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甲
海，昨天退去。
出现在眼前的山，从天上俯瞰，宛若无数远古征战的帐篷安扎在大地。它不像太行山、神农架或者欧洲的阿尔卑斯山那样连绵不绝，多是一座一座平地而起。好像有一只上帝之手，曾经在这里做游戏，造了这么多小山峰。
这里的山，便是两亿年前海底世界的景观。在这些高度差别不大的群山之间，曾经有许多海底生物在“山”与“山”之间游弋，是两亿年前海底的自然力量造就了这里特有的群山。
我们今天所说的青藏高原，就在那时候出生。它曾是远古的浅海低陆，距今约二三百万年前开始大幅度隆起，形成今天的“世界屋脊”。最后露出水面的这片海底世界，因无数小山峰耸立于斯，便成为当今中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
这里是贵州。我没有想过，工业发展滞后的贵州能在信息时代为全国提供什么经验，但是，现在这远山深土是如此生动地教育了我，令我不得不重新审视眼前的世界。
（一） 这是坏事，还是好事
二〇一五年以来，有关“很多企业关门了”的说法就多起来，今年更见有文章说“工厂机器沉寂，马路货车渐稀”。有人说，一批外企外资撤离中国，留给中国打工人口的失业震荡不小。还有人描述道：“别小看每月三千元的工资。小小一张工资条的后面，有数百万留守儿童嗷嗷待哺，还有千百万白发苍苍的空巢老人殷殷期待……”在这些说法中，失业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工。
与此同时，房价令人吃惊地暴涨，波及各类房租上扬，地下室也不例外。下岗农民工能在城市里等到企业再录用他们吗？能等到撤离中国的外国资本返回来再录用他们吗？
农民工回乡了。
不仅是单枪匹马外出打工的，不少农民夫妻带着孩子在城市打工的也拖家带口回来了。这些年，政府努力使农民工的孩子在城市拥有上学的书桌。现在，他们也回来了。
这是坏事，还是好事？
农民工回来了，还是这片天空，还是这片土地。不少人的地转让给别人种了，或撂荒了。现在干什么，日子怎么过？
多年前，我到洛水上游采访，看到许多“空壳村”，看到公路两侧的墙上刷着大标语“外出打工如考研，既学本领又赚钱”。那是当地政府部门刷出的标语。
曾经面对“空壳村”，村干部感到无可奈何。现在村民们回来了，党支部能怎样？村支两委能带领村民重建家园吗？
今年，我五次去到贵州省安顺市一个叫塘约的村庄，这里前年还是个“榜上有名”的贫困村。我走进他们新建的村委会小楼，看到最醒目的四个红色大字就是：穷则思变。
他们确实在变。他们把改革开放初分下去的承包地重新集中起来，全村抱团发展，走集体化的道路，变化和成效皆惊人。我在这里看到了百姓的命运、国家的前途、党的作用、人民的力量。
（二） 在一贫如洗的废墟上
塘约村辖十个自然村，三千三百多人口，劳动力一千四百多人，外出打工最多时达到一千一百多人，青壮年几乎全走了。这是个典型的“空壳村”。
白纸厂寨是村里最低洼的一个寨子，洪水半夜来了，村里多是妇女和老幼病残，寨前的村路被水淹得不见了，二牛从无路的半山踩过去到了寨子，就听见大人的喊声、小孩的哭声。天已微亮，水从后山涌进寨子，从寨子人家的前门里涌出来，村民在慌乱中喊叫着往屋外搬东西。
“别搬了，快往山上撤！”他大声喊道。
几乎没人听他的。
他进了一户姓邱的人家，这家夫妻都是智障，还有个小孩。夫妻俩站在水里发愣。他说：“走啊！”
男的说：“外面下雨！”
他喝道：“屋子会倒啊！”他不听他们说什么了，硬把他们一家拽了出来。
这时他发现村主任彭远科也到了这里，还有两个村委委员也在疏散群众，他们把残疾妇女的一家人弄出来了。
洪水之前的塘约村
瓢泼大雨还在下。滔滔洪水把衣服、鞋子、灶具、家具、电视机都从前门冲出来了。快六点时，水更大了，有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全身浸在水里从屋里出来，人们说他是“游泳出来的”。老人从水里被拉上来，搀扶上山。这时二牛看到，还有一些不是这个寨子的群众也来帮助抢险。
天亮了，部分房屋倒了。现在能清楚地看到寨子前方的土地不见了，一片汪洋般的混浊水面上漂浮着小寨人家的衣物和用具……这是塘约地势最低的一个村，塘约还有九个村在暴雨中，九个村都有危房。
二牛姓左，大名文学，这年四十三岁，是村党支部书记。这一天是二〇一四年六月三日，塘约村遭遇百年未见的大洪水。田也毁了，路也毁了。左文学在暴雨中望着被洪水洗劫的家园，灌满他脑子的一个巨大问题就是：怎么办？现在怎么办？
受灾的不仅是塘约村。安顺市位于贵州省中西部，地处长江水系乌江流域和珠江水系北盘江流域的分水岭地带，有两区一县，还有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县。这场暴雨，使这片土地受灾很广。
六月五日，安顺市市委书记周建琨等人踩着泥泞，来到受灾最重的白纸厂寨，看到几个人正在帮一对残疾夫妻修房子，一问，这几个人都是村干部，是义务帮忙。
“村书记呢？”周建琨问。
“也在帮人修房。”有人马上去叫左文学。
几个妇女围住周建琨哭诉：“啥都没了，粮也泡水了……帮帮我们吧！”
周建琨问：“怎么帮？”
“先帮我们修路！”
