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赏读：茨威格和《陌生女人的来信》（麦家）

档案麦 家MAI JIA

麦家，一九六四年生于浙江富阳。一九八一年考入军校，毕业于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无线电系和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一九八六年开始写作，出版有《解密》《暗算》《风声》等五部长篇及中短篇小说六十余篇。《暗算》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作品被译成三十多种语言。其中《解密》英文版入选“企鹅经典”文库，是中国首部收入该文库的当代小说；二〇一四年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为“全球年度十佳小说”；二〇一五年获美国CALA最佳图书奖；二〇一七年被英国《每日电讯报》评为“全球史上最佳二十部间谍小说”。由其本人编剧的电视剧《暗算》和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风声》，是掀起中国当代谍战影视狂潮的经典之作，深受观众喜爱。

茨威格和《陌生女人的来信》

麦 家

人民文学　2018年7期

几乎看过所有译成中文的茨威格的作品，但怪得很，提到他，我脑海里最先浮出的是一张黑白照片：一张单人铁床，一个瘦女人侧着身子，下巴搁在同样瘦的男人的肩头；男人鼻下留一撮胡子，修剪得很整齐，头枕着白色蓬松的棉花枕头，眼闭紧，嘴巴微张，是睡得香美的样子；女人也是睡得死沉的样子，或许在做梦。两人手牵着，穿着衣裳，感觉是在外奔波忙碌一天，回到家，累得不行，连脱衣服的力气都没了，直接上床睡了，并一下睡过去，天黑地黑的，酣得很。

这是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地点是巴西里约热内卢近郊的佩特罗波利斯小镇，男人就是茨威格；女人叫伊丽莎白·绿蒂，是他第二任妻子，时年三十三岁，花样年华。我要伤心地告诉你，他们不是睡着了，而是死了。而且，更伤心的是，他们不是被人杀的，而是自杀，靠的是不知名的毒药。总之，他们是服毒自杀的。

说到自杀，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谈作家的自杀，列出一串长长的耳熟能详的名单，吓死人！莫泊桑、杰克·伦敦、海明威、叶赛宁、弗吉尼亚·伍尔芙、茨维塔耶娃、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芥川龙之介、太宰治、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更熟悉的尊姓大名：王国维、杨朔、徐迟、海子、顾城、老舍、傅雷、三毛，当然还有屈原，等等吧。这些是我记得的，如果去查资料，从古及今，国内国外，这名单可以翻几番。虽无考证过，但我几乎可以大胆认定，作家是自杀率最高的职业，不是“之一”，就是第一。为什么作家跟自杀的距离这么近？这说来话长，今天不说，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我那篇文章：《不该死的作家》。

话说回来，茨威格是犹太人，这也是他自杀的原因之一。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希特勒滥杀犹太人的时代背景下，作为奥地利的一个出身优渥、养尊处优、感情细腻、尊严感极强的犹太人，离死亡比任何人都近。同时作为犹太人，茨威格也不失本族人早慧、聪颖、勤奋的基因，中学时代便开始发表诗歌，且出手不凡；二十岁，还在读大学便出版第一本诗集。他先后在维也纳大学和柏林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并获哲学博士学位。哲学是父亲，美学是母亲，它们生下的儿女叫文学；用现在的话，他出身科班，文学功底和修养是十足的。

茨威格一生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且体裁多样，诗歌、戏剧、小说、散文、游记、传记及自传，样样涉足，遍地开花。散文和游记且不说吧，一个作家在漫长的写作生涯里总会留下这些笔墨，像一个画家总会有些素描、速写一样。这是点心，是路边野花，是顺手摘一朵的意思。分析一个作家，这只能作为旁证，当不了家的，除非专业的游记散文作家。茨威格当然不是这样的作家。我们来分析他创作走过的路，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他从诗歌出道，然后戏剧，然后小说，然后传记，虽然中间有些交叉、穿插，但总体是这么一个进程：从诗歌出发，途经戏剧、小说、传记，止于自传。

奥地利发行的茨威格诞辰100周年纪念邮票

这个进程说明什么？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其实也是恰当的——诗歌是天上的东西，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没有情节，没有人物，有的是一种心情、一种意境，是空灵的；戏剧有情节，有人物，但没有小说的现实感，锅碗瓢盆，山川河流，街头巷尾，活色生香，总之是少了小说的烟火气、红尘味；传记就是史实，匍匐在真实的物是人非上，一是一，二是二，容不得虚构——自传更是如此，是对着镜子照出来的。虚构是小说飞翔的翅膀，到了传记，尤其是自传，翅膀被彻底折断、拆掉，只能按图索骥，照葫芦画瓢。深思细想一下，不难发现，从诗歌到戏剧、小说、传记、自传，这个进程，其实是一个不断从远到近、从虚至实的过程。

