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生活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是我离开北京奔赴甘南开始为期两年任职生活的日子。
很晚才到达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冶力关镇，入睡时已是凌晨。
第二天很早就醒了，突然很想到即将任职的池沟村去看一看。向打扫街道的大姐询问，她说得简单明了：直着走下去就到了。再问她所需的时间，她轻描淡写地说半小时足够。后来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从小镇去村子的距离有四公里，看似不长，却多是上坡路，加之是高原，所以蛮吃力。由于担心耽误上午的活动，中途有两次想返回，但旋即否定，虽说是临时起意，毕竟是第一次去，半途而废总是不好。
去村子的路不宽，蜿蜒向前，两旁杂木丛生，异常稠密，隐约可见流动的河水，水声于清晨听来分外悦耳。两侧不远处群山逶迤，山尖微光映照，有一层淡淡的金黄。四十多分钟后我走到村口，这也是我截至目前唯一的一次从小镇徒步进村。村口处一幢红白色的两层小楼孤零零立在那里，在青山与白云的映衬下显得安然又静穆，走近了看是村委会，一层三个房间，二层是办公场所。沿着村委会旁边的胡同往村里走，两边的房子多是粉墙灰瓦，错落有致。我走了一小段就折回了，心想这就是池沟村了，面积不大，整齐干净。
现在想来当初的感受太片面，我所去到的地方仅仅是村内一处小小的搬迁点而已，要想把村子转完，没有一两天的时间是不行的。池沟村在群山怀抱之中，二百多户，一千余人，多散住在大山的角落中。村民的祖先在明代从江淮地区迁至此处。由于地理环境所限，耕地面积少，但是占地面积很大，尤其是高山草场相当广阔。我起初随镇上干部上山，车开过许久后，问所在位置，答复大多说是池沟辖区。
从村子往上走有一个天然的高原湖泊，当地人称之为冶海天池，又叫“常爷池”，相传因明朝将军常遇春率军在此饮马而得名。冶海天池是安多藏区三大圣湖之一，藏族人称它为“阿玛周措”，即“母亲圣湖”的意思。每月的初一、十五都会有许多藏人从各地赶来，他们在经幡舞动、桑烟袅袅的湖边祭拜，向湖内投掷装满五谷的福袋。那些祈福的风马随风飘向远方。每逢冬季的时候，结冰的湖面现出千奇百怪的图案，当地人称之为“冶海冰图”。这一神奇的现象吸引了很多游人参观，当地人也会去，不过他们所寻找的是那些五谷的图案，并通过这些图案的多少来预测来年庄稼的收成。虽然冬季的冶海天池会结冰，但毫不影响它向下游流淌，水温也不似夏日清冽，反倒有丝丝温热，在冬日里隐隐冒出热气。常有一些枯枝落入其中，无雨还好，若赶上下雨，枯枝会根根直立，如同插入水中，问及原因，被问者皆摇头。
全国共有十个藏族自治州，其中六个在青海省，两个在四川省，甘肃省与云南省各一个，它们南北列布，在地图中如同一条长长的粗线。甘南州成立于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与黄土高原西部过渡地段，辖七县一市。临潭县是其中之一，也是所有县市当中面积最小的一个。全县海拔从两千两百米到三千九百米不等，平均海拔两千八百米左右。在全县十六个乡镇当中，冶力关镇一万多的人口数量与得天独厚的景区优势在全县排在前列。当然，所谓的前列只是相对而言，自然条件的恶劣、经济发展的落后，都让它很难在短期内摆脱多年贫困烙下的印记。因是景区的缘故，镇上的生活花费比较高，尤其是蔬菜、水果，感觉与北京相差无几，甚至有些水果比北京还要贵。这边青菜很少，多从邻县输入，价格高一些也就不足为奇。一个从天水来到镇上开菜铺的小伙子说：甘南真是个神奇的地方，啥菜都不产。小镇最多的是面食，街道两旁挂满了各种面食的招牌，譬如拉面、面片、白水面、浆水面、臊子面等，牛羊肉也多一些。对我而言，面食与肉吃得多了，有时就格外期盼可以吃一盘绿油油的青菜，所以我偶尔也会专门去餐馆点一盘青菜。镇政府有食堂，只有周一至周五的中午与晚上提供饭食。午餐往往是四菜一汤，但每个菜都加了很多辣椒，晚餐则多为面食，不是面片就是面条，辅以一盘凉拌黄瓜。用餐时八九个人围成一桌，边聊边吃，尤其赶上吃面条的时候，此起彼伏的吸溜声，令人食欲大增。饮食上虽有些不适，但比较周边的乡镇，就会觉得幸福得多。有的贫困乡镇，人口少，发展落后，全乡也就一两家饭馆，点菜的余地很小，基本是饭馆做什么就吃什么。若在食堂用餐，也是每人一个饭缸打饭后蹲在墙脚、树下吃，饭桌是没有的，有时去晚了连饭菜都被吃光了。赶上有重要客人来，都要驱车一起去别处吃饭。