男人们出去打工了，女人是村里种田的主力，路没了，她们下地干啥都难。周建琨后来告诉我，他当时忽然很感动，她们不是要粮要钱，而是说修路。
周建琨正在跟几个妇女说话，村支书左文学来了，浑身沾着泥浆，两眼通红，像一匹狼。
左文学回顾，那天周书记看望了家家都在修房的村民，然后就在受灾现场跟他谈话。
周书记说：“你这个村子有前途！”
左文学愣着，心想什么都没了，前途在哪儿？
周书记说：“我看你这个班子很强。这么大的水，人住得这么散，没死一个人。你们干部了不起！”
左文学还是愣着。
“你为什么不成立合作社？”周书记又说，“你这里百姓也很不错，党支部可以把人组织起来呀！”
左文学说村里大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
“不管怎么讲，你要记住，”周书记说，“政府永远是帮，不是包。党支部也一样，要依靠人民群众。”
左文学告诉我，就在这天，他记住了周书记说的“要靠群众的内生动力”这句话。周书记说：“妇女讲先修路，好，政府出水泥出材料费，你们出工出力干起来，行不行？”
左文学说：“行。”
周书记接着说：“要致富，你要有思路，有魄力，要敢于踩出一条新路来！你想想怎么干，我下次来，你给我讲。”
左文学告诉我：“那天，周书记走后，我哭了。我一个人，躲起来哭得忍不住。”
我感到他的哭里有内容，大约有很多辛酸的往事涌上来吧，于是就问他为什么哭。他说：“我看到了前途。”左文学告诉我，之前，村里人靠传统农业勉强度日，这场大水把很多农户冲得一贫如洗。是穷到底、困难到底了，大家才重新走上这条全村抱团发展的集体化道路。
（三） 左二牛的奋斗史
左文学这天躺进了一个椭圆形的大木桶，桶里热水齐腰深，他泡在桶里想往事想前途。
左文学做过文学梦,可是，读完高中回乡，父亲说，种地吧！家有九亩地，种粮，有饭吃，没钱。年底结婚了，要养家，他必须出去打工。这是一九九一年初春。他这时的梦想，是赚了钱回来到县城开个大超市。
少年时的朋友大多对他那个文绉绉的名字不感兴趣，叫他二牛。二牛有种干什么非干成不可的劲儿，同学都喜欢跟他玩。现在他是跟人出去的，到北京海淀区苏家坨搞房屋装修。
“做电工，现学的。”他读过物理，很快学会做电工，但渐渐感到“这不是一条路”。
打工半年多，他带回一千多块钱。
当然也带回来见识。他注意到北京郊区的大棚菜，他想，要是我们那里有大棚，也能在冬天种蔬菜，还能养羊、养猪、养鸡……回到家乡想搞大棚，没资金。他决定种药材，到信用社贷款五百元，去四川眉山引进党参、桔梗、独角莲……回来，播种，搞了两个月，失败了。
决心养猪。最多时养了六十头猪，那时他家前后左右都是猪圈。他还到信用社贷款购置了碾米机、磨粉机、压面机，在家里搞了个粮食加工厂。给村民加工米，对方把糠给他。加工小麦，做成面条，加工费就是糠和麦麸。他逐渐存下了六七万元，被寨子里的人认为是个能人。
养猪前五年是赚钱的，第六年养得最多，一下就亏了。他说：“改革放开了农民手脚，确实没人捆住我的手脚，我可以放手去干了。但是，我深深体会到了，单打独斗很难抵御市场风险。”
不甘心，决定养牛，养了三十头母牛、六头公牛。在整个平坝县（后来改成平坝区）都很出名：“那个养牛的叫左二牛。”
他越来越明白，养猪养牛，都得用头脑养。他发现一群牛中必有一个头牛，众牛都会围绕着它。于是给它脖子上系铃铛，别的牛四处吃草时不会走出牛耳听不到铃铛的范围。他感觉这个范围至少有五十米。他开始梦想搞一个大的养牛场。
养牛得去放牛，他每天带两样东西：雨具和书。他记得初中语文老师彭万师曾对同学们说，你们一生中一定要看看《古文观止》。现在有时间了，他就买来读，读得津津有味。
二〇〇〇年换届，左文学被村里人选为村主任。乐平镇大屯片区总支书朱玉昌来村里找他谈话。他说我在养牛，脱不开身。父亲听说后表示，他说了不算，等晚上开个家庭会。
当晚，父亲主持家庭会，问儿媳妇：“这个村主任，你同意不同意他干？”
儿媳说：“他想做的事就做吧，我从来都没拦着他。”
父亲说：“村干部要付出的，没有你支持，他干不下去。”
儿媳问：“咋支持？”
父亲说：“你就支持他两点：一是他有事，随时要走的，你不能拖后腿；二是有人来找，端椅倒茶要及时，找你吵架，你也必须先倒茶。”
儿媳说可以。
父亲再问二牛什么态度。二牛说牛还在。父亲说：“没必要老想着挣钱。盖多大的房，你只有一张床。你消化再好，一天也是三餐饭。”二牛说：“现实中，没钱也挺难的。”父亲说：“能生活就行了，到我这个年龄，给我钱也没用。”
父亲又说：“村干部就像一栋房子要有几根柱子，没几根靠得住的柱子，一个村庄撑不起来。你有机会给大家做点儿事，是福气啊！”
左文学的父亲叫左俊榆，当了三十八年的村支书。
第四天，二牛把牛全部卖了，开始当村主任。这年他入了党，二〇〇二年底任村党支书。
塘约村有条河叫塘耀河，河上有座桥，近三十米长，桥面只有一米宽。小孩上学，四个寨子的村民进出都靠此桥。桥面临水很低，雨下大点儿，一涨水就把桥淹了，人就过不去了。生产队散伙后，村里只见个人不见集体，这座桥听凭水淹水落，几十年无可奈何。二牛决心修建一座高大的桥。找上级支持，县里给了六万元，只修了三个桥墩，钱用完了。
桥面没钱做，只好伐木用木板搭起临时的桥面。又去找了三个煤厂的老板化缘，又发动村民捐钱、出工出力，总算把桥建起来了。左文学想，一定要让后代记住这些拿自己的钱做公益事业的人，于是在桥头立了一块“功德碑”，碑上刻着一副对联：众手绘出千秋业，一桥沟通万民心。