再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诗歌是苍鹰，翱翔在天际的老鹰，独孤孤一只，孑然一身，有影无形，无声无息；戏剧是大雁，成群结队，有阵形，有声音——雁过留声嘛，甚至有羽毛飘落，近在眼前，又远在天上，可望而不可即；而小说就是麻雀了，在我们身边飞来飞去，叽叽喳喳，偷食拉屎，活灵活现，直接切入我们的生活。那么传记就是传记，比不了的，它就是自己，就是跟我们一样的人——一样又不一样，他们是非凡的、独特的，青史有名，后世不忘，镶在画框里，或竖在城市广场上。

茨威格一生写下大量传记文学，一部分是文学家传记，如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卡萨诺瓦、司汤达、列夫·托尔斯泰等，都在他笔下复活；另一部分是历史人物传记，如伊拉斯、卡斯特里（两人均为欧洲人文主义先驱）、玛丽·斯图亚特（苏格兰女王）、玛丽·安托内特（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等，都被他倾情泼墨，悉心勾勒，再造一个“同一个”，也是“另一个”。

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茨威格向我们展现了决定世界走向的14个历史瞬间

从高高在上、空灵务虚的诗歌，到戏剧，到小说，到真实得不容虚构的传记文学，这一路走来，其实是一路的“入世”。然而作为一个犹太人，他生活的时代在一路冷落他、歧视他、抛弃他，以至整个欧洲没有他立锥之地，没有读者，没有尊严，如一只丧家犬，只能沦落异域，漂泊他乡。他要“入世”，但世界不要他，他的心路和身世完全背道而驰。这便是撕裂，是挣扎，最后挣扎不下去，撕开，断绝，以自杀结束，几乎是一道加法题：像一根绳子，在加法的拉力下，终归是要绷断的。

假设一下，如果他创作的历程是反过来的，掉个头，转个向：从实出发，向虚而去，即始于传记，止于诗歌（超现实的语言、声音、阳光、天空、街角），我想他大概是不会自绝人寰的。或许他会当隐士，大隐于市，小隐于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逍遥自在；或许会遁入空门，卸掉自重，一心向灵，好吃不如茶泡饭，好活莫过晨钟暮鼓。人生在世，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一团乱麻，两头乌黑。人年轻时虚无不得，因为年轻本身是空的，要装东西进去：感情，朋友，敌人，知识，趣味，钱财，荣誉，地位，都要一手一脚去盘。老了，日落西山，大漠孤烟直，不妨得过且过，一切随他去吧，较不得真。真实是有重量的，金属老了也会疲劳的，英勇地死，是因为过度疲劳。

话说回来，茨威格能在文学界立世，靠的还是小说，而且主要是中短篇小说。给我印象深的也是中短篇小说，如《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月光胡同》《灼人的秘密》《陌生女人的来信》《看不见的收藏》《象棋的故事》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刚开始学写小说时，这些大作是我照虎画猫——不是照猫画虎——的范文。如今，不少作家把茨威格原有的文学影响挤到一边（有人说他是二流作家），我一直默默珍爱着他，把足够的敬意留给他。有时候我想，我这样待他是不是有点过于感情用事？但这次重读，我确信茨威格是值得尊敬的，也许他的文学趣味有些老化，但他的文学才能绝对不容置疑。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上海译文社版

我可以不谦虚，现在我对文学的欣赏力肯定比三十年前高得多，就感受力来讲又笃定麻木得多。我一度担心重读会破坏我对他的好感，但他依然把过去还给我，依然让我在痴痴迷迷中生出一波波的震惊和敬佩。茨威格的小说有种少见的令人窒息的文学密度和强度，随便读一篇都使我强烈地感到作家内心极其的丰富、敏感、脆弱、善良，而这些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作家是靠内心生活的人，内心寡淡的人当作家属于先天不足。茨威格的内心也许不宽大、不刚强，但深到底、细到底、软到底。再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比喻总是蹩脚的——有的小说像西瓜、苹果、香蕉，可以一口口吃，他的小说是石榴，得一粒粒剥着吃，一口咬就糟蹋了。现在我认为，茨威格被我们淡忘、疏远，不是他的小说也不是我们的文学能力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耐心出了问题。