与甘肃省的地形相似，临潭县也是狭长模样，冶力关镇在整个县城的尾端，反倒距离兰州近，一百六十公里，三个小时的车程，所以它也被叫作兰州的后花园。从冶力关镇到临潭县城的距离是一百多公里，车程差不多两个半小时，如果从林区的盘山路穿行，可节约半个小时。平时我很少去县里，除非被通知去参加扶贫工作的会议。记得有次去县里开会，早晨七点出发，走的是林区的路。起初道路平坦，车外空气清新，鸟语花香，令人心旷神怡。待进入坑坑洼洼的碎石铺就的环山路后，心情顿时黯淡了，连刚吃下的早饭仿佛也要被颠出来。司机见我紧紧抓着车门把手沉默不语，笑着问我是不是第一次去县里，我冲他笑了笑没有回答。他说习惯了就好了。这条路绝大部分依山而修，一边是山，一边是深沟，曲折往复，蜿蜒而去。一个个的拐弯，有着相同的样貌，一个个的高坡，有着相似的坡度，看似很近的路，却需要向相反的方向行驶，再迂回前行。坐在车里，时冷时热，开着车窗，风吹来滚滚尘土，关上车窗，尘土的气息同样浓烈。成群的牦牛在山上吃草，更多的就那样站立着，一动不动，如同黑色的木桩。天空明净，白云半隐于远山之后，脚下山腰处密密麻麻长满了颀长的树，向天空直直刺去。山上的乌鸦很多，一片片地掠过天空，它们是那么大，黑色羽毛泛着油亮亮的光，没有叫声，就那样飞过来飞过去。偶尔有两只灰喜鹊，无精打采地落在路边，神色凄然。司机经验老到，已经在这条路上开了多年。他告诉我说他们经常深夜开车从这条路上过，有时候因有急事不得不飞奔，听到这些，我瞥一眼身侧百多米的深沟，不禁悚然。
离开都市进到村里，时光变得格外缓慢悠长。在这里，我慢慢学会了独处。独处是一种能力，掌握不好便会焦躁不安，终日陷入逃离的欲念之中；掌握得好，学会与每一片的宁静与孤寂安然相处，兴许还能从中体会到丝丝诗意。我所住的院子有两棵大大的核桃树，三四十年的树龄，每到夏日，浓荫蔽日，大片的绿叶中间，点缀着青绿的果，它们都结挂在枝条的尽头，鸡蛋大小，有的单独一个，有的则是两两相对或者三个一簇。我时常坐在树下，与镇上的干部或者村民聊天，更多时候是独自坐着，双手放在伸长的腿间，状态轻松，向枝叶与小楼交织下的小块天空望过去。高原的白云轻盈透亮，有的很快轻轻流走，有的则长驻在那里，直到慢慢变得模糊，融入灰色的天空。除了独坐，我也会外出散步。在清晨、午后或者黄昏，走出院子，快速穿过镇里那条最繁华同时也是最为尘土滚滚的沙石路，向河边去。我喜欢从冶力关桥的位置向西，沿冶木河的两岸走一个大大的椭圆，整个行程五六公里，用时大约七十分钟。冶木河的名字由来，我始终未弄清，亦不知它从哪儿来、流向哪儿去，只见它每天就在宽阔或狭窄的河道里流着淌着。河床上长满芦苇以及不知名的野花，连枯草也别有一番韵致。平日里河水的流量不大，大一些的石头裸露，时常有白头黑背红尾巴的小鸟立在上面，或者倏忽一下滑过水面。
在我任职的这段时间里，仿佛跌入一个失重的世界。一方面是缓慢节奏下的巨大时间，另一方面则是规律与计划被生生打破然后重建的工作与生活。它们以迥异于从前的状态运转着，这总让我想起这里的天气。高原地区早晚温差较大，七八月时中午前后的炎炎烈日轻易能灼伤皮肤，可早晚时分空阔阴凉处却有一份恍如秋日的清爽。尤其是晨起后洗漱，扭开水龙头，流出的水中带着彻骨的凉，凉得令人恍惚。七八月时雨水很少，入了九月，一下子就多了，随时都可落下来。时常一场大雨过后，天空陡然放晴，阳光晒得人睁不开眼，可一转眼又是兜头一场雨。许多次，出门前天晴风静，途中雨突然而至，只好狼狈躲避或者快步返回。九月一过，雪就到来了，今儿个一场，过几天又是一场。有时是雨雪同落，也分不清究竟是哪个更多一些，更有甚者是出着太阳下雨落雪。但雨雪下归下，往往在中午太阳过后都留不下一丝痕迹。这种规律与计划的丧失，让被认真与一丝不苟过度训练的我起初多有不适，无法掌控的时间、无从掌控的计划，都是对自身耐性的考验。
在庞大喧嚣的城市待久了，自己被紧紧嵌在了时间的链条中，就这样身不由己地向前滚动，滚动。能有这样一段安静的乡下时光，将自己从固有的轨道中脱离开来，在一个时间尚未变成碎片的地方学习与思考，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幸事。或许在很久以后，当我回望这段人生的时候，我才能清晰准确地看懂此时此刻的生活，它所给我留下的印记以及深陷其中的最真实的内心。