当地有煤炭资源，左文学曾想给村里办个煤厂，还想给村里办个木材加工厂，可是没有启动资金，也怕办砸了，不好给全村人交差。直到今天，周书记问他为什么不成立合作社，党支部可以把人组织起来呀！这话比洪水之夜的电闪雷鸣更让他震撼。
左文学在浴桶里泡了一个多小时，感到有重大的事要发生了。他爬出来，开始用手机通知“村支两委”全体成员：今晚开会。
一个政府，若无资产就无法管理社会。村是一个小社会，怎么能没有集体资产？村是中国最基层、幅员最广的地方，缺集体经济，村就涣散了，社会就会缺乏坚实的基础。左文学意识到，眼下最重要的事不在修桥或办厂，而是要把村民重新组织起来，靠集体的力量抱团发展。
（四） 塘约村的十一人干部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五日晚，“村支两委”十一位成员齐聚村委楼。小楼还是改革开放前夕生产大队那时盖的，如今已破旧不堪，屋顶滴滴答答漏雨。
“今天周书记问我：为什么不成立合作社？”左文学直接点明了会议主题。
合作社已不是新话题。早先沿海地区出现的那种大户承包，也有外面的老板来承包，雇农民干，种菜的、种果的、养鸡的……这类“专业合作社”，如今贵州也有很多。可是塘约村没有大户，没有谁承包得起。现在路坏了，田坏了，更没有外面的老板来包了。
“我们要成立怎样的合作社？”此刻，这是大家的问题。
“我想好了。”左文学说，“把全村办成一个合作社，把分下去的责任田全部集中起来，由合作社统一经营。”
“这可以吗？”会议室顿时热闹起来，大家七嘴八舌。穷！这是会上讨论到的一个核心问题。曹友明等年长的村委说，他们童年时的村庄穷到令人难以置信。
“这是真的，”曹友明说，“我小时候还盖过秧被。”
“啥是秧被？”我问。
“就是把插秧剩下的秧苗洗净晒干，用上面绿的编织，下面白的根须软软的，可以贴身。”
我在他们新建的办公楼里试图找回那个夜晚的声音。他们告诉我，家家都有织土布的织布机，穿自己织的土布衣，住茅屋。结婚，“一套新衣一尺红布”，这一套里没有内衣内裤，一尺红布用来盖头。生孩子，烧热水，用剪刀在火里烧一烧剪脐带。没剪刀的用瓷片。没有草纸，孩子生在灰堆里，烧得干干净净的草木灰。
“生病了怎么办？”
“请土郎中。用针刺放血，取老烟斗里的烟油烟垢抹上。拔草药煎喝，用生姜擦太阳穴。”
“大病怎么办？”
“没办法，只有死。”曹友明说这话时很平静。
我接着问，那时候，用钱，从哪里来？
他们说，背柴去城里卖。当地还有煤，背煤去卖。山地坡度大，只能背，去县城要走三个小时。当地有一种土，黏性高，可以烧制砂锅，拿去城里卖。
点灯？点不起。逢年过节，有客人来，办红白喜事才点灯。黑夜很长，没有火柴，用蒿草晒干搓成细绳，山里有一种黑石头，铁匠铺能买到一种小铁片，用这三样东西打出明火。一九五〇年塘约村有了火柴，叫“洋火”，两分钱一盒，家家户户都买得起了……
回到二〇一四年这个夜晚。天上还下着雨，屋顶滴滴答答地漏着，会议室里的讨论在继续。
左文学说：“强强联合，可以使富的更富。强弱联合，强的帮弱的，才能同步小康。这道理是明白的。问题是，你是较强的，你愿不愿意跟弱的联合？”
“可是，你强吗？”有人这样问。大家都听懂了，这是问在座的每个村委委员。
在这漏雨的小楼里开会的十一个委员，一般说，都被村民们看作是村里的能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有打工的奋斗史。村主任彭远科曾经到浙江慈溪打工四年。他们几乎一致的体会是，生产队解体后，确实没有人捆住你的手脚，你有多少本事都可以使出来。他们也确实奋斗了、拼搏了。但是村里没有人靠打工富起来的，反倒是从前一家人团聚的生活变得支离破碎。左文学最深的体会是：“单打独斗没出路。”
他们谈到，离乡去打工，你的农民身份就是束缚。青壮年都走了，本村落后的环境缺少人去改造，留在村里耕种的妇女、老人很辛苦，收获很少。
仿佛是一种心中早有的愿望，在这个夜晚苏醒，村委委员们都激动起来了。
左文学讲自己是在浴桶里想啊想，想明白了：“要踩出一条路来，第一步就是要成立合作社，把全村的土地都集中起来，搞规模经营，实现效益最大化。第二步就是调整产业结构。”
什么叫调整产业结构？左文学展开来说，村里出去打工的人里面，搞建筑、跑运输的很多，分散了都看不见。我们可以把回来的人组织起来，搞建筑公司、运输公司。
这两步，怎么去实现？他说：“我看到有个‘流转’的说法，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里说的，农民有承包地经营权，这个经营权可以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
说到这里，左文学加大了声音：“我们为什么不成立一个土地流转中心？通过流转，把承包地重新集中到我们办的村合作社。你们看，行不行？”
大家发言热烈。有人提出疑问：“把分下去的承包地重新集中起来，是不是走回头路啊？”
“我想过了，”左文学说，“以前那叫改革，我们这叫深化改革。”
作为过来人，大家都深有体会，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生产队解体后，村里只见个人不见集体，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村不村，组不组，家不家。
