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大满贯，我们真没啥可酸的|杨时旸专栏
昨天奥斯卡颁到导演奖时，我们已经定了当日标题：“看了这届奥斯卡，才知道二十年前中国电影这么牛X”。
可是马上我们就傻眼了，《寄生虫》一举登顶，超越了《卧虎藏龙》。
二十年过去了，中韩电影已大不同。
韩国电影拿下奥斯卡不过是因为一个浅显的道理
文|杨时旸
作者简介：普通影迷，媒体编辑，纯粹写字，不混圈子 ，某种程度上相信娱乐新闻里潜藏着人们的潜意识以及一个时代的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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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虫》的导演奉俊昊举着奖杯说：“我们写剧本不是为了代表国家，但这是给韩国的第一座奥斯卡奖杯。”
奉俊昊的《寄生虫》是韩国电影工业多年结下的硕果
这句获奖感言从某个角度再一次阐释了艺术和权力系统的关系，一种基本常识。艺术家是永远为自己工作的，阐述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的故事，当作品被观看和解读，它客观上或许会被一部分人引为代言者后者象征物，但这不是创作者有意为之。创作者唯一要做的，是讲述一个故事，表达自己的观念。如此而已。
由于奥斯卡特殊的由官方组织选送影片的模式，也由于韩国政府对于影视业的重视以及他们为《寄生虫》冲奥做的准备，它的送评和获奖，被一些人认作是文化输出和文化游说的结局。事实上，远不能将其进行这样的定义。
奥斯卡评奖规则很特殊，不是可以用“文化游说”简单概括的。近年来国际评委、年轻评委比例增加，也是《寄生虫》荣获大奖的关键因素之一
评奖系统，终将是会把作品附着于国别，为了便于区分，人们会说这是美国电影，韩国电影，日本电影，中国电影，或者更泛化的归纳为欧洲电影，华语电影这样的概念。但是，艺术奖项仍然是授予给艺术家个体的，诺贝尔文学奖也好，奥斯卡外语片也罢，它们奖赏艺术家的创作，而不以此证明某种制度的优越，某种权力系统的全能，或者某个组织的文化输出能力强大。
虽然最佳外语片的评选是用国家分类的，但它表彰的是艺术家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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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届的奥斯卡其实没有什么悬念：炫技的一镜到底的《1917》拿下了最佳摄影，翻拍的《小妇人》拿下了最佳服装，《小丑》的最佳男主角奖项没人能与之争锋，大热的《美国工厂》获得最佳纪录长片……似乎唯独《寄生虫》获得最佳影片令人惊讶。
怎么说呢，这个作品本身注定充满争议，首先它是奇情的，偏重类型的，它想说的一切都明确、直白、毫不掩饰。关于贫富差距的探讨，关于阶级固化的展示都被容纳在一个有些惊悚的壳子内部。无需批评家的分析与过度解读，任何观众都能看出这片子的意涵。换句话说，它是那种有“中心思想”的故事，缺乏多层次的，微妙的回味空间。
《寄生虫》是奇情的，毫不掩饰表达欲的
但将它置于这一届奥斯卡的候选名单之中就会发现，它确实是一个最大公约数般的存在。制作技术优良，电影感十足，美术置景道具配乐无一不精致，不断反转纵深的悬念，骗局套着骗局，将一切引入不可扭转的绝境，死亡与鲜血烘托出难以言传的悲壮，淹没一切的大雨犹如神话中天降的试炼、磨难与考验，而关于韩国社会现实的锐利表达也都遍布其间。从电影本身去看，它既呈现了韩国作为一个东亚转型国家当下的独特现实，又将这独特的内容做了普世化的阐述，令人惊异也让人共情。
《寄生虫》开头两兄妹找WIFI的一幕一下抓住了观众
近年来大热的，被人广泛讨论和进入各大电影节的作品，无论是《小丑》还是《寄生虫》或者《小偷家族》《何以为家》，它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关照现实。即便《小丑》那样的作品，所有人看到的也都是现实世界的悲歌，一个用放声大笑大放悲声的绝望者的反抗。
有人认为《小丑》代表了日益崛起的民粹主义
这些作品写出的是社会的真实，情感的真实，情绪的真实，从而让每个人从心底产生共振。而韩国的现实主义题材，更是在近几年里走得很远，甚至演化成了一种“集体类型”。这被中国观众关注已久，也对比已久。
韩国大行其道的现实主义故事对于权力系统的嘲讽、批判、审视，对于人心善恶的检视、观照、揭露，催出了一大批影调黑灰的杰作。以至于韩国电影圈对官方政府黑得太戏剧化，让中国影迷在赞叹之后，都开始打趣这样过力的设定。但正是因为他们的创作者有“过力”的空间和自由，才会最终筛选下那些优秀的作品。
奉俊昊的另一部现实主义力作《杀人回忆》已经成为批评韩国社会的经典，被中国电影抄了二十年
真正的现实主义来自于对真实全局的而非裁剪后的凝视，凝视真实的暗面，也凝视真实的光亮，凝视人心的暗礁，也凝视道德的高光，这些故事里有对公权的恶猜，有对道德的怀疑，有对人性的绝望，也有对善良的渴求，这一切光与暗交织起来的内容才构成我们可触可感，身处其中的“真实”。
那些故事不应该是主题先行的，不应该刻意表现某个部门的神勇，也不应该将其当做教化，也更不需要在每个现实故事的结尾都强行加上光明的尾巴和坏人伏法的字幕说明。
《心迷宫》片尾的字幕像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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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韩国电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成熟起来，建构出了强大的工业化的水准，又保留了东亚地域文化特性，这一切不过就是因为电影人有条件进行纯粹的、自由的创作。韩国影史上不是没有出现过尴尬的局面，那些令人蒙羞的黑名单，那些我们熟悉的审核与限制，甚至有导演被捕入狱，但经历一次次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斗争与清理之后，韩国电影的创作系统还是最终变成了我们如今能看到的样子。
朴槿惠时期曾有过臭名昭著的“韩国文化界”黑名单，影帝宋康昊与影后金惠秀也在其中
由于韩国对影视文化产品出口的重视，由于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的存在，也由于它和中国同属东亚文化圈，有些人一直觉得这样的以影视为载体的所谓文化输出模式可以被中国拿来借鉴，但却终不得法。
其实，韩国电影的有效进化不过就是因为尊重创作规律本身，给予艺术家独立的，大空间的，不受干扰的创作环境，然后生产出具备普世情感的作品。
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大力推介韩国电影，近年来在北京也举办了很多电影活动
只有这样正常的作品才能被有效的销售出去，达成所谓的“输出”，而不是从创作源头就以权力的力量和行政的手段，参与对作品的塑型和改造，以便用作品向外部世界宣布自己的优越性。那样的东西不可能成为被普遍接纳的作品，它甚至都无法成为作品。
《寄生虫》最高妙的地方也是最朴实的地方
就像《寄生虫》，它展露了韩国社会的底层现实，人们的尴尬处境，贫富间的冰冷残暴，是这一切成就了它，如果从开始就把这些打磨得不具棱角，笼罩上柔光，它是不会一路征战金棕榈和奥斯卡的。
但这个浅显的道理在有些地方就是讲不通，人们只愿意看到它的文化输出和攻城略地，却不想去谈到底是什么成就了这一切。
编辑|感情动物
排版| 罐 儿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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