助学杂感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我第一次到高庄小学，至今都能记得沿着一条狭窄的上坡小道走进学校时的情景。说是学校，却很难见出学校的模样。农家般的大门，不大的院子，杂草丛生，四间砖瓦房应该有些年月了，墙壁早已斑驳。推开教室的门，看到四五个小孩子，年龄在四岁至六岁之间，他们都穿着脏兮兮的衣服，围坐在老旧的桌椅前做作业、吃零食。看见我时，他们的眼神里有惊奇、害羞，也有漠然。我想对他们笑，又很难笑得出来。
也是在那天，我第一次见到了朱老师。他从办公室里出来，站在我身边，没有握手，没有问候，我们俩站在院子里，我问他一些学校的情况，他缓缓地回答我。八月底的冶力关天气已经转凉，朱老师穿着黑色的皮夹克，上面裂纹密布，如同他黝黑额头与眼角的纹路。等问过他的年龄，我一次次在内心思忖生活到底让他经历了怎样的沧桑。朱老师高中毕业后就做了民办教师，至今已有十七年，也可以说他人生的一半岁月都是和孩子们一起度过的。因为是民办教师，所以工资少得可怜。我问过他的工资，他平静地告诉我，从一九九九年最初参加工作的每月一百元，到二〇〇三年的二百元、二〇〇六年的三百元、二〇〇九年的五百四十元、二〇一〇年的一千元，再到二〇一五年的一千五百元。
后来我又多次去到高庄小学，见到了更多的孩子，也见到了有着三十一年教龄的张老师与入职不久的小王老师。从他们的嘴里，我了解到更多关于学校与孩子们的故事。
在这所全镇最高海拔的学校里，有三十个孩子在学前班与一年级就读。他们都来自高庄村，一个有着一百八十三户人家，其中一百七十五户人家需要国家低保救助的村子。孩子们由于父母常年外出打工，所以多与自己的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他们的家基本都在山上，老人年迈，有时无法送他们上学，就只能自己去学校。高原天气多变，时常会遇到雨雪天，小小的孩子，踩着泥泞的山路，等到了学校时浑身上下常常都被泥水裹满。因为贫苦，他们一年换不上一套新衣服，所以他们每次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衣服都是脏脏的。离家近还可以回家吃一顿热饭，离家远的孩子，中午回不了家，就靠自己从家带的馍馍充饥。冶力关的冬天很冷，学校的水管总是会被冻住，一直到来年的五月才能正常使用，这期间每个孩子的书包里都会背一个装满凉水的饮料瓶。他们分不清蔬菜与水果，因为许多他们没有见过，譬如甘蔗、火龙果。所以，在他们的世界里，老师就成了最亲近的人。老师会在雨雪天送他们回家，也会在冬天驮水来学校，老师除了教授知识，还会让他们认识外面的新鲜事物，了解山外的世界。
看过高庄村小学后，我产生了将全镇所有村小学与幼儿园走一遍的想法，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除去在村里工作外，我先后去到了六所村小学与三所村幼儿园。这些学校有些条件好，有些条件差，有些学生多，有些学生少。但他们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孩子多是留守儿童，缺乏真正适合孩子阅读的图书，以及玩具等。这些学校加起来有三百多个孩子。许多次，我看到他们在村口布满垃圾的河沟中打闹，看到他们推着轮胎奔跑，看到他们沿着高高的山路回家，那时他们的脸上充满了欢笑，但这不知忧伤的欢笑，在我们看来，何尝不是一种深深的悲伤。
乡村教师、贫苦学生、留守儿童，这些字眼组合在一起总会让人唏嘘不已，并产生百般况味。可否为他们做一些事情？譬如去做一场帮助学校、教师与孩子们的助学活动。在三月十二日发出助学倡议之前，我的内心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我时常在月夜于山中行走，流水声让暗夜更加寂静，头顶着满天明星，反复思索，分析权衡多种的可能，但更多的还是担心，担心应和者少，担心让孩子们失望，担心活动变了味道，担心一份好心最终落入难堪的结局。它们让我陷入犹豫与纠结。在我的房间里曾有一盆普通的绿植，无人照看的它早已枝干枯萎，我偶尔会浇一点儿水，早已不期望它的复生，但潜意识里或许仍旧幻想奇迹的出现。直到有一天我惊喜地发现，在枯萎的枝头生出了翠绿的一小片嫩芽。我小心翼翼地将那截枯枝剪下插入盆中，从此耐心照看，三个月后的今天，它已有了六片叶子。我想助学活动也像这嫩芽，它是困难与迷惘中的一丝希望，与其设想太多，不如真正开始，如若用心，假以时日，助学活动应该也会如同这嫩芽一样枝繁叶茂。