“日子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村委们都这样认为，并很快转为积极出主意。有人说，我们干部带头，先去做贫困户的工作，这事就容易做起来。有人提议，先成立一个老年协会，去做老年人的工作。村里多是老年人，看重土地，还在种地的也多是老年人。先把老年人团结起来，很重要。这个建议被大家一致认可。
曹友明被推举为老年协会会长。他当过民办教师、大队会计，还当过平坝信用联社营业部主任，退休后就被左文学请来当“军师”，是塘约村最年长的超龄干部。
左文学肯定了干部带头的意义，接着说：“这件大事还是要村民来定。”
他说十八届三中全会那个决定的最后一条写着：“人民是改革的主体。”他从笔记本里把他抄下来的话念给大家听，“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会议最后决定：明后两天做准备工作，第三天上午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对成立塘约村合作社，把承包地重新集中起来统一经营一事，进行公决。
贵州省委省政府向全省提出同步小康，旨在二〇二〇年贵州省要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不拖后腿。在塘约村表现为，要同步小康就必须把单家独户的农民从零散的地块里解放出来，实行规模经营、多种经营。这里深刻的原因还在于，在信息时代，仅靠传统农业方式已无法承载农民生计，真正的贫困已日益表现为旧有生产方式的束缚，在改革的基础上深化改革势在必行。
（五） 村民的选择
老年协会是塘约村最年轻的一个组织，因为它刚刚成立。
“塘约村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有六百二十人。”曹友明说。
采访中我得知，塘约村的老人也多是打过工的，三十多年前，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曾是打工仔、打工妹。那时候，山里父母还多是让男孩在家乡成家立业，被推向市场的多是女孩。一趟趟“盲流专列”把乡下人如集团军般拉到南国的劳务市场，火车到站，汽笛声响得让人心慌。
那以后月尾节初，有打工族的地方，邮局就挤满了他们的身影。把流水线上的劳动所得变成汇款单，寄往贫穷的家乡，被家乡人戏称为“外汇”。谁能说他们没有过青春梦想？可是几十年过去，把汗水洒在东部的许多城市，他们回来了。每个人都比从前更知道哪里是自己真正的家乡。
先去做老人的工作，不是因为难，而是更容易。曹友明喜读古典，他说这符合老子说的“天下难事必作于易”。
从村支两委开过会议的第二天开始，村干部就分头工作。老人协会也开始紧张工作。村民代表怎么产生？每十五户人选一个代表，原则就是：你相信谁就选谁。
二〇一四年六月八日上午，出太阳了。这是个不寻常的日子，十个自然村寨的村民代表，集中到塘约村本部开大会。
会议开始，先由左文学向大家报告，我们村为什么要办合作社，办怎样的合作社。他说，把土地集中后就能统一规划，组建农业生产、养殖、建筑、运输、加工等专业队，将来发展成专业公司。妇女也要组织起来，开展适合妇女的创业。男女都可以在各专业队上班，按月领取工资。另外，村民入股到合作社的土地经营权，可以按每亩一年的约定价领取资产性底线收入，年底还能分红。
为什么现在做这件事？
左文学说，洪水把村路冲坏了，是按老路修，还是拓宽修好一点儿呢？我们想修一条把塘约十个村都连起来的“环村路”！这就要经过一部分人的承包地。如果土地转到合作社，这事就比较好办了。还有一部分田地被水冲毁了，不管冲了谁的，要修复都很难。土地转到合作社后，修复就是集体的事了。
怎样才叫入社？
不是行政命令，也不是简单的报名参加。前提是，必须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户自愿把土地承包经营权转给合作社，这个“转”，上面的专家给取了个新名词叫“流转”。大家记住，把土地“流转”到合作社，也就是“入股”到合作社，也就是入社了。
左文学在讲话中反复强调了一个原则：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左文学讲得明白易懂，一讲完，会场就像开了锅。
最后对是否同意成立塘约村合作社投票公决，参会代表八十六人，全票通过。
土地确权流转，是一项艰巨、细致的工作，要对村民承包地重新丈量，登记存档，张榜公示，接受全体村民监督。最后由政府颁给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简称“土地确权”。
但是，我这样描述，是远远不够的。
