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昱宁，一九七五年生于上海。作家，翻译家，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译著逾二百万字，包括伊恩·麦克尤恩《甜牙》《追日》《在切瑟尔海滩上》，亨利·詹姆斯的《螺丝在拧紧》，菲茨杰拉德的《崩溃》，赛珍珠的《庭院中的女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捕鼠器》，比尔·布莱森的《小不列颠札记》，扎迪·史密斯的《使馆楼》，等等。其中《甜牙》于二〇一六年获春风悦读盛典年度金翻译家奖。黄昱宁著有随笔评论集《女人一思考，上帝也疯狂》《一个人的城堡》《梦见舒伯特的狗》《阴性阅读，阳性写作》《变形记》和《假作真时》。二〇一五年，黄昱宁开始转向虚构写作，中篇小说《三岔口》《呼叫转移》，短篇小说《幸福触手可及》《千里走单骑》等分别发表于《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和《长江文艺》等，中短篇小说集在筹备中。
陈 村：一个外国文学的资深编辑写出来的小说就是不一样。黄昱宁的分寸，角度，叙述节奏，人物设置，纠问的细节，跟多数小说家迥然不同。她的雅致，她的蛮横，她的精心，她的有所不为，让读者印象深刻。
毛 尖：黄昱宁的写作，丰饶，动人。在散文集《假作真时》中，她擅长在各种文类中开辟小小“殖民地”，《冬姐》中的狄更斯，《莎士比亚》里的中国。虚虚实实，雾雾花花，她策马扬鞭把谜底变成谜面，把窖藏变成日常，用这种方式，她把私货变成我们共同的认知，不知不觉间，我们已是她的笔下之臣。
张 莉：《呼叫转移》的结构与后面情节的辗转让人难忘。“呼叫”和“转移”在小说中是双层意味，一如“欺骗”在小说中成为“氛围”，意义多重。在这篇作品里，我看到了“另一个”黄昱宁，一个在小说世界里越来越沉着、冷静、自如的小说家。她的小说总能像她的译作一样，不负期待，给人惊喜。
黄德海：黄昱宁早就用文字表明，她对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有着独特的认识。现在，她把这些独特的认识置放进虚构的世界，赋予它们具体的样貌、生动的细节，仿佛文字生成了肉身，灵动的气息跃然而出。这独属黄昱宁的文字世界，无论是神飞未来的奇想，还是烟熏火燎的日常，都有一种现下小说罕见的知识格调，拓开了虚构写作的另一路径。
赵振杰：与其说《三岔口》是在讲述一个三角形的婚恋故事，毋宁说它是在呈现一场事关婚恋的“心灵暗战”与“精神审判”。三个人物，摸黑过招，也知大敌当前，更想迎头痛击，却怎么也看不清对方藏匿于何处。并不出奇的生活故事，在作者有条不紊的节奏把控和语言布置下，变得险象环生、摇曳生姿。一种混杂着冰冷、坚硬、孤独、痛苦、无奈、无助的个人化气息与情绪，跟随着情节的推进而逐步弥散开来。小说的情节极具戏剧性和画面感，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纸牌屋”式的暗黑、“冰血暴”式的惶惑以及“美国丽人”般的颓废。
写《天才雷普利》的海史密斯，把这部小说的灵感，记在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账上。她去意大利阿马尔菲度假，站在饭店阳台上，偶然看到一个在海滩上散步的男子，突然就像遭了电击。她替那个男人取名汤姆·雷普利（姓氏取自当时街边的服装店招牌），她为他设计的人生道路一半袒露在世人艳羡的目光中，一半龟缩在阴暗的角落里。
直到自己也开始写小说，我才意识到，这段莫名其妙的文学轶事可能是真的——如果是假的，海史密斯完全可以把它编得更好一点。陌生的地方，陌生的面孔，甚至只是一阵不知从哪里吹来的风。这不是怪力乱神，这只是古老的讲故事法则：你的人生经验文学经验已经替你准备好了一切。故事是头上的苹果或者奔跑的兔子，你只不过需要坐下来，等第一个句子掉下来，或者从眼前飞驰而过。
对于《呼叫转移》而言，“苹果”是一条电信诈骗新闻，“兔子”是我当时正在重读的田纳西·威廉斯的剧本《欲望号街车》。“电击”的结果，是我打算虚构一个与我的生活拉开距离的人物——距离越远越好。男性，从县城、省城到国际大都市，他比我年轻，比我更具有在城市阶梯上攀登的动力。我不会开车，他干的是代驾；故事从他构思电信诈骗开始，而我没有在现实生活中正面遭遇过一场诈骗。
起初举步维艰。我一度纠结于细节的真实性，我担心我叙述的口吻太知识分子，几乎每前进一段都要从那些看来的、听来的材料里寻找可以支撑叙述的根据。我从照片里寻找那个想象中的县城的图像，在公交车上偷听一对外乡情侣的对话，看着女人的眼睛里渐渐积满泪水，直到我坐过站。然而叙述的速度渐渐快起来，快到我无法停下来考究每个句子的来历，但故事也渐渐生出某种我一直在等待的、荒诞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三岔口》里爆发于一个奇怪的阳台，到了《呼叫转移》中，就从骗子踏进戏剧学院的第一步开始。
让我兴奋的是，一旦进入陌生人的生活，一旦把自己想象成闯入者，我确实获得了新的视角。那些我熟悉的场景和人物——杂志社，剧院，女文青，男导演，那个看起来秩序井然的世界——都像是被卷入陌生的能量场，被搅动成另一种形状。故事的发展甚至重新定义了“欺骗”这个词本身。出场不多的李波扬是个很有趣的人物，他常常三言两语就揭掉层层包装，露出单薄而惨淡的城市欲望结构。他让男主人公“闭上眼睛使劲想，”想象“整个世界的钱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只不过暂时分在不同的口袋里。”在男主人公眼里，李波扬在县城翻修的红砖房是他自己的“华尔街”；对于机警的读者而言，这是大都市的一个逼真的镜像。
找到“镜像”的感觉之后，我等于卸掉了笔端的重负。镜像的真实性是相对的，它遵循的心理逻辑要比生活逻辑更严格。出于同样的考虑，对于不知名的主人公，我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交替叙述。我一直认为，第二人称就是第一人称的变体。在小说的第四节里，主人公自己也交代了这一点：“……我不用在想象中把自己劈成两半，把弄不明白的事情统统推到对面那个人身上，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他，我只能说你你你……”
这个喜欢把自己当成另一个人的骗子怀着好奇心窥探别人的世界，然后把自己绕了进去。一个骗子的内心世界究竟有没有可能如此丰富，如此感伤？这取决于你究竟把他当成一张标签，还是一个人，甚或是人的总和。写到最后，这个问题不再是问题。如果一定要回答，那我会想起当年亨利·詹姆斯对《包法利夫人》的质疑。“作为他要描述的生活的特殊渠道，福楼拜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低劣的，甚至是卑鄙的人来作为人类的标本呢？”詹姆斯痛心疾首地说。比詹姆斯早生很多年的福楼拜当然无法还击，我也一样，我只能默默地隔着遥远的距离，和他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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