好了，若真的愿意写点什么的时候，当然还可以再写，那可就自由多了。不过到现在我还是只要一动弹就感到疲倦，所以连信也不大写了。”

我要告辞了，他从沙发上站起来，我正想去扶他，他说：“我自己可以，就是慢一点。”又说：“我身体要好的话，明年就到北京去。若是身体不好就不去了。”

送我到客厅外面，他又吃力地走下台阶，送我到院子里，并跟我说：“有事你就写信来。”我说我给你写信可以，你就不要回信了。

“不，有时我还是可以写一点的。”

“巴老，不要再送了!”

“我还是要送送……”

我不知这样的漫谈会给老人带来些微的愉快呢，还是疲倦?

一想到这儿，我的心里便有点不安。

拜访巴金后的第二天，我碰到上海书店的一位青年小许。他很兴奋地跟我说，不久前他同巴老合了影，老人还签名送给他一本书。我问他怎么有这么好的机会?他说，巴金最近又整理出一批藏书，有些是自己著作的各种版本，由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派来一位女青年协助整理。这些书要送给北京，书店派他和另外一位男青年来巴金家帮助打包。这要一定的包装技术，也要一定的体力。他俩在院内旧车房里工作了两天，把这几十包书送到火车站去托运。最后，他们想同巴老合影留念，巴老欣然同意，还签名送他们每人一本著作。小许跟我说：“这是我最乐意干的一件差事了。巴金为了国家把一生的心血都贡献了出来，他是个无私的人。如果今后有这种差事，我还愿意干。”

巴老送给现代文学馆的这批珍藏，早已运到了北京，已经开包造册了吧，上架了吗?

小许在长期与旧书打交道的过程中，对现代文学期刊发生了兴趣，编撰了一本《中国现代美术期刊过眼录》，计划公开问世。后来在出国潮的影响下，他到日本去学习、工作了。听说他已经找到一个安定的工作，与文化也还有些关系，我祝福他生活得愉快。希望他编撰的那本书能顺利地出版。

1980年代初，巴金在整理要捐赠的藏书。

冬天的印象

（1984年12月8日）

4

冬天来上海出差，实在受罪。房间里没有暖气，冻得人伸不出手来，只好倒一杯开水握在手中。但，很快杯子里的水就凉了。于是再换一杯热的……

今天下午却是个好天气，街上的太阳暖和和的。

进了巴老家，吴强同志正坐在客厅里，稍后便去了。

巴金只穿了一件厚毛衣，精神很好。这还是他骨折住院治疗以后我第一次见到他。1982年10月我又到过上海，考虑到三个多月以前我刚去看过他，不想再打扰了，就在离开上海前的旅舍里写给巴老一封信。想不到我回到北京以后，他紧跟着就住院了。

巴老的妹妹过来嘱咐他该吃药了，他很认真地回答：“我全喝光了。”

说到开会成风而屡禁不止，巴老承认过去不论开什么会，只要通知他，他是每会必到的，而且是自觉地去参加。现在就很少参加会了，身体也吃不消，连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恐怕也不能去参加。也许政协开会的时候争取去一趟，当然也得要看身体情况。

他还担心，到了北京不去看一看老朋友也是不应该的。他说叶圣陶先生是不是开会太多了?在电视里看到叶先生还去参加追悼会，在那儿要站好久，这对老人来说太困难了。

这一次，我特别把十卷本的《巴金选集》第一卷带来，请他在上面补了签名。因为当初出书之际他正住在医院里，便请出版社把书直接寄赠给朋友们。很多同志已经请他补签了名，我怕往返邮寄，容易污损书籍，一直没有办这件事。

很自然地我们又谈起了现代文学馆，这是他近几年最挂心的事。他主张目前不必急于开展研究工作，主要应进行三项基本任务。一是积极搜集资料，像旧的书刊和原稿、书信、照片，要尽快地征集起来。太迟了征集更难。二是要整理资料，建立科学的档案和管理方法。三是向社会提供资料。至于研究工作，社会上能够研究现代文学的人还是有的，各大学的文科和各地的研究单位都有这样的人才。