渐渐地，先前也曾耳闻目睹的事，现在以不同的情势在眼前呈现，我问自己：难道没有看见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名目繁多的各种“开发区”几如燎原之火不可遏止，已大大超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开发区热”，很多农民成为“无地农民”……这是与我们这些非农民无关的事吗？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下旬，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发布公告说，要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粮食安全，坚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
会议把这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定为我国粮食安全的底线。
为什么必须守住这条底线？
中国有近十四亿人口，以十八亿亩耕地为底线，人均耕地是一亩二分多。目前中国粮食平均亩产约三百二十公斤，按此计算，一亩二分多耕地的粮食产量约三百八十公斤。以一般人均粮食三百七十公斤计算，十八亿亩耕地也就是中国人的“口粮田”。这条底线一旦破除，大量耕地势必被强势资本圈占，中国的粮食生产就不可能做到自给。
国内外都有人竭力促使中国取消这条耕地红线，论述“在中国种粮不如向国外买粮”。然而一个人口大国，粮食安全的主动权若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岂不是很危险吗？所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中国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
再看二〇一四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一定要守住三条底线。
第一条就是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动摇。
第二条是要坚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其含义是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巩固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不能随便侵犯农民的承包地经营权。
第三条仍是要坚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
为什么一再强调要守住这些底线？因为这些底线不断遭到国内外资本的挑战。
土地所有权是集体的，农民的承包地只是得到经营权，这种从承包政策中得到的经营权并不稳定。承包地常常被“代表着集体”的权力出卖了，名义多是政府征用、发展需要用地，然后转卖到了地产开发商手里。农民拿到一笔钱后，那本属于他经营的土地就不复存在了，也永远失掉了本属于他的土地经营权。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农村在土地方面积攒了不少问题，如增加人口不增土地、死亡人口不减土地等。在侵害土地集体所有制方面存在的问题，被概括为“四地”问题：一是违约用地，二是违规占地，三是非法卖地，四是暴力征地。
塘约村或因地方穷而偏僻，尚无房地产商涉足，没有非法卖地，也没有暴力征地，但塘约村有违约用地和违规占地。
违约用地，指承包人没有按照责任制承担起应尽的责任，致使土地荒废、农田设施毁坏、土地用途改变等。
塘约村土地撂荒达到百分之三十，这就是没有履行承包职责的违约行为。
由于土地的所有权是农村集体所有，村集体是有权收回撂荒土地的。如果这么做了，在塘约人看来，这是重视土地而忽视人。
村集体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土地确权中，对撂荒的土地丈量后依然确权给承包人，再由承包人自己选择——如何使用确权颁证后的承包地经营权。此举，深得塘约村民之心。这百分之三十撂荒的土地，确权后全部流转到村合作社。
如此，塘约村的土地确权，无疑巩固了集体所有制，也保障了每一户村民的承包地经营权，维护了全体村民的利益。
但是，我这样叙述，仍然是不够的。
当今的“确权”和“流转”，出现在我国深化改革的“现在进行时”，与之有关的不仅仅是作为个体的农民，更不只是贫困地区的农民。当今的专业大户、外来资本，也盯着农村土地确权，也可以成为农村资产“确权”后的“流转”对象。而且，他们比一般农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民，更有资本购买“确权”后的种种权益。
至此我看到，“确权”是“流转”的基础，流转给谁，才更为关键。农民一旦把承包地确权后的经营权出卖给大户或外来老板，农民自身就丧失了对承包地的经营权，就只剩下打工的身份了。
今天的塘约村
今天塘约村民的道路中有他们自己的选择，他们知道参加合作社后，可以选择在农业生产专业队干，还是选择去建筑队或者运输队。他们还知道，将由自己来选举他们的专业队长。如果他们的队长不称职，或者不能领导着大家完成订立的指标，他们的队长是会被罢免的。
现在说塘约村的土地流转中心，由曹友明挂帅。