好，言归正传，来说说《陌生女人的来信》（下称《来信》）吧。茨威格有不少作品是以妇女的不幸命运与情感挣扎为题材，借助他一向擅长的细腻入微的描写，表达他对女性情感的深层开掘，虽不乏温存、体贴、尊重、同情、理解、怜悯，但总的说是俯视的，居高临下的。《来信》一以贯之，且变本加厉，把这一追求和风格推到极限，极致到有些变形、失真。

小说主体是一封长又长的信：作家R收到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信里燃着一个女人极端痴情又悲苦的心，悲得滴血，苦得要死。我要说，这是世上最凄婉动人的一封信，至少是之一吧。你，一个从来也没有认识我的唐璜一样倜傥风流的男人；我，一个十三岁就痴情你的少女，一个为你付出全部爱情的女人，一个为你生下孩子的女人，一个把你孩子养大的女人，一个刚刚失去孩子的女人，一个已经苦得没法活下去、准备去死的女人，用生命的最后一点时间，写下这封惨绝人寰的绝命书。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上海译文社版

我真觉得这是一封惨绝人寰的信，她为你失去了少女的天真烂漫，姑娘的芳心恋情，生为女人的骄傲、娇宠、尊严、贞洁、妇道、孩子、生命：一切，一切的一切，都因你而随风飘散，你却有眼不识，不知不晓；她为你低下头，弯下腰，跪下来，趴下去，钻到缝里，舔你脚趾，低到尘埃里，你却视她不如尘埃。天若有情天也老，但天在她面前残酷无情，失去了天理。

我要问，这是一个误会吗？我要说，正因是误会，所以更为惨绝！我要问，这是女人自找的吗？我要说，正因是自找的，所以也更为惨绝！这不是一个故事、一篇小说。作为故事和小说，它缺乏故事和小说应有的理性，或者说逻辑性，也可以说是纪律。小说的参照体是现实，是生活，生活中这样的人和事毕竟稀有、罕见，缺乏普遍性。刚刚我在看王安忆的一篇文章，写的是她看史铁生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的感受，里面有一段话讲的大致也是这个意思。

王安忆说：“这是一部纯粹虚构的小说。我说‘纯粹虚构’，意思不是说还有不是虚构的小说。小说当然是虚构的性质，但小说是以现实的逻辑来演绎故事。我在此说的‘纯粹虚构’，指的是，史铁生的这部小说摆脱了外部的现实模拟性，以虚构来虚构。追其小说的究竟，情节为什么这样发生，而非那样发生，理由只是一条，那就是经验，我们共同承认的经验，这是虚构中人与事发生、进行，最终完成虚构的依附。而史铁生的《务虚笔记》完全推开了这依附，徒手走在了虚构的刀刃上，它将走到哪里去呢？这实在是很险的。”

《务虚笔记》，人文社版

《来信》也是这样，这里面的人，这个陌生女人，缺乏现实基础；她是个案，是奇人怪事，是稀奇。怎么样让一个特殊人的一桩稀奇事，去打动一个普通人，一个被现实逻辑统治奴役的读者，这是需要技术和窍门的。我们古代，自魏晋南北朝起，有大量的“志怪”和“志人”小说，包括“唐传奇”，讲的多是奇人异事，或轶事轶闻，新鲜刺激，好看得很，也好记得很，听了就可以转述，一等的谈资。但你很少也很难被感动，你可能会惊心动魄，但不会撕心裂肺。为什么？因为缺乏现实逻辑，缺乏人之常情、世之常理的依托和支持，你不会把自己放进去；你会觉得，这是古代的事、天上的事，落不了地的，更不会落到你身上，所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这种旁观的心态；你会把它当作谈资，不会化作心智。这是这类小说基因里的风险，搞不好只是一个无关痛痒的东西，浅薄得很。

茨威格的许多小说，如《象棋的故事》《看不见的收藏》《旧书商门德尔》《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等，都是这类小说，主人公不是疯魔的痴情就是天赋异秉，不是置身怪诞乱世，就是身处怪力乱神。《来信》尤其如此，她不但让作家陌生，也让我们陌生。我们不禁会问，怎么会有这样的人？这不神经病嘛。当你这样发问时，这小说已经处于坠落悬崖——被你抛弃——的风险中；当你最后确实认为，这是一个犯神经的女人时，这小说彻底失败！