庆幸的是，截至目前助学活动进展顺利，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在开展助学活动以来的八个多月里，我们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师友们的关爱与支持。上百个包裹，上千件玩具、文具、衣物以及上万册图书纷至沓来，连镇上的邮局都笑称变成了我的私人邮局。印象最深刻的是有天收到了九十六个包裹，邮政的车没有送到邮局，而是扔在了大路边，最后我们从村里找了一辆三轮车拉了回来。
一件事情的开展与进行总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甚至是刺耳的声音，有人建议我不要在冶力关进行助学活动，因为在他们看来冶力关镇已是很好的地方，那些更落后的乡镇更需要帮助。我也曾联系过支教团体来为孩子们教授音乐与美术，他们以学校在景区不符合他们的支教要求委婉拒绝了。也有人批评我们在作秀，所做的一切无非是沽名钓誉，为自己的脸上贴金罢了。这些言语的确对我有影响，但是又都觉得不重要，因为我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在助学活动中，我对宣传助学的看法悄然间也在改变，对报社与电台的看法也从最初的排斥转向慢慢配合。这并不仅仅是让大家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更想让大家意识到乡村教育的重要。一个成功的助学活动，良好的开始很重要，但是如何去保证它的延续性与示范性更是重要。一方面，要让学校、教师与孩子们获得教学设施的完善与物质上的丰富；另一方面，更是传播一种教育的理念。通过图书馆的创建与完善，从而培养孩子们阅读的习惯；通过玩具的丰富充实，从而注重孩子们体质的锻炼与天性的拓展；通过书法与美术作品的布置，从而提升孩子们关于传统与审美的兴趣及能力。这一切，都是仅仅依靠课本很难达到的。助学，针对的对象也并不仅仅是孩子，还包括任课的教师、教学管理者以及家长们，通过我们的热心，让他们用更多的爱去关爱孩子，让他们尽可能地懂得如何去更好地对待、教育孩子。对一个落后贫困的地区而言，我深深体会到了最大的善的敌人并不是恶，我们可以抵抗、拒绝，甚至与恶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但是如若碰到愚昧，则只会感受那种钝刀割肉般的疼痛。消解或者祛除头脑中固有的或者即将涌入的愚昧，才是助学活动所要达到的更深层的意义。
助学活动虽是一场公益活动，可对孩子而言，则是对他们人生的介入，而介入别人的人生是需要对此认真负责的。
在八个月里，我们先后为冶力关镇的七所村小学与幼儿园、石门乡两所小学、羊沙乡两所小学、八角乡两所小学送去了图书、玩具、文具、衣物等物品；为十所村小学、幼儿园创建并完善了图书室；为三所小学布置了几十幅书法作品；为两所小学添置了滑梯；为乡村教师举办活动，送去了慰问物品。我们顺便还为六个村子创建、完善了农家书屋。由于真正适合孩子们的图书增多，他们借阅图书的兴趣也就大了，有的学校还计划开设阅读课，随着书法家与书法作品进校园活动的推广，促使一些学校计划去开设书法兴趣班。并且在这段时间里，有一所小学迁入了崭新的校舍，一所小学扩建并修缮了原先的校舍，包括朱老师在内的十一位民办教师也有望很快转为公办教师。
突然想起有次去池沟村小学，上楼时见五六个小女孩在地上用两个圆圆的卡牌敲打玩乐，我站在她们身后问，你们会踢毽子吗？她们很害羞，没有回应我。我又问了一次，才有一个小姑娘点点头。我又问她们，你们想踢毽子吗？她们再次害羞不说话。我说，过几天就带毽子来给你们玩。说完转身上楼，身后是她们兴奋难抑的叫声。还想起了儿童节时，我问幼儿园怀抱毛绒玩具的孩子开不开心时，他们大声说出开心时的笑脸。还有，当我将一个小小的足球放进一个小孩子的手中时，他害羞地低着头接过，然后抬头看我，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快乐的光，它从心底发出，有着可以净化我们灵魂的纯粹与力量。
扶贫之思