具体操作时，有些村民还是有顾虑的。如果一一去动员，则工作量巨大，去动员的干部也不一定都能讲得准确，于是由曹友明执笔，最初是以村支两委的名义（后来也以土地流转中心的名义）给全体村民写信，印刷了发到各家各户。类似的信，后来多次在塘约村的改革发展进程中出现。
我感觉这种工作方法，带着曹友明这位乡村知识分子的做事风格。他说现在家家户户都有会识字的人，把信发到户，与每一户人好好沟通，这是个节约人力的好办法。
他还说：“村里发生了什么大事，每一户村民都要知情。他们可以慢慢看，看了想，想了再看，就都明白了。”
我看到这封信的开篇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全体村民：
自六月三日、七月十六日两次特大洪灾以来,本村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关心和支持。市委周书记多次组织工作组到塘约考察调研并指示：“要使塘约村民富裕起来，必须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去从事第二三产业，或重新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指外出打工的回乡），从而激活农村经济，推动美丽塘约建设的加快发展，实现‘双赢’的目的。”
传统农业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农村经济发展形势，须把土地流转集中使用。鼓励村民用土地作价入股，把身份转变为合作社社员……
我在他们的方法中，感到了村领导集体与村民沟通的意义。在这封信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塘约村的土地确权、流转，都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调整产业结构，改变乡村沿袭了几千年的、传统的、单纯的农业生产方式，推动家乡的发展。
同时，我还得知，干部带头把土地确权流转到合作社，也很重要。
具体丈量土地，先用仪器测量，再用土办法量一次，直到两种方法测量的结果基本一致。
曹友明介绍说，按老子讲“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我们这件事也做得很仔细。我听着他的说法，心里想，民以食为天，这真是天下大事。他说合作社起步之初，缺集体经济，老人协会成员协助做了很多工作，是义务的。
“他们被称为‘老人志愿者’。”曹友明说。
土地承包制三十多年了，土地上也积下了不少纠纷，原因五花八门。如果是有纠纷的地界，“老人志愿者”就会去指定地界做裁判。土地确权历时十个月，他们始终与相关农户到地头指定地界，协助丈量，并在亩数确认后协助村里与农户签约、按手印等。
我渐渐发现，这个老年协会是塘约村当今一个发挥了很大作用的组织，他们的核心成员有十六人。他们不是一般的“发挥余热”，他们在少年时天天听“社会主义好”的广播长大，说这些“老人志愿者”身上活跃着“社会主义的因素”是不过分的。他们期望用自己此生尚存的力气，使第二代、第三代有更好的家园，这是他们的内在动力。我甚至感到，他们内心有这一代老年人悲壮的情怀！
建国以来，塘约村一切激动人心的变化几乎都与组织起来有关。塘约村前还有一条河叫洗布河，早先只是一条弯弯曲曲的水沟，下大雨就要淹没周边的大片田地。一九七五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时，靠集体的力量开掘成一条小河，最宽处有八米，就在塘约地势最低的白纸厂寨旁边。由于这条河还是太小，二〇一四年大洪水来的时候，无法起到泄洪作用。村里把土地集中起来统一规划后，为了保障这片土地久远的安全，他们把河道拓宽到三十米，还修筑了两岸的防洪堤。
他们说：“这是一条生态河。”
我问：“为什么这么说？”
他们说：“堤上种树种花草，河里有鱼有虾。”
与此同时，靠集体力量，他们还进一步疏通塘耀河道，也修筑了两岸的防洪堤坝。如今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塘耀河，已是一条河面达三十五米宽的家乡河。
“这次拓宽洗布河，全体村民一起干，用二十二天就修好了。”左文学说。
大洪水后，安顺市政府出材料费，村民出工出力，修建了连接起十个村寨的硬面环村路。这条环村路有十六公里，它的修成，使村民们切实地感到十个分散的村寨是一个整体，同时重新体会到，大家都肯为公益事业出点儿力，村庄就会出现奇迹。
还有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塘约村在土地确权之前，全村的耕地面积是一千五百七十二点五亩，从土改到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制时期，一直是这个数目。这次经用仪器测量和土法丈量后，确认的全村耕地面积是四千八百六十二亩。
没错，多出了三千二百八十九点五亩。
这是纯粹的耕地，不包括山林。