《象棋的故事》，上海译文社版

这篇小说就是这样，从悬崖上开始生长，长在石头缝里，缺土少肥，吃风吃寒，很难长大的，长大了可能就会被重力和风力拽入悬崖。但最后坠落悬崖的不是它，小说，而是我们，读小说的人。这就是茨威格的了不得，他总是铤而走险，而又总能涉险过关，有惊无险，化险为夷。这当中暗藏着大量技术、魔术性的东西，语言的魅力、刻画的功力、人物的设计、情绪的收放、节奏的把控、细节的精致打磨，等等。我不想也无须完全展开来讲，挑两个最浅表的例子讲吧。

一个是小说中“你”的身份是一位作家，长相好，名声大，夜生活丰富——经常深夜回家。后面这些且不说，一般都会这么设计。说说作家这个身份。我们假设一下，如果他不是作家，是富商，或者官员、演员、画家，小说真实的逻辑性就会受到一定伤害。为什么？因为这封信写得太好了！感情细腻、真切，情绪饱满，措辞考究，表达通透，前呼后拥，文学色彩这么浓厚的一封信，一般人是写不出来的。但现在“你”是作家，她作为一个暗恋作家的女人，我们就会给她一个特权：文学的特权。

人在青春期都爱看文学作品，因为单纯，要通过文学来丰满自己，这给一个十三岁少女暗恋作家提供了一定甚至是相当的现实基础。然后她一直痴情于他——一个作家——于是我们可以想象，有理由设想，她一直没有离开文学，至少在反复读他的书吧，或许还在日记本上反复给他写信呢。这么多年来，她“文采飞扬”我们便不足为怪，因为逻辑上她和文学的距离是近的；她是文学的邻居，所以她可以获得文学的特权。这权力，如果她是一个暗恋演员或者官员的女人，我们不一定愿意给。给她，我们是愿意的。

其次，因为“他”是作家，我们很容易猜想，这可能是作者本人的经历，有一定自传色彩。作为自传，它本身就是真实的；作为自传小说，作者在这里除了有些自恋外，更多的是在批判自己，没有直接的忏悔，隐隐的是有的。要的就是“隐”，话说一半，衣脱一层；脱光了就俗了，爆掉了。“隐”是引而不发，千钧一发，摇摇欲坠的，最让人提心吊胆。这就是技术，小说家的把戏，也是小说最基础的手艺。小说，说到底必定是假的，虚构的，你为什么明知是假还喜欢读？孙悟空会七十二变，假得不得了，可你照样喜欢看，信。这是技术和人性的合谋，配合好，上天入地，读者都认。这是小说存在的理由，若没有这个土壤，小说是长不出来的。茨威格通过一个“隐”字，透出一种诚恳，这种诚恳将和读者构建谅解的暗道，谅解了，就真实了。

第二个例子，是信的第一句话：你，一个从来也没有认识过我的你啊！这句话是有丰沛的信息量的，它也为小说的真实性提供了牢靠的基础。这个“啊”字和感叹号，是感情强度也是时间长度，然后的“你，从来也没有认识我”，这说明什么？是暗恋，是单相思，高强度、长时间的单相思，一下把这个女人的某种特性烘托出来：好奇、多情、腼腆、内敛，多少也有些偏执、好强、要面子。正因为这句话给我们提供了这些信息，给我们心里打下了底子，于是后面的一系列稀奇，我们也有准备似的收下了。卡夫卡的《变形记》，从标题到第一句话都和读者约定：这不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是寓言，是象征主义。所以，你看下去不会去要求客观真实、现实逻辑，你要的是超现实，是现实芯子的东西，不是表面的真实，是芯子里的真实。

小说家和读者的约定必须一开始就建立，茨威格是深谙这个门道的。类似的例子，就是把稀奇变成不稀奇，把“铤而走险”化成“有惊无险”，小说里有许多。你有兴趣可以去找一找，像拆枪一样，把小说拆开来看一看，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个过程。想装枪，首先要学会拆枪，从一定意义上讲，小说也是一把枪，它的子弹直穿人心——只穿身体的小说，一定不是好小说。

图为麦家理想谷一角，麦家理想谷是由麦家创立的一个公益性“书店综合体”

最后顺便说一下，茨威格去世后，巴西总统下令为他举行了国葬，正是因为他写出一系列像《来信》这样深情精致的文学作品。没有文学、宗教、艺术，人类也许早已经灭亡，或者变成野兽了，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相聚的意义。文学不是一个专业，文学就是人生，我们在文学里相聚的意义，是可以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从容，更宽广。匪夷所思的是，那么多创造文学的人那么急地去死了，似乎并不宽广。

[责任编辑  徐则臣]

杂志美编：郭雪艳

专题组稿：梁豪　赵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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