一夜之间，羊小平与他家中六口大缸的故事传遍了甘南，这主要源于新华社的一篇报道。文中这样写道：“就在一年前，羊小平一家还世代生活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冶力关的山上。冶力关是甘肃有名的自然景区，山下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富裕，但崎岖的山路将羊小平一家和山下的繁华一分为二。山上不仅住着羊小平一家，但山太大了，出门走一天也难碰见谁。孤单久了，人就消沉，羊小平说山上的人经常一两个月不洗脸。”在羊小平的记忆中，常做的事情就是为家里的六口大缸担满水，因为担水，他的父亲摔进沟里，两个月后就没了；也因为担水，他外出打工时只能请假回家。“几口大缸，像是世代传下的魔咒，将羊小平牢牢地拴在了大山上，也击碎了他的致富梦。”幸运的是甘肃省实行了搬迁扶贫项目，羊小平一家才得以从山上搬到了山下，收拾妥当后，羊小平对记者说：“对了，前几天回山上，想把那六口大缸搬下来，但年头太久了都长到地上了，我就全砸了。”他又补充了一句，“我早就想砸了。”搬家后的羊小平砸掉了自己家中的六口大缸，既是一种饱受苦难的宣泄，也象征着与山上贫困生活的告别。
对我们这些下派的“第一书记”而言，扶贫攻坚是四项工作中最为关键的一项。池沟村群山纵横，自然条件恶劣，住在山上的村民缺水少电，交通不便，所以异地搬迁就成了主要的脱贫方式。前年岷县地震波及山上的住户，县财政出资将池沟村尕后山社的全部村民与李子沟社的大部分村民迁到了山脚下。目前整个安置点除去民居建设，还配备了体育健身器材、太阳能路灯、垃圾处理点与污水处理管道等基础设施，令我惊喜的是还超前规划了村级文化活动中心与群众文化广场。现在的搬迁点有百余户，房屋已经初具面貌，上下两层近两百平方米的主房高大敞亮，偏房、大门、围墙、厕所、院落硬化等附属设施一应俱全。羊小平的新家就在这里。前些天我去他家，两层的小楼有着超出村内绝大多数房屋的气派，屋内装饰一新，真的是与当年的贫困生活彻底告别了。
在村里工作，有顺利完成的小喜悦，也有推进之难的大苦闷，并且后者发生的概率要远远超过前者，尤其是涉及搬迁、修路等和村民的切身利益联系紧密的方面，与村民之间的矛盾与纠纷总是很难避免。我刚到池沟村不久就遇到了一件这样的事情。
由于提前规划出的文化广场地势较高，通向它的是一条有些狭窄并且带有坡度的小路，所以修一条宽敞的硬化路就显得很有必要。此路的北侧是两家住户，只好向南侧的麦场扩展，于是在一个上午，我与村主任、副镇长以及镇上两个驻村干部在进行实地考察后，去麦场的主人家商谈此事。这家主人的房子在胡同里，面积不大，有着类似四合院的风格。院内两边的偏房靠紧了正房，不见了疏朗，多了些局促。一人高的柴草堆在门口，拴在墙边的小白狗冲我们一再狂叫。
主人姓马，六十岁左右，面相淳朴。见我们进门，急忙把我们迎到客厅，接着倒茶递烟。我们没有久坐，说明来意后便带他一起到路口。按照我们的设想，若修成一条机动车辆可以通行的道路，大概需要向麦场延伸进三米左右的距离。麦场长度为十八米左右，按照十九米计算，应该用五十七平方米的面积进行补偿。我们把想法告诉了主人，在征得他初步同意后用脚量出了位置，并做了标记，随后又一起返回他家商量补偿的事情。目前国家规定的标准为每亩两万元到两万五千元不等，我们按照两万五千元的标准给予补偿。镇政府的小骆让坐在对面的小牟计算五十七平方米折合成的亩数，得出应该补偿两千七百五十元。副镇长说那就补两千八百元吧。坐在对面的主人憨憨地笑了笑，说行吧。于是这事也就这样定了。从主人家出来的时候，我跟身边的小牟说，真没想到会这样顺利。小牟答道，他家有人在镇上上班，所以比较好说话。
随后我们又回到麦场，进行了最后一次讨论，接着沿路向上，停在了一处离麦场十多米远的地方。按照前期的项目规划，这里以后将变成一座由池塘、楼亭构成的花园，副镇长兴致勃勃地向我指出亭子的位置、池塘的形状，如同这理想已变成现实。现在这块地方密密麻麻种满了松树苗，见惯了挺拔繁茂的松树，初见小小的树苗，我有些小惊喜，内心有如被狗尾草的茸毛轻轻扫过。此时，小骆离我最近，我把他往旁边拉了拉说，我有个事向你请教一下。一亩地是六百六十六平方米，那一分地就是六十六平方米，而他家的那块地只有五十七平方米，还不到六十六平方米，面积怎么会有一分一呢？你是不是搞错了？听完我的话，他愣住，接着摸着脑袋，跺着脚原地转了一圈，大喊哎呀呀。我连忙拉住他的手让他安静。正在我俩商量如何处理的时候，我看到马大爷两口子匆匆朝麦场走来，马大妈的手里拿着一卷米尺。我对小骆说，这个事情我们先放一下，看看马大爷量过的结果，如果他们对我们量过的面积有意见，你再把算错的事情告诉副镇长，让他酌情处理。此时副镇长他们几个也看到了马大爷两口子在测量，赶紧一起走过去，于是剩下我一个，蹲在那儿拨弄着松树苗。重新测量后，马大爷的老婆说这段距离不应是三米，应该是三点八米，而那十九米依旧是十九米。估计是这时小骆把算错的事情告诉了副镇长，当这事再从副镇长嘴里说出的时候，就不是算错而是故意如此当作对他们的特殊照顾了。由于即使按照三点八米计算得到的补偿也不如我们第一次算错给的多，所以还是按照起先说定的为准。当他们回来时，我低声问小骆，这次解决了吧？小骆嘿嘿笑了几声，说没问题了，我也跟着摇头笑了笑。