二〇一六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小岗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在会上强调：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
对照一下塘约村的土地确权流转，塘约人自己都没有想到，每一户人的承包地都比从前多出一倍以上，确权后入股到合作社，得到的资产性收入也增加了一倍以上。
“越到后来，希望流转入股到合作社的积极性越高。”左文学说，“之前，由于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塘约全村百分之三十的土地撂荒。荒在那儿什么收入也没有，流转入股了就有收入，在外打工的也回来把土地流转入股了，谁也不想落下。”
曹友明说：“后面流转的都看到好处了。当他们把承包地之间的田坎界挖掉时，那种高兴劲儿跟土改时分到土地也差不多。”
他们说的“田坎”，就是江南农民说的田埂，全体村民的承包地全部流转入股到村合作社。
把承包地确权流转到合作社统一经营，这是在三十多年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改革，是中国农民再一次选择命运、选择前途、选择生活、选择同步小康的发展方向。
（六） 重新组织起来
左文学说的“第二步”，就是土地集中后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负责组建合作社各专业队的村干部叫丁振桐，三十二岁，他中专毕业后到江苏打过五年工。
合作社组建各个专业队，村民们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愿望，选择参加哪个专业队。专业队由大家选队长，报村支两委认定。
农业生产团队有四个组，领导人称班长。四个班长分别是罗光辉、李从祥、肖红、张贵方，他们都是外出打工回来的。
四十五岁的罗光辉被选为种地的班长，他重视精耕细作，用拖拉机耕地，别人耕两遍，他耕三遍。他还把工厂里的标准化生产运用到农地里，如此就把个人的优势传播到众人的劳作中。在他的带领下，一亩地产出辣椒七八千斤，去年一斤辣椒卖一块二，一亩收入就达到万元了。之后还能种一季小白菜，一亩收入三四千元。
“过去主要是种水稻和玉米，一亩田种下来，除去成本，大小季合起来最好的也不到五百元。”他们说的大小季，大季指水稻，小季指水稻收割后还可以种一季别的作物。
四个生产种植组共八十人，季节性用工（如采摘时）可用到三百多人。
“目前，”左文学说，“合作社农业团队的主力军还是妇女，人数占到八成。”
一个妇女在水田劳作一天一百元报酬，作旱地一天八十元。一个月有四个休息日，最低月工资两千四百元。出勤二十六天算一个月。不满二十六天，按天扣工资；超过，按天付加班工资。按月付薪。
班长罗光辉的年薪五万元。如果完不成预订产值，扣年薪；超过了，超产部分百分之三十归他，百分之七十归合作社。归合作社的部分，年终全社分红，百分之四十给农户，百分之三十归合作社，百分之二十提留公积金，百分之十提留村委会用于办公。所定产值，是能够保障团队支付基本工资的费用。
罗光辉因种植业绩突出，很快被推举为合作社的农业社长。这里，四个组不存在竞争，而是可以互相学习，互传经验，资源共享，共同向外开发市场，更好地发挥规模效益。
合作社成立一年多，这个以妇女为主力的农业团队，把先前所有撂荒的土地都种上了，其中种植了精品水果一千二百五十亩、浅水莲藕一百五十亩、绿化苗木六百一十二亩，还建成四百亩用农家肥的无公害蔬菜基地。这蔬菜，专供城里的学校食堂。所有这些，都是以前单打独斗不可想象的。
选择参加建筑队的也有不少妇女。
谷掰寨有个王学英，丈夫七年前因肝炎恶化去世。家里留下四个子女，最小的不到两岁，最大的不到十岁。为给丈夫治病，家里还欠下六万多元债。家里只有一亩五分承包地，没法维持生活。那年她三十五岁，没有改嫁，把地种上，就去附近建房子的地方做小工挣钱养家。
“你家怎么只有一亩五分地？”黄海燕问。
黄海燕是平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我在塘约村采访，对当地有些方言听不懂时她就给我翻译。
王学英是从外村嫁过来的媳妇，她和孩子都没有地，这一亩五分地是她丈夫的承包地。而三十多年前，这地最初的承包人也不是她丈夫，是她丈夫的父亲。后来，做父亲的把承包地分给几个长大的儿子，她丈夫就只分得一亩五分。
为了攒钱还债，在丈夫去世后，她自己和四个孩子都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身上穿的都是亲戚邻居送的。孩子的衣服总是大的穿了小的穿，缝缝补补，直到不能再穿。没有给孩子做过一个生日。过年，孩子也没有得过一分压岁钱。人家说她“省”，她说她不是“省”，没有东西可“省”。
孩子的爸爸去世后，最小的儿子只有两岁，他要爸爸，母亲就告诉他，爸爸去打工了。一次儿子发高烧几天不退，她害怕了，背着儿子到五公里外的乐平镇去看病。在镇医院输完液，往回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九点，出了镇子，路上就没有行人了。
她背不动儿子了，这时的儿子快三岁了，她只好把儿子放下来，牵着儿子的手走。幸好天上有月光，走了一会儿，儿子突然说：“妈妈，我怕，你打电话叫爸爸来接我们吧！”