当我讲到香港的冯平山图书馆过去收藏了不少现代文学资料，不知怎么说走了嘴，把冯平山说成《家》里的冯老太爷“冯乐山”了。巴金笑了，几乎笑出了声，真开心。

巴金很诚恳地对我说：“你为建立现代文学馆也出了力，应该感谢你。”

我连忙打断了巴老的鼓励，实在不敢当。

巴老又批评我编的“万叶散文丛刊”出版周期太长了，慢得出奇。我表示百分之百地接受这批评。(这个丛刊出版三期，换了三家出版社，真是苦不堪言。)

时近黄昏，天气突变，外面又刮起了风。巴老走路还是不太方便，仍然要下台阶送我到大门口，我坚持请他止步，他却说这是多年的老规矩了。最后还是巴老的妹妹从旁劝阻，说他只穿了一件毛衣怎么能到院子里去呢?他才不敢动了。

黄裳说，你这么做，不愧是文明礼貌月的积极分子了!

他站在屋门口的台阶上，扬着手目送我们。关上铁门，老人的音容笑貌还留在我的脑海里。

这天夜里，上海下了一阵雨，而且是夹着冷风的大雨。

1984年春节家人团圆、端端唱歌.

附：巴金致姜德明书信

(1977年9月—1992年3月)

1．“不能像十一二年前那样熬夜了”

2．“我的小说还是摆脱不了老调，又嫌长了些。”

3.“我的记忆力逐渐衰退，幸好感情未变，因此还想写小说，也想写散文。”

4.“纪念朱洗的文章总有一天会完成的”

5．“我打算写几篇散文，却一直没有时间动笔，我也着急啊!”

6. 关于“文学丛刊”等书籍的封面设计

7．“《创作回忆录》我还要写下去。”

8．“我始终不知道我的文章给人大改了。”

9.“您需要什么书，不妨告诉我……”

10.“现在写文章，只是想做个总结，算一笔账，教育后代。”

11．“您喜欢书，我有些书送给您……”

12．关于编辑《烽火》的事

13．“创办一所‘现代文学资料馆’，您感兴趣吗?”

14．“我们目前就需要创办一个这样的中国现代文学资料馆。”

15.“《序跋集》的设想是可行的。”

16．“文学资料馆的事还需要大力鼓吹”

17.“目前就是写字吃力……”

18．“我可以捐赠一部分书刊、资料和开办费。”

19．“关于茅公，我有许多话可写……”

20．“《序跋集》总算交了卷……”

21. 关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商标

22. 关于发表《答井上靖先生》的事

23．关于选载《随想录》的事

24．关于选载巴金书简的事

25．“这封信也是我的心里话啊！”

26. 关于选编《随想录》选集的事

27．“集子的名字就依你用《十年一梦》吧。”

28．“我的文章通过您能够同广大读者见面，我应当感谢您。”

29．“《十年一梦》稿费请代捐文学馆”

30.“打算下月初回成都看看，不是‘游山玩水’，不过是向故乡告别……”

31．“我的译文也不见得高明，可能是借别人的酒杯盛自己的酒。”

32．“谁也想不到，我买进自己写的书，一本一本地寄赠外地的朋友，会多么困难，多么吃力!”

33.“我在和热浪搏斗，日子过得有意思。”

34．“我在上海几年脚不出户，能告诉我一点信息，或

让我看到两本好书，您算是行了善。”

35.“……我去了一趟杭州，十八天，呼吸了新鲜空气……”

36．“托尔斯泰晚年的痛苦我现在了解了。”

37.“我并不悲观，现在在料理应当做好的一件一件事情。”

2018第六期《点滴》

《点滴》推出“姜德明先生九十华诞庆贺小辑”。谭宗远、赵龙江、谢其章、王欲祥等人的文章记叙与姜德明先生交往的种种细节，为读者描摹了一个与“书朝夕相伴、永远不会寂寞”的读书人形象。

《回望巴金》系列

巴金：出访日记

萧乾：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

黄裳：记巴金

姜德明：与巴金闲谈

纪申：炽热的心——怀巴金

李辉：巨星巴金，光还亮着

彭新琪：巴金先生

坂井洋史：寻找巴金

周立民：闲话巴金

李树德：那些朋友，那些书——忆巴金

微信公众平台将陆续推出该系列推荐，敬请期待！

更多纪念活动即将解锁，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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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忻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