在村里工作没有上下班的时间概念，大多取决于工作的进度。许多次忙完的时候早已错过了吃饭的时间，我们就一起留在村里吃工作餐，有时会选一处“农家乐”，有时也就吃包方便面。饭前，大家会围坐一起，闲聊做过的事情，交流一下哪些难做哪些好做，哪些需要迅速做好哪些需要逐步完成。每每此时，我就是一个听众的角色，偶尔问到我时才会说几句。那个中午也是如此，上午与麦场的主人达成协议，一条道路就可以接着施工，与村口的人家也商量好了，补助八百元让他将门口的猪圈拆掉。起初给他四百元，他同意了，后来又反悔了，跟我们提了新的条件，无奈之下又追加了四百元才算彻底解决。
在我侧身向驻村干部了解贫困户的情况时，马大爷的老婆又出现了，她站在我们对面，双手交叉，对着副镇长不断说着什么。我抬头看她，脸色黑红，额头布满清晰可见的皱纹，可能刚做完农活，上衣布满了尘土。她犹犹豫豫地说完，表情中似乎有一丝愧疚，同时还有一份坚毅。她的话我很难听懂，后来听旁边的人解释后才明白，原来她儿子听说此事后坚决不同意，说自己要在麦场盖房子。她说她也主不了事，所以过来提前说一下这个事情。她走后，我看到原本表情轻松的副镇长如同霜打的茄子一样，瞬间蔫了。在池沟村，我越发体会到一种交流的煎熬与痛苦，如今的我与许多村民就像影片《巴别塔》中的那些共筑通天之塔的人一样，操着不同的语言，活在自我思维的世界里，而这也无形中锻炼了我的逻辑推理与想象能力，就像几天前揣摩村里一个哑巴的举止那样。那天，我和副镇长在村口遇到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哑巴，副镇长连说带比画，让他把村口的麦秸垛清理掉。我在旁边像观看默片一样看两人打了半天手势，走时我问副镇长说明白了没有，他说可以了。待到吃午饭的时候，哑巴到房间来了，对着我们又一通手势，伴以呜里哇啦的声音，等到好不容易劝走他之后，我问副镇长，是不是因为你让他清理麦秸垛，他找你要补助？副镇长说他刚才一再指着我们的米饭做吃饭的动作，意思是现在没人管他，而他家里的米面都快没有了，所以让我们帮他一下。接着他转头交代一个干部明天带两百元补助给哑巴送去。
马大爷的老婆走后，副镇长立刻拿起电话让她儿子过来。此时已近一点钟，饭菜还未做好，我饿得很，坐在椅子上，眼神迷离，哈着腰。马大爷的儿子四十岁左右，短平头，体格健壮，进来后一屁股坐在副镇长旁边。在随后的二十分钟里，一帮镇上的干部七嘴八舌地给他做工作，而他则含着牙签或沉默或激动。他们的交流快速且激烈，我瞪大眼睛听懂了百分之二十。中间我听到了副镇长说起对他家的特殊照顾，提到我到这里来任职，也听到大家劝他从大局出发，为全村人提供方便，而他的答复却是我给别人方便了，可谁会给我方便？谈话间，饭菜陆续做好，摆到旁边的圆桌上。我喊大家先吃饭，带头起身到饭桌前坐下，除副镇长外的人也都随我过来吃饭。我们一桌人围着吃饭，旁边副镇长与马大爷的儿子继续舌战。席间喊停过多次，俩人不为所动。村子里的搬迁项目时间紧、任务重，副镇长的压力非常大，经常一两个月才能回一次家，此时，我脑海中闪现的却是《李叔同说佛》中的一句话——缓事应急干敏则有功，急事宜缓办忙则多错。饭到中途，马大爷的儿子走了，结果自然是没有。问副镇长对方有何条件，答复让我大吃一惊，原来马大爷的儿子提了两个条件：一是全家享受低保待遇，二是用自己家别的地块换一块村里的宅基地。这两个条件都是根本无法满足的，第一个是政策上不允许，第二个是客观环境上做不到。副镇长讲完后埋头吃饭，我听完后也继续埋头吃饭，大家也都继续默默地吃饭。
饭后，我与三个驻村干部一起走访贫困户，进行信息采集工作。国家提倡的精准扶贫是针对粗放扶贫而言的，是一种通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这一概念比较能够体现出实事求是的精神内涵，其更强的针对性应能产生更好的扶贫效果。因为是精准扶贫，所以对贫困户的信息采集工作相对比较烦琐，包括有家庭成员、土地面积、种植收入、打工收入、子女读书等的七八张表格均须一一填写，我们在第一家的时候用掉差不多三十分钟，心想这何时才能弄完呢？不过好在后面熟练之后，进度加快了些。