她心里一颤，泪水流下来，又把儿子抱起来走。她是有个老手机，也是别人换新手机时把不用的送给她，她有这手机联系做工就方便了些。现在她对儿子说：“你爸爸的电话打不通。”
她说丈夫去世后，没有一个亲戚朋友到过她家里做客。世上有很多人，可她经常感到只有她一个人。多少年了，她都是半夜睡，天蒙蒙亮就起。苦不怕，累不怕，饿不怕，最怕孩子生病。孩子把她抱得紧紧的，然后她跟孩子一起哭，哭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忽然，听说村里要成立合作社了，她是谷掰寨头一个报名参加合作社的。又听说合作社要成立建筑队，妇女也可以报名，她又是头一个报名的。大家也都知道，她这些年尽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
大洪水后，平坝区区委书记芦忠于到村里扶贫，看望了王学英和她的孩子，非常感动：“这个母亲很了不起啊！坚持把四个孩子抚养大，每个孩子都供去读书，还把债还了。”
洪水把她家那又小又破的土房子泡得没法住了，政府拨款帮扶她建新房，合作社的建筑队承建。她就是建筑队的一员，建她的房子，她是拌灰沙的副工，同时还负责做饭给建房的工人吃。这样她有工资，一个副工一天工资是一百二十元。
但是，王学英没要。她说：“这是给我盖房子，我做什么都是应该的，怎么还能拿工资呢？”
政府给她建的新房子有一百二十平方米，在她看来，这就是天堂一般的房子了。她说她做梦都没想过怎么有这样的好事。
左文学告诉她，她是精准扶贫对象。
她听不懂什么是精准扶贫。
黄海燕告诉她，“精准扶贫”是习近平总书记二〇一三年十一月提出来的，二〇一四年三月在两会期间再次强调要实施精准扶贫，瞄准扶贫对象，要“重点施策”。这项政策刚刚落地，你就享受到了，是你的福气。王学英这才有点儿明白了。
但由于这件好事是跟合作社成立一起来的，她总觉得这件事跟合作社有关。现在她心里就是感到合作社是她的靠山。自从加入合作社建筑队后，她不用自己东奔西颠去找小工干，有建筑队安排，她有了稳定的工作，欠人的钱很快就还清了。
她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怕，就怕合作社解散了。”
采访中我还得知，因贫困还欠着债的，村里有个说法叫“债民”，塘约村有百分之三十的“债民”。
左文学告诉我：“他们，都是最拥护成立合作社的。”
原因就在于，他们平日在困境中比别人更体验着孤独无助，现在也更感到合作社是他们的靠山。
合作社建筑队总队长叫彭德明，今年六十六岁。多年来，他一直在本县内做工程，石工、泥水工、木工都会做。人民公社时期，他当过大队出纳、保管员，土地承包制后当过村委会副主任，有管理能力，有公信度，大家就选他。
彭德明介绍说：“搞建筑，一般两个主工，需要一个副工，副工主要是妇女。”
讲到妇女，我想知道作为副工的妇女主要承担什么。彭德明说：“副工搅拌灰沙，把砖放到提升机里，运上脚手架。有集体，能安排，妇女就有活儿干。”
他还说：“我们建筑队，主工每天工资三百元，副工一百二十元至一百五十元。”以此算来，作为副工的妇女，月薪至少可拿到三千六百元。
“也有妇女是做主工的。”左文学说，三十岁的王桥仙就很出名，远近的人家都喜欢她粉刷的墙壁。
京东进塘约村
建筑总队下面有十二个队，共二百八十六人，分水泥工、粉刷工、石匠、水电安装、室内装潢等工种，其中妇女近百人。
合作社运输队的队长叫刘尧光，他的父亲刘仁全当兵时学会驾驶，退伍回乡后开拖拉机，后来买车跑运输。刘尧光十来岁就跟着父亲在车上跑，很早就学会了开车。
运输队有四十多人，六成以上是打工回来的。土地确权流转到合作社后，合作社出面担保给农户贷款，没车的可以用贷款买大货车或中型车。现在运输队有四五十辆车。开大型车的每月收入三万元左右，开中型车有一万多元，没出车的日子还可以做别的工。
就在他们投票公决后不久，塘约村合作社把老队部的旧楼拆了，盖成一座更大的新楼。这新楼就是他们自己的建筑队和运输队合力的“作品”。
他们说合作社是全体村民的总部，村民的大家庭，要有一个有号召力的新形象。这座楼里有一个“道德讲堂”，不仅讲孝道，也讲科学养殖等。我看到来听讲座的男女老少都有，热闹得让我恍若置身于某个电影中农会的场景。
二〇一五年四月，塘约村的运输队正式成为运输公司；建筑队成为建筑公司，注册资金八百万元；还建立了一个水务管理工程公司，把全村自来水、提灌站集中起来管理，注册资金九百万元。
现在可以归纳一下，塘约村成立合作社后，第二步就是产业结构调整。之前，土地的产出率不高，商品率更低，现在生产的组织化和产业化焕然一新。这无疑得益于产业结构调整，然而产业结构调整是从组织生产的技术层面去说的，深刻的原因还是把全体村民重新组织起来，才有如上所见崭新的劳动生活。现在,塘约村支两委更加认定自身的责任和意义，进而知道，就在这乡土里还有更多农村资产需要确权，并落实到集体和每一个村民。
[责任编辑 李兰玉]
本文为节选，全文刊发于《人民文学》2017年01期“2017：中国报告”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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