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一些人认为，不幸的童年对作家来说，是值得庆贺的事。连一些作家本人也持这种观点。海明威甚至说过这样的话：作家最大的不幸，是童年的幸福。莎士比亚更逗，有一次，在遇到一个失去双亲的男孩时，他竟充满深情地抚摸对方的头，说：“多么幸运的孩子啊，你拥有了不幸。”那男孩因莎老师的话疑惑了，懵懂无惜地抬头望着他。我们的莎老师就娓娓道来啦：因为啊，不幸是人生最好的历炼，是人生不可缺少的历程、教育，失去了父母，一切只能靠你自己了。让人啧啧称奇的是，那男孩居然立即从莎老师的话里悟出了什么，四十年后，他成为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他叫杰克•詹姆士。
对于莎士比亚的这则传闻，我宁愿相信它是当时的时尚沙龙里蹦出来的一个邪恶的玩笑，或者，就像现在我们发达的报业热衷于向街头巷尾贡献经不起推敲的花边新闻那样，这纯属那些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的人泡制出来的、通俗化了的名人轶事。像海明威那样惜墨如金的人，如果不是喝高了，或出于装酷的需要，也不至于把话说得那么绝。在某些情况下，公共审美有着极大的轻佻本能，为了满足人们内心里对于“苦尽甘来”、“嚼苦为甜”的理想主义情怀，再复杂的事都可能被鸡汤化，被简化成一个俗不可耐的励志故事，而从名人嘴里说出的话，最容易被断章取义。不幸的童年是否与一个人的成功具有必然的联系，在我以为，是一种矫情的设问。幸与不幸本身就是多解的。一个人觉得特别不幸的事，在另一个人看来很可能不值一提。
有一段时间，我常和一位好友对比我和他截然不同的童年生活。我出生于七十年代初期，童年一直在乡下度过，在那个时期的乡下，缺衣少食、物资匮乏、信息闭塞是生活的主要线条。我的好友是八零后生人，父母都是有体面职业的干部，他是独生子，从生下来的那一天起，不仅被父母隆重爱护，还要沐浴爷爷奶奶辈人热切的目光。我通常在心里以己度人地认为：他的童年是再幸福不过的了。可是，在我与她日常的交谈中，不是我，而是他，经常充当倾诉者。倾诉的主题是，他的童年太不幸了。理由是什么呢？他的童年生活是时时、事事在长辈的督促和关注下进行的，素少得到掌控自我生活的机会——没有自由，何谈幸福？所以，他认为，他的童年是非常不幸的。
如果硬要让一个作家后来的功成名就与他的童年发生关系的话，可能只好去问问他回顾童年时内心是否有过强烈的挫折感。这种心理挫折感倒有可能成为一个作家文思的铺垫。有些人即便自小家破人亡、孤苦无依，但其心性却从来都是乐观的，任泰山压顶都成天没事人似的，而有些人，诚如我那位好友，纵使一出生便锦衣玉食，却会为一个极其微不足道的生活缺失而一生耿耿于怀，忧愤不止。要让我说的话，张爱玲的童年生活挺不错的，那个年代像她这么过日子有什么苦不苦的？但她对童年的认识却是以挫折感为主导的。这种挫折感的诞生，是否更多源自于她的心性亦未可知。有的人天生就是当作家的料，有的人从来就不是。张爱玲有把一点点苦难放大的本事，所以她能妙笔生花，但大多数比她拥有更困顿童年的人没有这个本事。去一个作家的童年为其成功追根朔源是件挺无聊的事。作家天性论不是没有道理。毛姆、海明威、张爱玲等人拥有童年阴影的人，天生就是大作家，而他们不愉快的童年，只不过在他们每每启动天分时提供了一个小小的路径。优秀的作家都是些善于找到路径打开艺术天分的人。
能够为一个作家打开天分、启动艺术神经提供最大动能的，还有知识。在杰克•伦敦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马丁•伊登》中，起先马丁•伊登这个海员是个大老粗，没念过什么书，几乎是个文盲，有一天，出于成名立业以便获得他心仪的富家女的需要，他立志要成为一个作家。于是他花了两年的时间熟读哲学、文学、历史，甚至应用科学，最终竟成了一个可以和那些真正的有识之士同台辩论而从不怯场的人。当然，他之后也写出了充满智识的作品，真的成了一个为世人瞩目的当红作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丁在一边苦读一边勤勉写作的过程中，不断地认识到一件事：他身体里具有丰沛的写作潜能，随着对知识更多的侵入和占有，那些潜能正被源源不断地有效开发。促成他这种认识的，恰好是他所追逐的那位富家女，她自小饱读诗书，并且专攻文学，但她对文学的认识始终停留在书本上，只懂得掉书袋，没有一丁点儿的洞见力。随着在阅读上对这位富家女的超越，马丁深刻意识到她的贫乏，而他自己的身体，是个宝藏。
马丁为那些深信自己是块作家材料的人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开发自身潜能的路径：阅读。一个人身体里如果拥有了与生俱来的诸多文学细胞，却不懂得启动它们，它们则很可能永远沉睡不醒，而知识就像玫瑰的尖刺，挟着芬芳挑破那些细胞的茧壳，使它们迸发力量，令那个人大放异彩，被他的身体接收到的知识越多，艺术神经末梢苏醒的可能性、强度就越大，所释放的光芒就越炫目。与此同时，知识也在细胞们从苏醒到奔跑的过程中，变成了它们坚实的土壤，使那个成为作家的人的产品终端——他们的作品，拥有依托，扎实稳健，具有清晰的与读者产生共鸣的对接脉络。阅读是一个作家开发、利用艺术天性的极有效的途径。
说到底，一个对自己有信心的作家应该懂得利用一切可利用的途径，去尽力开发自身潜在的作家性、艺术能量。更多微妙、独特的途径还得靠作家本人去摸索、去占取。如同许多作家一样，对我来说，观察生活是我最便捷的、乐此不疲的开发自我的形式。据说普鲁斯特在创作那部以细致、敏锐著称的大部头小说时，曾经在一个深夜拖着病体专程赶赴一位男士家里，为的是察看此人头上戴着的那顶帽子。更多时候，在他创作这部小说之前，他混迹于法国的各种场所，瞪着那双谦和的眼睛摄下各种人物的举止、每一件琐小之事，并在他以后的文字里将这种观察所得极大限度地引申、启承转合。普老师对于观察的迷恋，着实令我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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