下午四点多，差不多在我们走访到第七户的时候，副镇长与小骆、小牟一起也进来了，他们也要跟这户人家谈一些事情。我站在院子里，小牟也在，我问他修路的事情处理得怎样了，他说谈好了。我问是不是又加钱了，他说是。我问加了多少，到四千了吧？他小声说还要多一点儿。再追问多了多少，回答是五千。我噢了一声，然后我俩也就再没说话。
有天我从镇政府出来，站在路边看一帮人打牌，远远看到马大爷的儿子准备过马路，路上车来车往，他快步走，小心地拉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应该是他的女儿。
一而再再而三地遭遇这样的事情之后，我发现我无法再用审视的眼光去对待村民，更不再用批判的态度去对待他们的固执。他们，因为自身的认知与固化的思维，在生活中从来都较少主动，一味被动的时候更多一些。在我看来，在村民的骨子深处，仁义礼智信依然深深存在。我在多次参与修路、环境整治过程中遇到了很多为了集体牺牲个人利益的村民。他们在与政府及干部的交往中，通情达理，懂得退让，知道怎样的方式是最完善的解决之道，并且愉快接受。同时，也有一部分人不管在学识还是智力方面都较低，他不知道所提供给他的方案是否可以最大限度上满足他的利益，所以他所能做的就是拒绝、不合作，或者提出那种根本无法满足的要求。如果解决妥当还好，否则他会不断自我暗示自己的弱势与被亏欠，最终成为无解的难题。所以，当我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所能做的唯有耐心，通过不同的方式与途径，与对方建立信任，深度沟通，以期达到完满的解决。
基层之难
时常要上山，时常要在曲曲绕绕的山路上穿行。有时因为下村工作，有时则只是单纯想走一走。许多次我站在高高的山路上，长久地望着远处积雪覆盖的峰顶，看天空大团大团的白云在山腰草场投下阴影，各色的牛羊撒满了山坡，正悠闲地啃食着青草，还有块块的梯田，层层叠叠向山脚而去，野鸡不时于其中飞起又落下。在山腰与山脚还会有或成片或稀疏的白色房屋，那是村民的家。赶上吃饭时分，见缕缕炊烟扶摇直上又慢慢散去，想起“白云深处有人家”。不过这样的情景看得久了，愉悦之感渐渐变得少了起来，反倒是多了些异样的味道。
冶力关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山区，镇内海拔近四千米的白石山是整条秦岭山脉的起点，而邻近的莲花山则又是青藏高原的末端，镇内少有的开阔平坦处早已挤满了幢幢房屋。此地还算好，有些乡镇道路更是狭窄，只有一条仅容两车通过的主干道，村民住在山上或者道路两旁。有时站在高处向下望去，车辆与行人在山缝中隐现，看得久了，“困境”一词便不停在我的脑海中闪过。
在小镇与村子里待久了，表面上看似对这生活已然适应，甚至有些惬意，实则不然。以前，当我看到两个村民因为一件鸡毛蒜皮的事争得面红耳赤时会觉得不可理解，我的态度是超然的，甚至有些不屑。现在，我会静下心来仔细倾听这件事的前因后果，然后判断谁的过错多一些、谁的责任少一点儿。慢慢地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此刻的我已经融入了他们的生活之中。
在我任职的日子里，要进村推广扶贫项目，走访、统计贫困户情况，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设计文化墙，与党员进行政治学习，环境卫生整治以及开展助学活动等，工作内容广了，了解深入了，我竟愈发焦灼与痛苦。我发现，工作做得越多，自己所需要做的工作也就越多，这些将会让我变成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但是自己所能做的那么有限，能将事情改变是那么艰难。小事情如此，遑论大一点儿的事情。身在基层，仿佛置身于高大金字塔的底端，只能做一块小小的活性炭，在基层这片汪洋大水中尽可能地吸收一些杂质，释放一份洁净，仅此而已。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是我反复对自己说的话。这八个字如同一束微光，始终提醒着自己，让情绪舒缓，也不让激情被现实中的种种困难与无奈一点点儿地消磨掉。
有时也会反复体会“基层”一词的含义，不断追问自己，何谓基层？在村里，在镇上，“基层”意味着信息传达的尾端与末梢；“基层”是由太多事情与工作交织缠绕下的生活。
近些年基层工作压力加大，人员随之扩编，冶力关镇干部现在有一百二十人左右，而一九八五年后出生的年轻人有一半以上。我住在镇政府的办公室里，有许多与干部们交流的机会。在冶力关待久了，与干部们尤其是年轻干部们愈发熟悉，他们时常与我聊天，聊各自的工作、生活、家庭，聊至动情处甚至会潸然泪下。
基层工作难做是不争的事实，正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许多工作派发下来，不仅内容多，而且要求短时间内完成。自从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冶力关作为全县的示范点，政策资金支持得多，领导也关注，镇上干部们在本职工作外，还要应对各种视察、考察及检查工作，其压力进一步加大，于是他们经常性地加班，包括周末与节假日。白天在村里忙于工作，晚上饭后还要开会。镇上开会的时间很长，往往是通宵，许多次我都已经睡下，听到他们从楼上下来，杂乱的脚步声在深夜格外沉重，拿起表一看，已是凌晨两三点钟。
乡镇干部大多来自本县，也有一些从邻县调入。他们彼此熟识，每每提起动辄就是某人的同学、亲戚或者朋友。虽然都是本地干部，但是分居的多，更有甚者是分居四五处，往往是自己在镇上工作，爱人在一地，父母在一地，孩子在一地。这种情况也就客观上造成了干部对家庭的忽视，有时因为经常不回家，所以会遭受家人的抱怨，引发各种争吵与矛盾。他们谈起此事也是愧疚不已。在我刚到小镇的时候，看到他们大多黧黑的面孔与成熟的做派，总会以为他们年龄较我稍长，后来才发现他们中绝大部分人要比我年轻，许多还比我年轻不少，他们都已在这种地理环境与生活工作环境中快速地成熟，展示出与年龄不相符的阅历与沧桑。
乡镇干部多出自农家，他们拼命工作以期有朝一日出人头地，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只是乡镇工作人员多，升迁几率小，几年过后，曾经的理想慢慢被现实磨平，而日趋繁重的工作让他们愈发焦灼。在精准扶贫过程中，上级单位下发的各种扶贫表格与数据统计数不胜数，需要完成的表格多之又多，但由于上级某部门对精准扶贫的拿捏不准或者个人工作中的细微错误，都有可能让整个工作推倒重来，于是再一次地通宵加班。有时下村工作时，与村民的关系协调处理不好，村民的毫不配合也让他们心力交瘁。有时我会纳闷于他们做事的思维方式以及工作效率，后来我逐渐明白，许多的表面问题背后实则是错综复杂的缠绕，想到这些，也就慢慢理解一些。
三月的一个深夜，小松来找我，他出生在全县最贫困的一个乡，毕业后来冶力关工作也有五六年的时间了。那晚他喝了一些酒，见整幢大楼只有我的窗口亮着灯，于是上来找我说说话。他满脸通红，坐在沙发上不停吸着烟，他向我描述他出生的地方，讲家族的荣耀与哀伤，他还提起他的爷爷。爷爷从小将他这个长孙从父母身边带到县城，并亲自将他带大，爷孙之间的感情自不必说，他在爷爷的关注下上了大学。大学时他留起了长发，引起了爷爷的不满，爷爷令他剪掉，他拒绝了。于是爷孙俩竟然很久不再说话，也没有见面。后来家中来电话告知爷爷病了，病得很严重，他心急如焚，第二天一早找了一辆出租车向家中奔去。那是一个寒冷的清晨，他在路上找到一家刚开门的理发店，剪去留了很久的长发。爷爷的眼睛已经看不清了，得知他回来后，爷爷用手摸了摸他的头，随后便原谅了他。在爷爷最后的日子里，都是小松一个人在陪伴，因为爷爷不允许儿子们来照顾他，他只想和他最爱的孙子待在一起。再后来，爷爷没了，他带着爷爷从医院回老家，那条坑坑洼洼的路，漫长又凄凉，坐在车里，他将爷爷的头抱在怀里，紧紧抱着。与他谈到未来，他的心态很平和，对我说生活要顺其自然，经历过一些，也就看得淡了。
在小镇，我经历的应该是一种真正在农村内部的生活与行走，当我面对农村，慢慢去掉了所有的想象，我真切地觉得我们的文字应该是扎根乡村这片土地生出来的灿烂之花，是怀着痛与爱、怀着敬畏生发出的文字。
[责任编辑 李兰玉]
刊发于《人民文学》2017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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